青花瓷器考察报告范文精选

至今少有学者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作综合性论述，其中刘茂曾利用屯门小榄和小坑村等考古材料探讨香港唐代窑址的性质，但类似的研究为数很少。而考古学者和机构，主要集中研究史前及青铜时期的香港，对汉以降的二千多年数十个朝代的考古发现则归类为“历史时期”，并没有进行详细的探讨。因此，关于“历史时期”的香港社会及海外贸易的情况，所知甚少。综合以上屯门及元朗的史地研究和考古工作，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在研究屯门和元朗时，学者们大部分利用历史文献作为史料，其次则在民间搜集资料，如族谱、碑刻、口述史、讣文和书信等材料，而使用考古数据则较少。2.研究方法以传统史学考证和历史人类学为主，结合考古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较少。3.个别村落或整个地区研究较多，缺少区与区间的综合性研究。4.考古工作方面，屯门和元朗考古遗迹较多在沿海发现，以居住遗址性质为主，甚少有墓葬和窑址等发现。另外，学者们使用考古数据时，多着重史前时期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则有所忽略。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自2005年开始，致力于对香港西北区考古工作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尝试通过综合运用香港考古资料、科学成份分析和本地历史文献，研究香港新界屯门和元朗两个地区出土的9—15世纪的中国陶瓷。就历史文献所记，屯门和元朗在这段时期，曾是海外及本地贸易的重要海港和军事战略要地，两地在明清文献上都有记录，而两者亦通过正式的考古发掘，在清晰的考古发掘层位关系的遗址内，更出土丰富的陶瓷遗物。故此，我们拣选这两个遗址作研究对象。在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协助下，我们对屯门扫管笏和元朗东头村遗址出土的遗物作了全面的考察和对比。另外，我们参考了考古期刊、历史文献、调查和发掘报告等资料，使我们能更全面地深入探讨这段时期香港的情况。

遗址综述

（一）自然环境

屯门与元朗皆位于香港新界西部，东连荃湾，南与马湾和大屿山等地相接，西为后海湾，其北则有大帽山及青山高地为屏障。屯门整个地貌以低山丘陵为主，元朗则为泛滥平原。青山湾屯门河北为宽阔的河流谷地，南面及西面海岸是洪积坡地。屯门高山矗立，青山与九径山东西相峙如门，形成天然屏障。然其平地较少，主要位于屯门新墟至东北屯门谷的河谷一带和龙鼓滩、扫管笏海边，大多数屯门乡村都建立于此。屯门主要河道为屯门河、洪水坑和大水坑。而元朗平原是由多条河流冲积而成，元朗河(又称元朗沥或山贝河)为其中最大的河流，也是主要河流。然而，随着过去数十年的大型填海和基建工程，不少屯门及元朗区内的古代沙堤受到破坏或成为人工沙堤，原来弯曲的海岸线已被平整伸延，不复原貌。

扫管笏村位于新界屯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其东为海拔110余米的白石坑；西临海滩，北为海拔200多米的大榄山，南立海拔100余米的小榄山，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貌。村内山泉小溪密布，山前坡地成为良好的聚落点。其范围包括彭家菜地、中田窝村、老青山、李屋村、高牌、龙颈、程屋村东北、程屋村东、程屋村南(横屋背)、陈屋村猴子石、陈屋村河沥头、横垄、周家菜地、大岭、瓦窑垄等。

东头村属厦村乡，厦村乡位于青山东北麓的缓坡地带，是屯门—天水围狭长谷地的一部分，乃新界西北广阔的平原地带。其东有屏山，北是后海湾，相连流浮山，西南为大头山。这里的基岩属于中生界上侏罗统屯门组，主要由安山岩夹凝灰岩组成；地表沉积大部分是第四系更新统的坡积、洪积和坡地冲积物，黏土或粉沙夹砾石为主要成份[12]。东头村遗址丰富，于1998、2000和2001年进行过考古调查。1998年东头村遗址位于屏厦公路，路西侧是古沼泽地带，现已建货柜场。2000年东头村遗址东临屏厦路，南是一片低洼湿地，西邻巷尾村，北有海拔约30米的小山丘。2001年遗址位于东头村山岗南部前的古滨海线上，于史前时可能与天水围一样是沼泽区。

