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思想论文范文精选

人类经历了20世纪的辉煌，并带着困惑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人类应该如何发展?从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得出了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来说，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我们挖掘其中的积极合理因素，对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将产生有益的启示。

一、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既表现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理性，又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万物。

(一)“仁民爱物”的惜生重生观

孔子奉着惜生、重生的原则，主张用生态从善的道德情怀来对待自然界，对自然界及自然界的万物施以爱心。提倡天道生生，仁爱万物，将义、礼、仁等伦理道德范畴推广至自然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言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表明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对于兽类、鸟类、鱼类不可过量捕杀、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含义。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入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在孔子看来，保护动物，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热爱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自己的手段。这种生态平衡观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的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弃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孔子将对待动植物的态度与对待人等同并列起来，反映的不只是人对人的伦理道德，而是对待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博爱之伦理。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这是其伟大高明之处。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热爱生命的“仁爱”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君子之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君子之爱包括对亲人的爱，对百姓的爱和对自然物的爱三部分，这三种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亲亲必须仁民，只有仁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亲人的幸福才有保障。与此同时，仁民又必须爱物，只有珍爱保护自然万物，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物质保障。这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与爱物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爱已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才是真正的“爱”和“仁”。在他看来，道德系统由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两部分构成，人际道德高于生态道德，“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更是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选择。他认为，为了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万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建立一个依时采伐林木和猎取生物资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还提出要设专职官员负责生态保护，规定“虞师”之职责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虞师”专司法令制定、颁布及实施监督。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取予有度。从税收等经济政策层面鼓励老百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劝导统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生产生活资料来养活百姓，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

文化整体论：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文化哲学品格

相对于西方世界的传统学问，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国的学问都是实践的。”梁漱溟先生也说：道家、儒家、佛家“此三家者各为一种生活实践功夫（不徒在口耳之间相传说），即都是真学术在解决各不相同的人生真问题。”而且，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实践的学问又几乎都是属于伦理道德性质的。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自然的学问与关于人事的学问，或者说关于自然秩序的逻辑与关于人伦秩序的逻辑，向来就是泾渭分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等仅仅是个别现象。而且，在苏格拉底出现之前的希腊古典时期，那些“爱智慧者”的旨趣大多聚焦于自然哲学问题，基本上没有涉及伦理道德议题。在苏格拉底引导下，雅典思想家们才远离自然哲学，转向探索人类行为问题和道德哲学。到了希腊古典时期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这个整体性的学问被肢解成了相互分离的“分析性的”具体学科的学问。直到20世纪“量子论”和“过程论”的出现，西方世界才真正复苏了整体论思维，只不过尚囿于大的学科部类之中——犹如量子论物理理论和过程论哲学。相比之下，老子以自然秩序和自然伦理为要旨的哲学义理，俨然超越了时空的束缚。

一、老子基于“道”的整体论的文化哲学视界

在中国重视人伦法度（抑或康德实践理性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中，相对于其他学术流派，道家的伦理思想也许是个颇为诡谲的“异类”。恰如新儒学大师方东美所言：“道家是中国形而上学领域内的最孤独者，他们的箴言的确难以理解。”仅与儒家传统相比，孔孟将伦理秩序的视界及其实现诉诸社会性规范，而老子则将其诉诸心性提升；儒家以刚性的“三纲五常”等礼仪规范来框定个体的人性。而道家则是以柔性的“自然而然”等理性启蒙来诱发个体的性情；“孔子具有超越国族的视野。老子则有胸怀天地的视域。”老子及道家不但关注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关照自然，关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老子的世界观念中，“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是一体建构的；在逻辑上，这种一体建构中的自然而然之“道”的法则或者“道”之“德（性）”，只有在“人”与自然界之物一体建构的关系架构中，才能将关于“道”之法则或者“道”之“德（性）”的言说扩展到关于“人”的德性、德行之伦理言说上来。

总体而言，老子的世界观乃至自然伦理思想是一种“文化整体论”的哲学思想。“老子的世界观在自然和人事关系上一以贯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人本关心、还是民本情怀，无论是人性关照、还是人类关怀，无论是老子的哲学视界还是自然伦理思想的构建方式，老子的言说都彰显了独特的整体论的文化哲学思维。

