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爱情的现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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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1篇
1、分层第一层：由开头至“不，这些都还不够。通过六个意象历数自己所否定的爱情模式。第二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至最后.表达作者对心目中理想爱情的渴望、憧憬。
2、分析第一层：用“绝不学“绝不像昭示诗人对下面两种爱情模式的蔑视和摈，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弃----一种是“凌霄花似的,需借助橡树的高枝证明自身价值的女性对男生依附式的爱情;一种是“鸟儿式的对橡树一厢情愿式地频频示爱,遭橡树冷遇可仍要死缠着不放,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幼稚可笑,丧失女性尊严的爱情.即便是世俗认可的甚至赞扬的种种女性对男性忘我奉献式的爱情,诗人也用“不，这些都还不够明确宣告自己的不认同和批判.不管是“泉源对橡树似的不求回报的“长年“慰藉?还是“险峰似地满足于增加、衬托橡树的高度、威仪的默默支撑和铺垫，甚至“日光“春雨式地对橡树无止境的忘我奉献.在诗人看来,这都残缺的、不圆满的爱情。在这几种爱情模式中，女性被爱迷乱了心智，丧失了主体意识，只顾把所有的爱、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对男性的帮助上，忘却了自身也需要汲取养分，不断强壮、完美自己的筋骨。最后导致人格的萎缩，不自觉地自降男性一等，匍匐为奴。假使一种爱情不能使一个女性的人格更趋健全、完美，而是走向了他的反面，这种爱情还有什么价值可以称道呢？
通过分析，表现诗人对旧的观念、旧的伦理的强烈否定和坚决反叛。诗人从现代女性觉醒的角度出发，利用诗中的意象，为自己争取女性尊严、独立地位、人的价值的抗争决心跃然纸上。这义无反顾的决心，似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从意义上讲，这是诗人对旧的传统强加于女性身上的枷锁的破。
在诗人眼中，这些爱情是不具备爱情的应有之义，那么诗人心目中理想的爱情格式是什么呢？假如男人是一棵橡树，我如果爱你，我怎爱才算是理想的爱情呢？
第二层：诗人在下半部份用“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作了神圣而庄严的回答。
理想爱情中男女双方应是彼此独立的,处于爱情中的女性应保持有独立的人格:你是一棵橡树,我就该是一株木棉,决不能是凌霄花的藤.女性,不仅在男女双方“永远分离的物质状态下,应该是一棵独立向上的树,即使在男女双方“终身相依的精神领域，也应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完整性，保证自己仍是一棵能够独立支撑自身身躯的高大挺拔的树。
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双方应在心智、能力方面旗鼓相当。男性有橡树的刚勇、果敢、锐利----“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敛，／也像戟女性便应该具有木棉的热烈、柔韧、厚重----“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只有双方具备了相匹配的能力,才能互为支持,分担苦难,共享人生----“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蔼、流岚、虹霓?在人生的台上,爱情剧中的男女双方演的应是对手戏,同为主角.这样,戏才能演得趣味横生、迭起。如果女性唱、念、做、打的功夫太弱，只能演配角，让男性独领，一个人去撑台面，最终男性会激情衰退、唱得兴味索然，这出爱情戏也会在单调、清冷中草草收场，难以善终。
有破就有立，第二层是诗人对自己心中爱情观的确立。诗人以阴柔的木棉自喻，对阳刚的橡树倾诉内心的幻想：“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致敬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相互平等相互独立的基础上，共建新型的现代的爱情观念。诗人对爱情的要求和憧憬，表达了诗人对爱情、婚姻关系的认真思考，流露出一个现代女性内心的期待和渴望。
深化：
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双方应是互爱着的，女性热烈的爱应该得到男性积极的响应；它即不该是女性的一厢情愿，如鸟儿之对橡树；也不该是女性对男性单向、忘我的爱的奉献，而男性只是心安理得、无动于衷地享有，如山泉、险峰、日光、春雨之对橡树。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应该如并肩而立的橡树和木棉，用根的紧握，叶的相触，风中的互相致意传递、回报彼此的爱，以此共同强健爱的纽带，使双方能够在漫长的岁月中，终身相依，共度人生，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上的爱情才是鲜活、圆满的，这种本真的爱情，才是值得追求的。
舒婷以她的敏感、清醒和深刻喊出了女性对独立人格、健全心智、男女平等的向往和追求。她不被世俗所羁绊，表达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对理想爱情的憧憬。这在当时十年浩动刚刚结束,国人亟待在文化的空地上重铸民族精神之魂之际，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诗人的自我不仅指向过去，而且也指向未来，它不仅是诗人自己是什么样子的评价，还是诗人诗人关于我该成什么样子的探索或思考。这样，抒情主人公必然包含着诗人的人格理想，使之成为理想化了的自我。黑格尔在《美学》中说：“要求得到另一个人的重视不只是我的抽象人格，也不是我的人格在某一具体的孤立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事例中的体现，而是我的主体性的整体，我应该把这主体性所包含的一切，把我这一个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样子，全部渗透到另一个人的意识里去，成为他所追求和占有的对象。”由脉脉含情到心心相印，爱情诗的美，由于展现了人格的价值面变得崇高了。在舒婷的爱情观中，爱既要心灵相通（根，紧握在地下，），更是人格的相映（你有你的铜钢铁枝，我有我红硕的花朵）。爱情要忘我却不能丧失自我。忘我是对爱情如交易，视人格如财物的一种超越；不丧失自我是对视情人如靠山，视自己如附庸的一种超越。只有平等才有交流，只有并进才有共勉。这种女性的自尊心理，这种对爱情的理想追求，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主题，其中反映了人格价值观念的觉醒，表现了知识女性的自觉与自强。
4．总结：从感情抒发上，第一层是升调。诗人以六个比喻句直接列出六个否定，激昂强烈的感情如大江之水一泻行千里，不可阻挡，仿佛吐尽千年以来积压在女性心中愤恨不平的块垒。是反抗、是抗争、是战斗、诗人一直以一个勇敢的斗士的面貌出现。这部分的旋律是昂扬、激奋、向上的。
