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好服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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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好服紫范文第1篇
首先让我讲一个典故：
在《韩非子》一书中“外储说左上”中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成了流行色，紫布脱销。齐桓公十分愁闷，就问宰相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大王您想煞这个风不要紧，可以先自身脱下紫色服装来，然后对身后侍卫说：我非常讨厌紫颜色。如果这时再有穿紫颜色服装的进来，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先回去脱掉你的紫色衣裳，我非常讨厌紫色！”齐桓公说：“好，我一定照这个办法去做。”这样做了之后，齐桓公的左右近臣当天就没有一个再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二天，整个京城再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第三天，全国范围内也没有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了。
这个小故事讲出了一个上行下效的道理。上行下效，事事如此，推广普通话也是如此。
从道理上讲，在说普通话这个问题上，学生不应该攀比教职员工，他们年龄大了，几十年的习惯难改，口齿不灵，反应迟钝。但实际上呢？或多或少总有那么一部分学生在瞅着教职员工，也可能有的教职员工在瞅着学校领导：你说我才说，你不说我也不说。大家试，如果上头的人在用普通话同你说话，你怎么好意思、又怎么敢用方言土语作出回答呢？
现在，绝大多数教职工和学校领导都在时时处处普通话，对同学们起到了极好的影响。我们学校每年两次举行教职员工普通话比赛晚会，就是向大家汇报这方面的成绩。但是，不用讳言，也有少部分同志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普通话。那就让我讲讲自己说普通话的一点体会吧。
我胸前这个“推普先锋”的牌牌是和大家同一天戴的。同一天，大家全都自己申报，愿做推普先锋。但是，我们总不能像一来，人人把辫子一盘成为革命党；我们只要牌牌一挂，人人都是先锋吧？要名副其实，戴了就讲普通话。我自己普通话水平不高，也许是三四成，五六成，但必须讲，在讲的过程中提高。咱们要检查学生，谁不佩戴，或佩戴了不说，要扣分，要清理出“先锋队伍”。难道老师和学生应该两个标准吗？像我，出门赶集买菜，总不能走到学校大门口再戴上，那样岂不是弄虚作假吗？那就戴着上街，在街上逢着老熟人也讲。有的老朋友就问：“老张啊！你那个戴了个什么牌牌？你那个普是什么意思？”当我回答之后，他就说：“算了吧！趁早摘掉吧！另说了！”我对他说：“现在师范学校要求人人都讲，老师就得先给学生做出个样子。我还觉得，在办公室、教室讲普通话，回到家里又讲。谁知听了我的普通话，大女儿捂着嘴“嗤嗤嗤嗤”地笑：大儿子、小儿子则一声不吭，眉头一皱一皱地，意思是很遭罪，敢怒不敢言：老婆就大声喊：“哎哟----哎哟----饶了俺娘们吧！”她的意思是：“救救孩子！”当我坚持说下去的时候老婆竟然说：“可叫你难受死了，再说滚出去说！”----大家说说，我这个普通话的水平真那么差，到了“药死人”的程度？我说的不是还可以吗？那么，她这样打击“推普先锋”，该当何罪？什么罪也定不上，这叫做习惯势力。
同志们！方言土语这套旧衣裳，是祖祖辈辈穿了几千年的啊！要想一下子换上普通话这件新装，真是谈何容易！难就难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势力！这样看，推普工作的任务就艰巨多了。要脱去方言土语的旧装，换上普通话的新装，而且要迅速，那就只要像齐桓公禁穿紫服的办法一样；从自身做起，坚决地、一下子甩掉旧的，一下换上新的，否则很难达到目的。
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我们从自身做起，要认真说，不但在课堂上说，在办公室说，还要在家里说，在公众场合说，到社会上说，这样才能真正创造一个人人说，时时说，处处说的推普环境，才算真正给学生做出了表率。
齐桓公好服紫范文第2篇
一、简本《缁衣》首章引诗释义
上博简和郭店简《缁衣》首章引诗情况基本一致。为讨论方便计，现将两个简文一并引录如下：
夫子曰：“好 （美）女（如）好兹（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 （巷）白（伯）。”则民臧 （力）简文“臧”，是“咸”的误字。其下一字原作“”形，郭店简原考释者释为从力从它之字，裘锡圭先生说当释为“”（《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李零先生说同，并谓读为力，“是尽力、竭力的意思”（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而型（刑）不屯。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郭店简《缁衣》）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17页，释文第129-132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子曰：“丑 子（好）（美）女（如）丑 子（好）纟 才（缁）衣，亚（恶）亚（恶）女（如）亚（恶）（巷）白（伯）。”则民咸 扌 力（力） 这个字原作“”形，对其上部的解释，颇多歧异。今从李零先生所释，从手从力，释为扌 力，读为力（见其所撰《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见《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08-409页）。而型（刑）不（蠢）。诗员（云）：“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上博简《缁衣》）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图版第45页， 释文第174-1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这两句简文，专家一般都把“缁衣”和“巷伯”作为诗篇名。这样标点的根据是今本《缁衣》确实是作为诗篇名称来用的。但是如此理解，于解释简文却有不妥之处，说喜好《缁衣》这篇诗作尚且可以，但若谓厌恶《巷伯》之诗却实难通。有鉴于此而提出卓见者是裘锡圭和彭浩先生。裘先生指出：“如简文‘恶恶如恶巷伯’句‘巷伯’上‘恶’字非衍文，则孔子或《缁衣》编者似以为《巷伯》作者‘寺人孟子’在诗中所指斥之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 荆州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裘先生未提简文“缁衣”的问题，并且论“巷伯”时加上一个先决条件，即那个简文“恶”字非衍文。这显然是持矜慎的态度来进行论析的。后来，彭浩先生指出“简本的‘好美’者自然是作为人所喜好的朝服的‘缁衣’，而非是称赞贤者郑武公的《诗·缁衣》。一字之差，意思迥然相异”。 彭浩：《郭店楚简〈缁衣〉的分章及相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彭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是正确的，但相异在何处，却语焉不明。裘、彭两位先生虽然提出卓见，但尚未进行详细论析，今试补充讨论如下。
愚以为简文“缁衣”“巷伯”皆不当为诗篇名，这样判断的理由在于，如果说“恶巷伯”的“恶”字是衍文，那么“好缁衣”的“好”字也当是衍文。我们现在找不出理由说简文这两个字都是衍文，并且从诗本义看，这两个字也不当定为衍文。依裘、彭两位先生卓见，我们可以判断简文“缁衣”和“巷伯”皆非诗篇名，而应当是两个名词。
