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论文格式范文精选

作者简介：方莹，1988.1，女，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坎普”这个范畴并非桑塔格独创，但桑塔格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使其对“坎普”的研究与当代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论文旨在通过梳理桑塔格提出“坎普”的背景，及其“坎普”理论的构成，揭示在当代审美文化语境 中，桑塔格“坎普”研究的特殊之处。

关键词：坎普 桑塔格 审美文化

苏珊桑塔格于1964年在其《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坎普”（“Camp”）的概念。在她看来，“坎普”“显然是现代的，是复杂性的一个变体，但并不等同于此。”“它不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感受力”。“坎普的实质在于其对非自然之物的热爱：对技巧和夸张的热爱。”[1]

一、桑塔格“坎普”的构成

1、从“札记式”写作看坎谱的形式本质

有一些学者将桑塔格的美学看作是形式主义美学，这个判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桑塔格对于艺术形式外观的格外的关注，并对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于“坎普”这样美学新范畴，桑塔格明确指出：“要把握这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些。以一种正经和专题论文似的方式对待坎普，只会使人不知所措。”[2]以札记形式作文论坎普，文章本来就已经是充满了坎普风格。

《“坎普”札记》英文原名为《Notes on “Camp”》，“note”一词在英文中的解释有笔记，短笺，注释之意。此文是桑塔格以奥斯卡·王尔德的言论为对象所作的笔记和注释。文章不似论文，也没有主体鲜明的严密论证，这种写作方式让人想到罗兰·巴特。桑塔格在其文论中不吝对罗兰·巴特的赞美，她说：“我想巴特将会作为一个相对传统的特立独行者，即以比他最狂人的崇拜者现在所宣称的还要更伟大的作家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3]罗兰·巴特将文本视作是不断游移的、没有原初性和恒定象征意义的实体，因而提倡碎片性编制的写作方式，试图在这样一种开放和无定向的语言方式中揭示那个“闪耀的能指星群”。《“坎普”札记》除却开头对坎普内容的简要概述，剩余大部分则由8段王尔德的言论和58段桑塔格对此的阐释构成。以序列划分的，看似在逻辑间没有紧密联系的语段形成了一个非线性、网络状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感受力得以描绘，而非僵化为了思想。可以这么说，罗兰·巴特这种碎片式的写作方式是适合“坎普”这样丰富而复杂的范畴的。

[论文摘要]本文站在文化营销的角度，利用市场营销学4Ps理论，从产品、分销、定价和促销四个角度，分析普洱茶的营销成功经验。通过4Ps理论与文化的结合，分析普洱茶营销中具有文化特色的策略，总结出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为制定其他产品的文化营销策略提供参考，为产品营销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帮助。

[论文关键词]茶文化；营销；普洱茶；4Ps

普洱茶的文化营销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进行铺垫，在2003年达到了营销的爆发时期，经历了大幅的市场升温后，于2007年达到了市场的巅峰。之后，普洱茶的营销从过热走向理性，从价格、销量的疯狂上涨，走入了合理化调整的阶段。下文将利用营销学最基本的4Ps理论，对普洱茶文化营销的每个细节进行剖析，深入研究其营销过程中的得失。

1普洱茶营销战略分析

1．1产品策略

茶文化是所有茶产品所共有的一种文化，也是茶产品与生俱来的文化优势。普洱茶主产地处于茶树的发源地云贵高原地区，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就在这个地区，因此普洱茶从出身来讲，就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在普洱茶产品的种类设计上，继续保持普洱茶较为传统的茶饼、茶砖等形式。虽然普洱茶近几年的产量大幅增加，但是其产品生产工艺，依然严格按照传统的生产工艺来进行。而这种传统的采茶、制茶工艺中，也处处体现了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甚至普洱茶的产品都同样按照历史上传统的包装方式来进行。普洱茶产品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文化气息，这为产品的文化营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分销策略

普洱茶通过市场细分，将目标市场主要分为礼品市场、拍卖市场、收藏市场和终端市场。虽然每个细分市场的销售渠道和方式不同，但普洱茶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茶馆和茶叶零售店两种业态中进行的，其中又以茶馆的经营最具文化特色。以“七彩云南”、“茶马古道”等为代表的普洱文化主题茶馆，与普洱茶的营销相互呼应，互为补充。还有将其他文化与普洱茶文化相结合的主题茶馆，如“舞林茶艺馆”等，这些茶馆通过文化之间的交融，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达到了更好的经营效果。