第二层诗人的感情是平缓的，从第一层的激昂中跌落下来。诗人以女性的温情，真挚细腻、缠绵悱恻地抒发自己内心的梦想，像小溪流水潺潺，如一株木棉在清风中摇摆。
四．形式特点
象征：是诗歌重要的形式和特点。不是从整体上孕含象征意义,而是在具体的形象上直接在表达象征意义.橡树和木棉分别象征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阴柔.体正是意象诗大显神通的地方。这首诗就是一首意象化了的诗。“墙”是僵化了的艺术传统的象征。钱钟书说：“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橡树的铜枝铁干?木棉的红硕的花朵，正是阳刚和阴柔的具体形象。
对偶：是诗歌语言形式的核心内容。我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律诗，都大量使用对偶句。本诗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大量整齐匀称的语言对应形式。如第1句至第3句/第4句至第6句；第7句，第8句/第9，10句；第11句/第12句；第16句/第17句；第22句至第24句/第25句至27句；第28句/第29句；第30句/第31句，它们在字，音，义上严格对应，在行上宽泛对应既有古典诗歌的整齐划一，又有新诗的自由奔放，表达了诗人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诗风。
五．学生评述舒婷的另一首朦胧诗《墙》
原文：我无法反抗墙，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是什么？
它是什么？很可能
它是我渐渐老化的皮肤，
既感觉不到雨寒风霜，
也接受不了米兰的芬芳。
还有可能
我只是株车前草，
装饰性地寄生在它的泥缝里，
我偶然，它必然。
夜晚，墙活动起来，
伸出柔软的伪足，
挤压我，勒索我，
人我适应各种各样的形状。
我惊恐地逃到大街上，
发现相同的恶梦，
挂在每一个人的脚后跟。
一道道畏缩的目光
一堵堵冰冷的墙。
呵，我明白了，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
分析：意象诗往往具有哲理美，因为象征手法能加强诗的理性力量。化抽象为具象，正是抽象诗大显神通的地方。“墙”是僵化了的艺术传统的象征。钱钟书说：“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当作当然和必然”。诗人说“我无法反抗墙，只有反抗的愿望”，正说出她对传统的不满。
“我是什么？它是什么？”这是万古常新的问题，诗人的回答也只能是哲学范畴“我偶然，它必然”。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对于文学新人，传统之墙乃是渐渐老化的皮肤，文学新人只是在泥缝里寄生的小草，这就是反抗意识萌芽的契机。
于是，恶梦出现了——一个适应传统的梦。那是心理上的阴影，像影子一样“挂在每一个人的脚后跟”。是的传统影响着每一个人，你适应它，就只能射出畏缩的目光；你坚持它，捍卫它，就成为“冰冷的墙”。
梦中有真理。诗人说“我明白了”。她应该首先战胜自己：克服妥协心理，克服恐惧心理。这样，非但不会为传统的墙所围困，而且还可能由冲破传统而改造传统，由脱离传统而丰富传统。
新诗潮力求摆脱新诗的政治抒情传统。内容上，由强调“大我”到重视“小我”；在形式上，由形象化转化为意象化，趋向于理念和感知的变形。。其特点，尊重自我的身世感受，着重表现富于“主体性”的人格形象。客观上，它确实表现出解放思想带来的心灵复苏，以及在新时期一代人的自觉。这种新的文艺风气，无疑是对传统的有力冲击。
六．课后练习：阅读舒婷的《也许》，回答诗后问题。
原文：也许
----答一位读者的（甲）
也许我们的心事（乙）没有读者
也许路开始已错结果还是错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别人，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
也许泪水流尽，士地更加肥沃
也许我们歌唱太阳，（丙）被太阳歌唱着
也许肩上越是沉重信念越是巍峨
也许为一切苦难疾呼，对个人的不幸只好沉默
也许由于不可（丁）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题目：（1）理解诗意，为甲、乙、丙、丁处分别选入最恰当的词(c)
问题总是同时回避
寂寞全是而不抗拒
寂寞总是也抗拒
孤立完全也推辞
（2）对这首诗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a)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鄙视生活中弱者的思想感情。
本诗以促膝谈心的方式来抹去“读者”心中的孤独寂寞感，并回答“读者在生活中所产生的困惑。
本诗承认生活中的某些缺憾，但更看重有信念、有责任感的人生。
这首诗运用反复、排比的修辞方法，；在反复中增加抒情的浓度，在排比中增加语势。
（3）对“肩上越是沉重”理解正确的一项是（d）゛.过重的工作量
过重的家庭生活负担
过重的精神负担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分析：这道题目的设计主要是检测对现代诗歌内容构思与抒情对象的理解程度。从诗句中，我们并不难看出这是一首人生哲理诗，它表现了积极面对生活勇于进取的人生态度。赏析这类诗，要从朗读入手，进行联想想像，再现作者的艺术创造境界，领略诗歌表达的情感。
七．现代诗歌的赏析要点
1．揣摩诗的意境。意象包括两方面的范畴：客体描写对象，主观感受体验。诗歌是诗人情感激流的表现。诗人写诗总是通过某种景物或事件，表现自己强烈的主观感受，或直抒胸臆，或触景生情，或托物言志，或借古咏怀。我们欣赏诗歌就是要理解诗人如何借助抒情个体来表现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的，表现自己爱和恨、痛苦与欢喜、希望与追求的。
2．深入解剖诗的形象。不同的时代因素给了抒情主人公特定的时代影响，因而欣赏新诗中的抒情对象就不能不注意时代的亮色。同时还要注意抒情主人公的个性特征，因为诗人写诗时，感情的涌发、提炼和倾注总是以个人为基点的。欣赏中，我们既要看到风采豪放、气度飘逸，也要看到沉郁深厚、苍老悲凉。一句话，不同的主人公有着各自独特的精神个性。
3．充分分析诗的感情。
4．细细品诗的语言。从分析语言的准确性、形象性、抒情性进而分析语言的音乐性和图画美。找警句---诗眼。例《，你在哪里？》中的“找”字，就让读者深深体会到人民对总理的怀念之情。
探究活动，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2篇
