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论文范文精选

一、观念有更新报道有创新

首先，是端正对民生问题的态度。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受媒体多元化的冲击，一些媒体为适应市场需求，在确立办报导向时，认为报纸的市场在于城市与经济商业部门，农村中看报纸的人比较少，广告来源也很少，所以，对农村民生工程问题报道流于形式。因此，农村中民生问题的热点、难点等都无法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来。

其次，是克服在农村民生报道上的误区。有的媒体只是停留于一般的图解各级党委有关民生问题的方针、政策，写一些地方为农民修路、建房的经验，就算达到预期目标了。报道中出现了“三多、三少”现象：会议的决议、指示多，农民的意见、声音少；走过场与流通于形式的东西多，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少；单纯的经验多，反映特点的指导少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对农村民生工程问题报道的观念、态度没有确定好。第一线记者泡在农村采访的也很少，即使跑在农村的也较少找准民生问题报道的主体到底在哪里。

如何及时、准确、深刻地报道党和政府关于建设民生工程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尽的重要责任。只有真正把目光投向最广阔的农村、最广大的农民。了解他们的困难、情绪、热点、经验和呼声，结合实际解读好、宣传好党对建设民生工程的政策，才能当好广大农民的代言人和民生建设工程发展变化的记录人。

海南日报在报道民生工程中，十分注意更新观念，创新报道。不仅设立了相关的民生版面，又相对集中一段时间有针对性报道全省农村民生建设工程问题，这些“战役性”的报道，主题各异，突破口也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握住了当时的“脉搏”，即克服了过去民生报道表面化、简单化现象，把民生工程进一步融化到如何帮助农民发展特色产业，如何闯市场，如何实现增收等，反响很大。跑农村一线的记者，观念更新，还就农村民生中涉及到农村中有关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土地问题、村务公开问题、社区建设问题、发展后劲问题等纳入民生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取得比较显著的社会效果。

二、既要“热脸面”又要“冷屁股”

农村民生问题报道的主置开始呈上升已成趋势。但是。对民生工程的热点问题如何处理，对媒体不仅是一个责任问题。还有一个“辩证施治”问题。

当前，社会民生生活中出现诸多热点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新闻媒体面对如此众多的民生热点问题，既不能采取回避政策，不闻不问，又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地介入，勇于担当起引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因此。对社会民生的热点问题，既要抱着积极参与的态度，又要从关乎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对热点报道进行理性思考。做好策划和部署，对民生热点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不仅要充分了解民众对各种问题的热点、难点的本质所在，又要对进行宣传报道之后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有一个清醒的评估。尤其是，对民生热点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将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深入了解，以及对其他群众、其他干部的互相影响和渗透、互相牵扯和转化都要进行深入了解，然后才决定进行“辩证施治”。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区服务

论文摘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重工融入城市问题。捉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是道路的必然选择；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因此，实现农民工的城市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并阶段性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防止出应”。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摘要】新疆地区高职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受英语学习时间和程度的限制，商务英语毕业论文撰写对高职院校少数民族学生来讲存在相当的难度。本文以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为例，从写作现状进行分析，归纳出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一些实操性建议，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改善，有效提高少数民族学生对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论文质量。

【关键词】高职商务英语 少数民族学生论文

近年来由于就业形势、人才需求等诸多因素影响，原本是高职教育中属于热门专业的商务英语，新疆地区高职教育商务英语专业却遭遇了招生缩水的冷遇。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称我院）商务英语专业招生人数从原来90人的班级规模已逐渐缩减到40人。在保证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学院正逐步探索民汉合班的教学模式。因此，商务英语专业的少数民族学生自然要与其他地域生源学生在同一班级接受同等专业英语水平教育。但是，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基础是在高中时期才开始接触，学习英语时间短、底子薄。加上民族母语的沟通障碍，对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带来诸多的影响。从近年教学情况来看，最终的结果就是商务英语专业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时提交的毕业论文存在着十分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汉语水平有限导致英汉理解能力、英文写作能力差。我院的少数民族同学多数来自各地州，基础教育模式及成长环境的影响使他们对母语依赖程度很高。在进入高职教育阶段，尤其是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母语，汉语，英语常常使得他们在理解方面需要先把英语转换成汉语再转换成母语才能理解其含义，这对于专业学习来说本身就是负担；加上母语的语法规则有异与汉语和英语的语法规则，因此写作成为他们专业英语学习的又一薄弱环节。