摘要：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迅猛，但是仍存在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在师资力量、教材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探索普通高校声乐专业的发展之路，提升声乐专业教学的品质，注重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声乐教育中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声乐教育 能力提升 发展方式

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导致了普通高校艺术专业与专业院校在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在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培养目标定位的基础上，转变“高精尖专业型”声乐人才培养理念，逐渐从传统的“重技艺训练、轻理论教学”的教育模式向培养“文乐兼容”的人才方向拓展，开拓从事声乐非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新领域，建立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寻求具有自身特点的普通高校声乐人才培养方案，提出普通高校声乐设置的构想，把声乐课程设置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程，已成为高等艺术教育必备的技能之一。与舞蹈、键盘、民乐课程的性质一样，课时量也要基本相等。

一、明确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在培养高精尖声乐表演人才方面与专业院校方面缺乏竞争力，要为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整合普通高校多学科交叉的优势资源，发挥普通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强势资源，才是普通高校声乐专业的生存之道。在普通高校的声乐专业里，以培养职业的声乐表演人才为目标的现象普遍存在，忽视了对于文化理论修养的提高，目前的普遍问题是，大部分专业人才的声乐技艺远远超过文化内涵、全面素质的水准，普通高校声乐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专业基础厚，文化素质全面，能适应社会需求，具有编导、表演、教育和管理能力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声乐课程应该以培养具有较为全面声乐表演能力和技巧，能够准确表达声乐的风格韵律和显著特征，了解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并掌握一定的教学方法和理论知识，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声乐课程的培养目标，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声乐课程所承担的教学任务不仅是培养传统教学模式下的表演型人才，可以向三个方向拓展，即“理论型人才”、“传播型人才”和“研究型人才”，“理论型人才”的定位是使其具有较高的声乐文化知识修养，能够对现今的声乐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进而创造出新理论，“传播型人才”适应了社会对于声乐人才需求的新领域，丰富社会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陶冶人民大众的情操，传播和普及声乐知识文化，“研究型人才”虽然是继本科阶段结束后再深造的高层次学历人才，但是在本科阶段就应该为这些需要再深造的学生打下基础，创造条件。

二、认清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特点

普通高校声乐培养要把不同类型的学生划分成不同的培养群体，一类是针对声乐专业个人条件突出，表演能力强，素质全面的学生，要有重点的向表演型人才方向培养，在教学中注重肢体动作的表现力、协调性和规范性以及声乐技术技巧方面严格训练，并鼓励这类学生参加各种级别的声乐比赛，提升学生在专业领域的审美取向，进而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这一类人才的培养可以遵照“高精尖专业型人才”的培养理念，沿袭职业声乐表演人才的培养模式。另一类是针对文化基础厚，声乐专业基础条件相对较弱的学生，在教学中要加强声乐理论知识的拓展，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发挥这类学生的理论文化水平，运用综合能力，拓展在非“职业声乐”领域里的生存能力，成为非“职业声乐”领域的生力军。全面地认识培养对象，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方向性的培养，是普通高校声乐专业声乐课程最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注重声乐专业人才培养风格

摘要:本文站在文化营销的角度，利用市场营销学4Ps理论，从产品、分销、定价和促销四个角度，分析普洱茶的营销成功经验。通过4Ps理论与文化的结合，分析普洱茶营销中具有文化特色的策略，总结出其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为制定其他产品的文化营销策略提供参考，为产品营销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供帮助。

关键词:茶文化营销普洱茶

普洱茶的文化营销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进行铺垫，在2003年达到了营销的爆发时期，经历了大幅的市场升温后，于2007年达到了市场的巅峰。之后，普洱茶的营销从过热走向理性，从价格、销量的疯狂上涨，走入了合理化调整的阶段。下文将利用营销学最基本的4Ps理论，对普洱茶文化营销的每个细节进行剖析，深入研究其营销过程中的得失。

一、普洱茶营销战略分析

1、产品策略

茶文化是所有茶产品所共有的一种文化，也是茶产品与生俱来的文化优势。普洱茶主产地处于茶树的发源地云贵高原地区，举世闻名的“茶马古道”就在这个地区，因此普洱茶从出身来讲，就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在普洱茶产品的种类设计上，继续保持普洱茶较为传统的茶饼、茶砖等形式。虽然普洱茶近几年的产量大幅增加，但是其产品生产工艺，依然严格按照传统的生产工艺来进行。而这种传统的采茶、制茶工艺中，也处处体现了悠久而厚重的文化，甚至普洱茶的产品都同样按照历史上传统的包装方式来进行。普洱茶产品本身就带有极强的文化气息，这为产品的文化营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分销策略