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常把卞看做是将西方现代主义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倡导者。汉乐逸(Lloyd Haft)第一次指出了卞的早期诗作明白无误和道佛哲学的接近。汉乐逸在他开拓性的研究中，将卞的水和陆地的意象加以比较：“水……不仅只是代表了个人的儿童时代所熟悉的事物，而且也代表了混沌不清的原始状态。以此形成对比的‘陆地’状态则暗示个人自我的风雨沧桑的际遇。〔1〕尽管他确实指出“表面稳定、牢靠的种种形式与观念的相对性与虚幻性”，他着重了精神的流放或异化的主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厌倦怀旧心情。汉乐逸明白显示了卞诗中对比手法的大量运用，这种对比很有可能和道佛家思想有关系；然而他对卞的作品的阅读还不够全面，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水的象征意义所包含的内容肯定多于汉乐逸所认为的道佛家浑成一体不具化身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在我看来，他的这种解释，再加上他对怀旧情绪的强调，似乎是弗洛伊德式的，不是中国式的，特别是忽略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水在道家思想中独有的象征意义。确切的说，道家思想的不分化象征本来主要是“不分化的团块”(混沌)和“大块”而不是水。第二，卞诗中重复出现的水的意象以及他们与道佛家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卞的创作风格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在传统和现代派诗学之间的交接起重要作用的地方。即使赞同汉乐逸说异化的主题在现代派诗中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也需要作更全面的彻底研究。
卞诗中富于水的想象，它唤起了生命的河流，永恒的时间的河流，其中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卞典型地将人类经历同具有某种形态的水联系起来并且在诗的结尾又回到水。例如，《水成岩》(1934)开始时写说话的人想在岩石上刻几行字，这使他追忆往事，并以沉积在水里“层叠的悲哀”这一象喻来结束全诗。〔2〕在《无题三》(1937)中，卞把海水看成是能够洗尽人间的“烟火”。在《对照》(1934)中提出不可言传的经验之后，诗人归纳到，“懒躺在泉水里你睡了一觉。”在《芦叶船》(1933)中，诗人告别了童年，它随生命之河中的芦叶船漂走了。在《无题四》中，爱的体验完全在水的象喻中被表达出来：
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昨夜付一片轻喟，／今朝收两朵微笑，／付一枝镜花，收一轮水月……”／我为你记下流水账。
诗中以水的意象为轴心；幽默和伤感的笔触同时存在。这里的幽默出于世俗的运载意象与严肃的、学究气的“交通史”话题的并列结构。另一方面，伤感潜伏在“镜花”和“水月”的比喻之下，这两个佛家的隐喻描绘出人们所追求的那些事情诸如爱情和成功的虚幻渺茫和变化无常。最后一行以一种清新的隐喻转向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以此来总结诗人和小姐之间的交易。爱情不是别的，不过是一本给与取的账本，尽管给与取最后都要消失。
这样我们进而接触到卞的作品中水这个喻象的第二层涵义，即：人生的易逝与虚幻。像《无题四》一样，《寄流水》(1933)，也评论了爱情的短暂，集中在一位年轻姑娘被抛弃的一张照片，那原是赠送给她的情人的。诗是这样结尾的，
多少未发现的命运呢？／有人会忧愁。有人会说：／还是这样好——寄流水。
生命中永恒的时间变化强调了世事不可避免的暂时性。这一概念也在卞的诗作中通过反复出现的梦的意象表示出来。例如，《古镇的梦》(1933)是这样开始的：
小镇上有两种声音／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
这里的梦具有双重意思。夜里人们当真做梦(随着守夜人的梆子声)；白天人们则梦想着他们的未来。算命所推测的将来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和企盼，使人们保持梦想。(算命人知道“哪一家姑娘有多大年纪”预测了婚姻的前景。)然而算命人的盲目性突出了隐含的讽刺意味。在诗的结尾处，人生如梦，同时间流逝联系在一起：
是深夜，／又是清冷的下午，／敲梆的过桥，／敲锣的又过桥，／不断的是桥下流水的声音。
时间的并列(白天与黑夜)和空间的重叠(更夫加算命人)增强了非现实的气氛和人生如梦这一主题，在诗的结尾，梦本身也就被包容一切的流水的意象吸收了。
梦在《一个和尚》(1930)中也起了一个重要作用，在这里，和尚念经敲木鱼，过着一种朦朦胧胧，梦幻般的日子，庙宇同样被描绘成梦幻般空洞的东西，四周香烟缭绕，暗示了到那里去的人是祈求梦想得以实现的。在《古镇的梦》和《一个和尚》两诗中，诗人都暗示不仅普通人生活在未知的梦幻中，就连那些号称局外人也生活在梦境中。邦人做梦的算命者就“像在梦里走”。信教的和尚，应有所彻悟，也一样做着梦。(事实上，展现他过着毫无意义的生活可看作当时中国对宗教的一个微妙的批判)。在《纪录》(1930)中，诗人从白日梦中醒来，却无非带来了更多的梦。
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永恒的一致性，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在佛家看来，真我或永恒的自我这一概念是一种幻觉，为此执著，则是人类所有苦难的根源。道家同样不强调自我的永恒和伏越性，这在庄子梦为蝴蝶的插曲中就有充满诗意的表达。〔3〕佛家鼓吹超脱一切世事，因为它们最终都是虚幻和无意义的；道家思想，鉴于人类诸象的局限性，则回避作价值判断。二者结合起来，对卞诗风格有极大的影响。〔4〕
卞诗明白显示出作者同主题之间的超然态度和美学距离，这反映了佛家思想对一切事物终归虚幻的理解。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这种超然是靠并置多种观点而不是靠一个主宰一切的个人的观点。例如， 《几个人》(1932)展示了几个街上的人的画面，不断插入“当一个年轻人在荒街上沉思”这一句。诗中年轻人和其他人物之间的视觉及逻辑关系是故意含糊不清的。读者也许要问，那个年轻人在哪里?他怎么能在那样一条被作者形容有各种活动的荒街上?沉思的人有可能就是诗人自己，他故意把自己从画面上略去。
各种不同观点的并置在常被称道《断章》(1935)中也可见到：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通过采纳变化不同的观点，卞揭示了所有人生诸象的武断一时和野花一现。在心灵上卞明显地和庄子具有共鸣，这位道家一再阐明所有人间诸象的必然相对的本质。这里就引证一段：“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5〕情况到了这样的程度：月亮不过是一个装饰了风景的美丽意象，人不过是一个装饰了别人美梦的意象。“装饰”一词出现在另一首题为《妆台》(1937)的诗中，其中有这样一句“装饰的意义在失却自己／，《断章》中“你”的本向像月亮一样的飘忽不定和随意，都是合肥市靠观察的角度而定。
在《旧无夜遐思》(1935)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感觉并列：“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同样，在《投》(1931)中，一个戏投石块的孩子自己可能就是别人手中的石块。
说不定有入／小孩儿，曾把你／(也不爱也不憎)／好玩的捡起，／像一块小石头，向尘世一投。
正如汉乐逸所说，这几行诗不仅表达了庄子相对论的观点，而且回应到了另外那一位主要道家的说法，老子批驳当代哲学(例如儒家思想)的人类中心论，就针锋相对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6〕道家认为人类不是宇宙的中心，在这个世界上出生的孩子就像投掷一块石头那样的偶然和随意。
