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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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范文第1篇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和北京市有关成绩复查规定，为做好考生成绩查询和复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预计2月15日后公布，届时请各位考生自行登入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硕士研究生招生系统进行查询。用户名为：2019+考生本人的报名号，密码为：本人身份证号。如果考生在此之前修改过密码，请使用自己修改后的密码进行查询。我校不另行寄发书面成绩单，亦不提供成绩排名。  

2. 考生如果对个人成绩有异议，须在2月26日之前通过电子邮件向报考学院提交书面复查申请表。申请表用excel表格，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报考学院联系人邮箱（学院联系方式）。

各院汇总后组织专人在2月26日-27日到研究生院西区保密室进行成绩复查，复查工作遵循保密、慎重、严肃、细致的原则，成绩复查仅限于核查考生答卷是否存在漏判、成绩累计错误、登分录入错误。复查结果由各院尽快通知考生。考生本人（及委托人）不得查阅考生答卷。  

3. 我校复试分数线将于3月中上旬公布，请考生留意我校研招信息网网上通知,或关注我校研招官方微信CAUYZB,之前请勿电话咨询。  

4. 我校复试工作将于3月中下旬进行，具体复试时间、地点及要求等由各招生学院安排，请考生留意各学院的相关通知。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范文第2篇

（河南科技大学农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采用田间定位试验，研究秸秆还田条件下，连续常规耕作（3C）、1年深翻＋2年常规耕作（DP2C）、2年深翻＋1年常规耕作（2DPC）和连续3年深翻（3DP）对活性有机碳的时空变化以及碳库活度、活度指数、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秸秆还田条件下，各处理0～40 cm土层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均随生育进程的推进先增后降，开花期达到峰值。与常规耕作相比，深翻能够显著提高0～40 cm土层活性有机碳、总有机碳和碳库管理指数，分别平均提高2．33％、4．54％和3．82％。不同耕作处理间0～40 cm土层土壤总有机碳和活性有机碳含量以3DP处理最高、2DPC处理次之，两者均显著高于3C处理。从土壤空间角度看，3DP处理和2DPC处理能够有效延缓土壤总有机碳、活性有机碳含量的降低速度，促进有机碳在土层中的均匀分布。但从生态效益和节本增效的角度出发，连读多年常规耕作后，秸秆还田条件下，隔一年深翻既能增强土壤碳汇能力，又可改善大气环境，是适合该地区的耕作方式。

关键词 ：轮耕；夏玉米田；总有机炭；活性有机碳；碳库管理指数

中图分类号：S513；S1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4－0802－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4．009

收稿日期：2014－06－30

基金项目：河南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32102110028）；河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Z021）；河南科技大学大学生

训练计划（SRTP）项目（2013233）

作者简介：张 莉（1987－），女，河南信阳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作物栽培与耕作，（电话）15896675906（电子信箱）dazhang0376＠163．com；