简文“好 （美）如好缁衣”，在《论语·子罕》篇中有一个十分接近的用例，那就是：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前人注解以为孔子此语，乃是“疾时人薄于德而厚于色”。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612页。在逻辑的排列上，此语与本简简文的“好美如好缁衣”，是一致的；只不过一是以否定（“吾未见”）来达到肯定的句式，一是直接肯定的句式。孔子之意是，如果人们喜好“德”能够像喜好女色一样，那就好了；如果人们能够像喜好缁衣那样爱美，那就好了。所蕴含的意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喜好女色而轻于德；喜好缁衣而轻视真正的美。
二、“缁衣”之“美”与周代服饰观念
为什么会有以玄黑色的缁衣为“美”这种社会观念呢？这是我们应当探究的一个问题。
缁衣，是周代的黑色朝服。《诗·郑风·缁衣》毛传云“卿士听朝之正服”，《诗·羔裘》郑笺说是“诸侯之朝服”。缁衣与玄端相同， 玄色与缁色俱黑而稍浅，所以说“缁与玄相类，故礼家每以缁布衣为玄端也”（唐贾公彦《周礼·冬官·画缋》贾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四十，中华书局，1980年，第918页）。孙诒让说：“玄与缁同色，而深浅微别。”（《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16页）。都是自国君到士的各级贵族的正服。唐儒孔颖达说缁衣“是诸侯君臣日视朝之服”。 孔颖达：《论语正义》卷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95页。为什么周代要以缁衣为朝服呢？周代重视服色，春秋时人有“五色精心” 《国语·周语》中。之说，认为不同的颜色反映着不同的德行品格。郑玄认为，君臣服缁衣，这种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是“忠直且君”，臣下服缁衣表示着对君主的“忠直”，而国君服缁衣则“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 《诗·郑风·羔裘》郑笺。《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340页。表现出君主的尊严。依照儒家观念，许多事物都有德的象征意义，这称为“比德”。 儒家“比德”的事物最典型者是玉和水。如《孔子家语·问玉》篇载孔子语即谓“君子比德于玉”，《大戴礼记·劝学》载孔子语“夫水者，君子比德焉”。缁衣也是被“比德”者。缁衣之色是天之色， 《周礼·考工记·画缋》“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孙诒让谓：“玄黑同色而微异，染黑，六入为玄，七入为缁，此黑即是缁，与玄对文则异，散文得通。”（《周礼正义》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306页。）所以黑色喻庄严之意。卿大夫服缁衣，表示对于君主的尊敬之至，并且“性行均直”，“躬行善道，至死不变”，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四，《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340、334页。所以说“德称其服”。黑色表示庄重正直，但并不鲜活亮丽。春秋时代，社会上比较喜欢用华丽悦目的红、黄、紫等色彩作为服饰的颜色。社会上的贵族服饰多有趋亮丽的倾向。就连比较守旧的鲁国也是如此。鲁桓公就是一例，本来玄冠缁衣是君臣共用的服色，但鲁桓公偏要显得亮丽些，所以文献记载“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也”。 《礼记·玉藻》。鲁桓公此举，表明喜紫之风已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他不用黑色的冠带而用紫色的。这说明社会上已经流行紫色，所以鲁桓公要时髦些。但这些并非是社会观念的主流，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依然是表示正直忠君的缁衣所示的玄黑之色。
孔子重视服饰的颜色，《论语·乡党》篇所说“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应当是合乎孔子本意的说法。孔子赞许正色，“恶紫之夺朱”。 《论语·阳货》。本简简文“好美如好缁衣”，说明孔子对于喻意正直、忠君的黑色是赞许的，认为好美者当像喜好缁衣那样喜好正直而庄重的黑色。这里所说的“好缁衣”，指的正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的干禄风习，是对于从政所带来的富贵的艳羡。
再进一步想，“好美”的“美”，似乎还包括着人生之美。孔子对于天下国家的改造与发展，持积极入世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这正是人生之美。 儒家对于“避世之士”取尊重但不赞成的态度。认为那些隐士不顾“长幼之节”和“君臣之义”，所以是不合乎“义”的。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表明孔子实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赞许缁衣，是他这种人生态度的一个表现。应当指出的是，当时社会上一般士人对于入仕干禄趋之若鹜，与孔子所持为改造社会服务于国家而入仕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本简简文所云“好缁衣”，简文意谓如果人们都像喜欢缁衣一样爱美就好了。所谓“好美”的“美”，一方面是以玄黑之色所喻指庄重严肃的色彩之美；另一方面也表示着对于积极入世的人生之美。这里的“美”，不妨理解为孔子所赞许的真正的“美”，而非世俗所趋的鲜艳之美。
三、恶人“巷伯”
我们再来看简文提到的“巷伯”，它见于《小雅·巷伯》一诗。这是一首痛斥谮谗之徒的诗。其作者在诗的末章已经言明是“寺人孟子”。前人对于诗人孟子是否即篇名“巷伯”的问题讨论甚多，毛传无说，郑笺明谓是两人，后人多不同意郑笺此说，清儒陈启源据《周礼》力辩郑笺此说为是。 陈启源说：“《周礼》‘内小臣’、‘奄人’而称上士，是奄官之长，故笺以巷伯当之。伯，长也。寺人无爵且属于内小臣，则奄人之卑者，故不以当伯长之称，宋之说诗者谓寺人即巷伯，已失据矣。……夫内小臣与寺人并列于《周礼·天官》属下，明是二职，岂未见之乎？”（《毛诗稽古编》，见《清经解》卷七十二，上海书店，1988年，第401页。）以后学者虽然再力辩，终不能回答陈启源提出的关键问题。毛传谓：“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将践刑，作此诗也。”这是比较可信的说法。诗人（即寺人孟子）在诗中大声疾呼：“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意谓谮谗之人实在是太坏了，把他丢弃给豺虎，豺虎都不愿意吃他。把他丢弃到蛮荒的极北之地，那里也不愿意留他。只能把他交给苍天来处置了。
此诗所斥的谗人是谁呢？