在世界观上，老子将世间万物之性情总归为“自然”存在之本性，将一切存在统一到了“道”这个形而上的“同一性”的世界本体。从而为其哲学思想预设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本体论前提。而且，老子虽然以“道”这个形而上学概念作出了关于世界之终极本体的预设，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然的本体论概念，它更多地是一个存在论概念。

在老子的“道论”思想中，“道”乃是个关于“同一性”的范畴，它作为一个抽象的统一体，具体存在于宇宙的万物之中；在整体论的意义上，他的形而上的“道”就是“一”，“一”即是“道”。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第三十九章）显然，这里的“一”就是“道”。如果说“道”是始基，那么“一”就是“生发点”、就是“生命力”。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在老子这里，“道”这个“始基”既包含永恒规律、永恒存在状态的东西。也包含“生机”、“生发”的东西。“一”也是如此。只是“道”更多地或者主要地表达的是永恒规律、永恒存在状态之意涵。而“一”更多地或者主要地表达的是生机、生发之意涵。所谓“一者，形变之始也。”（《列子·天瑞》）

“道”作为老子的关于“同一性”的抽象统一体的核心范畴，包含着阴阳两个方面。如《易经·系辞传（上）》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中，正是这种以阴阳来概括的正反（或者相对）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互生互长，才使得宇宙万物生生不息、安然自得。陈鼓应先生说：“老子思想最特出处莫过于这两方面：一是他首次提出万物存在根据的‘道’，在他的道论中所建构的宇宙生成论和本体论为历代哲学家所继承而发展。二是老子系统化地应用‘相反相成’的辩证思想方法。这两者都大大地开阔了人类的视域，并深化了人们的思考。”老子这种源于中华“易”思想的整体论和历史论（或者历时论，或者过程论）的哲学思想，迄今也是未被他人超越的对人类做出的最大和最高水平的贡献。怀特海之前西方的整体论思维，往往只有共时性的整体观，而缺乏历时的（或者历史的、过程论的）整体观，因而基本上都属于自然哲学（诸如希腊古典时期的那样）或者自然科学思维（如19和20世纪之交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之范畴。在西方世界，如今也只有怀特海的过程论哲学可与老子的文化整体论哲学思想相媲美。

一、老子伦理思想的追求效果：“和光同尘”

首先，为效法水的善利万物的特征，老子提出了：“信”、“慈”、“勤”、“俭”、“知”、“行”等重要品德。“信”即是说话要善于信守承诺，说到做到，“轻诺必寡信”，所以老子主张不要轻易许诺别人。人无信不立，如果诚信不足就会丧失别人对你的信任。老子甚至还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四十九章）信这种品德的树立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首要的是自身要信，以诚相待，别人亦会效法，这种的德行就会逐渐彰显开来；“慈”即是指内心慈爱、慈祥、慈悲。“慈”是老子持守奉行的第一大法宝，尤其对统治者或将帅而言，用“慈爱”之心作战，则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用“慈爱”之心防守，则会不断巩固、坚韧不拔。老子甚至说：“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第六十七章）可见“慈”是道赋予天地万物的本性之一，所以老子说天要救助谁，就用慈爱来卫护他；“勤”和“俭”往往是联系在一起述说的，勤劳和节俭已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现代人也同样能够理解，此处便不再赘述。老子认为这两个品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第五十九章）；“知”与“行”也同样是被连用在一起的，中国古人也一向倡导人应该“知行合一”努力进取，方能造福百姓。“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第十六章）“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第七十一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第三十三章）这些都是老子关于“知”和“行”的名言，从而告诉人们要善于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重要性。