通信作者，付国占（1963－），男，教授，主要从事作物生理生态研究，（电子信箱）fuguozhan＠163．com。

长期以来，土壤有机碳一直是科研工作者的研究热点。一些研究发现，土壤有机碳是土壤物质循环的养分库，能量流动的能量库，也是评价土壤质量的重要指标。土壤有机碳含量在全球二氧化碳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1］，但其数量不能直接反映营养物质的有效性，而活性有机碳周转速度快，直接参与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影响植物的养分供给，能够准确敏感地反映因管理措施改变而引起的土壤碳库变化［2－4］。国外学者Blair等［5］提出碳库管理指数，结合了外在条件影响下土壤碳库指标和碳库活度两方面的内容，不仅能够反映外界条件对土壤有机碳数量的影响，而且能够反映有机碳质量的变化，从而更加全面、动态地反映外界条件对土壤有机质性质的影响和土壤质量更新的程度，进而预测土壤性能的发展方向［6，7］。前人研究发现，保护性耕作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通过减少土壤的扰动次数，降低有机碳矿化速率，可有效提高土壤的碳汇能力［8］。华北地区长期采用以旋代翻的耕作方法，引发了土壤耕层变浅，养分富集，土壤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9］。如何构建合理的耕作方式，提高土壤肥力，是当前农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指出了以少耕为主，定期翻耕或深松的轮耕模式［10］，但由于轮耕周期长，难度大，关于轮耕对土壤肥力的研究很少，且主要集中在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方面［11，12］，针对秸秆还田条件下，轮耕对土壤活性有机碳时空变化和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试验于豫西半干旱冬小麦－夏玉米两熟地区进行，在秸秆还田条件下，开展常规耕作、深翻对土壤活性有机碳和碳库管理指数影响的研究，以期确定适宜该地区的耕作方式，为提高土壤碳汇能力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于2009－2012年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河南科技大学试验农场进行。该区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日照为2 083～2 246 h，平均气温为14．1 ℃，无霜期184～224 d，多年平均降雨量为600 mm左右，采用小麦－玉米一年两熟种植制度。土壤为黄潮土，质地中壤，试验处理前0～20 cm土层土壤有机质10．80 g／kg、碱解氮75．00 mg／kg、速效磷9．21 mg／kg、速效钾120．00 mg／kg。

1．2 试验设计

本试验设4种耕作方式，分别为连续常规耕作（即小麦播种前翻耕或旋耕，深度小于20 cm，玉米免耕播种）（3C）、1年深翻（小麦播种前深翻，深度大于30 cm，玉米免耕播种）加2年常规耕作（DP2C）、2年深翻加1年常规耕作（2DPC）和连续3年深翻（3DP）。每个处理重复3次，小区面积30 m×5 m。供试玉米品种为郑单988。2012年10月8日播种，宽窄行种植（80 cm×40 cm），播种前底施N、P2O5和K2O分别为70．0、120．0、120．0 kg／hm2，大喇叭口期追施氮肥115．5 kg／hm2。试验地每个小区病虫害的防治、杂草清除等其他田间管理措施均采用常规管理模式。

1．3 样品采集及项目测定

于夏玉米拔节期、开花期、灌浆期和成熟期采集样品，按S型选取5点，分4层（0～10、10～20、20～30、30～40 cm）采集土样，去除植物残体，混匀风干后，过20 mm和100 mm筛备用。采用高猛酸钾氧化法［13］测定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14］测定总有机碳含量；采用总有机碳－活性有机碳含量的计算方法测定非活性有机碳含量；参照徐明岗等［15］的方法计算土壤碳库管理指数，以连年传统耕作地土壤为参考土壤，计算公式如下：

碳库指数（CPI）＝样品全碳含量（g／kg）／参考土壤全碳含量（g／kg）

碳库活度（A）＝活性碳含量／非活性碳含量

碳库活度指数（AI）＝样品碳库活度／参考土壤碳库活度

碳库管理指数（CPMI，%）＝碳库指数×碳库活度指数×100。

1．4 数据分析

用Excel 2003和DPS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轮耕对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由图1可知，随着土层的增加，各处理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呈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降低幅度为12．97％～50．67％，其中30～40 cm土层降低幅度明显低于其他土层。随着生育进程的推移，各处理活性有机碳含量动态变化为先逐渐增加，开花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渐降低，此变化趋势可能与秸秆季节性腐蚀分解和植物阶段性营养生长根系分泌物有关。不同处理之间活性有机碳含量因土层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0～10 cm土层，各处理活性有机碳均表现为3DP＜2DPC＜DP2C＜3C，除了灌浆期、开花期，其他各时期处理间均无明显差异。20～30 cm土层各时期以3C最低，3DP最高，3DP处理明显高于3C处理，各时期依次提高14．62％、13．22％、8．58％和21．53％。30～40 cm土层，在拔节期和开花期，连年深翻活性有机碳含量略高于其他处理，其他时期各处理间无明显差异。其中，秸秆还田条件下，因养分的循环与利用，连年深翻活性有机碳含量在整个生育期均保持较高的水平。