毛传解释诗中“杨园之道，猗于亩邱”之句时谓“杨园，园名。猗，加也。亩丘，丘名”，清儒胡承珙细绎毛传意，说：“谓谮人者由近而加远，由小而加大，如杨园之道而横及亩丘也。” 胡承珙：《毛诗后笺》卷十九，黄山书社，1999年，第1027页。谮人者“由近而加远”，谮害寺人孟子者当距其不远，最有可能的就是“巷伯”。巷伯之职见于《左传》襄公九年，位列司宫之后，当是奄官之首。巷伯可以上下其手、构谗谮非，诬陷报复。《后汉书·宦者传》赞谓“况乃巷职，远参天机。舞文巧态，作惠作威，凶家害国”，对于巷伯之职的重要与构谗的便利说得十分明确。寺人孟子因谗被刑，他痛恨巷伯之谮害，但又因为自己还要在巷伯手下做事，所以诗中不敢提巷伯之名，而只是构谗之徒，诗序的作者知寺人之意，所以尽管诗人无巷伯字样，但还是以“巷伯”名篇。裘锡圭先生指出《巷伯》一诗所痛斥的“谗人即地位较寺人为高之奄官巷伯”，是很正确的。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汉儒基于对《小雅·巷伯》诗旨的理解，或将“巷伯”作为受谗被刑者，例如，《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为巷伯而伤悼；《后汉书·孔融传》有“冤如巷伯”之辞。皆将巷伯作为蒙受冤曲的人物。我们今得简本《缁衣》关于“巷伯”的简文，可知汉儒的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依《巷伯》之诗，应当肯定巷伯是进谗谮的恶人，而非受冤者。汉儒若鉴于此，当会为“巷伯”“正名”的吧。
要之，简本《缁衣》首简的“好 （美）如好缁衣。亚（恶）亚（恶）如恶（恶）巷伯。”意思是说，喜好美如同喜好缁衣，厌恶丑恶如同厌恶巷伯。如果我们把“缁衣”“巷伯”作为诗篇名来理解，文意就不大通顺，“美”和《缁衣》之篇没有直接的关联，“恶（丑恶）”的也不是《巷伯》之诗。如此看来，简文这两个词还是作为普通名词（而不是篇名）为优。然而，在今传本《礼记·缁衣》篇里，这两个词确乎是作为诗篇名称的，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原来，后儒在编撰此篇时已经将语意转变，并且去掉了两个动词，在今本《礼记·缁衣》篇中，这段话变作“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意即“好（喜好）”贤才如同《缁衣》诗所描写的那样，“恶（厌恶）”恶人如同《巷伯》里所写对于巷伯的痛斥一样。这样的转变，去掉了两个动词（“好”、“恶”），语意有了不小的变化。我们猜想，前面提到的彭浩先生所说的“迥然相异”，大概就在乎此。
四、《缁衣》首章意蕴的变化
我们这样解释“缁衣”与“巷伯”，是否合乎简本《缁衣》首章的意蕴呢？
先来分析简本的文辞。这两个简本的文字、句式都是基本一致的。简文《缁衣》本章主旨在于证明孔子之语的正确，说明如果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好美如好缁衣，恶恶如恶巷伯”，将会发生的社会效果，那就是“民咸力而刑不动”。 郭简简文“屯”，上简附加有刀旁，当系羡划。“屯”，诸家或比附今本而读若试，或读若顿、惩、陈等，似皆不若《郭店楚墓竹简》原考释者读为“蠢”为优。后来刘钊先生亦释读为蠢（《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按，蠢有动之意，《说文》训为“虫动也”，《尚书·大诰》“越兹蠢”，伪孔传“于此蠢动”。《尔雅·释诂》“蠢，作也”，郭注“谓动作也”。是皆可以说明屯可以读若蠢、释为动。清儒朱骏声说“屯”字可以假借为“偆”（《说文通训定声》“屯部”，中华书局，1998年，第799页）。偆意为蠢动，《白虎通·五行》“偆，动也”，《风俗通·祀典》谓“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是可为证。总之，屯可读若春之声的蠢若偆，意皆为动。“民咸力”应当是针对“好美如好缁衣”来说的，民众都去为进入统治阶层而奋斗，会尽力为君主服务。“刑不动”则是针对“恶恶如恶巷伯”来言的，民众都有憎恶谗谮小人的廉耻之心，则会奉公守法而使刑罚设而不用。本章末尾引诗“仪型文王，万邦作孚”作结，也与孔子所言的好美、恶恶之语有关系。孔子以继文王之统为己任，战国时期儒者更是把周文王奉为最著之圣人，就羞耻之心来说，孟子就有“如耻之，莫若师文王” 《孟子·离娄》上。的说法。儒家认为关乎“美”、“恶”的是非感、羞耻感十分重要，所以要搬出文王为证。
大家知道，今传本《礼记·缁衣》已经将相关内容做了重要改动，我们来探讨这个改动的情况和原因，应当是有意义的事情。先看一下今本的内容：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是去掉了简文两个“如”字后而的“好”与“恶”；二是将“民咸力”改为“爵不渎”；三是将“好美”改为“好贤”。愚以为这三个改动都有深意在焉。我们先说第一个。
后儒所做的更动，很明显的是去掉了两个“如”字后的“好”与“恶”。这对于疏通语意，显然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是“好贤”，那就应当如《缁衣》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来好贤，这就是今本所谓的“好贤如《缁衣》”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后的“好”字，那就成了好贤如同喜好《缁衣》一诗了，意思就显得迂曲。同样的道理，既然“恶恶”，那就应当如《巷伯》诗中所写的对于谗谮之徒的无比厌恶、痛恨。这就是今本所谓的“恶恶如恶《巷伯》”的意思。如果不去掉“如”字后的“恶”字， 那就成了恶恶如同厌恶《巷伯》之诗了，意思就很难讲通。
再说第二个改动。简本“民咸力”是说普通民众，而非专指贤才，而今本的“爵不渎”，则是针对贤才来说话的。只有“贤才”，才能够加官进爵。爵位在周代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像后世汉代那样普及泛滥，官府可以进行普遍性的赏赐，人人都唾手可得。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认为，爵位的赏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晋国太傅叔向曾经对执政之卿韩宣子说：“爵以建事，禄以食爵，德以赋之，功庸以称之”。 《国语·晋语》八。诸侯国君主的“好贤”是与爵制相关的。《礼记·王制》谓“爵人于朝，与士共之”，赏赐爵位是很慎重的事情，要在朝廷当着众士人的面公开举行，起到鼓舞和奖励贤才的作用。《王制》篇还说“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这应当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情况的反映，当时贵族的世袭制逐渐削弱，举贤才的呼声日益高涨。今本《礼记·缁衣》篇将“好美”改为“好贤”，可以说是这呼声的表现之一。在孔门弟子们看来，关键在于举贤才，把爵位给予真正的贤才，让他们据于高位来协助君主管理国家。所谓“爵不渎”，孔颖达谓即“爵不滥”的意思，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卷5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页。只有把真正的贤才选拔上来，爵位的赏赐才不会滥而不当。
再说另一个更动。《缁衣》本来是一首赠衣诗， 《郑风·缁衣》一诗自毛传郑笺开始，一直被作为君主关心大臣的诗，或者是假托君主好贤的诗。当代学者或据此诗本义作出正确说明，认为是贵族妇女为丈夫改衣授粲的赠衣诗（闻一多：《风诗类钞乙》，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07页；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219-220页）。因为诗中有“好贤”的字样 ，所以历来的解诗者多据此而言诗义。今得简本《礼记·缁衣》为证，可以推测，在较早的诗经解释里，如孔子到子思时期的儒者，确是将《缁衣》一诗作为赠衣诗来理解的。其原来的意思是好美要如同喜好缁衣那样，厌恶丑恶要向厌恶巷伯那样。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将《郑风·缁衣》这首小而短的诗作具引如下：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这首小诗，可以意译如下：
缁衣多么合适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缁衣》诗的“粲”意当与《小雅·大东》“粲粲衣服”相同，毛传“粲粲，鲜盛貌”，是准确的。自毛传以来，后儒多释授粲之粲为餐，指精美饭食。从《缁衣》诗意看，“粲”，以释为鲜盛美观的衣服较优。
