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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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1篇
可见，古希腊无法发展农耕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西方行不通；东方也不能发展海上贸易，产生西方文明。
但是，全球化的今天，这两条东西方文明的平行线却有了交叉，有了向彼此靠拢的向心力，即走向融合。笔者认为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交通等资源的快速发展，世界已经快速变小，文明内部个体之间的交流加剧，导致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用孟德斯鸠、拉采尔等学者们提出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能解释这一现象。在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这一客观现实存在上，东西方趋同。无论是东方的北京、孟买，还是西方的伦敦、纽约，它们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叫“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没有了当海盗与种地的区别，也因为空调、加湿器等现代化科技，缩短了地球纬度热带和寒带的距离，模糊了海洋与内陆的界限。即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东方和西方有了相似的环境背景因素，所以其文化呈现靠拢趋势。再加上具有文化言说话语权的学者们大部分生活于城市中，更缩小了视角差异。
近些年，在这两条平行线彼此靠拢的过程中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如叶舒宪先生所讲的“东方转向”。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
其一，文化或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若去掉外力因素，它原本正常的轨迹就应该是相互靠拢的，然而“，西学东渐”之风似乎刮了很久，从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已然变成了大家都适应的自然风。而“东学西渐”随着东方主义慢慢散开，从“没有”到“存在”就容易被大家重视。所以在当下社会中显示出鲜明的所谓“东方转向”。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齐文化文化交流海岱地区河洛地区
山东半岛地处黄河中下游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是古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的部落善骑射并创造了绚丽的古代文化。学者们将这支部族的文化归于东夷文化。有认为在这里存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即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齐文化从时间上划分是由两部分组成，即先齐文化和齐文化，看齐文化的形成要追溯它的源头。齐文化因疆域的区别划分为三个文化区域：鲁北腹心地区、鲁东半岛、胶东半岛。各区自成体系又相互影响。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显示，胶东半岛、潍河流域和鲁西北平原组成的齐文化区域中学界研究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鲁北腹心地区。这里有大量保存较为完整的遗迹，便于揭示文化序列。目前学术界对该区文化序列有一个共识，即按照时间的早晚该区先齐的文化序列分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张光明先生对此作了详细的研究。①在鲁西北平原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始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壮发现的后李文化②。到岳石文化晚期中原文化由西向东推进，尤其是商文化，在海岱地区与东夷文化频繁的交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商代中晚期东渐势力渐渐加强③。
目前对齐文化渊源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观点：1、以王志民先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它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他指出“齐文化深厚博大，它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是百川汇海的融合，是多种文化的多元复合体。”④2、以王阁森、唐致卿为代表认为是以单一东夷文化为主源又在后期融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进而形成了齐文化。在《齐国史》中提出“东夷文化是齐文化的最早源头…..这样东夷文化、商文化、中原炎帝一系列文化和周文化四源合流，便成了齐初的文化格局。”并且进一步指出“总的来看，商以前的齐地文化是单纯的东夷文化，独立的发展，商兴起以后，遇上接近的西部、西南部受到商文化日益增大的影响。齐文化曾加了新的内容⑤。3、宣兆琦、李金海为代表，认为“齐文化是由当时中国东西部两大文化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碰撞、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新型文化”⑥。多学派的争论说明了对于齐文化的形成认识中存在着疑点。所谓的齐文化的形成应在先齐文化中找寻依据。齐文化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文化多元复合体，齐文化是基于齐地土著东夷族文化并吸收商文化、夏文化、莱以文化、周文化发展而来的⑦。张光明先生认为“先齐地域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为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二期—大汶口文化五村类型—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岳石文化郝家庄类型。这一系列当为齐文化形成之源头。”
后李文化指山东临淄后李遗址为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⑧。文化因素分析表明，后李文化早晚两期分别与裴李岗文化中晚期相当，但二者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两者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⑨但在后李文化中也发现一些与裴李岗相似的文化因素，我认为二者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了部分的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吸收了部分裴李岗的文化因素又加以改造融入了自己的成分如：小口壶、侈口矮圈足罐，唇沿下部的指甲纹、环形耳等。这一阶段两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以裴李岗文化影响后李文化为主，在文化交流格局中，裴李岗文化居主导地位，后李文化居从属地位。
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吸收大量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得名于山东藤县北辛遗址的发掘。北辛文化与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相当，北辛文化早期与仰韶文化第一期基本同时，中晚期与仰韶文化第二期相当。这一时期海岱地区和河洛地区的文化交流比前一阶段增多，在各自的文化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对方的文化因素。分析了双方的陶器、纹饰、器形等，可知在河洛地区仰韶早期文化与海岱地区北辛文化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交流，就现有资料分析，双方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以河洛地区对东方的影响为主，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为微薄⑩。
大汶口文化是直接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这一阶段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上，东方文化不再是单一的接收方，渐渐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输出作用。东方文化较少的吸收西方文化因素，西方文化则开始越来越多的吸收东方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与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同期，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与仰韶文化晚期阶段相当。这一阶段河洛和海岱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两地区间的交流相对于仰韶时代中期有所减少，这时期的文化交流是河洛对海岱的影响为主；后段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两地区间发生了明显逆转，大汶口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增加并占主导地位。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后段大汶口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和交流而且还拉开了大汶口人大举西迁的序幕B11。
