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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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The Inevitable Appeal of Public Sport Service on the Building of the Government by Law
YU Shan-xu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0381, China)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宪法学方法论宪法问题
一．2007年宪法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毕业论文
（一）全国性学术会议毕业论文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和郑州大学在郑州大学共同主办了“社会转型时期建设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就“转型期国家的人权保障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及“社会转型与建设”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2007年6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学》杂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办了第三届“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关注了具体的宪法学范畴、概念与方法问题。2007年7月6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韩国比较公法学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东亚公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就“宪法基本权利”、行政法相关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宪法学研究方法等问题深入进行了学术探讨和交流。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围绕“宪法文本的变迁”、“宪法与民生问题”、“宪法与部门法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东大学法学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在日本福冈共同主办了“第三届（2007）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两国公法学学者就宪法学（人权论）、行政法学、宪法—行政法（公法学）的前沿问题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毕业论文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法治文化建设 高校法治教育 改革方式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2-0064-02
一、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项目内容的构建应该在满足高校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需求，将高校稳定发展作为基础，从而实现和谐、稳定校园环境的构建。同时在教育体系优化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对高校法治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性的分析，通过对校园文化的建设，充分彰显出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法治精神，从而为其价值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1]。
同时，通过高校法治文化教育体系的优化创新，可以实现高校自身运行状态与实际需求的充分结合，并在分析高校法治文化的基础上，保证文化教育体系核心价值。在我国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活动构建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制定系统化的法律制度管理规章制度。
二、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法治教育工作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性
通过对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法治环境下的教学方式，考核方式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及高校发展的基本需求，主要是由于相关制度的建立缺乏创新性的模式，导致师资队伍的建设机制有待加强，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管模式缺乏创新性的理念。同时，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工作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的教育模式仍然采用原有的社会结构，导致一些管理制度的设计缺乏针对性。而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当代社会中独生子女占据较大部分，而且，贫困学生的比例也相对增加，很多学生在高校环境中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会形成不良风气，更为严重的还会造成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因此，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环境下，应该构建创新性的运行模式，并通过对学生实际需求的分析，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规范性的法律内容，从而实现动态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及优化，并在真正意义上为教育体系的优化提供依据。
（二）教学方法单一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对于现阶段的高校法律教育基础而言，在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中，其教学模式只是局限于灌输思维的环境中，虽然在很多院校法治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提倡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但是，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其教学效果相对较差，而且，学生在学习中，只是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应付考试，教师也是在该种环境下，照本宣科，从而为法治教育环境的构建造成了制约。同时，在很多高校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应该采用大班式的教学体系，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相对较少，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教学目的的提升造成了严重制约[2]。
（三）教育考评价值的单一性
通过对高校法治教育考核基数的分析可以发现，高校评估体系的体系往往会采用简单的笔试模式，虽然这种评价标准的效果较为重要，但是，在法治教育环境下，如果只是采用笔试的评估方法，教育工作者会过分的强调应试教育的功能性，从而严重限制了学生发散思维的形式，使学生失去主动思考的意识，并在最终程度上为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造成制约。因此，在现阶段教育体系优化及发展的环境下，应该通过考评方式的综合性分析，构建多元化的评价模式，从而为高校评估方式的确立及优化设计提供稳定支持[3]。