缁衣多么好看呀！破旧了，我就再做一件。我到你的公馆［拿回旧的］。归来时，我会将一件粲粲的新衣送到你的手里。
齐桓公好服紫范文第3篇
关键词春秋战国商人资本历史作用
作为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资本，是一个非常广袤而幽邃的历史领域。它“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从广义上说，商人资本不仅仅指商品经营资本，也包括商业利润在内。它在流通领域的运动公式与简单商品运动公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是商品——货币——商品，而是货币——商品——货币（货币增殖）。在这里交换价值的独立形态——货币是商人资本的出发点，交换价值的增殖即获取商业利润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的。这种商人资本在我国商周时代已有其端绪，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则有长足发展，第一次在历史长河中卷起洪波巨澜，猛烈地冲击着各个社会领域，成为推进社会急剧变革的杠杆之一。本文仅就这个时期商人资本的来源、流向及社会影响略作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春秋战国时期以富商大贾作为典型化身的商人资本，通过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作用，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家累千金”，“赀拟王公”者比比皆是。这些富商大贾通过中介商品流通不仅使各个生产部门互相结合起来，把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且通过攫取生产的余额，使货币发展为资本。贱买贵卖，是其商业活动的规律。这种不等价交换正是商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具体说来，它一般表现为下面三种营利方式。
1.辗转异域，远程贩运
富商大贾舟车并用，辗转异域，进行远程贩卖性商业活动，可视为在当时列国并立的政治环境中从事的“国际”贸易。进行这种贸易活动的条件在当时已经基本具备了。首先，诸侯各国为着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兵戎相见之余，还得对列国间商旅贸易往来网开一面，实行开放与扶植的优惠政策。如卫国“务材训农，通商惠工”〔2〕。晋国“轻关易道，通商宽农”〔3〕“齐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4〕，并在葵丘之会订立“无忘宾旅”、“无遏籴”〔5〕的盟辞，大力清除列国间通商的障碍。郑国还与商人立下惠互利的盟誓，楚国给个别商人以部分免税特权，即使战国中后期开始严厉互抑商的秦国，也对这种“国际”贸易持肯定态度，故秦宫可以得到不产于秦而又为秦所藏的大量珍奇玩好。正因为列国鼓励和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往来，才为一些富商大贾进行远程贩运创造了条件。其次，比西周时期远为发达的水陆交通把列国各大经济都会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销售市场，给商贾们西行周，北至晋，南下楚，东适齐造就了一个可以纵横驰骋的营利大舞台。再次，各国金属货币的铸行，尤其是从春秋中晚期开始黄金成为流通领域功能齐备的重要货币，为富商大贾跨越国界进行远程贸易提供了便利。这样，商贾们就可以不受地域以至国别的限制，“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①贵”〔6〕，牟取高额商业利润。
古代交通工具的落后，致使远程贩运的货物通常只是体轻价昂如珠玉一类奢侈品和此有彼无的地方土特产品。如《荀子·王制》说：“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qū＠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中原市场集散的贸易物品来自四面八方，种类还是相当丰富的。春秋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从事远程贩运的大商人是郑国的弦高。前627年，弦高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袭郑，当即“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7〕，表示郑国早有防备，迫使秦军回师灭滑而还。弦高犒秦之物即是皮革、牛以及璧玉等贩运商品。战国时阳翟大贾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8〕，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的。做这种买卖的大商人名不见经传者当不在少数。如1957年在安徽寿县花园发现的两组鄂君启节，就是楚怀王发给贵族鄂君启经商的优待通行证。节上规定：陆路运输的车数一次不得超过五十辆，如用畜力或人力运输，每十匹牲畜或二十个背子当一车；水路运输的船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条，并且不得载运马、牛、羊一类商品。在这些规定内，凭节可免税。其经营活动范围涉及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广西等省，所过城邑达二十余个〔9〕。楚国地处“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0〕，商品经济远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还有鄂君启这样受到一定限制的大规模的远程贩运，其他各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远程贩运，尽管千里迢迢，多有艰险，但商业利润却是很高的。时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11〕。这十分之二的资本利润（毛利）率为春秋战国时代从事工商业的一般利润率，而远程贩运比这一般工商利润率要高得多。《墨子·贵义》云：“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徙”与蓰通，是五倍的意思。这说明远程贩运的商业利润高达一倍到五倍，比从事其他工商业更赚钱。因此，不少富商大贾不远千里，周流四方，“转毂以百数”，“贳贷行贾＠③郡国”〔12〕，利用不同地区物价的差额买贱卖贵，把远程贩运作为牟取厚利的主要经营方式之一。
2.乐观时变，囤积居奇
除远程贩运外，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营利的又一主要方式是囤积居奇。这是由于“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丰，故民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下调，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13〕囤积居奇，无需长途跋涉，往来奔波，只要有足够的商品经营资本，又能准确把握市场商情的变化，即可坐地生财，卒成巨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又《仲尼弟子列传》云：“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集解云：“废举谓停贮也。夫物贱则买而停贮，价贵则逐时转易，货卖取资利也。可见子贡的“饶益”途径不过是买贱卖贵、囤积居奇罢了。范蠡“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14〕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故岁孰毂，予之食。”〔15〕他们都是采用的这种牟利手段。从表面上看，这种买卖赢利不过十分之一左右。比当时的一般利润率还要低，但由于经营的物品多为粮食、六畜、丝漆一类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因而具有较为广大的销售市场，只要经营得法，也是可以获取“什伯其本”的高额利润的。