2、论文选题基本与专业无关，多以翻译儿童读物，编写小学英语教案为主。高职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论文选题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学作品赏析、英语语言技能的训练和提高、商务实务操作、商务信函语言特征、商务交际技巧和礼仪、中西文化差异等五个方面。这些内容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挑战。为缓解部分学生学业和就业的双重压力，大部分学生在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结构形式等方面不做严格的要求。但就论文选题及内容来看，多以翻译儿童读物，编写小学英语教案为主。从论文质量来看，甚至直接抄袭剽窃网上论文，并形成恶性循环。

3、学生就业压力大，以找工作为理由，敷衍论文写作。就我院商务英语专业就业情况来说，近七成的学生选择了与自己所学专业无关的工作。学生在毕业之际，少数民族学生既要面对学历上的竞争，又要克服汉语交际带来的影响。这就导致毕业生到企业顶岗实习后，为争取到现在的工作岗位，对撰写论文的态度发生变化，不愿意再花更多精力和时间去完成毕业论文（如他们很少主动与指导教师沟通，对专业知识不进行系统化的积累和实践等等）。最终往往导致论文是临到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匆忙敷衍， 相互抄袭现象严重，同样造成毕业论文质量不高的现象。

4、论文审核较为简单，指导老师放宽要求。指导老师出于对学生就业压力的理解及少数民族学生情况的了解，对其上交的论文，无论从格式规范、内容结构、理论逻辑等方面都适当放宽了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学生的惰性，学生从而投机地放弃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根据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根本指导，结合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基本要求，并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学生构成和层次因素，对以上少数民族毕业论存在的问题个人提出解决途径如下。

[摘要]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与汉族学生毕业论文存在评价的差距，少数民族学生总体情况落后于汉族学生。其原因是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写作、就业、专业基础以及教师指导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应建立一种旨在提升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的新型指导模式，形成既有学生重视又有教师灵活指导的互动式指导模式。

[关键词]少数民族学生 毕业论文 指导模式

[作者简介]颜陶（1976- ），女，甘肃兰州人，北方民族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视觉传达艺术设计。（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5-0190-02

一、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存在的问题

毕业论文作为本科学生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是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截至2009年，高等院校中少数民族学生比例已占6.23%。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教育质量是面临的现实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提升。本文以北方民族大学的设计艺术论文为例进行分析。北方民族大学是一所位于西北的民族高校，少数民族学生占65%。其中，来自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和回族的学生居多。

1.与汉族学生毕业论文评价的差距。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2006届共计278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92，平均分值为69.7，少数民族学生26人，最高分值为70.8，平均分值为65。2007届共计180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88，平均分值为68.6，少数民族学生19人，最高分值为76.2，平均分值为68.45。2008届共计214篇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为82.8，平均分值为68.6，少数民族学生24人，最高分值为81，平均分值为68.68。2009届共计毕业论文215篇，最高分值为82，平均分值为71.8，少数民族学生17人，最高分值为81，平均分值为69.7。可见，少数民族学生毕业论文最高分值与汉族学生最高分值之差距为1分至21分。平均分值差距分别为4.6、0.15、-0.08、1.1，虽然从2006年到2009年连续四年学生论文质量不断提高，但横向方面的差距却起伏不定。北方民族大学从2005年到2009年的优秀论文总数为118篇，但少数民族学生优秀论文数只有2篇，且都是维吾尔族学生。2005年、2008年、2009年全校少数民族学生优秀论文为零，这从侧面反映出少数民族学生在毕业论文写作方面的劣势，以及无法与汉族学生竞争“优秀”荣誉的现状。总体上看，少数民族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不如汉族学生，在论文评价、写作能力、知识运用以及严肃性方面存在不足。