（二）人文环境及有关历史文献记载

漳州窑是明未清初贸易瓷的主要产地，平和窑则是漳州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华南沿海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贸易陶瓷生产基地。目前平和窑址已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有效保护。在平和窑未发现之前，海外学者将漳州窑生产的瓷器称为“汕头器”（SWATOW），日本则称青花为“吴须”、“吴州染付”；将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都归之为“华南窑系”或产地不明；将素三彩称为“华南三彩”，日本称为“交趾陶瓷”等。经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部分谜底被解开。但尚有部分争议和未解之谜，需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及文物考古部门共同努力。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一个电话，救了一批“元青花”

1980年11月29日14时，时任高安市博物馆馆长的刘裕黑，正在办公室鉴定一件刚刚出土的文物，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我是江西第二机电厂书记周则胜（一名老红军)，小刘你赶快过来，我厂民工挖柱基时，在地下发现了很多瓷器，我估计是文物，你过来看看。”听完，刘裕黑立即回复马上前往。

踏着自行车的刘裕黑和博物馆工作人员，一路飞驰地来到建设工地，许多人已在现场围观。刘裕黑拨开人群，直达动土点，发现周围已散落许多青瓷片、锡皮残片。刘裕黑赶紧跳下坑查看，许多大件瓷器刚刚露出表面。

当时，还有8个民工正在挥动锄头往下挖掘，见此情景，刘裕黑大声叫道：“我是博物馆馆长，请大家停止锄挖。”一方面担心民工挖坏地下瓷器，一方面担心瓷器出土后造成哄抢。刘裕黑说完之后，立即用身体挡住窖藏点，并立即请周则胜派人协助保护现场。不久，另一位考古专家熊琳也赶到了现场。

时间一晃，就到了16时，很快就要入夜，刘裕黑立即请求周则胜接线装电，决定连夜清理发掘，抢救文物。考古人员按出土文物的先后，一件一件地编号登记。期间，大家忘记了工作的疲劳，没有一人看过钟表。直到刘裕黑稍微停顿，伸腰舒展身体时，才发现天边已露曙光。

“当时清理完毕，拍了现场照片后，我们就把文物运回了馆内。现在想来，多亏了周书记那个电话，救了一批国宝。”刘裕黑说。

意外收获，男子送回一件“元青花”

据了解，挖掘文物一事十分紧急，未能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刘裕黑他们当时不便求援于省里与国家的文物专家鉴定。所以把文物运回博物馆之后，刘裕黑和熊琳两人只得查找资料进行自测对比鉴定。12月1日8时，熊琳突然激动地指着文献图片给刘裕黑看：“这批文物的形制、釉色、纹饰与文献上的一模一样，是元代的青花瓷。”

耀州窑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和宋代刻花青瓷之冠，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青瓷窑系。耀州窑以今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为中心，范围包括以东陈炉地区的立地坡、上店、陈炉等。在黄堡镇漆水河两岸分布着大量古瓷窑和作坊遗址，古人有“十里窑场”之誉。在陈炉一带的川塬梁峁间也布满元明清时期的古窑址和烧瓷堆积，厚厚堆积层中夹杂着大量废匣钵、支烧窑具和古陶瓷碎片。

长久以来，唐宋耀州窑的辉煌风采并不为世人所识，被湮没在渭北高原的黄土之下达五六百年之久。其实在古文献中，耀州窑是被记载较多的一个古瓷窑，在《清异录》《老学庵笔记》《清波杂志》《坦斋笔衡》等宋人的笔记中均有记载。其后各代文献亦有述及。

宋初，耀州窑制瓷工匠因创烧出一种新颖的碗形盛酒器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宋人陶b在《清异录》中对此有记载：“耀州陶匠创造一等平底深碗，状简古，号日小海鸥。”南宋《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颇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值得一提的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的说法，表明早在宋代耀州青瓷的青釉色调已经可以与被称为“千峰翠色”的越窑秘色相类了。而所谓极粗朴不佳之说，近年学界已提出陆游很可能是将耀州窑中心窑场的产品和其他省份的仿烧品混为一谈了。