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与西方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文化同期。龙山时代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明显是以海岱地区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为主并按时间呈现增强态势，同期河洛地区所见的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地域上也有了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
岳石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继文化，也是夏代山东地区的方国文化。这一时期河洛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与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明显有文化上的往来，双方的文化交流趋向是由东向西，即岳石文化影响二里头文化。到了夏代的中晚期河洛地区的另一种文化（先商文化）与岳石文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并呈现由早及晚逐步加强的趋势。
齐文化通过内部、机制的合理运作，在同外部文明的冲撞中适时调整中进而发展壮大，摆脱了单一的方国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临海开放型文化。河洛文明和海岱文明的碰撞对于先齐文化至关重要。先齐文化在形成的每个阶段中受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但总体而言，先齐文化的形成是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的一个过程。齐文化最终形成于周朝分封诸侯王之后，姜尚创造性的把周文化、东夷文化、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文化。使得齐文化具有兼容性、时变性、务实性、开放性、自由性的特点。使得齐文化经济上农商并重、政治上尊贤尚功、文化上兼容并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①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②王永波《后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管子学刊》1994年1期
③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④王志民主编《齐文化概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⑤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详论
⑥宣兆琦、李金海《齐文化通论（上、下）》新华出版社2000年
⑦张光明《齐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
⑧王永波主编《海岱地区史前考古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3篇
七年级英语教材中出现了“MynameisJimGreen.”这种交际用语，教师应该对西方的称呼作些解释。英语中多用名字直接称呼对方，而在我国，人们第一次见面时大多会用尊称，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分别时经常会说“慢走、走好”之类的话，若翻译成英语就是“Pleasewalkslowly”则会使外国人到不解：“为什么要慢慢走？是不是走快一点就不礼貌？”而如果直接说“Thankyouforcoming”就很得体。这也是一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二、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外国文化修养
（一）挖掘教材中的文化内涵
英语教材中蕴藏的西方文化元素很多，教师应该从单词、短语、短文中进行挖掘。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将学生感兴趣的西方寓言故事或名著，引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提高学习英语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介绍西方的节日或其他资料，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节日和文化背景，如介绍感恩节、圣诞节的由来，复活节、万圣节的风俗等，让学生感受西方节日的氛围，了解西方文化。
（二）营造文化氛围，体验语言环境
学生学习英语的困难在没有具体的语境，因此，学校应加强教学设备的配置工作，教师可采用多媒体授课，利用绘画、图片等，或以外国电影、影像资料等来烘托课堂教学的氛围，增加课堂教学的文化信息量，通过营造适宜的语言环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三）讲解文化差异，培养语言能力
汉语和英语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与东西方间的文化差异息息相关。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学习是进行英语教学的一种手段。对文化差异进行比较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文化敏感性，使学生在更好地了解我国文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也有基本的了解。比如，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从西方的餐饮文化入手，将中西方的餐饮文化进行比较，使学生对西方的餐饮礼仪有所了解，也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欲望，使其想通过更多的方式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三、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渗透中西方文化
（一）依托课堂教学，渗透文化意识
课堂是进行初中英语学习的基础平台，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文化意识的主要途径，英语教材的内容丰富，很多知识都涉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因此，教师应该利用好教材资源，将中西方文化渗透到教学中。比如，初中英语教材中出现了“dollar”一词，教师便可以拓展教学内容，讲解西方国家的货币与中国货币之间的差别，通过汇率、单位和单复数形式的区别等，使学生加深对商店购物的认识，增强文化意识。因此，英语教师要创新教学方法，将西方文化融入到教学中，并引导学生搜集西方文化知识，提高学生对文化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
（二）拓展信息渠道，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
文化渗透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单单依靠课堂教学还不够，需要充分利用课外活动来开发更多的学习资源，因此，教师要收集相关英语文化的报纸、电影、小说等，让学生了解西方国家的语言表达、文化传统等。英语教学一定要以文化为基础，不能单纯依靠教材，要通过收集大量的文化资源，让学生感受西方文化的语言环境，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英语，了解正宗的西方文化。