卞诗表现佛道思想的基础结构都具有意象性和风格性。然而，意象和风格是不可分割的。水和梦的意象常意味着所有事物的稍纵即逝和时间的不断流逝。水也可以表明广收各种不同而常常是相反观点的一种心态的流动性和伸缩性；这是“道”家的主要象征，是老子宇宙观富于创造性但并不过分自负的原则。〔7〕除了水和梦，镜也是卞诗中一个重复出现的意象，是庄子复运用的表示理想心境的意象，在某种意义上不受概念和感情框框限制的镜子反映了每一种置于它面前的事物但又什么都不包含。〔8〕从风格上讲，卞诗的主题特征中显出的道佛倾向，至少是因为复合利用了各种观点和运用了超然态度，既有感性因素，也有理性因素。
这样，卞诗中就分明有他的文学风格和他的哲学理论基础的相互关系。然而中国和西方的评论家，总是推崇卞是20世纪30年代将现代诗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先驱。卞本人，他所受的教育及其作品都证实了这种观点。卞于1929年进北京大学主修英文专业。1930年他开始对法国象征派发生兴趣，他自己从法文原文阅读这些作品，然后将其翻译成中文。同时，作为他的主修专业，他研究了从浪漫派到现代派的英美诗歌。(他的教授之一徐志摩看了卞的诗作以后径自代署真姓名将它们发表了)。他在大学读书的几年里，他和另外两位诗人——何其芳和李广田成了要好的朋友；何其芳特别广泛阅读了象征派诗以及传统的中国诗。1934年5月，卞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发表了，两年之后，他出版了一卷法国的英美诗文译品集，叫做《西窗集》，1935年与1937年间，卞对叶芝(Yeats)，里尔克(Rilke)和瓦雷里特别感兴趣。50年代初，他与威廉·燕卜蒸(William Empson)在北京大学同事，有很近的工作关系。
像那时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一样，卞熟悉道家、佛家哲学，不论他是否有意随他们的影响来创作。然而，从他的背景以及他自己的言论来判断，象征派诗和现代派诗对卞的影响却是无可置疑的。不难理解现代主义为什么对他具有吸引力。艾略特(Eliot)、庞德(Pound)和叶芝(Yeats)所阐述的现代主义非个人化的学说，认为诗人不应表现明显的个性而是应该回避这样做。〔9〕现代诗中不连贯的意象并列，人物戏剧化，冷嘲和含混是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通用手法。理论上，非个人化的概念同道佛家的传统具有共鸣，它们都肯定自我丧失的积极性。更进一步，现代诗学的哲学鼻祖像柏格森(HenriBergson)和布拉德雷(F.H.Bradley)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在表面上带有同道佛家思想的相似性。柏格森的真实存在(dureereele)理论认为真实性是一种互相渗透的诸多瞬间内在固有的潜流，令人想起道家思想，他重直觉轻推理，近似道家的自发性和自然性的概念。情况相同，在布拉德雷“直接经验”的理论中，内在的“我”的外部世界成为一体，这和道家信奉的所有事物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概念极为接近。柏格森(Bergson)对休谟(T.E.Hulme)具有明显的影响，休谟是现代诗学系统的倡导者之一，布拉德雷发现他在诗学上所走的正是T.S.艾略特的道路。〔10〕
除了在技巧上——意象并列、人物戏剧化、反讽和含混——卞和现代派诗人有共同之处以外，两种特别的手法使他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达到一种非个人化的气氛。第一，卞将焦点同紧密和直接相关的事物拉开距离来降低“我”的重要性，例如“路”(1937)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的过去，这样结尾：
天上星流为流星，／白船迹还诸蓝海。
在“归”(1 9 3 5)中，境界从人的主题——望远镜旁的天文学家——转到了‘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与此相似，《白石上》(1932)，在有关一段爱情悲剧的传奇之后，诗人转向现在，只是引读者的视线远去：“一边看远山渐渐的溶进黄昏去”。淡出的境界令人想起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把人类主题的中心地位转移到一片浩渺的风景。同样的方法也转化为时间性的形式，时间，如前所述，在卞诗中常常由河流或海洋来代表。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把焦点从眼前的话题拉开一些距离，用这种手法，卞创造了他所期望的非个人化、不肯定的气氛。
卞在他的作品中将现实和想象糅和在一起，用这种手法也达到了非个人化的效果，如在《秋窗》(1933)中：
像一个中年人／回头看过去的足迹／一步一沙漠，／从乱梦中醒来，／听半天晚鸦。
看夕阳在灰墙上，／想一个初期肺病者／对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少年的红晕。
在诗中，窗成了一幅展现想象力的画面，产生出一系列的幻象，使读者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接着呈现出薄暮时分鸣叫的乌鸦。首先，拿沙漠中的脚印(在卞诗中常用来隐喻生命)来比喻一个中年人回顾他的过去；接着，当他看着夕阳映在灰墙上，他想到一个患肺病的人，注视着暮色苍茫的古镜，梦想起少年时代。快速连续的意象通过几乎是字面的直描同隐喻的混合，通过语气同境界的交融，模糊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灰墙上的黄昏像一个肺病人还是肺病人像灰墙上的黄昏?是古镜秋窗随黄昏起了薄雾，还是灰墙上带了一抹落日的红晕?是谁梦见了年轻的颜色，肺病人还是“他”(这个人称代名词却被省略了)，第一行中那个中年人?最后，谁是诗中讲话的人？谁在诗篇开头说的“像”?那么，整首诗是秋天的隐喻吗?还是秋天是中年的一个隐喻?这些问题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这种含糊和混淆既在字面上也在感觉上，都简练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感受。
同样的手法也用在了《入梦》中，在这里诗人靠一系列的联想把读者带向远离现实的雾蒙蒙的梦境。……一系列意象随着梦本身的进展而平行发展，越陷越深，成为一股意识流，变得越来越脱节。全诗以反问作结尾，“你不会迷失吗／在梦中的烟水?”卞典型地将现实中的时空关系做了这样的重新安排，使他描绘的世界只是在诗中明白存在，而在诗外则没有多少意义。〔11〕现实只有在提升到想象时才具有意义和作用。卞作的风格暗示了这样一个美学的标准，即诗是一个被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建立在现实验证的基础上，但最终将超越现实达到更深层的意境。诗人的这种创造力和创造过程的内含前提，突出呼应了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学原理，即主张将艺术提升到一种强调艺术自主性和客观性的近乎完美、超自然的状态。卞在《圆宝盒》(1935)一诗中逐渐转向这一哲学立场：
我幻想在哪儿(天河里?)／捞到了一只圆宝盒，／装的是几颗珍珠：／一颗晶莹的水银／掩有全世界的色相，／一颗金黄的灯火／笼罩有一场华宴，／一颗新鲜的雨点／含有你昨夜的叹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你看我的圆宝盒／跟了我的船顺流／而行了，虽然舱里人／永远在蓝天的怀里，／虽然你们的握手，／是桥——是桥!可是桥／也搭在我的圆宝盒里；／而我的圆宝盒在你们／或他们也许也就是／好挂在耳边的一颗／珍珠——宝石?——星?