三、高校法治教育改革方式的优化设计
（一）构建创新性高校法治教育运行的创新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运行机制构建的环境下，教育体系的优化应该遵守系统性、科学性及实效性的操作原则。其中的系统性原则主要是在高校法治运行中，应该将系统性作为基础，充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以及自我及环境的综合性分析，全面强调高校运行环境中，法治原则构建的目的及阶段性原则，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发展提供稳定支持。实效性主要是指法治运行机制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项目可行性确立的同时，构建可靠性、系统性的创新结果。对于高校法治教育运行工作的实效性而言，其实质工作体系的构建应该充分保证项目设计的功能性及吻合性，提高依法治校内容设计的核心性。因此，在高校运行及时构建的过程中，其基本框架的设计可以如图一所示。
图一 高校法治教育机制运行模式框架设计
通过对高校组织运行教师教育环节而言，其项目内容的设计包含了科学化的运行前提，其项目管理内容的设计包含了领导管理机制、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项目协调机制，同时，在组织机制优化及工作明确的基础上，也应该进行任务分解组成部分的分析，明确各个部门的法律关系，从而为高校法治环境的营造提供稳定依据。与此同时，在领导管理体系运行模式构建的基础上，也应该制定科学化的法治教育目标，通过方法及途径的优化分析，进行科学化教育体系的创新，实现资金保障及资源的稳定运用。
（二）构建丰富性的课堂教学机制
对于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内容而言，其项目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以课堂教学作为基础，将课堂教学作为法治教学中重点，从而为课堂学习方式的设计及学生法律知识的培养提供良好依据，因此可以发现，在现阶段教学环境发展的程中，课堂教学的效果对提高高校学生的法律意识会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教育优化及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构建“诊所式”的教育方式，对于“法律诊所教育”而言，又被称之为临床法学教育，是美国借鉴医学院临床实践的方法，通过案例教学方式的演绎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方式，这种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现场模拟案件教学，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在整个环境中得到亲身的体验，并通过角色的扮演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使学生在实践的同时掌握很多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同时，在这种教学环境下，也可以逐渐改变传统教育内容的限制，实现教师与学生的主动交流，改变传统灌输性的思维模式，从而为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提升提供稳定支持。第二，构建媒体教学方式。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信息化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高校法治教育环境构建的过程中，应该结合网络中的热点进行法律事件的分析，并通过多媒体教学方式的运用，进行视频、图像以及声音的运用，从而呈现出动态化的教育模式，激发学生的法律知识学习兴趣。
（三）构建完善性的教育评价考核机制
在现阶段高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针对学生的学习现状，需要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方式，并在整个考核环境下做到以下几点内容：第一，采用笔试、口试以及论文等多种方式融合的考试方式，将笔试作为基础，对学生法律基础知识的掌握状况进行分析，将口试考试作为对学生知识掌握状况的分析，并通过论文设计的方式的确立，让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的能力，通过这种综合性考评方式的确立及分析，可以构建系统性的评估策略，从而为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发展提供稳定支持。第二，考核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在法治教育体系优化的过程中，相关考评题目的设计应该充分展现其灵活性的特点，并在丰富题目的基础上，使考评方式呈现出灵活化的发展状态。同时，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可以使学生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性的理解，并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也减少学生考试作弊现象的出现。第三，在考核计分中，应该包括笔试、口试以及模拟法庭等，有效减少笔试占有的比例，全面提升法治教育体系的优化及创新性发展。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伴随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在高校法治教育体系优化及改革创新的过程中，高校领导者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状况，设计系统性的法治教育体系，将高校的文化建设作为基础，实现法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由于法治教学是高校和谐校园构建的基础，同时也是院校法治文化设计的重点内容，因此，院校管理者应该掌握法治教育体系构建的重要意义，结合当代教育的实际状况，加强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从而依法治校提供稳定支持，同时也全面促进高校法治文化建设的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法治;法治指数;法治烟草
一、构建烟草“法治指数”意义
（一）引领法治烟草建设着力方向
烟草“法治指数”体系是法治烟草建设的“指挥棒”，通过烟草“法治GDP”的引领，推动法治烟草建设的有效开展。烟草“法治指数”体系通过若干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对国家烟草专卖局及各直属单位、省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市级烟草专卖局（公司）、县级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及行业内对应的其它企业在依法行政、依法生产经营、依法管理三个领域内进行客观、科学评估。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各个具体指标清晰可辨，且被赋予一定分值予以量化，从而将法治烟草的原则要求转化为易于操作、易于判别的具体标准，将法治烟草建设的要求分解、细化和量化，法治烟草的建设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引领烟草行业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努力，形成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内在驱动力。
（二）有效实施法治烟草建设过程控制
在全体行业内同仁的积极努力下，法治烟草的建设取得较大成效，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建设法治烟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阻碍，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其一，“口号化”法治烟草建设现象突出。部分单位和部门，尤其是相关领导干部法治烟草建设作为时髦的、假大空的口号，法治烟草建设工作停留于空喊口号，流于形式上。其二，“片面化”法治烟草建设现象出现。有些地方把法治烟草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是上级部门的法治建设，形成了上级部门极力推进，基层部门“跟进有限”的片面化建设局面。最后，“盲目化”建设现象严重，多数地方的法治烟草建设缺乏量化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指标体系，盲目性比较大。