（三）加深文化理解，弘扬中国文化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4篇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企业的最核心要素是人，各种工作都离不开人，所以如何找到合适的人，发挥人的潜能，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实现企业的价值，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面临的挑战，而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的影响虽然看不见，却非常巨大，近些年美国的一些学者推出《基业长青》《学习型组织》《从优秀到卓越》等管理类畅销书，其中都把企业文化上升到很高的高度，认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必然有优秀的文化；更令人深思的是，这几本书都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一些思想，尤其是“阴阳平衡、整体思维”的观念。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西方文化如果不借鉴东方文化，那会变成瞎子；而东方文化如果不借鉴西方文化，那会变成瘸子。”不得不佩服爱因斯坦的洞察力，一个深谙宇宙发展规律的科学家，同样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优点和不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虽然至今仍有许多具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要素，但毕竟也有许多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甚至是文化糟粕的东西，有些人盲目的乐观，夸大传统文化的作用，不但不能发扬传统文化，反而会让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错误认识，这样的危害很大。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化有没有问题，我们的价值信仰是什么？我们的方向是什么？价值信仰与企业经营管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传统文化为什么难以融入企业管理
世界在渐渐变平，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是渐进的但却日益深入，“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NBA”这些典型的美国文化元素离中国的普通百姓越来越近，看一看很多中小城市肯德基的红火，我们在惊叹的同时，也有一丝担心，不能简单的用文化入侵来理解这种现象，如果真的是优秀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呢？但关键的是，我们很多人无法区别西方文化哪些是先进的，是适合中国社会的，哪些又是落后和不适合的。同样的，很多人说要捍卫传统文化，现在也的确兴起了一股学《易经》《论语》《庄子》的热潮，积极的因素是有的，但也有很多人看《易经》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占卜吉凶，而且说得神乎其神；半部《论语》治天下，但我们的企业家，如果真的能读懂《论语》，那真是一大幸事，但事实并没有这么乐观。
中国的烟草系统目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企业文化塑造运动，国家烟草局要求所有的地市级烟草公司要在这2年内建立起富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这也是国资委2005年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以山东省烟草局来说，有17家地市级公司，整个山东以齐鲁文化、儒家文化闻名，相对来说，这里是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最好的地方，从山东的风土人情、待人接物就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在与这些烟草公司的合作中，他们的普遍要求就是个性化、有特色、体现企业的独特内涵，而且要求将儒家文化的一些精髓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这就引出一个令企业管理者都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说传统文化很好，但感觉无法融入企业的管理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
首先，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假设不同。
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内和外谐”的人生境界，当然，从表现形式上，这三家又各有偏重，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从实现方法上来看，儒家的方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是“静虚、养生、遁世、穷万物”，佛家是“明心、见性、救世、通万有”。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儒道释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能进能退，即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了人的社会价值，强调了人的“道德性”，人是道德的主体，人需要终其一生去达到“至善”的境界；而西方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救赎观念根深蒂固，人生而有罪，所以需要不断的努力来赢得上帝的恩惠。中国文化讲社会与群体意识，以道德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西方文化讲权利与义务，以法律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当然，西方管理思想也经历了从“经济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其价值信仰并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人是个体的，“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
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形成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哲学，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就根深蒂固，调整起来非常困难。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模式、管理思想几乎都是在学习西方企业，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管理方法能否适应甚至是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国文化受中国近代社会运动的影响，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从最初的“道德人”转向“集体人”，改革开放后成了“经济人”，现在甚至是“自由人”，就是思想不受束缚，缺乏信仰约束，这与西方社会不同，西方社会的基础是宗教，虽然是世俗的宗教，但人之上有“神”，中国是彻底的无“神”社会，但也同时失去了对“神”的景仰、敬畏，让中国社会缺乏道德约束。虽然我们是最谈道德的一个民族，但道德观却最缺乏信仰支持体系，这才是最可怕的。
其次，文化贫瘠——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郑重地告诉世人“我不是大师、国宝、泰斗”，一时传为佳话，叫做“大师三辞”。中国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季羡林先生是真的想辞，可媒体越这样越硬要把“大师、国宝”这样的美誉加给老先生。我相信季羡林先生说得并非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季先生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句话更进一步解释了他是如何理解做学问的，那就是保持一个自由的“身”与“心”，一旦身心被物质、权力、名誉所左右，那他的思想就不再自由，而成为一种工具。所以，中国目前的状况难出大师，连季羡林这样的学者都不敢妄称大师，大家就可知外面的众多“大师”基本上都是打着大师的旗号从事商业活动而已了。真正可悲、危险莫过于斯！
真正的大师，必然是保持一颗独立的、自由的心去做学问、搞研究，而且要有争论，要容许不同的思想。目前中国的学术土壤似乎是差了一些。缺少真正的国学大师，也就没有人是真正地去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人讲管理是实践，但如果没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指导，管理也只是瞎子摸象而已。
第三，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与模糊化。
看到这个标题，一定有人不认同，说“多元化”没问题，但“模糊化”对吗？我经常在一些公开培训课上问在座的管理者，请问你们认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结果要么回答不出来，要么回答得千差万别。继而我又问，请问中国社会有信仰吗？回答要么是没有，要么是不知道。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是历史潮流，无法阻挡，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正在慢慢改变着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可我们还在这里迷迷糊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经济化大潮的大力推进下，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却被舍弃。许多地方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名修庙建佛，但却在传承传统文化的精神方面毫无作为，甚至是无情践踏。而共同处在儒教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比中国都要尽心尽力。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的文字和韩国的节日都是中国的舶来品，但他们对此万分珍视，历经千年从不轻易简化和更改。与之对照，中国人的做法往往让人疑惑不解。比如说，许多人反日、反美情绪高涨，但却热衷于消费日美的商品。一方面对日本的教科书事件极端愤慨，另一方面却是很多个人大量毁坏日本侵华历史遗迹。这样的心态表现在今天，就是很多中国人喜欢和周边国家争夺传统文化遗产，但又从不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节日。不过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马上要将传统节日列为正式节日，这也算一种实实在在传承传统文化的举措吧。