诗人在“天河”里发现的圆宝盒使人回想起济慈(Keats)名言“一件美的事物是一种永久的喜悦”以及叶芝(Yeats)的拜占庭(Byzan—tium)，在那里金色鸣鸟这个象征使艺术成为永远高于感觉世界的永恒不朽的东西。这只盒子里包含了所有高尚和低俗、过去和将来的人生体验。它永远在时间的河流里涌动，不受所有凡人所必须经历的时代变迁的影响。在人的不可弥补的时间损失和作为艺术家象征的圆宝盒之间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别上什么钟表店／／听你的青春被蚕食，／别上什么古董铺／买你家祖父的旧摆设”)。
除去在这首诗中表现出的同西方的共鸣，卞停止了迈向不朽和神化艺术的象征主义的最后一步。第一，尽管圆宝盒包容了所有空间、时间并且永远像一颗珍珠、水银或星星那样闪烁，但它是植根于生命中的，而不是在生命之上或在一旁的。第二，天河之后的问号、宝石和星星暗示了一个对于世术的超自然性有保留的接受。第三，在诗的开始即阐明圆宝盒只不过是他想象中的产物，诗人的陈述似乎带有讽刺意味，这样，淡化了这首诗作为艺术不朽主张的严肃性。最后一点，“圆宝盒”在卞诗中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它的主题不可无条件适用于他的全部作品。
卞拒绝神化艺术，在当前谈论相互间微妙影响和平衡作用别能说明问题。诗人之所以在迈向象征主义的最后一步时犹豫不前，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传统的中国背景，也就是他的道佛思想倾向。用绝对的，超自然的观点来看待艺术势必要走向道家的内在意义和相互依存这种概念的相反方向，变而否定绝对超脱是不可能的说教，确乎是观念的执著。内在性和相互依存也使我们稍难接受汉乐逸所强调的观点，即认为人类冷漠疏远的结果——怀旧是来自以海洋为象征的原始统一体。
卞之琳1930年至1937年之间的诗作阐明了对作者的综合影响之间的必然的有机的联系。尽管文学影响常常是无意识多于有意识的，含混多于明晰，但它们的共存远不是偶然的，而是代表了一种不仅是和谐共处而且也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加强的关系。因此，对本因和外因的影响的来源只是简单加以鉴别是很不够的；研究者必须搞清诗人是如何将这些影响糅合进他／她的作品。在卞这个例子中，他自称同西方现代主义的共鸣是同他不太鲜明的道、佛家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首先，道、佛家的一时性和超然性有可能将诗人引向现代派诗学，而现代主义非个人化的教条和现代主义的人物戏剧化意象并置的手法对他的道、佛信念又给予具体的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尽管现代诗学对诗人逐渐灌输的是一种艺术自主的深奥东西，它必须根据自己的系统来做出判断，他的道、佛家倾向阻止了他最后向艺术神化和不朽论这个方向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卞对创作过程本身给予高度评价；然而这种评价并不只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从固有的观念来看，宇宙中的生产和创造原则：道，是道家思想完全赞同的。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卞的作品最能体现出一种通过对传统的同化而达到现代性这样一个独特的情况。
(译自奚密(Michelle Yeh)英文专著《中国现代诗歌》〔纽黑文，1991〕)
〔1〕汉乐逸(Lloyd Haft)著《卞之琳：中国现代诗研究》，第41—42页。
〔2〕本文中所引用的卞诗均摘自卞之琳《雕虫纪历》，诗的写作日期参考了张曼仪著《卞之琳著译研究》。
〔3〕《庄子》第2章，说庄子梦为蝴蝶，醒来搞不清是庄子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子。
〔4〕卞在《雕虫纪历》自序中曾回忆早年曾对佛家观念“四大皆空”说感兴趣，参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62页，其中说卞只在中学时代读过几章《庄子》，并未深入。如我在本节其他数处所论，这种影响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5〕庄子：《齐物论》。
〔6〕老子：《道德经》。
〔7〕老子：《老子》，第8，32，34，40，61，66章。
〔8〕庄子《天道篇》，说圣者心静，反映天与地，有似万物的镜子。
〔9〕关于非个人化诗学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含义，见茆德·爱尔曼(Maud Ellmann)《非个人化诗学：艾略特与庞德》。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荻原朔太郎；意象；内部韵律；象征主义；日本近现代诗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53-03
荻原朔太郎（1886-1942），生于日本群马县前桥市，被奉为“日本近代诗之父”，开拓了日本近代诗的地平线。著有《吠月》《青猫》《冰岛》等多部诗集、小说《猫町》以及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诗的原理》。其诗歌脱出时代局限，创作意识与手法颠覆了日本传统诗歌创作思想和审美方式，打破了当时新诗创作中和歌“姿”意蕴残留的局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其诗歌从文本到内涵、意象可以与西方同时期诗歌比肩，在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病态、疼痛、神经质、关系意识障碍感、对自然的隔绝意识、疯狂、颠倒、极度的挣扎都是荻原诗歌的最显性的特征。与此同时，浓郁的诗情，纷繁的隐喻与符号又构建了荻原朔太郎独特的象征森林。北原白秋曾在为《吠月》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其为异常神经与情感的所有者，犹如饱含忧郁香水的剃刀。有多首诗歌被选入日本国语教材，在日本家喻户晓，传诵度极高。可见，荻原的诗歌世界具有变幻莫测的多重魅力。