普洱茶通过市场细分，将目标市场主要分为礼品市场、拍卖市场、收藏市场和终端市场。虽然每个细分市场的销售渠道和方式不同，但普洱茶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茶馆和茶叶零售店两种业态中进行的，其中又以茶馆的经营最具文化特色。以“七彩云南”、“茶马古道”等为代表的普洱文化主题茶馆，与普洱茶的营销相互呼应，互为补充。还有将其他文化与普洱茶文化相结合的主题茶馆，如“舞林茶艺馆”等，这些茶馆通过文化之间的交融，形成了自己的特性，达到了更好的经营效果。

摘要：哲学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形态，它以超越的方式追问世界的存在意义，具有求真向善审美的本质。但是，传统西方理论哲学由于受逻辑的表象论证性思维的束缚，其超越追问体现为对现实生活世界的脱离。现代哲学由于遭受了普遍的文化危机开始自觉回归生活世界，自觉地克服传统哲学的实体性思维，将超越追问转换为对本真生活自由的建构。海德格尔早期哲学的现象学方法具有明确反对理论化的目标，强调生命应该作为哲学研究的目标。本文将考察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思想，以揭示它独特的哲学直觉性。

关键词：自觉性；生命；形式显示

一、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自觉性

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程来谈论，也可以根据哲学的论域和追问方式的转换来谈论。一般讲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进步发展的历史，则哲学的自觉性自然就体现为哲学自身发展的进步特性，故此黑格尔才会认为每个时代最新出的哲学乃是最具真理性的。但是，也有和黑格尔持不同看法的，海德格尔就认为康德的哲学并不比柏拉图的哲学更先进，而黑格尔的哲学同样不比康德的哲学更具真理性，而是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各有各的必然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则我们就无法在哲学史历程上来谈论一种哲学相对于另一种哲学的自觉性。不过，我们可以换别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研究论题和论域的转换往往被人们当作哲学自觉的体现，从抽象的神到具体有生命的人、从实体到主体、从超验的理念到生活世界和文化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体现。另外，也可以根据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同样在康德批判唯理论的独断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先验逻辑的自觉性；更不用说，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显示出辩证逻辑的自觉性。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现代分析哲学又体现出现代数理逻辑相对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自觉性来。从横向跨度来看，人们出于对生命的关照，往往会认为人本主义哲学比科学主义哲学要更自觉。另外，人们也可以从一种哲学工作中发现交叉式的自觉性；比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哲学工作就是这种类型，一方面在于他继承和推进康德的哲学工作而言，另一方又在于他自己所开创的文化哲学而言。

二、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中独特的哲学自觉性

下面，我们将就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来讨论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自觉性。要理解和阐发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独特内涵，必须先了解海德格尔是如何看待自古以来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可以明确见识到的是，自古以来哲学研究都要有一定的课题对象，而在哲学课题范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普遍性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对存在者整体领域的研究使哲学自身表现为科学之总体。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哲学则转向认识论以研究客体的普遍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哲学中，几百年以来，普遍性都是根据对象方面而被视为哲学客体的特性。”[1]（P.66）

（一）普遍化的两种理论方式：总体化与形式化

形式化与总体化依照实事领域进行划分和排序的普遍化方式不同，它首先就摆脱了实事领域的限制。如果我们作出陈述说某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对象，如“这张桌子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陈述与这张桌子的实在属性是不相关的。不论这张桌子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是高还是矮，都可以被普遍地陈述为一个对象。形式陈述也摆脱了任何等级秩序，它“不需要经过低级的普遍性，逐步上升到‘最高的普遍性’，即‘一般对象’”[1]（P.68）。不过这里却存在着一个疑问，总体化起源于实事领域的划分和排序，那么形式化如果与实事领域无关，那么它又起源于何处呢？总之，形式化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深化了胡塞尔对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形式述谓是并不受制于实事的，但它又必定是以某种方式有起因的。它的起因如何呢？它起于姿态关联本身的意义。我并不从对象中看出‘什么规定性’，相反地，我在某种程度上‘注’视着对象的规定性。我必须从‘什么内容’那里掉转目光，而只去看对象是一个被给予的、合乎姿态地被把握的对象。所以，形式化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决不起源于‘一般什么内容’”[1]（P.68-69）。这也就是说，形式化就其起源而言并不以内容上的本质规定为前提，而是以思想与存在（哲思与其对象的关联意义）的关系为前提。但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以规定“存在者是什么”为任务；“看一眼整个哲学史就可以发现，对对象性之物的形式规定完全支配了哲学”[1]（P.73）。但是海德格尔通过深化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指出理论的起源在于关联意义，更进一步，思想与存在的关联意义要在思想活动的原始姿态的实行中才能得到阐明。形式存在学所进行的形式化，并不停留在毫无实事关联的普遍形式上，它通过关联意义的构造使形式化本身向对象化转变。