2．2 轮耕对土壤总有机碳含量的影响

随着土层的增加，连年深翻和隔一年深翻处理可有效延缓有机碳的分解速率，降低有机碳层化率。长期秸秆还田条件下，各处理总有机碳含量在0～20 cm耕层差异不显著，可能是由于长期耕作表层土壤结构破坏，有机碳失去物理保护，加速其分解。长期连续常规耕作后，秸秆还田条件下，随着深翻频率的增加，20～30 cm土层总有机碳含量有显著（P＜0．05）增加的趋势，其中连年深翻（3DP）最高，连年旋耕（3C）最低（图2）。主要是因为深翻改造耕层结构，促进上下土层有机物质混匀，利用植物残茬和根系的分布，其中3DP、2DPC、DP2C处理较3C分别增加了22．78％、14．97％和1．34％。

2．3 轮耕对土壤碳库管理指数的影响

由表2可知，各处理对0～40 cm土层碳库活度、碳库活度指数、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影响表现不一致。碳库活度和碳库活度指数以3C处理最高，其他处理较低（0～20 cm），各处理间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表现为3DP＞2DPC＞DP2C＞3C（0～10 cm、10～20 cm土层除外）。连年常规耕作破坏了土壤结构，使有机碳暴露于空气中，有助于提高0～10 cm和10～20 cm土层碳库活度、碳库活度指数，但不利于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的提高。深翻促进秸秆均匀分布在各个土层中，有助于提高下层活性有机碳、碳库指数和碳库管理指数，由此说明秸秆还田条件下，深翻主要通过增加活性有机碳，提高总有机碳含量。

3 小结与讨论

耕作措施是农业生产管理措施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提高土壤肥力、改善土壤质量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活性有机碳直接影响土壤养分的有效性、植物生长发育以及环境质量［16，17］。大量研究表明，秸秆还田条件下少耕、免耕为主的保护性耕作，能够增加土壤紧实度，减少有机碳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降低有机碳矿化速率，同时秸秆还田又可降低土壤温度，导致土壤呼吸减弱，进而降低土壤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的数量，促进土壤有机碳的积累，提高土壤碳库管理指数，减缓全球变暖的趋势［18－20］。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与参照土壤相比，连续3年秸秆还田，各处理的0～40 cm土层总有机碳含量、活性有机碳含量均明显增加，分别平均提高9．65％、24．27％，可见秸秆还田主要通过提高活性有机碳含量，增强土壤碳汇能力。这可能是因为秸秆还田过程中引入了外源有机质，并且秸秆与土壤充分混合使有机碳受到物理性保护，与此同时，随着秸秆的分解和腐殖化，进一步促进了秸秆有机碳向土壤有机碳转化与更新，维持和提高了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和活性［20－22］。

随着生育进程的推移，各处理活性有机碳呈先增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作物生长旺盛时期开花期达到峰值，可能与植物根系分泌量增加和微生物活动具有季节性差异有紧密联系［23］。不同耕作方式之间0～40 cm土层活性有机碳、稳态碳、碳库指数以及碳库管理指数基本遵循3DP＞2DPC＞DP2C＞3C的规律，3DP、2DPC处理明显高于3C处理，总有机碳含量不同间隔年限间表现为连年深翻最高、隔一年深翻次之，连年常规耕作最低。而土壤碳率活度和碳库活度指数随着深翻频率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并不十分明显。由此可见连年浅耕，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耕层土壤的物理结构，不利于有机碳的积累，而深翻能够改善土壤肥力和大气环境。本研究与武际等［24］、罗友进等［25］、杨敏芳等［26］、梁爱珍等［27］的研究结果一致，均表明秸秆还田条件下，连续免耕后实行深翻耕，可改善土壤的理化性状，增加耕层厚度，提高整个土层活性有机碳和碳库管理指数，确保作物高产、稳产。区惠平等［28］研究表明，免耕引起农田有机碳的分层，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似。各处理间土壤有机碳及其组分随着土层深度的增加，活性有机碳、总有机碳、碳库活度以及碳库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与连年常规耕作相比，深翻各处理均延缓了其降低速度，相对提高了下层（20～40 cm）活性有机碳、总有机碳及碳库管理指数，其原因为一方面秸秆均匀分布在耕层，改变了有机碳的分布特征；另一方面深翻打破犁地层，促进根系分泌有机物质，增加土壤水稳定团聚体数量，增强了土壤有机碳物理保护能力［29］。综合考虑生态效益和节本增效的作用，秸秆还田条件下，隔一年深翻是试验地比较理想的轮耕方式，但是本研究结果只是针对豫西半干旱地区，其他地区以及秸秆不还田条件下轮耕对土壤有机碳的变化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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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范文第3篇