《吠月》作为荻原朔太郎的处女诗集发表于大正6年（1917年），也是其第一部象征诗集，共收录诗歌56首，是一部追求诗的纯粹性，执着于自己固有情感和感觉，充满想象力与紧张感的自由口语体诗集。诗人将语言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通过内在音乐性传达思想与情感。它的问世在日本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官能的神经的战栗”“近代的孤独”“富于音乐性的诗歌语言”，可以说建立了日本近现代诗歌不灭的金字塔。明治40年到大正初年是日本“近代诗”的分水岭，标志着现代口语诗歌的确立。诗人菅谷矩雄曾说：“蒲原有明、岩野泡鸣进行了艰苦的尝试，但为何屡遭挫折。而朔太郎的《吠月》的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近代诗向现代诗过渡的突破口。”[1]《吠月》的文学价值及在日本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见一斑。
本文试以朔太郎的首部象征诗集《吠月》为中心，探讨诗人在意象、内部韵律及象征主义诗艺3个方面的诗学主张，并分析《吠月》时期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动机。
一、意象说
“意象是一种心物交感互渗的审美产物。通过意象可以透视诗人特有的文学心态与审美倾向，辨识意象艺术中的民族性与时代特征。意象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诗人的创造灵感与对生活、生命的体验都凝聚于意象之中。诗人与读者主要靠意象交流情感，沟通心灵。”[2]《吠月》收录的诗作中的意象多为自然意象，包括植物类与动物类意象。如“竹”“菊”“猫”“犬”“贝”等，也有爱情类与抒怀类意象。这些看似老套陈旧的意象载体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森林里，被赋予新的生命，喻意和意韵也与古典和歌、汉诗相去甚远。正是这些陈旧却崭新的意象造就了荻原朔太郎象征主义之大成。
其中，《竹》及《竹和它的哀伤》象征诗组最负盛名。“竹”是荻原朔太郎诗歌创作生涯中跨度最长的主题，这一题材的作品也多次被日本高中国语教材所选用。诗作中的“竹”将荻原朔太郎的心理表象化，“竹”诗群通过“竹”这一植物意象诉说生命的某种疼痛。对自然的感受、理解力与感受方式是明治时期诗歌意识中尚未发现的，具有超前性。
竹子长在发光地面/长成一棵青竹/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
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严寒更显威武/竹子长在蓝天下/长吧 竹啊竹（罗兴典译）
“竹”意象属于植物类意象，《吠月》又属于抒情诗歌集，此类诗歌属于意象抒情诗。“竹”意象在众多植物意象中被荻原朔太郎所钟爱和反复书写，其承载的抒情功能隐藏在此意象之后。诗人借“竹”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病态的神经战栗和感觉上的剧烈疼痛。诗人在诗中诉说的正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悲哀与近似战栗的神经劳作。因此，“竹”对作者来说象征着生命，让读者感知到一种非日常的竹子的形象，“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根尖的纤毛象征着敏感纤细的神经，宛如诗人的神经像纤毛般鲜活可感，传递出来自生命内部最直接的情绪与感觉。荻原诗歌作品中呈现的疼痛的病理特质，与其疯狂的颠倒的、超越性的挣扎，是一种超越了近代的视角，其诗歌比之后的绝大多数的现代诗人的诗歌都要生动，更具现代性。
诗歌通过地上与地下两个视角，营造截然不同的意境。地面上，“竹子钻出坚土/其势锐不可阻/朝天拔节猛长”，地面下“竹根扎向地层/渐渐变成根须/根尖长成纤毛/纤毛如烟如雾/在地底轻摇细舞”。展现了诗人思想上截然相反的两极，一端通过“锐不可阻”“拔节猛长”象征着心中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如同“竹节”仿佛可以无限生长，直达天际。借竹的生长态势诉说其精神的向往与需求。而地面以下却是在无边黑暗中战栗着的，如同竹子根须般敏感纤细而又焦躁不安的神经，努力向光明伸出手臂，却又时常落入失望的深渊。
日本森林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对植物怀有亲切感的国家，“竹”也被诗人从古书写、吟诵至今，日本最早的诗歌集《万叶集》收录了咏竹诗多达30多首，而其多承载着“闲寂幽雅”古典审美旨趣。在荻原朔太郎的意象世界里，“竹”是一种神秘的意象。诗人将对人、世界的关系障碍与疏离感，通过染上生理上畸形色彩的对自然的感知能力，以丰富多彩的象征手法传达而出。“竹”深深植根于大地，外直中空，构成自我存在中心的空虚世界，其中却包纳了森罗万象之回响。诗人借竹节内部的“空”暗示自我精神世界与情绪的纷繁复杂。“空”中有情感的千种可能，万般涌动。在“竹”固有的“屹立于天地”的意象的基础上，诗人赋予了其病态、冰冷、幽森的意象。
变异性意象的生成是以客观物象为基础，经过主观想象的变异，完成客观物象的改造，是主体化意象中的一种。可见，荻原朔太郎诗歌中的“竹”是一种在原有物象的基础上改造后形成的一种变异性意象，成为诗人诉说“战栗的神经”“敏感”“焦躁”“不安”乃至“病态”的一种符号。诗人借意象化改变诗歌的思维与想象方式，用象征意象呈现暗示性，以多重性的意蕴空间，表现近代人的复杂生活与近代情绪，这在日本当时诗坛是一次较为深层的本体性的变革。
二、内部韵律论
受西方象征主义思潮影响，荻原朔太郎推崇内部韵律论（内在节奏论），即诗歌真正的韵律在于内部的构思，诗歌是内心浪潮卷起的声波。诗人强调“双韵律论”，诗句的节奏与韵律，脱出诗歌本身无形的内心、情感的律动，是作为“内容的音乐”，不是形式上的音乐，而是感觉上的音乐。诗的韵律是指从人的内心深处涌动喷薄而至的内在旋律，是根本意义上的诗的动机。《吠月》时期朔太郎诗歌的一大艺术特色，在于贯穿于文本的情感与感觉上的律动。