当然，搞囤积居奇的买卖，没有足够数量的周转资本不行，但有了资本单凭侥幸取胜的心理，没有审时度势的营利眼光也不行。如果说远程贩运主要是利用不同空间物价的差额以牟利的。子贡“与时转货赀”，范蠡“候时转物。”白圭“乐观时变”，无不重视一个“时”字，这实际上已多少带有探索经济规律的性质了。
第一，“时”所体现的生产与交换的关系。范蠡等人强调的“时”，首先是指农业经济形势的变化。他说：“太阴（指岁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16〕白圭亦云：“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17〕他们利用岁星纪年与五行关系的学说来探索农业丰歉的规律，当然谈不上多少科学性，但他们注意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是制约“积著”的决定因素，却反映出相当精明的经济头脑。只有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联系起来统筹兼顾，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达到“积著率岁倍”的目的。
第二，“时”所体现的市场供求关系。范蠡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18〕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根据生产形势的变化，及时观察商业行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市场的供求规律。在预测商业行情变化的基础上，积贮物资以将来迫切需要者最为有利可图，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也。掌握了市场供求变化的规律，就敢于“人弃我取”，达到“人取我与”的营利目的。
第三，“时”所体现的物价涨落关系。在范蠡看来，物价的涨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因此经营者要有“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胆识和勇气，“务完物”（妥善保管货物），“无息币”（加速资金流转），把握物价涨落的趋势，及时抓住买进卖出的有利时机，此即白圭所说“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同时，还要不贪求过分的高价，即“无敢居贵”，要从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中来增加利润，做到“财币欲其行如流水”〔19〕。这就叫做“良贾不与人争买卖之贾（价）而谨司时”。〔20〕
由此看来，囤积居奇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投机活动，它需要准确把握生产与流通的连动关系，预测市场变化的客观规律，精通商品营销的微妙技巧，才能达到“乘时射利”〔21〕的目的。所以白圭曾自诩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22〕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3.亦工亦商，产销合一
商人资本一般只独立活动于流通领域，但也有可能逐渐侵蚀生产本身，是时亦工亦商的经营者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商人资本的“贱买”环节便被直接剥削劳动者以压低商品生产价格的过程所取代，而“贵卖”则是在大规模的自行运销过程中，通过剥削消费者得以实现的。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盐铁生产部门表现较为突出。因为盐铁产品是民众不能自给而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的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这种耗资巨大，需用人力甚多，但销售市场广阔的大手工业就成为商人资本牟取暴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投资场所。例如猗顿原为鲁之穷士，“耕则常饥，桑则常寒，……乃适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23〕以后他又投资经营池盐之产销，成为一个兼营大手工业的大商人。又如“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24〕。从其后辈所承袭的经营方式来看，这些工矿企业主也应具有亦工亦商的双重身份。如蜀卓氏“致之临邛，大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25〕；“程郑，山东迁虏也，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宛孔氏迁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26〕。可见他们生产的产品并未直接卖给别的运销商，使自己脱离流通领域，而是自产自销，其利润也主要是通过运销来获取的，甚至销售市场的状况还制约着生产的发展。如蜀卓氏迁蜀之时，不愿身处其地“狭薄”的葭萌，乃求远迁临邛，主要考虑到那里“民工于市，易贾”〔27〕，才作出远为迁徙的选择。这种企业的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大，所役使的劳动者的社会构成也相当复杂。据《盐铁论·复古》载：“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从齐国“聚庸而煮盐”〔28〕和蜀卓氏”富至僮千人”〔29〕的情况来分析，这些“依倚大家”的“放流人民”中应是雇佣劳动与奴隶劳动并存的。可见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采取产销合一的经营方式，反映了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商品经济的不成熟性，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截然有别的。
以上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三种营利方式，说明富商大贾是怎样通过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但是，“商人资本按其使用机能来说，分成商品买卖的预付资本及商品运送与保管的预付资本，因此，产生了商人资本利润的两个组成部分：由买卖价格间的差额而形成的固有商业利润及由于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职务的工人而获得的利润”〔30〕。关于商人资本怎样在流通领域榨取为其役使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情况，这里也略作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富商大贾在商品的运送、保管乃至交换的过程中所役使的劳动者主要有雇工、奴隶和伙计。云梦秦简《治狱程式》中涉及到的“市庸”，应该就是为富商大贾役使的雇工。白圭“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刁闲收取奴虏“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31〕，则是以剥削奴隶劳动发家的。至于伙计制度在当时也出现了。史载，“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32〕这些学事富家的洛阳街居贫民，范文澜先生认为就是大商人使用的“伙计”〔33〕。榨取这些不同类型的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即是商人资本利润的另一大来源。