2.论文中出现的问题。对2010届不同方向和不同教师指导的少数民族学生论文取样8份，通过多种影响因子寻求论文质量及影响其质量提升的原因。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从其理论产生的出发点考虑，它加深了我们对西方文化霸权和资本主义利欲本质的认识，从而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本质上，它是不适用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理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

在这里，笔者主要想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中的某种具体运用提出一些质疑，其指向针对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的民族主义的想象共同体理论。当然，这并不是说二者在具体的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是指其思维方式的确有着某种契合。

前段时间，笔者听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的文学评论界尽管大量运用了某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对部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发现了潜藏其中的基于工业文明和物质操控下的“话语霸权”及东西方的对立，但简单地将之比附于西方对东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渗透和政治侵略以及事实强权下的某种抑制，并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至少是没有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去运用，尤其是在审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时更是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在评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只有通过审视主体民族和政治强势是通过怎样的话语形式及掌控的庞大的传媒机器影响人们的意识，认识到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某种强行介入或者少数民族在物质主义或政治主流驱动下的某种被迫性尴尬境遇，并进而激发少数民族自身的“自省”意识和独立自强精神才是真正地运用了“后殖民主义”理论。

其实，类似这样的言论，在一些理论批评文章中也曾出现过，只不过他们的言论没有这么直露，而是经过了某些“学术语汇”的包装。例如，针对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有人即说：“后殖民主义文化身份理论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并不仅是可以借鉴身份理论关于殖民／后殖民和少数族群的某些观点主张去解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具体文学现象，最重要者毋宁在于其反本质主义的治思方式和以总是居于‘文化之间’的少数族群为思考起点的‘后殖民视角’。”再如，针对所谓后殖民理论的“精髓”和思想方法之一的“对抗性思想”，有论者亦提出：“对抗的对象是很宽泛的……对东方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反抗只是这样对抗精神的一种表现而已……张颐武等的第三世界批评是将批评的矛头对外的，对着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批评某些中国文学成为西方文化的‘他者’，而宽泛地理解‘对抗性’之后，批评的可适用性增强了。对抗性潜在的意义是批判性、边缘意识和反思性。对抗是对着某种居于强势地位的思想、力量和行为的，对抗的主体往往居于边缘地位，这使得对抗的主体有了批判和反思的能力……运用对抗性意识，发现边缘感受和边缘的文学现象，正是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神来之笔。比如，当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沉默现象、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存在的选材、艺术追求和风格的距离等，都可纳入批评。”

可以说，正是顺着这样的思路，近年来，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有着较为广泛的运用，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审视更是如此。如仅就对藏族作家的评论而言，这几年以“身份”命题的论文就有朱霞的《当代藏族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与作家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李建的《阿来：边缘书写与文化身份认同》、意娜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创作的文化身份意识初探》、乔丽的《从扎西达娃作品辨析其文化身份》、杨红的《论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唐红梅的《论阿来<尘埃落定)中的身份认同》等，至于涉及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关术语的、对其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批评，更是难以计数。而其合理性，似乎是毋庸质疑，因为在全球化多元性的现代社会，不“拿来主义”是不行的。可是，此种“拿来”真的是“拿来”吗?不可否认，任何主体建构都存在着对象性的关系，或者说任何注视都有一个看与被看的关系，权力也总是与其对象相联系在一起的，但当这种关系转至后殖民批评术语“他者”与“自我”的对象性审视中时，是否一切这样的关系都与后殖民理论原初产生“他者”与“自我”视角时的关系一致呢?弱者和强者的对抗，或者说弱者和强者的相对存在，是否因为这种存在的存在就都是一致呢?不同的弱者与弱者之间、不同的强者与强者之间是否就没有差异性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有学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中，社会权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关系是不同的，其社会成员所体验到的支配性压迫也是不同的，在后殖民理论领域，如果忽视第一世界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错位，机械‘进口’、挪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话语乃至话题，所犯的错误正是文化理论的跨语境移置过程中的简单化错误。”