（三）综合衡量法治烟草建设成效
法治指标的认知功能，主要说明“是什么”，这是判明法律现象和法治实践水平的关键。认知功能表现在：可计量性;概观性;现实性。烟草“法治指数”实现烟草法治建设评估由抽象法治向量化评估方向的转变，能够科学评定烟草行业各地区、各级单位推进法治烟草建设的成效，可以作出恰当、准确的评估和定位，也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法治烟草建设成果进行排位，比较和彰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建设法治烟草的努力程度及推进成效。烟草“法治指数”科学评价并指引烟草行业的依法行政、依法生产经营、依法管理。
二、烟草“法治指数”主要内容
（一）依法行政类
依法行政类指数主要是评估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烟草专卖行政管理中是否严格遵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主要评价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过程中是否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否符合各项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要求。依法行政类指数的具体考核点为：执法主体合法，执法行为文明、规范，执法依据公开;执法责任制落实;执法评议、考核制度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健全;依法依规严格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自由裁量公正、合理等。重点关注对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举报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败诉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二）依法生产经营类
依法生产经营类“法治指数”重点评价烟草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局“六个严禁、一个严控”相关政策，是否严格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烟草专卖品的生产、调拨、销售，烟草专卖品的购进、销售、销毁、卷烟网上订货、客户信息管理、货源分配、客户服务和品牌培育是否严格规范，烟叶合同的签定是否自愿平等、合法合规，烟叶收购、销售、调拨、运输是否符合要求等。
（三）依法管理类
依法管理类“法治指数”重点评价烟草企业是否依法决策，是否严格执行单位党组议事规则、工作规程、“三重一大”决策程序、三项工作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等，重大决策、合同（尤其是劳动合同、涉外合同）、规范性文件是否事先审核，其实质内容是否合法，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是否严格规范，员工劳动保障权、生命健康权、选举权、批评监督权等各项权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是否依法规范劳动用工、财经秩序、招标采购领域，依法处理稳定问题。重大问题决策、重大项目投资、法律纠纷处理等涉及的重大决策事项，是否依法进行。
三、烟草“法治指数”评估
烟草“法治指数”评估主体可以设为四个层次：一是卷烟零售户、烟农、消费者等社会公众;二是地方政府法制部门、上级主管部门;三是企业一线员工;四是第三方学术机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评分权重可以参考余杭模式，适当向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倾斜权重。在考评方式上，可以制定若干不同领域、不同侧重点的调查问卷，按百分制制定评分明细表，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不记名评分，每年开展一次全面的“法治指数”考核评分。
参考文献：
[1]李华玫，李华胜.烟草“法治指数”体系之构建与基本路径.会议论文，2012.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宪法 大学生 人文精神
一、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大学”，不仅指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更指心灵自由的无限性，即那种“至大无边”的生命自由状态。大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关键在于她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其中人文精神构成大学的特质。
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有四项任务：第一是研究、教学专业知识课程；第二是教育与培养；第三是生命的精神交往；第四是学术。”这四项任务构成了大学理想的生命整体，充满着对人的精神的关怀，对技术人才的训练只是培养的一个过程而已。大学的教育理念、办学理念的核心就是育人，即以人为本，将培养“真善美”的人作为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一所大学若缺乏人文精神的追求，将无法肩负起引领社会进步，支撑起人类文明天空的重大责任，因此，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灵魂。
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需求，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思潮，“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以人为价值内核和价值本源，充分尊重与保障人的人格、价值与尊严，不断满足人多方面的需求，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文精神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尊重和保障。
人文精神是人类长期积淀的观念、思想的总体，它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坐标，是社会发展成熟程度的基本标志，是构成一个民族、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一个国家和社会人文精神的存在，影响着人们人生观、道德观、法律观和价值观，造就了形形的社会体制和制度实体。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对个人而言，就丧失了个体存在的根本意义；对社会而言，则意味着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的丢失，同时意味着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深层纽带的断裂。因此，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社会都注重人文精神的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特别是高等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
二、宪法学有丰富的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
宪法学与其他学科相比洋溢着更为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色彩，具有更深厚的人文底蕴。
宪法体现了对人类的普世性关怀。产生于近代的宪法，是针对传统社会中诸多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而提出的，是人们在追求人权斗争中，讨伐和否定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从而确立起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而出现的，因此它要求在法律上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给予充分承认、尊重和保障。正是对人类长期所经受的种种不幸的正视，才催生了闪烁着人类理性的光芒和浸润着人类政治和法律智慧的宪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宪法是人类对充满了痛苦和苦难的生活总结。