从各国价值信仰的不同探求中国文化的问题
撒切尔夫人说过：“21世纪的竞争，实际上是文化的竞争。”也有西方学者预言，21世纪是东方的世纪，因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头了。所以很多人开始鼓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东方文化，认为这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解决目前整个西方社会存在的文化冲突和个人价值的膨胀。事实真的如此吗？美国经济虽然经历了911重创，但并未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思维，美国总统也坦言，美国最富竞争力的是其先进的价值观和治理机制，而这是不可能动摇的。恐怖袭击的确打击了美国经济，客观上也改变了美国的一些国家行为，但是美国经济的那种创新机制和思维模式并未发生改变，所以美国仍然能够领跑世界，虽然它也存在“校园枪击案”这样的问题，但那时其强调个人自由文化下必然要结的“毒瘤”，无法避免。但如果我们转念想一下，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枪支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似乎美国的治安不象有些人想的那么坏。
中西方文化价值信仰的原点不同。季羡林先生认为，整个世界包括四个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产生的根源是东西方思维模式和哲学基础的异同。一个是“以物观物”，一个是“以人观物”。“以物观物”就是把人降同于万物中的一种去理解万物，并与万物融为一体，所以才有一些“天人合一”，才有“田园牧歌”，才有文学作品中永远的大团圆结局；而“以人观物”，则夸大人对大自然的挑战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无限扩大，于是才有用“个性”去挑战“共性”，人的个性充分膨胀，艺术上才有浪漫主义、人本主义、人权主义等众多奇观。东西方文化互补，东西方文化各超越自己，发扬自己的长处，避免各处的短处，有一个更理想、更美妙的融合。
东西方各国的价值信仰不同，这也导致了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差异很大：
从以上的分析对比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判断：
1. 宗教力量不强导致中国人什么都不怕
世界上主流的宗教基本都是教导人要行善，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佛教讲行善积德，基督教讲感恩博爱。法律只能让人不去做什么，能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却无法抑制一个人恶的念头。举个例子来讲，一个人捡了别人的东西而没有主动归还，从法律上没有问题，但从道义上来讲就已经犯了罪。这就是宗教的力量，“神”是在自己的心里，时刻都离不开，只有有了对“神”的敬畏，一个人才能真正地管住自己私欲的碰撞。
中国现在有点名的寺院香火都很好，但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寺院越来越象个大的公司，真正潜心向佛的人少，求功名利禄的倒是不少，可悲！
当然，我们强调宗教的力量，但不能夸大宗教的力量，宗教也需要引导和管理，不能恣意发展，缺乏约束，那样反而会出大问题。
2. 儒家文化的影响广泛但在中国只停留在表面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但却不是保留最好、传承最好的国家。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脉络，发展出一套适合自己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并加以宣传推广。
不可否认儒家文化至今仍然有很多非常具有生命力的思想，但目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没有人去探讨儒家文化如何融入社会生活、组织结构、管理机制的问题，所以导致我们每年都在“祭孔”，但实际上是形式大于内容。
3. 中国的企业要大力推行价值观教育
中国企业的落后首先是文化的落后，精神的落后和价值观的落后，而非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的落后，因为管理方法易学，而改变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观念是非常难的。如果企业没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作为支撑，这个企业基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前景。
日本公司就非常注重企业文化的推行和价值观教育，松下的每家公司都设有一个神社，专门用来供奉神灵，公司的高级职员每周都要来这里，由主持神社的和尚给他们讲法，使他们净化心灵，更好地执行公司的有关命令。松下创始人的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他一生中最尊重的顾问就是一个和尚，通过各种宗教活动，企业与宗教的各种教义、精神和企业的巧妙结合起来，然后灌输给企业员工，使他们相信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地是追求人类生活。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5篇
中医学的特质内涵毋庸置疑是中医学生存的根基，更是中西医结合的根基所在。故中西医结合教学理应准确把握和充分体现中医学这一特质，方可科学地优化教学的内容结构，完成教学目的。
1 中医学的自然观—天人相应
东方文明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所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中医学的天人相应学说正是根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和文化母体之上，从而构成了中医学有别于西方医学的一大特质。中医学把天人相应的观念渗透到中医学的方方面面。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人全形论》)强调欲想健康长寿，必须“顺四时而适寒暑”(《灵枢·本神篇》)。“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大惊、大恐”(《灵枢·口问篇》)。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西方文明却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演化成人们普遍的理念和追求，西方医学必然也是将人与自然看作是各自独立的实体对立存在，故生物医学模式的形成则是将征服自然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科学成就应用于医学领域的结果。
2 中医学的整体观—形神统一
《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认为把握 “道”，就能够明察万物，从而奠定了中医学的整体观。这种以察同为特点的思维模式不会重视差异的实体，而是强调通过体验、灵感、顿悟、直观等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事物整体间共同拥有的规律性关系，彰显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即天人合一;又把人自身也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形神统一、身心一元。在对疾病的认识、预防、治疗、转归、预后等方面，非常重视“神明”、“情志”的状态，注重形神统一、身心和谐的整体。
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察异，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着力寻求事物间的本质区别，故原子论、还原论是西方科学研究的立论基础，分析法、归纳法成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将人视作一个普通的机械性的身心二元的实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无疑是西医学的核心。所以察同察异各有侧重。
3 中医学的治疗观—辨证论治
中国文化历来重感觉、重表象、重动态。所以，中医学是从整体、宏观、动态、功能及相互作用角度，了解病情、把握病机、灵活处治。如八纲、六经、脏腑、经络、三焦、气血津液、卫气营血等多种独具特色的辨证方法，显然是中医理论精华之所在。中医学讲究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多果多因，并且具体体现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标本兼治、内外兼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因势利导、因异制宜等丰富的辨证论治思想。