正因为耀州瓷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喜爱，才被选中为常年例贡，成为北宋宫廷贡瓷。随着岁月的流失，到了近现代，学者们已不能认清耀州窑古瓷的真实面貌，对一些传世的耀州瓷一直不能确定其窑口。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曾误将五代耀瓷认作“东窑器”，宋代耀瓷认作“汝瓷”“北龙泉”“北丽水”，金代耀瓷认作“白龙泉”等等。当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传世的耀瓷与汝瓷有所不同，但苦于未发现窑口而不知其产于何处，因此就含混地称之为“北方青瓷”。

民间发现耀州黄堡窑址始于1931年修成榆公路，1939年又修了成铜铁路，两路均穿窑址而过，大面积的动土出土了不少古瓷器，而流散出去的瓷器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并受到“中外人士所珍视”。而学术界对耀州窑址的实地考察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建筑工程中出土了300多件青瓷盘碗标本，多饰有刻花龙凤纹，观察胎、釉不同于越窑和龙泉窑，考虑到上述文献中有耀州贡瓷的记载，怀疑是耀州瓷。次年，故宫博物院派陈万里、冯先铭及助手李辉柄来黄堡耀州窑址调查，发现了该窑址；同时还发现了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所刻的《德应侯碑》，该碑记载了北宋耀州窑陶瓷工艺的实况。之后陈万里先生著文谈了对该窑的初步认识，澄清了对宋代耀瓷的误认。但限于调查资料只来自于地面采集，所以当时只能略知耀瓷宋器的特点，对该窑的时代内涵和文化内涵还所知甚少。同年，陕西彬县城西洪龙河山洪暴发，水退后人们在断崖下发现了一个窖藏陶缸，内中掉出耀瓷约百件，捡拾打捞得54件。陕西省博物馆将此批器物以及各县出土的青瓷汇集成册，由陈万里先生作序，编著了《耀瓷图录》，成为问世的第一本耀瓷专著。

1959年，由唐金裕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耀州窑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472平方米，清理宋金瓷窑和砖窑12座、作坊5间，揭示出上、中、下三个文化层，出土晚唐、宋、金元瓷片8万多件。之后编写的《陕西铜川耀州窑》为耀州窑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较为系统的科学资料。

1973年，由陕西省文管会派遣禚振西对灯泡厂一带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揭示面积113平方米，清理出宋代瓷窑1座，出土瓷片和窑具2万多件(片)。找到了五代青瓷和唐宋的多样瓷类品种，为日后的考古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调查了旬邑安仁窑，在铜川以外的地区找到了耀州窑系的新窑址。

1984～1997年，杜葆仁和禚振西共同主持，对耀州窑遗址进行了连续14年的系统发掘。发掘面积1.5万平方米，发掘瓷窑和作坊均有近百座；出土陶瓷标本100多万片，完整和可复原器物数万件；还有原料加工场、堆料场、晾坯场、窖穴，以及大量作坊具、模具、窑具等，确定了黄堡窑场从唐代至明代800多年的烧造史。这次发掘还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出土了大量黑、白、茶叶末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青釉白彩、黑釉剔花填白等瓷类品种。特别是唐三彩和唐青瓷的大量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五代层是北方青瓷烧造的首次发现，找到了五代淡天青瓷和“官”字款青瓷，不仅填补了北方地区该段制瓷史的空白，同时澄清了传世“东窑器”问题；揭示了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系统地解决了其时代区分问题。

专家告诉我们，了解古董瓷器，重在“上手” 。但不要说博物馆里的展陈，就是玩家手里的藏品也绝不轻易示人，更别指望能拿在手上仔细把玩研究了，这也是行内人所说的“上手“难。而瓷片却可以让人以较少的代价与古瓷器零距离接触，从而方便人们认识和研究古瓷的各种特征，以提高“眼力” 。

瓷片收藏的缘起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市的大规模土建工程使很多珍贵瓷片破土而出，吸引了大批专业人员和古瓷器爱好者到各个建筑工地上捡瓷片，而且真有人捡到十分珍贵的瓷片。

到1996年左右，到工地捡瓷片的人越来越多，由于需求增加，瓷片逐渐有了市场价值，价钱也由三五元的“辛苦钱”开始，逐渐上涨，到现在，就连一块普通的明末清初的民窑青花残片，也能值上百元。