关键词：能值足迹 生态经济 可持续发展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自然资源也因过度开发利用而导致生态系统遭到破坏。2008年我国在海口举行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国际合作大会，这次大会上我国提出了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要改变“先经济，后治理”的战略，我国意识到发展生态经济的必要与紧迫。笔者查阅相关资料目前对中国生态足迹的最近的研究是到2007年，对各省市区域最近的研究到2008年。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n Rees提出，他的学生Mathis Wackernagel 逐步完善的。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这一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徐中民、杨开中等学者在2000年将生态足迹的概念引入到国内，很快被众多学者关注与研究。逐渐在国内形成了有关亚洲国家尺度的生态足迹模型。

能值分析法计算生态足迹的模拟实验

（一）理论基础

能值（Emergy）是由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H. T. Odum）于1986年创立并将其定义为：一种流动或贮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另一种类别能量的数量。能值分析是一种新的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方法，通过能值转换率把生态经济系统中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能量转换成同一标准的能值来衡量和分析。

（二） 基于能值理论的生态足迹的计算

本文基于能值分析的方法来计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以太阳能为标准，通过能值转换率把区域内的各项目能量流统一换算成太阳能值，再经过能值密度，来计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这样计算出的结果更加准确具有可比性。最后根据结果作图分析其生态经济发展状况。

人均太阳能值的计算。根据太阳能值转换率（见表1），将计算区域内的各消费账户的太阳能值，计算公式为：太阳能值（ci）=消费账户有效能×能值转换率 （1）

生态足迹（EF）的计算。首先计算区域能值密度（P2），P2=区域总能值/区域土地面积，这里的能值指的是可再生资源的能值，例如太阳能、风能、雨水势能和化学能，地球旋转能等。但由于生物圈的作用，能量是流动的，所以在计算时取最大的能值项目作为研究区的总能值来避免重复计算。

下面应用能值分析的方法来计算生态足迹，其计算式为：式中：ef表示人均生态足迹，ai表示人均生态足迹，ci表示第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太阳能值，i表示不同的消费项目，p2表示区域能值密度。

本文考虑到不同年份，技术水平不同，对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也存在很大不同，所以进一步改进计算方法，使结果更加严密准确。计算公式如下：

（2）

式中：EFi，j为第i项消费项目在第j年的生态足迹，Dei，j为第i项目在第j年的研究区产量， Imi，j为第i项目在第j年的进口量，Exi，j为第i项目在第j年的出口量，Tri为项目i的能值转换率，Pri为第j年研究区域内在所有可利用的可再生资源能值密度。

应用此式计算生态足迹，既有对能值的统一，又有对年份不同资源利用状况不同的充分考虑，将能值分析与生态足迹两种计算思想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生态承载力（EC）的计算。自然资源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由于只有可更新的再生资源是有承载力的，所以在计算时只考虑可再生资源，计算公式为：

ec=e/p1 （3）

式中：ec表示人均生态承载力，e表示可再生资源中最大项目的人均太阳能值，p1为全球平均能值密度。本文取可再生资源人均太阳能值中的最大值，这样计算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可有效避免重复计算。