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1条亦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用上面才显出社会上的差别。”宪法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人类普遍命运的悲天悯人式的关怀，可以说宪法是迄今为止人文精神在法律方面的最集中体现，因而成为近代历史以来人类政治和法律发展的最高境界和人类普遍价值的认同。
宪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宪法首先是、主要是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授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宪法的最高理念和原则就是基本人权和公民权至上，它从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安排，宪法以保障人权为核心而以规制政府和国家权力为手段，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遏制和杜绝不平等不公正和其他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防范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肆意践踏。人权价值发展至今已经获得了最为普遍的认同，正如路易斯·亨金所宣称的“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一百多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宪法是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法治是人文精神蓄积、升华最后外化于社会的客观形式，亚里士多德对法治做了最经典的表述：“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良好的法律。"法律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生活及行为规律的理性表现，这种行为规律要求法律以人为本，并以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主旨。因此“以人为本”理念乃是法律的应有之意，而且应当是法律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这样“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所以强调正义、自由、权利等人文精神的宪法必然是法治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也正因为宪法本身具有人性基础，才能为宪法的执行和遵守奠定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在法治之下，人的自由、尊严才能得到保障，因为在法治状态下，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处于既定的制度保护之下，尤其是国家的强制性的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是为了执行某一已知的规则，否则就绝不能对一个个人实行强制。”法治的根本关键在于，国家和政府必须正确地运用权力，并以现实的人的幸福生活为其核心归依。
三、宪法对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作用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不同程度上受市场逻辑的支配——以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的回报，为了现实利益，高校培育工具性人才的功能正越来越凸显，人文精神的培养越来越被忽视，可代价是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下滑。而中国的法治建设却呼唤着一大批有深厚人文精神素养的人才作为法治建设的人力支持。大学生素质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重视对他们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是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底蕴的关键。挖掘宪法学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内涵和人文精神的价值意蕴，对大学生发展人性，完善人格，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形成
公民意识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它的实质是作为国家公民的主体意识，强调一个人在社会、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及个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公民权是宪法最核心的内容，公民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权利，是“参与国家”的“公权利”，这种政治权利分为：一为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政府的权利；二为政治表达的自由。公民权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使权利人对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得发生影响的权利。公民权利主要基于宪法的首要原则“人民主权”原则而产生，它表明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全体人民具有平等的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权利，政府的权力基于人民的同意。这一原则是民主的精髓，它是在调整国家与人民这一政治关系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要使公民正确地认识到，公民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成员，需要具有积极参与国家公权力运行的主人意识，以发展国家和社会为己任，以践行宪法权利。只有在参与中，公民才能形成理性的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以体现公民对于自身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同时公民意识的发育有利于公民监督意识的强化，公民监督意识的强化有助于形成一种自觉将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纳入全体民众监督的氛围，这种监督意识正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这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目前的事实状况是，大学生国家公民意识比较淡薄。他们作为国家的主人，对其存在的地位、价值和主观能动性还缺乏自觉意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的热情不高，只关心自己的学业和就业前景，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比较淡漠。然而一个没有强烈公民意识的社会，是不可能实践“人民主权”的宣誓的。对大学生加强宪法学的教育，将能使大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主人翁地位有更清醒的认识，使自己具备一个公民社会所具有的高度重视对自身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珍视的素质，主动、自觉和负责任地投身于社会和国家的公共事务中。
（二）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人权至上观念