瓷器收藏家和业内专家都认为，收藏瓷器最重要和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收藏老瓷片。所谓一叶知秋，瓷片的鉴赏是学习瓷器鉴定最形象、最准确的教材。单凭一些东拼西凑的书籍图册和古玩店道听途说的故事去买瓷器是没法不走眼的。

收藏瓷片对于初学瓷器鉴定的人来说有两大好处。

一来，少花冤枉钱。再多的钱在众多赝品和贫乏的知识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瓷片随地可捡，买卖价格也较低。看懂了瓷片再去买完整器，才是理性的瓷器收藏之道。

二来，瓷器鉴定可按照胎质、釉色、底足、纹饰、器型五个方面考察。一个好瓷片至少会满足前四项考察标准，所以，有底足和口沿的瓷片相对价格高于普通部位的瓷片。试想一下，拥有完整瓷器器物的人，哪会舍得把它打碎，然后去考究它的胎有多厚釉层有多薄呢？至于器型，在熟悉其他标准后，多看正规出版社的图录和博物馆的藏品就能融会贯通了。

2011年11月2日，中国国务院下文批复，同意将四川会理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会理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攀西资源开发腹心，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国土资源广袤富集。这块宝地比邻云南，扼川滇要冲，是南方古丝绸之路必经的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川西南与滇西及南亚商贸往来周转的重地，素有“川滇锁钥”之称。走进会理县城，但见大量明清建筑、寺庙宫观、四合杂院散落其间，老城的钟鼓楼、城南白塔山上的文塔，成为会理悠久历史文化的标志。实际上早在四千多年前就有古人类在会理境内开拓生息。

正是在这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个烧制历史长达千年的古代瓷窑——会理窑。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来自四川文物考古部门、大专院校的两代专家学者唐昌朴、魏达议、罗明遥、吴时敏、黄承宗五位先生，曾分别多次到今西昌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在西昌有唐宋陶瓷窑址遗存，会理有宋、元、明、清陶瓷窑址遗存，冕宁有元、明、清的陶瓷窑址遗存，在上述遗存地层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土青花“瓷碗。近年来攀枝花大学讲师何霞女士亦多次去会理调查或考察，并在古窑址试掘。

上述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事后都分别在文博书刊上发表了论文。笔者研读了他们的论文，发现其有三个共同的观点：

1.会理古窑址始烧于宋代，最迟在元代就开始烧制青花瓷器。

2.会理元明青花瓷器无论是原材料的采用、工艺技术特点，还是产品最终的形态，都与云南体系（玉溪窑、建水窑等）的元明青花瓷器具有突出的共性，可视为一个窑系。

3.会理青花瓷器的工艺技术来源于邛窑的釉下彩，是邛窑工匠被掳南迁的直接结果。

例如：

2010年5月1日,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组织部分会员考察金华铁店窑、厚大窑、武义窑、东阳葛府窑,参观东阳博物馆,并参加金华地区的婺州窑研讨座谈会。会上听取了古陶瓷专家学者的报告。

婺州窑位于浙中西部的金华地区一带,其范围指现在的金华、衢州等各市县,唐代各地窑址常以州名命名。婺州窑青瓷既有陶器的深厚,又有瓷器的清新;既有点彩乳浊的风韵,又有彩绘墨褐的特色。在收藏界那些炙手可热的瓷器品种中,婺州窑或许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却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的整个过程,这就是婺州窑的神奇、魅力之所在。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中曾记载:“碗,越州上,鼎州次之,婺州次,岳州次……”陆羽细举了不同材质的瓷碗对泡茶品茶的影响,其中就提到了婺州窑。