从商人资本这两方面的利润来源来看，它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这既是由当时封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与之相适应的。“只要商人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34〕子贡“常相鲁卫”〔35〕，范蠡离开越国后曾为齐相，白圭也做过魏相，他们都以亦官亦商的身份搞囤积居奇的买卖，自然能象鄂君启那样享有减免税收等多种特权，比别的自由商人更容易赚钱。一些与官爵无缘的大商人则通过贿赂达官贵人，以便从官府那里捞到好处。如绛之富商“能行诸侯之贿”〔36〕，刁闲也不惜“连车骑，交守相”，宛孔氏则“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过当，愈于给＠④啬，家致富数千金。”索隐云：“谓孔氏以资给诸侯公子，既已得赐与之名，又蒙其所得之赢过于本资，故云‘过当’，乃胜于细碎俭啬之贾也”。〔37〕这种官商合一或相互勾结的做法，无疑是一种隐蔽的掠夺手段。至于商品贸易过程中的欺诈成交，更是商人资本掠夺本性的反映。《韩非子·说林下》载：“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瑕，得千镒焉。”监止子利用卖璞玉者不识其真实价值这一弱点，玩弄卑鄙手段，买得璞玉，经过加工变卖赚取了高达十倍的商业利润。又如“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马。”〔38〕一个“间”字正好反映出戎王与市场隔绝，不知缯物与牛马交换价值，乌氏倮巧妙地利用这一点与其交易，结果也嫌得十倍其本的高额利润。由此看来，商人资本利润的来源既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掠夺性的一面，而且通常是以掠夺性为其主流的。（版权所有）
二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资本的发展，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暴发户。“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39〕。那么，商贾们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具体是如何使用的？或者说流向怎样？这个问题过去往往被忽略，以至妨碍了我们对商人资本的全面认识。在这里，我们准备对商人资本利润的流向问题分成生息性流向与消费性流向两个方面来谈。
1、生息性流向
（1）扩大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的根本目的是不断追求更多的财富，因而它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才能实现其滚雪球般的增殖。“‘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功）也。”〔40〕这个道理商贾们是懂得的，所以他们决不会使已有的商品经营资本停止运动而肆意挥霍掉，相反，他们还会把一部分商业利润追加到商品经营资本中去，以获取更多的货币财富。如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并未就此中断商品经营资本的运动，“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遂至巨万。〔41〕尤其是一些本小利微的买卖，商业利润恐怕大多投资到经营方面去了。因而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胃脯（卖羊肚），简微耳，蜀氏连骑”〔42〕。可见商人只有通过连续追加商品经营资本以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才会加速货币财富的积累。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有无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问题。从现有材料看，尚无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以未致财，用本守之”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普遍现象，这个时期不能说不会发生。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戳力”〔43〕，这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就是买来的。而且范蠡后来似乎还做过土地买卖的生意，他说：“阴且尽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44〕这说明当时确有商人资本流向土地的可能。只不过由于土地私有制正在形成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比较少见。
（2）经营货币借贷
货币借贷也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式。恩格斯说：“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45〕先秦时期的借贷产生于西周，到春秋战国便盛行开来，形成了粮食借贷和货币借贷两种形式。而货币借贷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常利借贷，一是高利贷。所谓“子贷金钱千贯（百万）”，年利率为“什二”，一年便有“千户之君二十万”〔46〕的同等收入，就属于与经营工商业一般利润率相同的常利借贷。多于“什二”之利的货币借贷则是高利贷。《管子·轻重丁》说到齐国货币借贷的利息在北方是20％，在南方是50％，前者是常利借贷，后者则属于高利贷。高利贷的主要对象是小生产者：“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而上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47〕。“倍贷”即利息率为100％，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了。曹邴氏”贳贷行贾＠③郡国”，是一个既经商又放债的人物。冯huān＠⑤在薛邑烧毁债券后对孟尝君说：“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子民，因而贾利之。”〔48〕冯huān＠⑤把孟尝君放债看作与商人一样的求利行为，足见当时富商大贾经营货币借贷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商人资本向高利贷资本转化，是实现其自身增殖的重要流向之一。
2、消费性流向
