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窑明清青花外销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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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窑是明未清初贸易瓷的主要产地，平和窑则是漳州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华南沿海明清时期一处重要的贸易陶瓷生产基地。目前平和窑址已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有效保护。在平和窑未发现之前，海外学者将漳州窑生产的瓷器称为“汕头器”（SWATOW），日本则称青花为“吴须”、“吴州染付”；将五彩瓷称为“吴须赤绘”，都归之为“华南窑系”或产地不明；将素三彩称为“华南三彩”，日本称为“交趾陶瓷”等。经文物考古部门的努力，部分谜底被解开。但尚有部分争议和未解之谜，需古陶瓷研究工作者及文物考古部门共同努力。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27.5M。而最小的口径仅3.6M。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1989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4］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6］熊海堂：《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7］a.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b.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1993年度调查简报》，《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c.朱高健、李和安：《平和南胜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期。d.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官峰窑址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8］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b.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c.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9］a.厦门博物馆：《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b.《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漳州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文集”。c.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0］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1］刘朝晖：《越南平顺沿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十三），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2］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1989年。
［13］《漳州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
［14］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16］张仲淳：《漳州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森村健一：《漳州窑系制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观とその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20］森村健一：《漳州窑陶瓷器（SWATOW）的贸易》，《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陶瓷器（汕头器）的编年》，许其晃译打印稿，1994年。
［22］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青花五彩琉璃地的编年和贸易――明末清初的汕头器》，《福建文博》1996年2期。
［23］莫尼克・科里克：《界定“汕头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圣迭戈”号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4］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5］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品》，《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7］欧阳希君：《记一次漳州窑考察》，《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8］张仲淳：《明清时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品》，《考古》1987年7期。
［29］裴光辉：《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30］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春淮、郑金勤：《德化青花五彩瓷全书》6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
［31］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32］傅宋良、孙艺灵：《论德化青花瓷的产生与发展》，《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编委会2002年。
［33］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器》，《福建文博》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