其次，为效法水的柔弱不争的特性，老子提出了“谦”的概念。“谦”来源于《易经》，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一卦，从卦象上来看，上面是土下面是山，代表着高超与低调的完美结合，即是说一个人虽然有很大的能力却从不显露出来，这样难得的高贵的品德就是“谦”。换句话说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第六十七章），“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这里老子详细谈到了“谦”这种美德的具体体现：有道的人坚守这一原则作为天下事理的范式,不自鸣得意只相信自己的眼睛,所以才能把事物看得如此分明;不自以为是,所以才是非昭彰;不自吹自擂,所以才有功劳;不妄自尊大,所以才能做众人的首领。正因为他不跟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和他争。再次，为效法水的博大包容的特点，老子又同时提出了“朴”、“厚”等伦理范畴。“朴”即质朴、纯朴，其本意是没有经过雕琢的楠木，在老子这里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十九章）就是讲“朴”的对立面就是人的私欲，私欲过重就会行失其常，忘掉本真的自我。老子主张“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即用道的质朴来镇住、安定贪欲。不起贪欲而趋于宁静，天下便自然复归于安定。能够保持自身的“朴”就会带来深“厚”的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具有这样深厚美德的人就如同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一切美德具足，“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第三十八章）

通过以上列举，不难看出老子的伦理思想就是以“上善若水”为核心，要求人们通过“信”、“慈”、“勤”、“俭”、“知”、“行”、“谦”、“朴”、“厚”等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来效法水的“上善”之举，而具有这些品德的人可谓是“得道之人”即老子所谓的“圣人”了，而圣人所追寻的理想品格就是和谐美妙的“和光同尘”之境。与万物合而为一得“和光同尘”正代表着天道，是最深的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五十一章）这段话的意思是：第一，道与德之所以尊贵是由于道对世界发挥了创作的作用，德则尽其蓄养的功能。第二，老子遵道的同时，又提出了贵德的思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种尊重每个生命个体的独立性就是“玄德”。第三，这与老子明确提出的自然无为思想相呼应，更加彰显了道家的人文精神。

二、老子伦理思想的践行方法：“涤除玄览”

而如何才能修身养性达至圣人的“和光同尘”之境呢，首先老子所说的“圣人”和儒家传统的“圣人”含义不大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说，老子的“圣人”是指“悟道者”。中国历史上所评价的“十圣”大多都是各行各业的道德楷模，如孔子为文圣人，关羽为武圣人，杜甫为诗圣，王羲之为书圣，张仲景为医圣，杜康为酒圣，陆羽为茶圣等等。但是这些圣人以老子的观点来看有的是被神化的，令人遥不可及，总有些欠缺。“圣人”一词贯穿于《老子》一书，出现有30次之多。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是因为他们“惟道是从”，从而体现了道之德，德就是道赋予万物的自然本性和天然禀赋。圣人无私无欲，纯任自然，率性而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其次，要达到“圣人”的修身之境，需要不断除私去欲进行修炼，才能“复归于朴”达到本真的状态。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具体的修炼方法就是“涤除玄览”，这种方法就是让人静下心来，反躬自省，清洗杂念，摒除妄想。让人的心灵返回到清虚明镜的状态，这样就能够避免观物不正，行为失常。

“涤除玄览”的修养方法具体来讲，“涤除”的是私信杂念的欲望和外界纷纭的干扰，“玄览”的是道赋予人自如的本心本性，老子这种方法后来逐步演化为中国佛教的禅定功夫。老子是以其独特的直觉思维方式提出了“涤除玄览”的修养方法，这种修养方法也是一种体道、悟道的过程，所谓“致虚极,守静笃”,即是说人要少私寡欲,去知去欲即去掉一切违反自然的看法和欲望,使心灵空虚,入静养气，天人合一，这便是驭气导引之术的养生理论来源。对此,《道德经》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第十章)大意是,精神和形体合一，能不分离吗？结聚精气以致柔顺，保全天真的本性能像婴儿的状态一样纯朴吗？洗清杂念而深入观照，能没有瑕疵，一尘不染吗？爱民治国，能自然无为吗？感官和外界接触，能守静吗？通晓四方，明察秋毫，能不用心机吗？明白了这些道理,就像天地一样,能任万物之性而化生,因万物之性而长养。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兴作万物而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而不视己为主宰。这就是深刻广远至高无上的“德”。