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笔者以为，究其实质，它是原先被殖民的国家在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国家不得不换用一种更为隐蔽的殖民方式以达到采用原先“殖民主义”而不再能顺畅达到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内部指向的生产关系的压迫性。在西方社会文明(第一世界)的背景下，它更多的是理论设计者自身对自我困境的解脱，对自我行为的辩解，其逻辑起点——强势和弱势的已然区分，使看者和被看者的身份同样暖昧，被预先置于了一个虚构的体系之内；反之于在东方社会(第三世界)背景下，则是对政治强权、文化侵略、意识渗透及物质主义的一种“自省”和反抗。其所运用的具体环境是有一定条件的，即在批判和阐释西方对东方的潜在侵略、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榨上是有普遍有效性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一有效性适用于任何一种具体条件下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中，这种理论是不能一概视之的。

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承认其具体条件下的实用性或者片面地强调抽象的普遍性，那么必然在其对立面的条件下显示出谬误。而目前“后殖民主义理论”这种存在各种可能性和对抗意识的批评范式即是如此。它在一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并不能在另一条件下具有同样的合理性。在现实问题中我们不难理解，比如我们并不能把今天遇到的问题全部等同于历史上遇到的问题，不能把在非同一时代背景、序列和社会条件下的一国遇到的问题等同于另一国遇到的问题；同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虽然都表现为民族的问题，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我们的民族问题是在解决了民族生产关系压迫基础上的具体的人民内部的民族问题，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民族问题，就其根本来讲是民族生产关系依然存在压迫性的问题；我们的民族问题不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族问题则是民族生产关系存在压迫和被压迫之间的对立。由此出发，西方对东方的“后殖民主义”策略掩盖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出于物质基础不平衡而施加的生产关系性的压迫，而在我国，各民族之间本就不存在与之同质的“民族问题”，更不用说什么“后殖民主义”下的民族压迫了。

[摘要]　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由于每个阶段所处的语境不同，它们关注的重心也有所不同，第一个阶段以电影民族化大讨论为核心，第二阶段提出了建立民族电影理论体系的设想，第三阶段的电影民族化问题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　民族化；电影理论；全球化

中国电影民族化作为中国电影理论界挥之不去的话题，随着时展而不断获得新的内涵。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民族化大讨论；90年代建立民族电影理论体系构想的再次提出；以及世纪之交以全球化为背景的电影民族化研究。这三个阶段的电影民族化理论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每一个阶段的理论背景、研究重心和话语方式呈现出相互勾连又有明显差异的状态。本文试图对20多年来电影民族化理论发展过程进行描述，从而进行反思。

一、历史回溯

一般认为，中国电影民族化理论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新时期伊始那场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大讨论，曾经是电影理论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道路的问题就曾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他们把中国电影应该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课题提出，并围绕这一课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研究被打断。B0年代初电影理论界关于中国电影民族化的讨论实质上是对搁置多年话题的继续。这场讨论主要在坚持民族化者和反对民族化者之间展开，围绕着中国电影要不要提倡民族化、民族化的对象是内容还是形式等问题进行，…对中外电影在美学表现等很多方面的差异都有所涉及。如果说60年代对民族化问题的初步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较少独立品格，尚处于前学科状态的话，那么80年代初的这场讨论便较少存在以前研究中缺少学理精神、观念单一等问题，在理论上取得一定突破。对坚持民族化者来说，这次讨论对于他们建立有中国特理论的设想而言，甚至起到了立论的作用。这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紧接着和电影民族化理论发展息息相关的是中国电影“影戏观”理论的提出。80年代中期一些研究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影戏观”的研究后指出，“影戏”是中国电影美学的核心概念，作为一种理论的表述，它又超越了中国早期电影这一特定的历史范畴，而成为概括整个中国传统电影观念的基本概念，涵盖了到当时为止整个中国电影80年的历史。这一研究成果无疑具有相当的创新性，因为它“大胆提出了中国电影传统文化的特征以及对其进行历史评估的问题，还涉及中国电影的历史道路以及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的具体历史评价等问题。”对于民族化理论而言，此研究成果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为自己从历史中添加了佐证，并构成了电影民族化理论中有机的一部分。