（三）数据来源及结果分析

本文所用的原始数据来源有2008-2013上半年《中国统计年鉴》、FAO数据库、中国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数据库等。全球的年均总能值为全球平均能值密度p1，本文所用数据是根据Odum的相关研究结果而来，根据式（2）和式（3）计算出我国2008-2013（上）年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见表2）。

由表2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生态足迹在2008-2013（上）年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平均每年增幅为1.4109%，生态承载力总体上是在逐年下降，平均每年下降1.4255%。这表明虽然我国开始重视生态经济的发展建设，但我国生态依然处在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年均每人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依旧呈现背向的恶化的发展趋势。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矛盾依然存在。

表3是周巧和向书坚在2010年对中国2001-2007年的生态足迹的研究，将此数据与本文的2008-2013（上）年的数据做成图表综合研究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从2008-2013（上）年的生态足迹明显比2001-2007年的生态足迹增长缓慢很多，生态承载力也一直处在平缓的下降趋势。这样看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有缓和的趋势。这是在2008年我国开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下所取得的成就。

EFI和EFE对中国生态经济可持续性的动态分析

（一）生态足迹指数

生态足迹指数（Ecological footprint index，EFI）是指区域将来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其计算公式为：

（4）

由上式结果可以分析，若 EFI=100%，表示几乎没有人类生态足迹，如无人居住的岛屿或沙漠；若0

生态足迹效率（Ecological footprint efficiency，EFE）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产生单位生态足迹（EF）能够获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即万元GDP生态足迹 的倒数。计算公式为：

EFE=人均GDP/人均EF （5）

（二）2006-2013上半年中国生态经济的动态分析

2006-2013上半年中国生态足迹指数（EFI）。由图2可知，近几年来中国生态足迹指数（EFI）在波动中急剧下降，从2006年的-112.374%下降到2013上半年的-164.178%，总体下降了51.804%，年均下降了6.9072%。2008年之后中国生态足迹指数下降趋势趋于平缓。

生态足迹效率（EFE）的动态变化。由图3可以看出，生态足迹效率（EFE）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大幅上升；2006年为0.0491万元/hm2；到2013上半年达到了0.9336万元/hm2。

虽然图3上中国的生态足迹效率是大幅提升的，这是我国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结果。但是综合考虑，目前中国生态环境处于超负荷状态，生态承载力供不应求，中国需要采取措施来保持我国的生态资源。

结论与讨论

2008-2013上半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依旧朝着恶性相反的方向发展，生态足迹在缓慢上升，从2008年的3.7436 hm2到2013上半年的3.8212hm2，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4109%。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在波动中不断下降，2008年为1.3762hm2，2013上半年为1.2978hm2，年均减少率为1.4255%。与2001-2007年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走势比较后发现，2008年之后中国的生态足迹上升极其缓慢，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所调整与改善。但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经济时期对生态资源过度依赖和掠夺式开发，导致我国严重的生态赤字现象，所以在短时间内还解决不了我国的生态赤字现象。

近几年，中国生态足迹指数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这表明中国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在急剧降低。在2008年后生态足迹指数下降趋势略有缓和，这是我国对生态经济重视开发发展的结果。但是目前我国的生态经济尚处于探索、研究、试点的运筹启动阶段，还未形成普遍的经济模式。我国需要在考虑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减少生态赤字，缓解生态压力，使我国生态经济健康而稳定的发展。

本文采用能值分析的方法计算生态足迹，使得数据比传统的计算结果更加完整，结果更加准确。克服了传统生态足迹模型数据误差大，评价标准不统一，研究结果可比性差等缺陷。

本文在计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足迹指数和万元GDP生态足迹效率，对中国2006-2013上半年的生态可持续性进行长时间序列的动态评估，不仅使得整篇论文更加深刻严密，而且丰富和完善了生态足迹分析法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度量指标体系，对我国制定生态经济方针政策提供更加明确的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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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 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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