婺州窑的三大名窑:哥山窑、葛府窑、铁店窑,唐代产品多为素面或仅刻几道简单弦纹。宋代时注重纹饰,花或有莲瓣纹,水草纹和缠技纹等。

葛府窑是婺州古瓷在五代到北宋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窑口。位于东阳市治南方约26.5公里的南马镇葛府村至东庄村长约5公里的东北侧山麓一带。其烧造时期为五代至北宋。从窑址瓷片上看,葛府窑瓷器的胎质比起金华铁店窑和厚大窑口要显得洁白细腻很多。葛府窑瓷器的瓷土含铁量相对较低,同时淘洗得比较精细,所以瓷胎显得洁白细腻。葛府窑瓷器的釉相比其他窑要显得厚一些,滋润一些,有的要偏绿一些,甚至和后来的龙泉窑中的粉青和梅子青很接近。从瓷片上看,葛府窑五代产品造型考究,制作精细,胎质细腻坚硬较薄而均匀,涅淡青色,色釉光洁滋润,胎釉结合紧密。北宋产品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釉色以青为主。南宋时纹饰多采用印花、划花、刻花等装饰手法。

金华铁店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琅琊乡铁店村,从窑体形状、器物纹饰以及堆积层次和窑址采集残片来看,烧窑时间为北宋到元。除了烧制本地传统特色的青瓷外,从南

宋开始到元为止,出现了烧制钧瓷系的乳浊釉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和韩国的新安沉船出水瓷器中的钧瓷风格相似。铁店村四周遍布满窑群,其中有三座窑炉以烧造乳浊釉瓷为主。这三座窑炉位于铁店村西南仅200米处。三座窑炉连结在一起,长约500米。窑包均南北走向,南高北低,窑头在北,形如卧龙,故名龙窑。残片的胎骨有厚有薄,装饰手法有控压、模印、划纹等。铁店窑瓷土含铁量较高,土质淘洗较粗,施釉前先浸化妆土,等化妆土干后再施釉。施釉技术分两次,第一次浸釉,釉层极薄,待浸釉晒干后再浸第二次。然后一次烧制成型。经过这样烧制的青瓷和乳浊釉瓷,釉色滋润,色泽鲜艳,独具特色。

初秋时节，陶瓷收藏家们十分关注的以耀州窑为主题的首届古陶瓷艺术沙龙，在西安柴扉阁举办。虽然与会者不多，却聚集了耀州窑最著名的考古学家、陕西省收藏家协会负责人、收藏家、企业家，以及陕西两家最重要的文化与收藏媒体。

柴扉阁博物馆馆长黄晓明简略介绍了耀州窑的历史成就。耀州窑创烧于唐代，终烧于明代，历时800余年，影响到河南临汝窑、宝丰窑，南方广州西村窑及广西的永福窑等诸多窑口，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而《中国陶瓷史》一书将耀州窑定为六大窑系之一。

陕西省收藏家协会会长乔连学先生认为，古陶瓷收藏一直是收藏中的重要门类，古陶瓷专业委员会也是陕西省收藏协会的重要的部门，耀州窑又是陕西的窑口，收藏群体很大、藏品多而且精美，为此陕西省收藏家协会2014年在西安博物院举办了耀州窑精品专项展等活动，对承传古陶瓷文明，弘扬民族文化大有益处。他同时认为，未来高古瓷市场潜力很大，可开发的空间也很大，柴扉阁古陶瓷艺术沙龙今后要多举办高古瓷分类窑口的专项研讨，聘请真正有实力的专家学者讲课，为藏友搭建交流学习的平台。

我国第一个获得英国东方古陶瓷希尔金奖的古陶瓷研究大家禚振西老师，从事耀州窑考古工作近60年，编写了唐、五代、北宋三部耀州窑遗址发掘报告，其成果获得国家田野考古奖。她是耀州窑的一面旗帜。禚先生第一次提出“五代耀州窑有可能是历史上的柴窑”的观点。禚先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耀州窑址考古发掘时，发现五代的堆积层中有非常精美的天青釉瓷片，根据《格古要论》中对柴窑的描述，比对起来极其相似：第一是天青色，第二是有暗纹，第三是足底粗黄土。足底粗黄土就是火石红，是足底擦釉烧制而成。

禚老师经过多年对耀州窑窑址出土瓷器的研究和通过文献记载的比对，认为“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上的柴窑有相似之处”，为此中国古陶瓷学会以“陕西出土耀州窑青瓷考察记――关于柴窑产地的讨论”为题，专文列出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2014年5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和耀州窑博物馆联合组成的专家学者团对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等省、区博物馆及民间收藏的五代耀州窑瓷片标本进行了研究。通过此次实地考察研究，专家学者加深了对五代耀州窑青瓷的认识。