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权是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国家必须承担对它“尊重和保障”的义务。然而，光有权利的宣誓是不够的，法定的权利要转化为实际的权利，不仅有赖于以宪法为首的法律保障，还需要公民人权意识的培养。公民的人权观念是否正确，人权意识是否增强，直接关系到人权是否被享有和行使，关系到人权是否能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关系到人权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伴随着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公民的人权意识被逐渐激发出来，从“孙志刚案”、到“乙肝诉讼案”、“受教育权案”、“重庆最牛钉子户案”等等，都使公民受到了人权理念的教育，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民的人权观念将会有更大的提高。对大学生加强宪法学教育，尤其是进行人权观的教育，使之逐步养成遵守宪法和尊重人权的观念和习惯，对于带动整个社会形成普遍的遵守宪法、尊重人权的思想文化环境，从而为保障人权提供广泛的心理基础和精神支持将大有裨益。
（三）加强宪法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法治精神
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发展趋势，一个国家要实现由“法制”国过渡到“法治”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需要具备良好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简单地说就是崇尚法律而不是崇尚权力，遵守法律而不仅仅是服从权力；维护法律而不是追求权力。其基本内容包括：（1）良法之治，即国家应该运用应体现公平正义等价值、体现客观规律的法律来治国理政。（2）法律至上，即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最高权威，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3）权利本位，即法律是用来保障公民自由和合法权利的。（4）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监督，全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必须依法办事。法律至上是法治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体现。
至今，我们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在观念上也片面地从“管”的角度理解法，突出社会民众守法，忽视了法首先是作为权利的保障及对权力的约束而存在的，这就难怪我们这个社会“权大于法”的错误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导致法之权威不足，约束权力乏力。通过宪法学教育，我们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法治精神，通过他们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文化，提高全民的法律文化素质，使公民树立法律至上、法保障权利、法代表公平正义和法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观念。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 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 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 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 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 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 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 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 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 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 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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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 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 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 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 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着《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1月1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法治江苏建设，动员全省人民认真贯彻《法治江苏建设纲要》，加快推进依法治省，全面建设法治江苏。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江苏的依法治省进程进入了全面深入推进的新阶段。为贯彻落实好省委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部署，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研究新形势下建设法治江苏的各项工作，今天，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这里召开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就是专题研究部署推进法治江苏建设工作。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建设法治江苏，依法治省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去年11月17日，李书记在全省立法工作会议上代表省委提出，要通过健全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依法监督、纠正违法、普法教育等各项任务的实施，逐步实现我省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努力建设一个人人知法守法、各个方面都严格依法办事的法治江苏。这是我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统筹协调三个文明全面发展、实现“两个率先”的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我省推进依法治省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年以来，围绕制定出台《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省委加快了推进依法治省进程。
省委提出建设法治江苏的目标和要求后，在依法治省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下，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司法厅抽调人员，12月初迅速成立《法治江苏建设纲要》起草小组。由于我省提出建设法治省份的目标，在全国还没有先例。为此，起草小组首先认真学习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一、二、三中全会文件和省十届六次全会有关法治建设的论述，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做好起草的各项案头工作。先后召开了法学家座谈会、省级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会、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研讨会，就建设“法治江苏”的内涵定义、目标体系、具体内容及实施措施等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在此基础上，拿出了《纲要》的“草拟稿”。几经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分送各省辖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省级机关有关部门和部分法学专家教授征求意见。在吸收了各方意见后形成“送审稿”，又于2月20日召开了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讨论修改。