摘要：波普艺术以其大胆前卫、新鲜刺激的风格特点，满足了人们追求多元化的需求。本文通过对波普艺术的概况，阐述了波普艺术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影响。从波普艺术的表现特征以及波普艺术色彩和波普艺术图案两大装饰性元素，对波普艺术对服装设计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总结。此外，波普艺术与传统艺术的融合也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波普艺术；服装设计；装饰性元素；传统元素

一、波普艺术概述

（一）波普艺术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逐渐溃散，波普艺术则在此时应时而生。波普艺术又名新写实主义，是流行艺术（popularart)的简称，因为波普艺术（PopArt）的POP是“流行的、时髦的”一词（popular）的缩写，代表了一种流行文化。“波普”一词是由英国评论家劳伦斯•艾罗伟（LawemeAllonary）酌定，用来指代通俗的大众文化，但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重要人物是汉密尔顿。50年代后期，波普艺术在二战后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通俗文化氛围中迅速发展起来。例如：广告、招贴、电影等。60年代之后，成为盛行于英美两国的主要艺术流派之一，集中于波普艺术的创作，例如：连环画、科幻小说和一些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内容。

（二）波普艺术的内涵

波普艺术产生于通俗文化的憧憬，创作题材丰富且内容广泛，利用大众的材料和传媒的方式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受性，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促进消费者品味的提升和商品流通，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

（三）波普艺术的表现特征

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德]赫尔曼・鲍辛格著，吴秀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给思想界的多次淘洗，“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乌合之众，还是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大众及其日常生活都是思想领域中极具生产力的土壤。在德语国家，

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家倾向于将大众当作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控制从而缺乏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群体；史学界从底层视角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启动了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的视野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传统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民俗研究是为了启蒙民众意识到自身生活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部作品通过鲍辛格与五位图宾根民俗学教授的对谈，勾勒出德国民俗学从研究“沉淀的文化遗产”到关注普通人当下日常生活，从研究“民族之精魂”到描述文化的动态历史建构过程的转变，在“日常生活”这个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视角独特的道路。

对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说，鲍辛格在1968年之后将“民俗学”正式更名为“经验文化学”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以日常生活启蒙者身份出现的德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与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传统民俗学研究彻底分道扬镳。鲍辛格将他的“经验文化学”研究归属于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而在此学科建制下展开的诸多研究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俗学科的涵盖范围。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也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鲍辛格和谈话者们谈论涉及话题无一不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鲍辛格在解释“文化”“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时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立场也与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

鲍辛格带领下的图宾根民俗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平民视角。平民视角不只表现为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更表现为研究者本人是从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家的目光中往往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作为被赞美对象的过分美化的民间，一种是作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被批判对象的大众；前者和传统的乡村生活相关联，后者则和现代的都市生活相连；前者浮现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后者则被以西美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批判性地塑造出来。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讨论者们的观点是如何深深地受到这两种倾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当作被赞颂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隐含着一种共同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和精英文化立场，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评价者从外在于被评价者真实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性视角做出的评判，大众日常生活里那些渗透着传统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具有惯常性和仪式化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受到了忽视，由于这种历史性视角的缺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肯定性价值也受到了遮蔽，这是具有“普通人”“本地人”“小地方人”意识的鲍辛格所不能认同的情况。