禚先生还首次提出五代耀州窑制瓷工艺的三个来源：学习了南方越窑先进的青瓷釉药制作配比方法，借鉴了北方定窑、刑窑的施釉、支烧方法，同时还仿造金银器造型，成为烧制器型最多的窑口。耀州窑集这三方面的优势于一身，烧造出的青瓷在当时位居全国第一。

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收藏》杂志社社长杨敏女士谈了她对收藏的感悟。她说：“《收藏》杂志向来重视收藏家群体，始终坚持依靠收藏家办杂志。艺术品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潮流。办刊就是在欣赏这种美的同时让这种美能够永远延伸。”

著名收藏家孙洪滨先生与大家分享了他对艺术品市场的分析和认识。他认为高古瓷是继明清瓷器、书画类艺术品之后的又一个收藏亮点。

摘要: 汝窑研究历来被古今学者所重视,本文作者拟从古文献记载、今人研究和考古学发掘报告三个角度入手对汝窑的研究作一个学术综述,并谈一点自己对汝窑的认识。

关键词: 汝窑古文献记载今人研究考古学研究

一、古文献记载

关于汝窑的研究古已有之,从宋代开始,经明至清的历代文献中对其均有记载,大致有以下的几种著录:宋朝周辉的《清波杂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武林旧事》、《咸淳起居注》,叶的《坦斋笔衡》;明朝曹昭的《格古要论》,李日华的《紫桃轩又辍》,王世懋的《窥天外乘》,黄一正的《事物绀珠》,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应文的《清秘藏》;清朝王世祯的《南窑笔记》,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

根据以上的古文献记载,可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关于釉的记载为古人记述的重点,仅形容其釉面颜色的记述就有八种,但总的来说不外乎以天青色为基调,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其釉里由于有玛瑙石添加,更显名贵,因而呈现出特殊的光泽,“汁水莹厚如堆脂”。至于胎的记载则不是很多,记述得也不是很详尽,但主要认为其有胎薄、土质滋润、呈香灰色的特点。

总之,从古人的记载来看,结合现在的传世品和考古发掘所得的汝窑器,两相印证,除了个别地方有待进一步研究外,古人所说大体不差。这些成果对现在的汝窑研究依旧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今人研究

清溪窑，位于重庆巴县（现为巴南区）清溪乡，窑址分布在梓桐坝村、华光村，现已发现3处窑址，分别称为华光村窑、梓桐窑和鱼塘坡窑。窑址发现于1976年，其中华光村窑和梓桐窑曾于1990年和1992年进行过发掘。从出土实物来看，清溪窑的主要烧造年代为北宋至南宋晚期，直至元代仍有烧造。

清溪窑以烧造黑瓷为主，另外还发现有白瓷、青瓷、白地黑花和仿（类）钧釉瓷器。清溪窑黑瓷的主要器型有碗、盘、碟、钵、壶、罐、盏、盏托、香炉、瓶、灯、粉盒等。碗、盘、碟的口沿多作六曲花瓣形，部分碟内压印或刻划菊瓣纹，部分罐、壶的腹部呈瓜棱形（图1-4）。胎质以白色、灰白为主，还有黄白色、黑色，以及少量的缸胎，极少施化妆土。釉色有黑色、深黑、黑褐、绀黑、酱色等，釉中装饰有兔毫、油滴和鹧鸪斑纹等，但数量不多，喜欢在碗、盘、杯的口沿饰白釉边，即白覆轮装饰。值得一提的是，清溪窑黑瓷中有少量类似定窑风格的印花装饰的芒口酱色釉小碗，制作精细，所见纹饰一般为游鱼荷花纹、缠枝牡丹等（图5-6）。

清溪窑黑瓷的风格与涂山窑接近，近年被归入涂山窑系，如2006年出版的《重庆涂山窑》将清溪窑的发掘报告收入其中。清溪窑黑瓷虽然可以归入涂山窑系，但两窑的绝大多数器物在产品风格和特征上却是可以区分的。涂山窑造型风格稳重古朴，清溪窑轻巧秀丽；从胎质上看，清溪窑的胎质更细白，泥质成分重；部分涂山窑器物施有化妆土，清溪窑一般不施化妆土；涂山窑施釉均匀，釉层较厚，釉面的兔毫、油滴、窑变等装饰丰富；清溪窑施釉不均匀，釉薄处多为酱褐色，釉色滋润，釉光鲜亮，芒口器多，釉面一般无装饰。