然而，诗人并未因对内部韵律的推崇而忽略诗歌本身的节奏与韵律。语言不能表达情绪的地方还有音乐和诗歌。“由音乐与美术所代表的这样显著的两极的对照，是普遍于一切艺术之中，而成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东西的对照。即是，主观的一切艺术，是类属于音乐的特色；而客观的一切，其本质上则属于美术的范畴。就文学说，诗与音乐相同，是高扬着热情的，温暖的主观”[3]；从这一论断可知，诗人认为音乐与诗歌本质是相通的，诗歌这种“主观”类属于音乐之特色，由此可见其对诗歌音乐性的重视。而诗人又精通音律，擅长演奏曼陀林，对音乐的热爱，在诗歌上体现为对韵律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音乐诉诸听觉，绘画诉诸视觉，而诗歌诉诸于语言，语言的文本形式和文字载体只有诉诸于声音时，才能在韵律上倍增曼妙。一言以蔽之，诗人对于诗歌音乐性的追求及诗歌“内部韵律”的推崇并不矛盾，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主导思想贯穿于《吠月》及以后的诗集之中。
光る地面に竹が生え/青竹が生え/地下には竹の根が生え/根がしだいにほそらみ/根の先より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けぶる毛が生え/かすかにふるへ。
かたき地面に竹が生え/地上にするどく竹が生え/まっしぐらに竹が生え/訾欷牍りんりんと/青空のもとに竹が生え/竹、竹、竹が生え。（《竹》节选自《吠月》）
原诗在除第一、二两节第四句之外的每句韵脚均使用了“え”，即[e]音。（第一节尾句“へ”的发音与“え”相同）。诗中多处使用“生え”（意为生长）一词，意图用动词连用形的反复，营造出一种焦躁与不安的感觉。荻原朔太郎在多个诗作中使用“同语反复”的创作手法，通过反复来加强其音乐性与韵律感。在《吠月》序言中提到，“我内心的‘悲伤’‘喜悦’‘寂寞’‘恐惧’这些用其他语言及文章难以表达的复杂而特殊的感情，我通过自己诗歌的韵律来表达。可是韵律有时是难以进行说明的。韵律只有靠以心传心。能感知如此旋律的人才能与我促膝相谈”[4]，可见诗人是“双韵律”论的提倡和完美执行者。
三、象征主义诗艺
荻原朔太郎在《诗的原理》第五章《象征》中提到：“诗精神之第一义感的东西，都是基调于此种宗教情操，所以若称此为象征，则一切诗的最高感，必定都是象征。”[5]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了这一主导精神，《吠月》之后的《青猫》等诗集都有浓郁的象征主义气息。
象征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与主张是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一方面要求诗歌有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另一方面要求表达诗人内在的“心灵的旋律”“灵魂的音乐”。荻原朔太郎的诗作在幻觉中构筑意象，具有极具暗示性的“神秘的内容”，用音乐性增加冥想效应。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思潮兴起于西方，在被各国接受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该国固有文化传统与文学土壤的影响。象征主义在诗歌领域的成就最高，诸多伟大的诗人皆为象征主义大师。自20世纪初西方象征主义传到日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等人对日本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荻原朔太郎的诗歌中明显可见对波德莱尔诗歌思想与象征理念的接受。波德莱尔的代表作《恶之花》“以幽暗、丑陋、病态”为美，建立的意象灰冷阴森，意境幽抑沉郁。在传入日本初期被以田山花袋为首的自然主义作家批评为“病态”“恶魔主义”“艺术至上主义”“颓废”，却丝毫不影响象征主义在日本文学、思想、艺术、批评等领域的发展与渗透，影响直至今日。
《吠月》中收录的《危险的散步》《酒精中毒者之死》《青蛙之死》等诗作弥散着黑暗、阴冷、病态的气息，无不体现对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关于朔太郎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沉醉，佐藤|洋O在《日本近代叙情诗事情》一文中指出：“我们即使不曾耳闻朔太郎在《新》中的直接告白，‘在鸦片吸食者的梦里，像波德莱尔样的人，总在苍白病魔的身影里梦游，在其反面的人格中隐藏着明澈如白昼般的理性，仅做想象既会痛心的现代的悲哀，我对波德莱怀有燃烧般的热爱。’也可以感觉到他对波德莱尔的倾慕无处不在。”[6]
由此可见，荻原朔太郎作为推崇波德莱尔的日本近现代诗歌代表诗人，深得象征主义神髓，将象征、通感、暗示及音乐性等象征主义的几大要素完美地糅合于诗作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其艺术成就是日本近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
荻原朔太郎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中，吸纳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实现了对古典审美意识的颠覆，古典传统美学中的幽暗意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贫相的精神障碍。
诗人主张诗歌表达的目的并非为了情调的情调，也非为了幻觉的幻觉，更不是为了某种思想而做的宣传演绎，而是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重视诗歌的“内部韵律”，认为诗歌的真正韵律来自文本内部，是情感与感觉的律动；对波德莱尔诗学的接受与发扬，建立了其独特的意象繁杂、光怪陆离的象征森林，给人因“视”“听”“感”多层次的想象与感受的空间。《吠月》收录的诗歌脱离了华言丽语的堆砌，唯美意境的营造，不书风华雪月，不赋强说之愁。用最朴实的语言凝视内心之情感，牢牢抓住感情神经，通过对韵律的把握，提升诗歌的艺术感染力。韵律是诗歌的生命，而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说荻原朔太郎的诗歌是“脱近代”的，在日本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菅谷矩雄.诗的リズム音数律的イニする？蔟ト续编.东京：大和房，1978.35.
〔2〕王泽龙.中国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意象艺术略论.文学评论，2005，（3）.