任何理论的提出和产生都和其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把电影民族化讨论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可以看出，针对新时期伊始一部分电影创作中手法大胆前卫，但是观众却难以理解的情况，电影民族化观点的提出反映了不同的审美要求，这对于电影创作灵活吸收国外的经验具有积极意义。至于形成了大规模的讨论，则是研究者们以此为契机。全面、深入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的结果。而“影戏”理论的创新性与包括美学在内的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取得的成果相辅相成，当然也和80年代中期文化界中“文化寻根热”“文化反思热”的氛围息息相关。

这一阶段研究者还提及有中国特理论的问题，这在以后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民族化在内并比之有更深广内涵的命题。如果把民族化讨论看做是为这一命题立论、“影戏观”研究是为之梳理历史的话，这一阶段的研究刚好构成了这一命题的两部分。

摘　要：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呈阶段性差异态势；研究内容丰富，以宏观研究为主导；研究地域差异显著，分布相对集中；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的研究实力相差较大。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需在理论与实践的衔接问题、基础性研究的深化与拓展问题、研究主体的多元化问题和研究的影响力问题等方面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剖析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06)12－0052－02

一、研究方法

对于民办高等教育研究，以20世纪90年代至今出版的著作和专业期刊及召开的学术会议为依据进行收集、整理、统计分析。主要采取个案分析、资料追踪、对比归纳等方法，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的论文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选取了《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和《民办教育研究》三种权威期刊，从论文数量、内容和作者三个维度加以分析，将其研究内容划分为“民校管理”、“区域研究”、“整体研究”、“产权问题”、“发展策略”、“比较研究”、“法律政策”等。

二、研究结果

(一)论文情况

1．数量分析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四篇有关民营经济硕士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针对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民营经济；硕士论文；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现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在实践中，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其中民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经济腾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的民营经济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与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民营经济用自己的竞争力赢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赢得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其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民营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民营经济在发展中也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环境的制约。因此，在进一步统一对民营经济的思想认识，明确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深入研究新时期民营经济内在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定位和拓展途径，努力营造有利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外部优良环境，对推动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

为能全面、深刻地分析民营经济相关论文的研究方法，共搜集四篇论文进行分析。它们分别是吉林大学徐进的《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延边大学李英哲的《对延边州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北工业大学殷亭国的《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分析及制度反思》、郑州大学阎中洋的《县域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在论文研究方法分析梳理中发现，有些文章专门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而有些文章只是在摘要部分提及那么一两句有关的研究方法，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涉及自己论文的研究方法。例如：

1895年甲午战争，大清败于“倭寇”，使国人内心阴影重生，并产生某种“文化自觉”。为了自救，他们想到“洋夷”的工业力量、和教育，接着想到“犬羊小国”内部的社会凝聚力。“洋夷”内部的“团结”源于何处？不少前辈认为来自他们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要在近代世界谋得生存空间，缺乏民族精神，那是不可能的。自此以后，“民族”概念总是伴随着“强国”概念不断涌现于我们的脑海中。

强国主义民族学

国人一度怀抱造就一个强大“民族”的愿望，在理想上，有些人倾向于想象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的存在，认为这才符合近代欧洲（以至日本）政体模式。而现实上，如他们所知，“纯粹的华夏共同体”因有排他性，故无法联合更广泛的“民族”来实现“强国”理想。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总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意象（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51页），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深入人心。这个意义上的“团结”，观念上的雄心是巨大的，它主张一方面要有“一体格局”之下的“多元民族”各自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视这类“团结”为有限的，主张追求一种“一体格局”下的“一体感”。也就是说，19世纪末以后，国人主张的“民族团结”，决非简单的欧洲式“民族主义”，而是双重的。按欧洲近代“民族”概念的定义，它可谓既是“民族内部的团结”，又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多元一体”共识表达的主要是“强国”的愿望，因而，其自身不免有内在紧张，也易于导致争论。后来极少人坚持主张营造一个“纯粹的华夏共同体”，但对于“民族”，人们却还是莫衷一是。那些认为“强国”是一切的前辈，多数倾向于以论证“中国民族”的历史根基为己任，而那些也主张“强国”，却认定社会性而非支配性是“团结”的前提的人，则多数倾向于主张在“一体”之下保留区域与“民族”的“多元”。后者通常对于欧式“民族”理论有反思，他们认识到的中国政治文化特征，几乎可用“政治一体，文化多元”一词概括。他们相信，生拉硬扯地将这样一个政体套入欧式“民族”观念中，是食洋不化的表现。而前者的论述，通常却又不是像后者所指责的那样“洋泾帮”，充满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激情。在其具体的历史描述与分析中，四处可见远比后者翔实精到的族、族系、族间关系考据。然而，前者一到讨论作为政治问题的“民族问题”时，的确时常倾向于往反方向走――此间，“民族”一词依旧等同于一个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