富商大贾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其消费水平之高也是惊人的。就其家庭消费支出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必需的生活费用，包括衣、食、住、用、行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商贾们未成巨富之前，生活并不十分优裕。如范蠡言其长子“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49〕白圭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50〕，紧缩生活开支。但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扩大，商贾们的生活就愈益讲究并奢华起来。范蠡说他小儿子“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吝惜。”〔51〕此时商贾们“金玉其车，文错其服”〔52〕，“衣食之欲，恣所美好”〔53〕，生活是极其气派的。这种奢移生活与劳动人民的贫困形成巨大的社会反差：“富者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shù＠⑥褐不完，hán＠⑦菽饮水。”〔54〕尽管富商大贾发财致富后生活极端奢侈，消费支出增多了，但在整个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却未增大，而是越来越小，这与劳动人民生活需用占消费结构的绝大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第二类是家庭经营费用。它包括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家务劳动，养老育幼，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消费支出。从《商君书·垦令》“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斯，舆、徒、重（僮）者必当名”的记载来看，他们的家务劳动大概是有一定分工的奴仆们去干的。这些奴婢的生活费用和劳务开支，即成为家庭经营费用中的一部分。养老育幼，保障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培养子女的谋生技能，也属于这类开支。范蠡的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被关进监狱，他以千金之财设法营救，以其长子吝惜钱财未能奏效，但还是花去数百金的家产。至于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满足商贾们多种生理和心理需要，他们在这方面的消费支出就更为可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55〕这不可能是一笔小数目的开支。“临＠⑧甚富而贵，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56〕。富商大贾参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尚属正当的娱乐活动，而“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则在娱乐之中增加了不少挥金如土的赌博成份。还有的商贾携狎妓，寻求刺激，生活相当糜烂。时有“赵女郑姬，设形容，xiē＠⑨鸣琴，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57〕这种富厚之家必有不少富商大贾在内，成为赵女郑姬出卖色相的追逐目标。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色善舞者与居”〔58〕，时称“美人之贾（价）贵，……买之三千金”〔59〕，他不花一笔大价钱是不会把赵姬占为已有的。把上面这些开支合起来，就是一笔庞大的家庭经营费用。
第三类是有关维系家庭社会地位的开支。不管富商大贾处在何种社会形态之下，都不免要受到国家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为了巩固并提高自己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地位，他们还得花钱来应付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郑国的商人能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取得同盟者的社会地位，不在财力上对国家予以支持是不行的。如弦高犒秦，竟能以国君之礼使秦师深信不疑，这应是一笔巨大的财力支出。“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而后得见”〔60〕。既曰“国法”，必是由来已久，这说明商贾与国君之间也是有经济联系的。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自己风光了不说，还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61〕。范蠡居齐，曾一度“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62〕，后居陶，“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63〕，这些表示也不会白费，及其次子被杀“丧归”，“邑人尽哀之”〔64〕，颇有点休戚与共的情味。可见富商大贾为维护并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是需要一大笔消费支出的。
作为家庭消费结构中的三类支出，第一类是基本的，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相对稳定下来，在商人资本利润的消费流向中所占的比例一般越来越小。第二类和第三类支出在不同的家庭之间差距很大，而且变动也很大。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绝大部分。然而，不管富商大贾以何类支出作为主要消费方式，但都表现出奢侈性的浪费特征，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协调的。
三
前面我们考察了商人资本的来源与流向，侧重于说明商人资本自身的运动过程。但商人资本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在社会上运转，对社会发生什么影响？有什么历史作用？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研究。
从商人资本运动的目的来看，它并不是为购买者或生产者服务，而是为了增殖货币追逐利润。它通过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的商业利润，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掠夺制度。但从客观上说来，商人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这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从春秋时期开始，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各国先后进行田制和税制的改革，作为农村公社份地制的井田制趋于瓦解，逐渐改变了先前“三年一换土易居”的公有性质，开始向小农土地所有制转化。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个体小农为了缴纳国家沉重的赋税，并购买自己的生产生活必须需品，常常把自己的耕织产品较多地投入市场，不免遭受商人的中间剥削。尤其是一遇水旱饥馑，生活难乎为继，“又称贷而益之”〔65〕，或者“倍贷以给上之征”〔66〕，忍受高利贷的重利盘剥。这样，个体农民的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土地买卖也会随之发生，封建土地私有制终于最后确立下来。可见，“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愈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愈加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愈深，公社也就愈加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67〕当时社会经济结构所发生的这场重大变革，商人资本所起的催育作用无疑是社会进步的杠杆之一。