1926年出生于图宾根地区的鲍辛格，对自己“小地方人”的身份意识保持着一贯的敏感。图宾根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求学与工作之地，他在图宾根大学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工作了32年（1960―1992年），并且是图宾根大学的荣休教授。鲍辛格坦承普通市民出身的自己最初之所以愿意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发现唯有这个专业里涉及的内容能够让母亲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也不介意被人说成“心甘情愿的乡巴佬”，坦承自己身上有着小地方人的品性，不知道大城市为何物，甚至对大学图书馆里士兵般整齐列队又规模庞大的书架都心怀畏惧，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曾真正地走进图书馆。鲍辛格本人常常从本地生活中发现研究对象，坚持与地方公众的对话，因此在地方公众中影响颇深，这让他引以为豪。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觉而清晰的身份意识决定了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具有真正的“普通人意识”，他的研究承担着日常生活启蒙者的使命，却并非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不需要从宏大的精英文化理论世界里找到合法性，而是要让普通民众感知到自己日常生活原本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获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启蒙能力。《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娓娓对谈，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实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在场”，鲍辛格的学者身份和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本土性”有时候会被当成保守封闭的代名词。鲍辛格不乏幽默地回想起他被聘为教授的那一年，为他颁发聘书的大学校长是如何满脸不情愿地站在面前，只因为他出自本校，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而未曾受过其他院校新风的吹拂。可是两三个星期之后，校长就满脸笑容地任命鲍辛格坐上大学学生处主任的交椅，仿佛之前的鄙视态度从未存在过，只因为不少学生生活的琐事需要一些对当地居民和当地学生特点非常了解的教授来加盟。“令人自卑”的乡下人身份一下子戏剧性地转变成了应对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这种专业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时时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琐事，由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曰地方性的断裂与矛盾常常具体化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鲍辛格从来都不愿意掩盖自己作为一个图宾根本地人的身份和真实经验，反而尝试从这种身份意识和经验出发展开理论研究，展现价值关怀，鲍辛格对他的研究对象怀有亲切之心，也让读者重新思考理论和生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

与德国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研究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当下性，其次在于它的日常性。当下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旧时光中的旧事物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日常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奇风异俗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正如鲍辛格的一句名言“对不引人注意之事保持虔敬”。19世纪，作为对“在理性精神指引下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启蒙运动”的反拨，德国出现了以“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1]为内容的历史研究，仿佛过去是现代的失乐园，过去中隐藏着不断堕落的现代文明获得拯救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但在鲍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所在，“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第79页）

摘 要：在螺纹车削教学中，理解并熟练运用螺纹车削深度代入公式的技能，是实操教学的需要，也是生产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螺纹牙高 对刀点 工作高度 代入公式

车削螺纹是最常用的螺纹加工方法，也是车工重要的技能之一。在普通外螺纹实操教学中，螺纹深度计算和代入公式的使用出现不同的教学指导，从而出现相同螺纹车削进刀深度和进刀格数的差异，使教学指导不统一、不协调，造成螺纹车削思想和理论的混乱。

一、普通三角形螺纹与牙型高度

1.普通三角螺纹标准与螺纹牙型高度

普通三角螺纹（GB192-63）标准规定，螺纹牙型高度分为四种。

（1）牙型理论高度（理论牙深），用H表示。

（2）牙型高度（牙型工作高度），用h表示，它是外螺纹切削深度的主要参数。

摘 要： 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信度的提升对于我国推普进度影响极大。根据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信度存在的问题，作者从普通话教学要贯穿在中文教学中，优化测评系统，加强测试员综合素质等三个方面提出提升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信度的建议。

关键词： 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 信度 提升方法

所谓信度，简单地说，就是事物的可靠性、客观性程度。在测量学中，信度是指“关于测验控制误差、抗干扰能力的量度，或者说，对测验结果准确、可靠地传达真值信息能力的量度”。［1］没有测验误差的测验是不存在的，因而测验的可信与否主要看测验控制误差“度”。作为标准参照性测试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其信度内涵就表现为考生被测试出的成绩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其普通话水平的实际状况。按照普通话的定义，普通话是指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这意味着：拥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除了能说一口标准的语音以外，掌握丰富的词汇和正确的语法也是非常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说，丰富的词汇和正确的语法才是一个人普通话水平的真实体现。

“普通话水平测试测查应试人的普通话规范程度、熟练程度，认定其普通话水平等级，属于标准参照性考试”。［2］它采用的考试方式是口试，即通过测试员和考生面对面的口语测试方式进行。考试的题型是五类，湖南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省略一类，总共四类题目，分别是读单音节字100个，读双音节词50个，朗读一篇短文（含400字音节）和命题说话。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考试方式主观性较强，考试题型量化性强，考试成绩对于反映出考生的语音水平基本没有问题，但是无论从考试方式还是考试题型来看，学生的词汇量和语法规范程度，都很难从普通话成绩中体现出来，而这样的成绩势必影响普通话水平测试信度。为提升高校普通话水平测试信度，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普通话教学要贯穿在中文教学中