3月19日，省委书记李源潮主持召开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成员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纲要》(送审稿)和《江苏省2004年依法治省工作要点》，对《纲要》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5月，省委十届七次全会又将法治江苏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写进了决议。根据省委意见，我们又邀请了省政协委员和部分法学专家进行了研讨，吸收大家意见形成了“省委常委会讨论稿”。6月22日，省委常委会讨论并原则同意《纲要(讨论稿)》，常委会纪要认为“《纲要》十易其稿，广集民意，既具有创新性、科学性，也具有可行性，体现了江苏特色，可以作为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江苏的基本纲领”。此后，省委书记李源潮亲自主持政协民主协商会征求意见，并在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法治江苏高层论坛上，进一步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吸收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了最后推敲、研究和完善后报省委印发。
二、围绕贯彻《纲要》，实抓好建设法治江苏的启动工作
根据《纲要》，今明两年是我省建设法治江苏的启动准备阶段，从现在起到今年年底，省各部门和各市要抓紧提出贯彻意见方案，为明年全省完成动员部署创造条件。
第一，要大力抓好法治江苏的宣传。要把建设法治江苏宣传作为“四五”普法宣传的重点内容，结合全省动员部署建设法治江苏电视电话会议和《纲要》的传达、学习，加大法治江苏的宣传力度。要以《纲要》为基本依据，重点宣传省委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宣传法治江苏的本质内涵、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宣传各地各部门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典型经验。一是要抓好媒体宣传，要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上开辟专栏、专版和网站，进行集中宣传;二是要抓好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通过组织法制讲座、提交领导干部学习笔记、论文、体会文章等形式，把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省委的决策上来;三是要积极组织成立各类宣讲团，尤其是面向广大基层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的宣讲团。省厅将及时印发《法治江苏建设宣传提纲》供各地宣讲用。四是各级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如板报、橱窗、知识竞赛、宣传一条街、法制广场、法制文艺等等，不断提高宣传的吸引力和效果，营造广场、法制文艺等等，不断提高宣传的吸引力和效果，营造建设法治江苏的浓烈氛围。
第二，要认真组织制订贯彻落实《纲要》的实施意见。一是要有一个贯彻《纲要》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将于近期制定《关于扎实做好法治江苏建设工作的意见》。各地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层层制定出台面向2020年的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确保《纲要》在全省得到全面贯彻落实;二是要抓紧制定动员部署建设法治江苏工作的方案，报当地党委批准实施;三是要着手规划2006—2010年本地贯彻《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的工作规划，并通过年度工作计划予以落实。各地起草贯彻《纲要》的实施意见，首先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省里《纲要》的精神实质，吃透情况，同时也要实事求是，结合本地的具体实际，确定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纲要》的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各方依法办事的精神贯穿始终。要根据省辖市的特点，科学、合理地规划意见的内容，努力发掘各地的典型经验，使方案凸显当地特色。各地各部门传达贯彻7月15日电视电话会议情况请于8月底前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年底将制定出台贯彻《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的实施意见报依法治省领导小组。
第三，要建立健全充实完善领导机构和组织网络，确保法治江苏建设落到实处。建设法治江苏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性系统社会工程，必须发挥党委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只有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才能真正使法治江苏有利于维护“两个率先”的发展大局、有利于维护江苏人民的实际利益、有利于巩固党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领导。一是完善市、县委领导，依法治理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市、县委书记负总责，分管市、县委领导同志专门抓的领导责任制。地方党委要专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部署任务，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二是各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由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的工作机构，明确专门处室承担具体工作任务，确定信息联络员，从而形成上下左右沟通连贯、运转有序的组织网络。三是要抓好业务干部培训和骨干培训，加强队伍建设。要定期组织专门从事法治建设工作的业务干部进行轮训和培训，通过交流、学习、表彰，不断提高他们的专门知识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同时抓好骨干的培训，通过他们联系社会各界，通过宣传，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法治江苏实践中来。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清形势，紧紧抓住法治江苏建设的重要机遇，高度重视、乘势而上，建立健全和完善领导机构和组织网络，切实肩负起推动各市法治建设的重任。