总而言之，老子的伦理思想对于抵御世俗贪欲奢求的诱惑，和肯定人的主体生命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价值。反观我们现代人的社会生活，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人们都被这种欲望所激发和诱惑，导致自我内心极不和谐，很多人患得患失，为了过分追逐金钱和权力，使自我限于内心挣扎和分裂状态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四十四章）老子提醒，声名和生命比起来哪一样亲切？生命和货利比起来哪一样贵重？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哪一样为害？过分的爱名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耗费；过多的藏货就必定会招致惨重的损失。所以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带来危险，这样才可以保持长久。《道德经》中丰富的伦理思想反复告诉人们什么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那就是生命本真，如果人们重视生命本真超过重视一切，那么就可以比较容易走出人生困境，实现自我和谐。

论文关键词：辽宁生态文学;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生态伦理学主张人不仅时社会有责任和义务，人还对自然有责任和义务。辽宁生态文学体现了生态伦理的思想。辽宁生态文学伦理道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人要敬畏生命，自然物有自己的权利，自然界应该是个平等和谐的大家庭。

生态伦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是针对生态环境恶化产生的一门新兴理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人类不仅对社会有责任，人类对自然也具有责任和义务。伦理学由于受到绿色浪潮的冲击，把道德问题纳人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于是就产生了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的提出者法国的史怀泽倡导尊重生命，他认为生态伦理学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关怀，人和自然的关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来协调。生态伦理学的最终目标就是改善人类的环境。这种生态伦理学观念在辽宁生态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生态文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飞跃。从原始社会到生态文学产生以前，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直是对立的、异己的，其文化观是人文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文化观。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坏和逐渐退隐为代价的。原始社会的文学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为理想的，这一点在原始神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封建社会的文学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仍然是人类征服战胜的对象。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自然观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独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新文艺复兴时期，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人自居为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对象。尤其是到了工业社会，天地万物都成为工业技术加工的原料和资源。长期以来，人类历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人们一直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同质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直到生态文学的出现，从观念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把伦理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这是以往历史上没有的伦理思想，因此，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文学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伦理

生态伦理学认为人类应该确定新的伦理道德尺度，人类应该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仅包括有意识的生命，还包括无意识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态伦理学拓宽了道德研究范围，把传统伦理学只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拓宽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学认为自然物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伦理尊严。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像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梭罗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道德情怀的自然界。在辽宁生态文学中，道德伦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对自然物具有了人文关怀。鲍尔吉·原野在《人看动物》中主张人文主义的关怀应该加人自然和动物的内容。他在《风吹哪页读哪页》重申人的爱应该扩大到环境、植物、动物:“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二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在《虫鸟侣》中，当“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虫时:“心说，毛虫你快爬吧，这么显眼。那人近了，我赶紧找草棍把它挑到树丛里……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辈子若你为人我为虫，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来想，啥呀，就这么一挑，没准闪断人家腰呢，真是。”作者关爱毛毛虫，自觉地担当了毛毛虫的保护神。

在辽宁的生态文学中，动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伦理。在王秀杰的笔下，松鹤、芦苇也有道德伦理，人文关怀。在《盘锦松鹤，我对你说》中，松鹤是有道德伦理的灵物。松鹤爱盘锦这片芦荡，眷恋盘锦，松鹤充满了爱心，从不计较人类对它的冒犯，松鹤每年都要结伴飞回日夜思念的故乡—盘锦。在《野鹤归来》中，松鹤妈妈教小鹤唱歌跳舞，松鹤爸爸教小鹤起飞降落，小鹤还穿着小鸭子一样的黄褐色花衣裳，这分明是充满伦理关怀的三口之家。在《<松鹤图>遐思》中，王秀杰认为芦苇充满了悲情，是芦苇隐蔽保护了、滋养哺育了丹顶鹤。作者为芦苇打抱不平，哀叹芦苇命运之不幸，作者炽热地热爱芦苇。在《芦苇》诗情中，芦苇荡是鹤的家园，芦苇是鹤的卫护者。在《鹤乡秋芦花秋》中，芦苇充满了对盐碱贫痔的土地不嫌不弃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芦花秋韵》中，“芦花丛是鸟儿们最好的庇护地。当鸟儿们南飞后，芦花把孤独留给了自己。那时，芦花像一只只举起的手，摇摆着、摇摆着，像是在欢送，又像是在企盼。芦花是在陆地上最艰苦条件下绽放的花。沼泽湿地，盐碱海滩，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叶、开花。无论脚下的土地怎样的贫痔，也无论生存的条件如何恶劣，芦花都挺直了腰杆，昂着头去接受”。可见芦花具有它自己独特的处事方式，而且它的处事方式已经蕴含了人的道德伦理。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和人相处的原则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绿绸子衣裳，不穿就不许出门，然后，谦卑地伸出双臂，像献哈达一样，表达对太阳和人群的敬意……草没有存款，它们原本想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太阳、春天和土地上的人们’’。在李松涛的《贫血败血并发症》中，水养育天地万物，是“多义之物”。在李松涛《凋零的葱笼》中，树是仁者的化身，树奋力掩护人类的后代，保护生命的种子，对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权利