西方文化重理性、重概念、重静态。故西医学强调概念，注重逻辑与分析，分门别类、穷根究底是其精髓所在。探究器官、器质、结构的状况，研究细胞、分子、基因的变化，追究细菌、病毒的来龙去脉，疾病分类、辨病论治遂是西医学优势。
4 中医学的预防观—治未病
中国文化主张适应、顺应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是中医学预防思想的集中体现;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及“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则又强调身心健康状态的重要性。
西方文化要求探索世界的本源、本质、变化。西医学进入了实验医学阶段，追求对疾病溯源的探索，重治疗而轻预防。
5 中医学的调理观—阴阳自和
中国文化强调顺应而不是抗争，侧重主观而不是客观。因此，中医学在强调辨证论治的同时，重视通过扶持人体的“正气”去战胜“邪气”，更注重治疗过程中的自我调节作用。如 “凡病……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就是中医学典型的自我调理观。他如针灸、推章、气功、食疗、音乐疗法等的非特异作用，都是基于调其 “自和”，而达其“自愈”为宗旨的。
西方文化则强调抗争和对抗，侧重征服。故西医的医疗方向是以对抗性为基本原则的，重视借助理化手段改变病理，强调直截了当的结构修理。
6 中医学的功能观—司外揣内
《易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的。所以中医学重“道”轻“器”，重“神”轻“形”，重规律轻实体，重功能轻结构。如中医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均疏于其结构形态的论证，却重视其功能价值的阐述。
西方文化侧重物质性探求的实体中心论。故西医学对大到肌肉、骨骼，小到细胞、分子，所有可被认知的部件形态均被逐一解剖观察。诚然，结构决定功能，了解结构才能准确把握功能，而死的结构却不能尽显活的功能。所以中西医学对于结构与功能的认识各具特色。
7 中医学的思维观—取类比象
中国文化强调通过假物取譬去“心悟”、“体认”的认知方法。 “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孙思遂·《千金翼方》)就是取类比象。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以及整体观、辨证观、功能观等思想都是取类比象的结果。用模糊学等现代宏观科学知识来衡量的话，取类比象这种思维观也是一种思维科学，甚至不失为是一种高级的思维科学。
西方文化重视凭借工具、实验手段以还原的思维模式。故西医学对人体进行了极其细微的分析与实验，比较精确的掌握了人体基本构造、理化性质、致病因素、治疗手段的特异性，逐步完善了西医学的学科体系。
8 中医学语言观—哲学意蕴
中国文化以注重整体、直觉、感悟、辩证、动态、功能、察同而见长，其语言就带有先验、类比、愈向、思辨的文学和哲学的特征。中医学的语言每每既有文学之美，又有哲学意蕴。如“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王冰·《素问·至真要大论》注释)，浅显而不乏生动，通俗却寓意深刻，抽象需会意揣摩。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6篇
在西方神话中的诸神，他们与人类的同形同性正表现出他们的“入世”。他们拥有人的七情六欲，神的社会也和人类社会一样充满各种矛盾。以希腊神话为例，其中大大小小的神都是满身烟火味：众神之王宙斯，放荡不羁，到处拈花惹草；神后赫拉，嫉妒成性，经常因爱生恨而做出许多蠢事……这些神除了在力量与能力上高出凡人外，在情感性格方面与人是一样的，每个都个性十足。而反观中国上古神话，从女娲补天、造人，到神农尝百草，再到大禹治水……每一位神都是崇高而圣洁的。他们从不戏弄人类，更不会嫉妒、残害人类。他们从来都是十分注意品德修养，并且尊贤重能。这些摒弃了情感和个性的神们，成为一个个高尚道德的象征，高高在上地守护着人类，也默默承受着人类的仰视和崇拜。
2造成中西神话人物区别的原因
2.1西方神话人物产生根源———人文主义
西方神话人物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神话人物更具有“人味”，是完美人类的典型代表。这其实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体现。在古罗马时期，作家西塞罗就用过古拉丁文中humanitas（人文主义）一词。人文主义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支柱，它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它认为自然是人认知的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人类的对立关系”。由此可见，西方神话人物实际上代表的就是人类自身，是人类在面对自然界未知力量时，对自己的一种期望和肯定。我们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人类在寻找自己身上与自然界进一步抗争的潜在能力。
2.2中国神话人物产生根源———天人合一思想
中国神话人物的特点，则可以总结为：神话人物脱离了人类，超越了人类，是直接与自然融合的代表。这其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天人合一”哲学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中国哲学一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将天、地、人看成一个整体。中国神话人物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然融合、加工的产物，它是人类期望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好心愿表现。
3中西原始文化差异的产生根源
根据上文的论述，西方的“人文主义”文化倾向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文化倾向是造成中西神话人物区别的主要原因。而我们进一步分析，这种文化上的区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神话是一种原始文化，我们并不能从高等文化体中的经济、政治方面来寻求其原因，而仅仅只能从原始的地理环境、思维模式等方面来分析。
3.1地理环境的区别
自然环境影响了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塑造了人的价值观念，维系了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人际社会关系。追溯东西方价值观及民族性格的来源，不能不承认古代东西方社会的自然环境对塑造民族性格所起的关键性作用。西方国家地处海洋性气候区，地域多起伏，缺少大面积适宜耕种的土地，并且大部分西欧国家都有着狭长的海岸线。缺少土地的西方民族，自然而然将目光转向近在咫尺的大海。生存的需要逼迫着这些民族开始在海上打拼，而长期的漂泊生活也使得他们的性格更为激进和冒险，社会中的各类冲突和矛盾也更为突出。在这种大环境下逐渐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外侵性”，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更看重人的进取精神和个人能力，这正是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中国地大物博，特别是长江、黄河流域更是雨水丰沛，气候怡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中国先民较早掌握了农耕技术，并在此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中国西北有沙漠，西边是青藏高原，东临大海，交通也极为不便利。在自然环境相对良好的条件下，中国先民自然选择半封闭地生活在这种安逸的环境里，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了“融合性”的文化特点，即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内敛融合，反对激进扩张。
3.2思维模式的区别
西方人的思维在形成之初就是理性的直线型思维。这从希腊神话的创世说中就有体现：希腊神话中几个主神的代系更替中，从卡俄斯（Chaos，混沌）到盖亚（土地）和乌拉诺斯（天空）再到克洛诺斯（时间）所体现的特征，正好表明了世界的起源和发展：世界的确先从混沌开始，再到空间直至时间。这是人理性思维的发展脉络。另外，这个创世神话中所描述的每一个后代神王前代神王的情景，其中都没有任何协调和共存，显示出一种不可逆转的直线性思维。从此，混沌被打开，西方的思维模式也由此逐渐走上理性的道路。正因为有了这种直线型的理性思维，西方人才更强调人的作用，强调个性和创新，这也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先人的思维则是循环的曲线型思维。它认为世界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模式。在农耕的过程中，中国先民们体会到了循环性历法的重要性，由此而逐渐形成了循环性的时间观，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在经历了一个时间周期之后又会回复到原来的状态。之后，这种时间观又渐渐扩展成宇宙观，并由此衍生出了阴阳五行等思想。“古人认为,万物乃天地化育所得,生成、生长、演化、循环等生命的概念,是中国宇宙论的基本概念。宇宙生命是一个大循环。个体生命之死,只是回到宇宙整体生命这个大熔炉中,投入整体的生命再造之中”。正因为这种循环思想的影响，中国先民才会强调融合、强调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