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积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和助手。法治江苏的提出标志着我省加快推进依法治省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省工作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纲要》的起草历时七个月，从一无所有到基本成熟、正式印发，凝聚了司法行政干警的智慧和辛劳，虽然司法厅承担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压力很大，尤其是起草站的角度高，对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法治建设提出工作要求，有“小马拉大车”之感。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办公室设在司法厅，并将《纲要》的起草重任交给我们，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各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站在市委的高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作为决定地位，作用决定权威”，困难再大、压力再大、任务再艰巨，也要迎难而上，克服困难，竭尽全力完成好这项重任，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信任。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工作水平。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认识到法治建设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充分认识法治建设的要求，把握好工作的着力点。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针对各地实际需要，站在党委角度，深刻认识和分析法治江苏建设的工作目标，不断探索、总结成功经验，创新载体，推进我省民主法治建设。充分发挥依法治市办公室综合协调、上传下达的职能作用，掌握情况、培育典型，典型引路，以点带面，不断开创依法治省工作的新局面。建设法治江苏要积极主动地善于发现和挖掘典型，还要花大力气培育引导和总结提炼，以及适时适度地舆论造势。我们必须在典型的总结推广和宣传弘扬上下大功夫，宏观造势，彰显先进，推动和促进面上的工作
第四，研究制定建设法治江苏推进机制。建设法治江苏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立足长远，契而不舍地狠抓落实，必须从工作机制入手，进一步明确建设法治江苏的推进机制、推进措施。在6月22日省委常委会上。李源潮书记也明确要求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纲要》确定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研究提出落实《纲要》的配套措施。目前办公室正在拟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初步设想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责任机制，即按照《纲要》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要求，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人大、政府、政协、两院等，明确工作分工。第二部分是工作机制，包括四个方面，即领导责任制、工作体系、调研检查制度和考评办法，着重强调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一府两院”实施，全社会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以及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工作职责要求，推进法治建设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要求、调研检查措施和制定法治江苏建设的考核指标评价体系(含奖励、表彰、惩罚措施)等。第三部分是保障机制，在这部分设想争取几条硬性的措施。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建设，设立专门的工作班子(常设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定员定编)，落实专门经费(财政保障)，添置必要的设备，确保工作正常开展。希望各地在起草实施意见时，结合当地实际，也要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应当科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同遗产的性质,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取舍,将其中合理因素加以继承和改造,为现代的法制建设服务,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现代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大量的法律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包括实现法制现代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和现代法治要求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如何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传统法律文化的阻碍因素化为积极力量,为现代法制建设服务,应当成为认真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
武树臣先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一书中指出,所谓“‘法律文化’,是以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总体精神(法统)和宏观样式(法体)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分支领域”[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几千年法律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统称,是从上古时起至清末为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上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有着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
(一)“礼法合一”“、诸法合体”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德主刑辅”的原则不断得到强化,最后形成了“诸法合体”“、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首先,礼是社会的主要调整手段,被作为治国之道,而法只能成为礼的补充手段;其次“,诸法合一”,公法与私法不分,诉讼法与实体法不分,过分强调刑法与刑罚的作用,法律在这里只是被作为统治者镇压百姓的工具和礼的载体。
(二)国家本位、义务本位
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治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便是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皇权至上。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是最高的法律渊源,法律是皇权的附属品。行政与司法不分,行政长官兼有司法权,司法机关缺乏独立性。封建统治者们只注重人们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个体成员的权利受到社会、家族等因素的抑制。
二、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国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它却没有得到科学公正的待遇。对其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是把它渲染为中华民族的国粹精华;另一种则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必须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之间是必然会存在冲突的。首先传统法律文化是产生在落后封闭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形态;而现代法律文化则是在工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次,两者体现了不同社会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社会权力至上,国家本位,义务本位,忽视个人权利;现代社会人人平等,民众的权利意识很强,强调权利本位。这两种法律文化植根于不同的土壤,所以传统法律文化难免会显得格格不入,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抑制当代中国法制变革的消极因素。