清溪窑白瓷的造型主要有碗、盘、碟、瓶。胎质较细，多为白色胎，釉为乳白色或偏黄，内满釉，内底有细砂圈或砂堆痕（图7）。多数器物的外壁施釉近底足，底足处无釉或施一层类似化妆土的浆水，也有少数器物的外壁仅施半釉，无釉处露胎。器物多为素面，主要装饰方法有印花、划花、点彩和釉下彩绘。印花和划花装饰主要见于碗、盘，具有仿定风格（图8-10）。点彩主要装饰于碟的里心，釉下彩绘主要见于碗、盘、瓶的外腹部，多为黑褐色草叶纹，装饰风格类似北方磁州窑系产品（图11）。清溪窑白瓷属于四川白瓷窑系，受四川磁峰窑的影响比较明显，两者的产品风格具有较多共性，均为仿定白瓷，在装烧方法上与磁峰窑类似，也采用石英砂间隔装烧的工艺。因而，川渝两地的古陶瓷收藏者，多数均将清溪窑白瓷误认为是四川磁峰窑。其实两者之间除胎、釉、装饰有别外，磁峰窑采用的石英砂一般为白色粗砂粒，而清溪窑多为细小黄砂粒。

清溪窑的仿（类）钧釉是其特色产品，这类产品的釉色如冰似玉、晶莹剔透，有收藏者称其为“类汝似钧”釉。这类产品曾在1991年四川遂宁金鱼村宋代窖藏中出土数件，直到1990年至1992年清溪窑进行考古发掘，在窑址中出土5件标本，这类器物才被确认为清溪窑产品。而民间收藏者对这类产品的认识，应当是在清溪窑发掘报告发表之后（即2000年以后）。清溪窑仿（类）钧釉瓷器的主要器物有碗、盘、碟、瓶、炉、壶、水盂、梅瓶等（图12-15）。胎质细腻，胎色为白色或灰白色，一般不施化妆土。这类器物的釉为乳浊窑变釉，釉色以天蓝、乳白为主，也有的为淡青色，釉色莹润如玉，皆有钧窑和汝窑的特点，似钧非钧，似汝非汝，美丽迷人。一般施釉不到底足，多数器物的口沿为芒口。釉层单薄，均为一次上釉烧成，釉面有细密的开片，胎釉结合不紧密，剥釉现象较普遍。釉面无紫红斑和蚯蚓走泥纹。这类产品中曾发现有印花装饰的,但数量极少。

虽然清溪窑的这类产品被称为仿钧或类钧釉，但两者在产品风格与特征上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民间收藏者张天琚先生曾撰文将清溪窑的这类产品称为“类钧釉”， 并认为“仿钧瓷”的概念不准确（见《收藏界》2005年第9期）。这类产品的定名之争，其实质问题涉及到这类产品的技术渊源，即这类产品是独自创新发展的，还是在北方钧窑的影响下产生的？如果仅从产品的风格和特征而言，称其为“类钧釉”似乎更准确，但是要在中国古陶瓷的谱系中为这类产品找到相应的位置，那它仍然只能归属于广义的“钧窑系”。

有民间收藏者提出，清溪窑的产品主要出土于重庆合川境内，据此推测清溪窑的主窑可能在合川。对此观点，清溪窑的发掘者陈丽琼女士并不认同，她认为清溪窑的主窑尚未现身，因为目前发掘面积太小，她建议加快发掘研究的进度（见《宋代重庆造上了顶级拍卖会》，《重庆晚报》2007年4月27日47版）。笔者曾于2005年夏天，对重庆清溪窑的主要窑址梓桐窑进行实地考察。从考察情况看，目前已发现的窑址规模不大，产品质量多数较粗，而古玩市场中常见的清溪窑精细产品较少发现。笔者认为，目前已经发现和发掘的窑址，只是清溪窑址群中很小的一部分，生产精美器物的清溪窑窑址，目前还未找到，但其位置，可能就在附近。

（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