4小结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7篇
[关键词]李安；小津安二郎；家庭题材电影
“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粕以存在的基本结构，也是整个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质。“家”的观念经过儒家思想几千年的强调与传承，不仅在中国，也在整个东方世界的传统文化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全球化风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传统文化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意识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亚洲导演开始关注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重视民族文化在影像中的表达，因此，“家”这个最能够体现出东西方文化差异性的概念被提取出来，成为众多导演的民族化诉求的对象。其中，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了这种西方文化渗透下家庭观念变迁的导演，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他就以独特的影像风格诠释着他对传统家庭的理解和眷恋，展示了东方文化对“家”的观念的独特理解，也表达了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入侵的戒备和无奈；无独有偶，世纪之交的台湾，一位年轻导演把影像重新对准了家庭，同样以东方文化为底色，却演绎了不一样的“家”的寓言，这位导演就是李安。
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导演对家庭的演绎，小津和李安的电影更多地从东方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去观照处于家庭背景下的人们，他们更加关注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传统家庭模式的变迁和重构，通过他们的镜头，他们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传统家庭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和弥合，并积极地探寻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出路。
一、关于传统的家庭模式
中国和日本在传统文化上最典型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对“家”的观念的重视。与中国的“家国天下”观念相呼应，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家臣”制度也正是传统家族观念的延伸。在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一再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由、自主观念的冲击，而作为亚洲国家中最早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的日本，也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早地体会到了传统文化面临冲击和破碎的痛苦。
小津出生于1903年，年幼时父亲即离家经商，对他来说如同一个缺席的存在，终其一生他都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没有养育过自己的子女，可令人费解的是，在他的电影世界里却充满了与此相反的一幕幕家庭场景。战后重建的50年代，日本的社会生活包括家庭模式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西方文明的冲击，而小津则通过他的电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未受破坏的日本传统家庭的范式，这个家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真实和自然，延续着战前那种最传统的生活方式，可这又绝非是真实的生活。这只是小津对于珲想的家庭范式的一种体现，是他对理想家庭模式的一个看似真实的梦，而他孜孜不倦地创作着一部又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其相似的影片，实际上正是他不断地加工和完善这个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小津近乎执拗地表现了他对传统家庭模式即将解体的抗议和对传统家庭的留恋。
对小津来说，世界无非是家的延伸，为此小津把故事的题材严格地限制在了家庭的内部，以家庭内部的变迁来寓意世界的变迁。在表现这种他所不熟悉的家庭生活时小津显得那么游刃有余，悠闲从容，仿佛他从一出生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中一样。或许这正是一生都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家庭的小津对家庭的真正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告诉观众，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真正值得关注的永远都是我们的家庭，是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外面的世界其实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与小津的极力挽留和无限哀伤的情调相比，同样是面对传统家庭的逝去，台湾导演李安则显得豁达和开放得多。在他众多以家庭为题材的影片当中，无疑以“家庭二部曲”对传统家庭的表现最为典型。在这三部影片中，李安设计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分别展现了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消失和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然而，与小津不同的是，他没有执著于表现传统家庭模式的完美，而是以一种更加升放的心态平静地看待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探讨家庭背后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弥合。
“家庭三部曲”的第一部《推手》是李安第一部独立执导的影片，表现一家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实质上却反映了以老朱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他的美国洋儿媳为代表的美国现代文化之间的交锋，影片最后，被抓进监狱的老朱落寞地提出了要去老年公寓的想法，象征着他子孙绕膝、安享晚年的东方理想的失落和在这场文化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落败。如果在《推手》中，传统家庭模式是被迫让位给了美国的洋文化的话，那么到了《喜宴》中，传统家庭模式和两方文明就有了些开始相互谅解的味道。虽然，高父在机场安检时高举的双手被普遍看做是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屈服的象征，然而实际上，高父的屈服却远没有老朱那样彻底――毕竟他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孙子，虽然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饮食男女》是“家庭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上也是表现得最为彻底的一部。影片的主人公朱师傅是一位国厨大师，妻子早亡，膝下三个女儿。在朱师傅的心中，女儿比什么都珍贵，家庭比什么都重要。为了维系住这个家庭，他每周末都要不辞劳苦地做一桌大餐让女儿回家团聚，但即使如此，女儿们还是相继有了自己的生活，离开了这个朱师傅坚守的家。心灰意冷的朱师傅最终选择了面对现实，并勇敢地跨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与邻居锦荣结为忘年恋，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
很显然，生活在世纪末背景下且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验的李安无意像三十年前的小津那样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中，而是在不断地探索着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出路。从《推手》中传统文化的落败，到《喜宴》中的开始融合，再到《饮食男女》中的主动放弃，李安一直在积极地为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寻找着出路，正如李安所说，“从《推手》当中一心想要与儿子团聚的太极拳大师，到《喜宴》最后承认儿子是同性恋事实的将军，再到《饮食男女》中压抑感情的国厨，他们部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而在《饮食男女》里老朱后来接受家庭翻掉的事实，开创自己的新生活，这可能也算是我对中国文化的一点祝福吧。”