吴文藻先生在其1926年写的“民族与国家”一文中，一语道破民族主义的两种形态之实质：“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世倡民族自决之说，即主张一民族造成一国家者。此就弱小民族而言。与此相反者，则认民族自决，行至极端，有违国家统一之原理，及民族合作之精神，故反对任其趋于极端，而主张保存多民族国家。”（该文刊于《留美学生季报》，1926年，第11卷，第3号）

关于“民族”与“国家”关系的两种说法，在清末民初都存在过。一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却未与清末民初的叙述形成实质区分（请注意，我并不一定认为，根本区分是必要的）。

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是，过去30年，“民族问题”并不为“一般思想界”所关注，随着所谓的“学科建设”，“民族问题研究”成为一个专业。“民族问题研究”，不像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人，关注的问题是当前的，但说的话是以往的――复制过去设置的话语格式似为其学术使命。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民族”意义上再造中国，国人把以“强国”为目的的“民族问题研究”提到日程上来，因必然或偶然的原因，先是对境内“民族”进行识别，承认“民族”的多元，接着又采用进化主义的观念体系，为多元的“民族”设计出一个一体的物质和精神进步史纲要，要求社会形态不同的“民族”采纳同一时间表安排自己的集体生活，使自身跨越式地融合于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指导，但却时代性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团结强国”的意象。

策划反响：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9月（上）特别策划《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专题在选题组织、实施与推出前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强烈共鸣。专题文章推出后，被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等国内外100多家媒体予以转载或评论。专题刊发当天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讨论。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等一些国内知名论坛开辟战略知识分子讨论专区，近9000多位网友纷纷对该话题发帖或撰文评论建言。截至2011月1月20日，以“战略知识分子”为关键词在百度进行搜索，相关网页达15200000篇。

价值意义：大部分反馈意见及网友留言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提出，切中了当前社会的期待与要求。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意义不在于这么一个新颖的概念，而是在于彰显当代知识分子境界、站位与奉献精神的重要性，这才是选题策划的价值所在。

延伸思考：未来十年，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十年，也是我党“2000―2020战略机遇期”的黄金十年。未来十年既要关心决定中国比较优势的战略长板，更要关注可能重创中华复兴大业的战略短板。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副教授王善平认为，就当前情势而论，中国有五大战略短板。一是生态环境短板；二是国际集体安全短板；三是社会保障短板；四是新闻舆论短板；五是学术和教育短板。同时还指出，中国发展应有轻重缓急，既与时俱进地提升战略长板，也应适时顺势地补足战略短板，如此才能变短板为跳板，实现综合国力大飞跃。

■专家回访

那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

文/王占阳

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应该转向对于当前实际战略问题的思考和讨论。现在有关战略问题的讨论不算少，但能切中要害、拿出有效对策的研究成果仍感严重不足。战略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拿出大智慧和下大功夫不可能正确解决。战略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大，至今仍然有些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亟待深入研究。

一是民主与民生关系问题。这是当前国内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问题的焦点在于：没有民主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深入能否解决分配制度改革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人主张先民主后民生，有人主张先民生后民主，有人主张民主与民生相结合。这些不同主张的实施都会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深远的重大影响。那么，这些主张究竟各自有什么论据和论证，这些论据和论证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这就不能不成为人们特别关注的大问题了。所以，现在已是清晰地提出民主与民生关系问题的时候了，也是应该着力展开这种深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战略研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