一、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的应用———以“电车难题”为例

思想实验研究方法在这里所体现出的一个很好的功用，就是它能够通过程序设计和思维推理得出悖论，即“伦理困境”，从而通过“伦理困境”指出某一伦理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如电车难题就是针对功利主义的理论缺口而提出的。这些缺陷和弊端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不能够一一对应的地方，对这些偏差之处进行反思平衡，有利于理论的检验和修正。这种方法在批判性的维度上有一定意义，但却缺乏建设性维度上的指导，即对“伦理困境”问题本身并没有给出一种深刻的解读和建设性的分析思路，最后的结果只是将我们引入几种理论的矛盾争论之中，陷入非此即彼的理论抉择。以电车难题为例，这一思想实验通过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最终得出了几种伦理理论的相互矛盾，也就是“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矛盾，这种矛盾会引导我们这样解释人们的选择:如果在最开始的情境下选择转动方向盘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那么就是“功利主义”(大多数人都会这样选择)，相反则是“义务论”;而在第二种新设定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却没有选择将桥上的胖子推下去以1个人的生命换取5个人的生命，这时大多数人又导向了“义务论”。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恰恰说明多数人在进行行为选择时并非完全出自于一个事先预设的“理论指导”，而是出自于一种基于实际情况并包含理智、情感和欲望综合考虑在内的整体性判断。如果我们出于电车难题思想实验的困惑而苦苦思考究竟应该选择“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我们的思维其实已经被这两种理论所限制。理论的分歧并没有真正深入探讨并解释一个行动者发出行动的原因和实质，我们难道是因为知道什么是功利主义、什么是义务论后再命令自己要遵循该理论而作出行为选择的吗?一个简单的伦理理论足以构成我们行为的全部理由吗?如果一个规范的伦理理论足以指导我们所有的行为，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前后两种情境下作出了理论不一致的选择?在这里，思想实验研究方法有效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理论缺陷，也把我们带入了更大的困惑之中。

二、思想实验方法在伦理学中应用的局限性

(一)知识论话语的限制

“思想实验”这一研究方法通过假想的程序设计和合乎逻辑的思维推理引出问题并得出悖论，这种研究方法背后所展现的思维方式(假想实验、逻辑推理、归谬反证等)是以知识论话语为背景的，而伦理学具有实践性质，诉诸于价值领域的探讨，知识论的思维取向与伦理学的价值论视野并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电车难题”这一伦理学思想实验中设计者试图引出“功利主义”和“义务论”这两种伦理理论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我们陷入到一种理论选择的困境中，这个困境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论思维的限制，即认为我们必须在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规范化理论指导下才能够发出确切的行为，从而试图去引发构建一种没有漏洞的理论以确保知识的可靠性。然而，从一个更大的价值论和存在论的视角来看，我们发出一个行为首先是基于具体的实际情境，基于对生活世界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理解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不是出于某一固定理论规范的预先指导，如果想要把这一理论通过逻辑论证普遍化、必然化，就更加不符合价值探讨的思路了。

(二)实验与实际的差异

“思想实验”本质上是一种假想实验，理论上的设想与实际生活的实践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理论上所表达出的立场也并不能够蕴含生活实践的全部价值。思维假设中的场景和我们实践生活中的场景具有不同的性质:对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言，我们常常是被动的，因为实际中的问题往往会随时随地发生而并不跟从于我们的主观设想，每一个具体的环境和情境都是随机的。然而，对于思想实验中的问题，我们的出发意图是主动的，即这种假想是特定的、尤其是针对某种理论来建构和设计的。由此多数思想实验针对某一理论观点进行批判和反驳，是一种从观点出发的思路，而不是从问题出发再到观点的思路，理论如果先入为主，这种特定的预先指向性并不利于整个问题的研究进程。伦理学问题的实践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需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而不是简单的理论内部之争。