二、关于父亲形象
在小津和李安的电影中，父亲都是个重要的角色。小津通过父亲嫁女儿的故事来表达对传统家庭最终解体的惋惜，而李安则通过父亲和儿女的冲突来展现传统家庭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不堪一击。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家庭题材影片中，对父亲的演员的选择也保持了一致性。小津坚持使用笠智众来扮演他的影片中的一系列父亲形象，而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的父亲也都是由郎雄扮演的。
小津一生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大概在他的印象里，父亲正 如一个风尘仆仆的旅人，虽一生辛苦但对子女却不乏温情，虽长年在外却始终维系着家庭的完整。因此，在小津的电影作品中，父亲总是充当了家庭传统和温情的维护者的角色。小津的电影克制而内敛，一般不会出现情绪激动的场景，父亲在子女面前也从未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威严，因此，影片中作为重要场景之一的小酒馆就成为父亲发泄情绪的唯一去处。正如同《晚春》中女儿出嫁后的父亲一样，只有到了小酒馆里，面对老板娘的时候，才能够说出自己为了不让女儿惦记而故意说要再婚的心里话。在小津的电影里，孤独的父亲对于即将嫁走的女儿的深深留恋，正寓意了小津对于日本传统文明，特别是即将过往的传统文化观念的一种深刻眷恋。
李安电影中的父亲同样担负着维护家庭传统的重任，但不同的是，李安作品中的父亲相对更有权威性。与小津的童年生活正相反的是，李安的童年生活一直处于“父权”的压抑之下。他曾经坦言，“父亲对我确实影响很大，因为从小他就是家里的大树干，我们家里又是典型中国式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他又是很有威严的一个人。”因此，父亲的形象在李安的印象里是权威而不可侵犯的一种存在。在《推手》中，老朱为了实现儿孙绕膝、三代同堂的家庭理想，不远万里从中国飞到了美国，在与儿媳的冲突中，他显得自信而从容，在教育孙子的问题上，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绝对的主导权；《喜宴》中，高老为了抱孙子，自作主张给儿子介绍了对象，当儿子宣布要结婚的时候，他不请自来地从台湾飞到美国要为儿子主持婚礼。两部影片中的父亲无疑都是传统文化中“父权”的象征，他们维护“父权”的手段是强硬而不考虑子女感受的，在传统文化氛围里，这种权威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他们飞越重洋到达了高度现代化和自由化的另一个国度的时候，他们的权威对已经西方化了的子女就明显地构成了压抑，必然导致子女的反抗和突围。
《推手》的老朱本是抱着颐养天年的想法到美国的，没想到因为和子女的不和反而住进了监狱，儿子和父亲在监狱中抱头痛哭，实际上也传达出了老朱对最终选择放弃“父权”的无奈和凄凉；如果说《推手》中儿子对父亲的反抗仍然是出于维护自己家庭的无奈之举的话，那么《喜宴》中的儿子高伟同则已经开始对父亲阳奉阴违了。为了维护自己得来不易的爱情，他不仅串通威威和赛门演了一出假结婚的戏，而且还和赛门公然地在父亲眼皮底下暗度陈仓；《饮食男女》中对父权的反抗进一步演变成了公开的矛盾，一向乖顺的小女儿毫无征兆地在家宴上宣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并且在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时候就跳上男友的摩托扬长而去，这一连串戏剧化的情节无疑构成了对朱师傅的父权的解构，并对之进行了善意的嘲讽。
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范文第8篇
关键词：儒家文化；西方文化；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天人合一；天人二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5-0048-02
一
21世纪，社会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超级强国借着经济全球化的契机，强行将西方文化推向中国，形成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究其原因，作者认为这不仅在于文化霸权主义，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仰陷入低谷，而对西方文化盲目地拿来主义所致。儒家文化曾影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对历史发展的功绩十分巨大，也被许多国家视为优秀文化而借鉴并流行，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国外奉为经典的文化却得不到国人的重视？为什么西方文化能够轻易在中国本土上扎根？这些问题要从历史说起。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儒家文化的产生是为封建帝王政权服务的，在1911年，封建帝制被，“使儒家哲学失去了君主制政权的依托，从而结束了儒家哲学自汉武帝以来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历史。”另外，“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青年分子指出了全盘西化的救国道路，提倡采用西方“民主与科学”以及“自由平等”之说，使儒家文化在国人心中失去了其价值；再由于当时西方工业发展迅速，经济发达，一派繁荣景象更加引起人们对其文化的崇拜，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心，也就使儒学真正失去了其“独尊”的地位。其实，时代在发展，文化也要与时俱进。儒家文化有其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但也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提倡，它的一些优秀思想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失去光彩，如“仁学”思想、“天人合一”等都有永恒的存在价值。同样，西方文化未必都是好的，西方的某些观念现在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鉴于以上分析，作者认为有必要将中西两种文化的某些特点进行简单比较，以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树立民族自信心。
二
1.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国的儒家文化向来被认为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而西方文化总是以崇尚个人主义为特征。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认为北京大学的辜正坤教授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失为一种既新颖又恰当的解释。辜教授认为，造成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观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观是由各自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环境气候条件造就了农耕生产方式，“农耕使得中国人可以长期地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这叫安居乐业。”农业文明也促进了中国家族的繁衍，往往是一个姓就是一大家族，因此中国文化“更趋向于一种静态文化”。既然是一家人，于是就产生了家长制，尊老扩而大之尊一国之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家长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人生来都有欲望，怎样才能使人的欲望约束到被人接受的程度，中庸的德行准则便逐渐成形。儒家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儒家文化提倡“仁爱”、“和为贵”，因为既是一家人就应互相关爱，和睦相处，把整个家族看成一个整体，集体主义文化由此而来。而西方有着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地理环境，西方的气候条件不适合农耕，但却有着发达的航海业，这种海洋文明，促进了西方商业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人们生活居无定所，频繁迁徙，形成了一种“流动性的文化”。这种文化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促使他们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价值观念得到充分地发展。而这种自由主义非常有利于商业的发展，这也是西方商业发达的原因之一。另外，游牧文明激发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和他们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培养了他们独立进取的生活方式，这从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因此打打杀杀的场面就会经常出现，人们乐于争夺，这与中国人的相互谦让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地理环境引起的中西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文化的区别，当然，影响这一文化特征的因素还有很多，这仅是相对重要的一点。