另一方面,应当明确传统法律文化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人类历史的积累和沉淀,深刻地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制约着他们的法律态度及其对法律的认同感。公丕祥教授指出“: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的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的不稳固的。[2]”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法律文化,更不能割断传统,要注意从我国的传统中发掘积极因素,使传统发生创造性转换,因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获得。[3]”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历史作为遗产,它的价值不是现代人回到历史中去,而是为现代人开创新的历史提供营养和动力。”对于走向现代法治社会的中国来说,只有协调好法制转型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使传统法律文化发生现代转型,才能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设法制国家奠定基础。
(一)体现“民本主义”思想,重视发挥人的价值
“民本主义”思想源于儒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守”的思想。其基本特征是“重民”,强调统治者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爱民”“、敬德保民”、“博施于民”。“民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要求无论立法还是司法都要以民为本。大家所熟知的秉公办案的包拯主张“:民者,国之本也”,立法应当以利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在我国时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是值得借鉴实施的。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法是以确认、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目的的。我们的法律实践活动必须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努力实践“司法为民”“、立法为民”“、执法为民”的宗旨。只有真正倾听群众心声、实现群众利益后才可能使广大群众相信法制的力量,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只有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将这一原则贯彻落实到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去,才可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稳步前进。
(二)推行“礼法并重”,强调道德教化作用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儒家“德主刑辅”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思想认为单纯使用强制性的刑罚只能使人一时不敢犯罪,是治标之举;而通过道德的教育作用,增强人性中“善”的东西,可以使人对犯罪萌生羞耻感而更好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才是治本的方法。
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然而人们的道德水平却不断下滑,人们开始对依法治国产生怀疑。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2001年1月,同志正式提出了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质,增强道德约束力,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才能缓解道德和法律的对立局面,以礼法的互动来保证国家的法制建设的正常发展。
(三)追求“和谐社会”,维系和睦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三纲五常“”亲亲尊尊”,追求“和谐”社会氛围,反映在司法活动中就是要求根绝诉讼、以调解来解决民众纠纷。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个人只要克制自身的欲望,互相忍让,就不会发生纠纷,所有人都应当以和为贵。“无讼”是司法审判的目的,是士大夫阶层的终极理想。尽管当时的“息讼”、“贱讼”思想导致对当事人权益的忽视,但是这种注重调解的传统在缓和社会矛盾、保护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维护社会的整体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现在的司法实践尤其是民事审判中,调解依旧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法院调解原则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通过基层组织、法院等主体进行调解解决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还可以减轻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诉讼资源。应该说这种重视调解的优良传统对安定社会、维护团结所做出的贡献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都难以比拟的。新晨
(四)探索“混合法型”,适应法系融合趋势
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的法律实践活动,探索和总结出了独具特色的“混合法”样式。所谓“混合法”是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用。即“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在司法审判中,对于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依照法律进行审理判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则适用以往的判例或者按照统治者的意思判决。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制定成文法典,它对于维护全国立法、司法的统一,规范全体臣民的行为,明确行为准则方面是有巨大作用的。但是由于社会生活发展迅速,成文法典又不可能包罗万象,难免会出现法律与现实生活脱轨的现象,这时“判例法“便可弥补“成文法”之不足。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活动的结晶“,混合法”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体现。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过程中,应当好好总结判例法的丰富实践和成功经验,取长补短,在现有法律模式基础上重新构建“混合法”的科学样式,让“判例法”在今天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结语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对世界法律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当今世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为必然。因此在面向未来构造现代法律制度的同时,不能放弃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应在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