(三)行为与行动者分离

摘要： 近30年来，港台的荀子研究方兴未艾，以对性恶论的不同理解区分道学论和文学论；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维思维模式，与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而创新迭出。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学界更侧重于荀子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道德教化、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学界去克服。

关键词：港台； 国内； 荀子； 伦理思想； 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陈爱华教授的新作《法兰充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主要从科学伦理学的视角，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视阈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系统的探索，具有史论结合、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三大研究特色。该书不仅在学科建设上填补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空白，而且在实践中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合理应对科技发展及其成果应用的复杂伦理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可见．该书对以科学活动主体的科学伦理实践理性防范规避科学发展的伦理风险，使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技术发展有所裨益，且抱着始终如一的关切态度。总体而言，如果说该书前三篇具有浓郁的理论特色的话，那么，后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则由面向理论转为直面现实，不仅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科学对社会的作用，正确处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与经济、科学与人的关系，制定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伦理规范都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与理论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对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探索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和消除科技异化现象的途径与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上的启迪作用。

由中国伦理学会、宁夏大学、宁夏伦理学会主办，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全国民族伦理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民族伦理学会民族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于2011年8月22日至25日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15个民族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与会成员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摘要：近30年来，港台的荀子研究方兴未艾，以对性恶论的不同理解区分道学论和文学论；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维思维模式，与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而创新迭出。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学界更侧重于荀子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道德教化、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学界去克服。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论文关键词:藏族　伦理思想　研究　现状　展望

论文摘要:藏族是一个富有道德情感和道德传统的民族，藏族伦理思想既是藏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学术的层面看，对藏族伦理思想研究的现状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却也涌现出来了一定的成果，这就为今后的研究莫定了较好的基础，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藏族伦理思想研究前景的展望是令人乐观的，它必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而日益深化。

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智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藏族人民在雪域高原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具特色又极具魅力的藏族文化。藏族伦理思想同其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一样，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藏族伦理思想是指对藏族历史上各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的总称，它既是藏族文化和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整理、研究藏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对于加强藏族地区的道德建设，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增进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和思想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密切民族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藏族伦理思想研究之现状

就目前而言，对藏族伦理思想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研究的，虽然数量不多，但确有一些同仁已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

首先，对藏族伦理思想从宏观上进行研究的，丹珠昂奔先生曾先后发表过三篇颇有分量的文章:《原始笨教与藏民族旱期的伦理观念——藏族肯代伦理思想初探》、《吐蕃王朝兴盛时期的藏族伦理思想》、《佛教对藏民族伦理观念的历史性影响》。专著有刘俊哲先生的《藏族道德》等。丹珠昂奔、刘俊哲等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无疑是从藏族伦理思想的整体角度即从全局上来考虑问题的，旨在要求、呼吁并希望人们在进行思想道德建设时，不应忽视藏族的伦理思想，应当重视对藏族伦理思想的发掘、整理、评价、介绍和研究，从而充实和丰富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宝库。

在这方面，笔者也发表过《藏族伦理思想发展略论》、《藏族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纵向发展观》等文章，对藏族伦理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指出藏族伦理思想既是藏族文化和藏族人民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整理、研究藏族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对于加强藏族地区的道德建设，弘扬民族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时代新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充实、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乃至于世界民族的伦理文化宝库，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次，从微观上对藏族伦理思想进行研究的，如笔者先后发裘的《试论(礼仪问答写卷)中的伦理思想》、《古代藏族人民的理想人格典范一一一兼论<格萨尔>中的伦理思想》、《试析<尸语故事>中的伦理思想》、《<萨迎格言>伦理思想比较研究二题》、《试论<玛尔巴译师传>中的伦理思想》、《试论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藏族生态伦理思想概论》等，除对藏族历史上一些著述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外，还对藏族禁忌与藏族道德规范的联系及区别进行了厘定和辨析，对藏族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意义及应采取的必要措施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