2.“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儒家哲学向来强调“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儒家文化崇尚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追求天人的相互协调。而西方文化则以天人二分为显著特征，把自然看成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对自然界过渡地掠夺和开发，又通过文化霸权主义把这种理念推向全世界，引起了严重的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对立？我们仍然可以用地理环境论来解释。中国适应农耕文明的发展，农耕文明注定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人们在同一个地方稳定的生活，自然资源当然是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离开了自然界就无法生存，因此，自然成了人类的益友。这样说来，中国产生“天人合一”思想有其必然性。儒家将孔子创立的伦理道德应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以人伦道德教化代替对物质世界的征服，以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代替人生现实的享受，从而说明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互适应、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天人合一思想不光要求人们消极地适应自然，还提倡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治理自然，采取中庸之道，使自然与人类能更好地共存和发展。相反地，西方文化源于游牧文明，这种文明决定了西方必然会产生天人二分思想。因为人们居无定所，生存条件恶劣，要想生存就得同这种恶劣的环境作斗争，于是就会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征服欲，从征服大海到征服整个自然界，这与他们的生存条件息息相关。另外，在西方历史上还有两条路线决定了西方天人二分的思想：一条是哲学路线，一条是宗教路线。一方面，“西方哲学的传统是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哲学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起，到近代的笛卡儿，经康德到集大成者黑格尔都把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超越性的本体世界，一半是现实的感性世界，都是把自然看成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世界，当然不能产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也是西方的主导文化，基督教总是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超越性的上帝，它要求人们要有对上帝的信仰和某种超越性力量的崇拜。人与上帝处于两个世界，不同的地位，人只能被屈服，这与中国不把“天”看成是独立于人，天与人同等地位的看法完全不同。
三
中西文化还有很多可以比较的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以上两方面简要比较，是中西文化冲突最大的地方，目的并不是在于褒扬中国文化而贬低西方文化的价值。“西方文化有其自身的价值，不可否认，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里，作者主要是想说明，文化具有相对性，它有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土壤，一方土地孕育一种文化，在一个地方优秀的文化到了别的地方也可能会不适应，就像今天的中西方文化一样，它们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是西方优秀的东西，如果硬搬到中国来，可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自由观念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对发展经济大有益处，但也导致人情的冷漠，家庭观念的淡薄，长幼不分，不讲孝道，这与中国自古仁爱出世、孝治天下完全相悖。它对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当今社会产生了严重的道德危机，人们为了挣钱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不讲诚信，官本位现象严重、商业欺诈等等。长此以往，必然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这也向人们表明了儒家仁学思想的重要价值。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21世纪每个人都应慎重考虑的问题，这也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实现和平，西方个人主义显然不可取。而儒家的“和谐”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仁学思想以情感为基础，要求爱亲人、爱他人、爱社会、爱国家。这种“爱人”的精神用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整个世界将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实现和平是中国人自古以来追求的最高理想。西方国家现在也面临着道德危机带来的困惑，因此是儒家伦理思想开始发扬光大的时候了。再如：西方的天人二分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带来了很大的弊病，把自然看成了独立于人类的另一个世界，对自然资源过渡地利用。资源是有限的，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这就导致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反过来制约经济的发展。中国现在也面临着生态危机，这已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话题。“1992年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这足以证明全世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因此，我们要保护自然，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只有将这一理念灌注到每个人心中并付诸于实践，全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地改善。
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西文化并不是绝对对立，上面的分析仅是要让人们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过时，相反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面临众多问题的情况下，更能彰显出它的价值，我们应该树立起民族自信心，让我们国家优秀的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彩。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当今学术界的热点，这说明中西文化有共通之处，这是文明对话的基础。王登峰教授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中西文化，他认为“东西方文化是不同的，但一定有相似之处，因为东方人和西方人在他们适应环境中的要求时，一定会有共同的成分，东方人要面对压力，西方人也要面对压力，而如果是相同的压力一定会形成相同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或者文化中的共同之处。”世界要和平，文明对话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在深入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方式对待双方文化的融合，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有待于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1]李存山.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在21世纪的价值[J],现代哲学,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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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素琴.试论儒家文化的现实意义[J].沧桑,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