第二，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广泛活动，不断扩大了商品市场，到处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只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发展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这对闭塞的停滞不变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不啻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使手工业得以充分开发自然资源，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而且使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增强了小农经济的自我调适能力。是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⑩茜，千畦＠①①＠①②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68〕这种农副产品大规模的专门化生产，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突出表现之一。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
第三，加速了贵族等级制度的松解。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社会上层广泛交游，不断寻求政治支持，从而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无秩禄之奉，爵色之入，而乐与封君比者”，并不满足这样的“素封”〔69〕地位，还要千方百计跻身于政治舞台。“官职可以重求，爵禄可以贷得”〔70〕，金钱成为打开贵族政治大门的武器。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不惜重金作政治交易，还爬上了秦国卿相的宝座。而不少贵族、官僚也直接参与经商活动，孜孜求利，使社会再也不好继续贱视商人了。“卫国苟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71〕，工商业者已成为关系国家政治大局的依靠力量。过去“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72〕，现在士农工商皆为“国之石（柱石）民”〔73〕，贵族等级制度的堤＠①③被冲毁了。这种社会政治结构的重新整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当然，我们在看到商人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忽视。商人资本的积累以其巨大的诱惑力，致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74〕，到处笼罩着逐利的烟云。连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文学之士其价值观念也不免因此发生动摇。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75〕。结果“其流致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76〕，这就严重削弱了小农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法律的尊严受到严峻的挑战。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者，没于赂遗也”〔77〕，使国家机器出现严重的功能障碍，法治和教化更趋恶化。“其在闾巷小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也。”〔78〕礼法制度对社会的约束力被极大地削弱了。由于商人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社会矛盾，封建统治者无力予以解决，就只好“困末作而利本事”〔79〕，实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以确保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这就使中国商人资本一开始就面临着悲剧性的命运，它没有也不可能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3页。
〔2〕《左传》闵公二年。
〔3〕《国语·晋语四》。
〔4〕《国语·齐语》
〔5〕《孟子·告子下》。
〔6〕〔73〕《管子·小匡》。
〔7〕《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8〕〔58〕《史记·吕不韦列传》。
〔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
〔10〕〔12〕〔15〕〔17〕〔18〕〔19〕〔22〕〔24〕〔25〕〔27〕〔29〕〔31〕〔32〕〔37〕〔38〕〔41〕〔42〕〔46〕〔50〕〔53〕〔55〕〔57〕〔61〕〔63〕〔68〕〔69〕〔74〕〔75〕〔77〕〔78〕《史记·货殖列传》。
〔11〕《史记·苏秦列传》。
〔13〕《管子·七臣七主》。
〔14〕〔43〕〔49〕〔51〕〔62〕〔6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6〕〔44〕《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20〕《战国策·赵三》。
〔21〕《史记·平准书》集解。
〔23〕《孔丛子·陈士义》。
〔25〕〔54〕〔76〕《汉书·食货志》。
〔28〕〔39〕《管子·轻重甲》。
〔30〕巴克《一部关于封建农奴制俄国商人资本的研究作品》，见《史学译丛》1954年第3期。
〔33〕《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9页。
〔34〕《马恩全集》第25卷第369页。
〔3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36〕〔52〕《国语·晋语八》。
〔40〕《韩非子·五蠹》。
〔45〕《马恩选集》第四卷，163页。
〔47〕〔66〕《管子·治国》。
〔48〕〔56〕《战国策·齐四》。
〔59〕《战国策·韩三》。
〔60〕《韩诗外传》卷八。
〔65〕《孟子·滕文公上》。
〔67〕《马恩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70〕《韩非子·亡征》。
〔71〕《左传》定公八年。
〔72〕《左传》桓公八年。
〔79〕《韩非子·奸劫杀臣》。
注释：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敖加隔去左边
＠②原字为红去工加去
＠③原字为遍的繁体字。
＠④原字为纤的繁体字。
＠⑤原字为马加鹳去鸟
＠⑥原字为衤右加豆。
＠⑦原字为口加含
＠⑧原字为艹下加甾。
＠⑨原字为扌右加契。
＠⑩原字为后的上部加巴
＠①①原字为姜的繁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