各个高校基本上都开设了普通话课程，该课程的课时普遍不多，大多数高校普通话课时是18课时，少数高校普通话课时是45课时。但是无论是18课时还是45课时，要想在普通话课堂上真正让学生掌握语音、词汇和语法，拥有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都存在课时少的问题。不仅如此，在和各个高校普通话教师的交流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在普通话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语音一直是我们课程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普通话课程教学中大量的语音训练，几乎都是围绕语音辩证而开展的。当然，这里有语音学习的实际困难，因为语音的改变需要时间，这是一个摆脱旧习惯，养成新习惯的过程，没有足够的时间、大量的训练，学生很难在语音上提高一个层次。由于语音的学习占据了普通话课程的主要内容，因此语法和词汇在普通话课堂上很难兼顾。要想真正提升学生普通话水平，必须将普通话教学贯彻在中文教学中。

高校基本都开设“大学语文”课，而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之一就是改善学生的思维品格，使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与普通话教学在“语言规范”要求上是重合的。只有达到一级乙等普通话等级的教师才可以承担语言课。在高校，很多承担高校“大学语文”课的教师本身就具有省级或国家级测试员资格，所以完全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尤其是最能体现普通话水平的“说话”。大学语文教材古今中外美文集萃，系统的文史知识和各种典故常识都可以丰富学生的知识，帮助学生进行语言积累。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教师首先应重视语文课的诵读教学，通过诵读让学生体会到停顿、重音、语速和语调情感，从而让他们把握这些朗读技巧。其次，要利用各种机会让学生说，可以让学生以口语形式对所学作品从写作特点、语言艺术、主题思想等多方面进行分析、鉴赏，然后师生一起评点，当然少不了还要对学生在“说”中的发音、吐字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这种教学形式，可以让学生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提高普通话水平。

二、优化测评系统

科耶夫从黑格尔承认辩证法得出的普遍同质国家的结论是错误的。如果历史就是主人与奴隶争取承认的辩证法史，历史终结于主人和奴隶的综合，那么这种综合是两种异质承认的综合，是主人欲求的实体性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奴隶个体性价值的普遍承认的综合。这种综合乃是一种真正的和解，而通过这种和解形成的乃是普遍而特殊的伦理实体，这种伦理实体包括家庭和社会，这是个体性价值被承认的领域，还包括国家，这是最高的实体性价值被承认的领域。

[关键词]承认辩证法；普遍同质国家；伦理实体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041－05

范志均(1975－)，男，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副教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江苏南京　21009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08JC870001)、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090461061)、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09JDXM033)、东南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3213000501)的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之外，兴起了承认理论。由于在个人与共同体、特殊和普遍的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陷入对立而不能两全，当代承认理论试图通过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逻辑转换，以承认概念为基础，重建个体与共同体、特殊和普遍之间的统一。法国哲人科耶夫即通过对黑格尔承认辩证法的深入解读，试图在个体价值与实体／共同体价值的承认冲突与和解中把握承认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但是他却从中得出了普遍同质国家这种否定承认辩证法的结论，似乎未能真正理解承认辩证法的历史逻辑。这就需要我们回到黑格尔，再现其承认辩证法的问题和逻辑，得出合乎辩证法的结论。

一、科耶夫的承认辩证法

科耶夫在20世纪30年代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解读，激活了黑格尔实践哲学，开启了黑格尔哲学的复兴运动。科耶夫像马克思一样，兴趣在历史方面，宣称在黑格尔那里找到了破解人类历史“密码”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黑格尔的承认辩证法。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主人与奴隶争取承认的历史，人类历史发生于人为承认而展开的殊死斗争，终结于人类普遍承认的实现。而人类普遍承认的状态就是他所说的普遍同质的国家。科耶夫的这种承认史观被福山全盘接受，他以此解释和确证了苏联解体后人类历史的终结。不同的是，科耶夫把拿破仑帝国看作普遍同质国家，而福山则视英美式自由民主国家为“人人相同、人人平等”，承认欲望得以满足的普遍同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