〔3〕〔5〕荻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209，291.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4篇
2009年，在北京密云青菁顶风景区举办的《作家报》复刊六周年笔会上，我认识了冯文喧。冯文暄是最近几年崭露头角的女诗人，在她的诗歌中爱情诗占的比重很大。而在她的眼里，异性也许只是一个模糊的书写对象，属于臆想大于真实，也就是艺术里常说的“不真实的真实”。在诗歌的构成因素里，可谓“真”为最高。事实上，冯文喧诗中的爱情，其实已向友情和亲情的领域浸透。如果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属实，那么冯文喧的诗歌里，随处流淌着的对生命欠缺的渴求以及对已逝时光的回味，以此打造的一些诗句，读来很是感人。
我认为，冯文喧的诗歌更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由于发自内心，才无处不体现出一个真字。如：《悲伤的秋千》里“那天\我们欢乐的荡上秋千\速度载着你的笑旋转\今天，褐色的纤绳盛满尘埃\欢笑以哑语的方式慢慢变浅”。如果说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那么一个优秀的诗人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方向努力。当一个诗人跨越了初级模仿、技巧练习等阶段，进入较高的艺术阶段时，“具象”和“大象”好像相互对立又相互支撑，它们因对方的存在而存在，同时也因对方的消失而消失。有时文字看似平平常常，却令人回味无穷，平庸之中见神奇。我们在冯文喧诗歌的某些段落或句子中，已经看出了某些端倪。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冯文喧，曾经参与过“抗击非典”的战斗，这让她比常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死离别，体会到了个人与人类、小爱与大爱之间的关系，这一年她发表了组诗《这年，我参加了“抗非”一线》：“这个春天我踏上征程\脚步沉甸而凝重\沉甸是为了要兑现许给儿子的诺言……”“你要和他们一起面对生命中袭来的风和雨\如果说SARS病房是一个特殊的舞台\那么你\就是在用独特的方式跳动着最优美的舞步”。我一直认为诗人不是教出来的，诗人最关注的应该是人的本性，人的归途，虽然她选择了爱情诗歌的写作方式，但她的忧虑、焦灼等情绪依旧没有偏离这个主题。作为医务工作者的她，一个弥漫着淡淡忧伤的诗人，她的起步无疑因为其身份，而具有了他人难以体会的关于生命与人性的体悟。这对一个年轻的女诗人来说，有几分是幸运，还有几分便是天意了。
如果说让我给她的诗歌提出一些批评或建议，那么从“艺术是相通的”角度说，我希望她能吸收一些戏剧、绘画、雕刻等领域的表现手法；从“艺术是减法”的角度说，我希望她可以吸取唐诗宋词的精练；从现代诗歌注重“内韵”的角度说，我则希望她注意“以气行韵”，把诗歌写得再大气一些，我将以期待的眼光来祝福这颗中国诗坛的新星。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5篇
1曹操
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出生于官宦家庭，迎汉献许（今河南许昌），以汉臣丞相统一中国北部。
曹操现存诗歌二十余首，或写民生疾苦，或抒一统天下之志。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我们来重温下最有名的一些诗：
《对酒》属于汉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意在创造一个太平世界。此太平世界分为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王道之始;高级阶段的大同世界。“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度关山》和《对酒》所写的都是曹操的政治理想和治国之道。“天地间，人为贵”，标明曹操对人的重视。
《善哉行》分别赞颂了古公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晏婴等古代圣贤。这些人物的伟绩可以归结为一个仁字。当然这些圣贤虽然皆也有失误，但我们对他们乐在其中。我们来欣赏下：
“古公甫，积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于豳。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断发文身。伯夷叔齐，古之遗贤。让国不用，饿殂首山。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累我圣贤。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晏子平仲，积德兼仁。与世沈德，未必思命。仲尼之世，主国为君。随制饮酒，扬波使官。”
《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等都有一样的结尾，“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洋洋洒洒。
《短歌行》：“对酒当歌”，以下三十一句诗文，皆此四字生出。以明月指代统一大业的完成。“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白自己亦将虔诚地对待士人。没有士人的支持拥护就没有最后的胜利。
《短歌行》的历史人物最为集中。曹操对周文王、周公的歌颂，表现了他志在安民拯世的英雄心态。愿意效仿周文王，以服事殷。并且渲染文王（或指曹丕）以德统一天下，成为后主。
“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贡献，臣节不隆。崇侯谗之，是以拘系。后见赦原，赐之斧钺，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达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齐桓之功，为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赐与庙胙，命无下拜。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晋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赐圭瓒，鬯彤弓，卢弓矢千，虎贲三百人。威服诸侯，师之所尊。八方闻之，名亚齐桓。河阳之会，诈称周王，是其名纷葩。”
《秋胡行》“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全诗共五解。愿与神人交游“思得神药，万岁为期”。
代表作品还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曹操有很多政治思想具有先进性。如民本思想、缓称王，教导我们明哲保身、全做臣子。
2曹丕
曹丕，字子恒，现存诗四十多首。曹丕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善哉行》（有美一人）、《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等诗反映了他对佳人的倾心。《短歌行》是思念曹操之作。
在物质享受方面，在政治权利争夺方面，曹丕是幸运的。我们来欣赏他的一个作品《芙蓉池作》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
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3曹植
曹植，字子建，现存诗歌八十多首。《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曹植友情诗不仅有数量，更有质量。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荐、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
我们来欣赏一首《侍太子坐诗》
白日曜青春，时雨静飞尘。
寒冰辟炎景，凉风飘我身。
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
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4曹冲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波德莱尔 诗歌美学 现代性
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正是文学流派纷争的时代,他踩着浪漫主义的夕阳,迎着帕纳斯派的曙光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他的诗歌不但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营养、吸纳了帕纳斯派的有用成分,更开创了现代诗歌的先河。他在浪漫派诗人那里继承了消极、忧郁的情感表述,在帕纳斯派诗人中继承了诗歌客观性的观点,更在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中寻求到了哀婉凄凉、郁郁寡欢的诗歌境界。爱伦·坡对诗歌形式美、暗示性和音乐性的强调。以及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怪诞和梦幻色彩都极大地影响到了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波德莱尔不但实践着爱伦·坡的诗歌理论,而且他还坚持17年翻译爱伦·坡的作品,享受与自己生命体验接近的坡的作品。瓦莱里评价两位诗人彼此的接受与影响时说:“波特莱尔,爱德加·坡交换着价值。他们每人把自己所有的给与另一个人;每个人接受自己所没有的。后者把整个新颖而深刻的思想体系交给前者。”在美国文学史上,爱伦·坡因为有了后来的波德莱尔才声名鹊起。难能可贵的是,波德莱尔又把这种影响传递下去,最终使这两个名字——爱伦·坡与波德莱尔一起成为象征主义的象征。波特莱尔诗歌的美学思想主要通过诗歌与音乐、诗歌与他者以及诗歌的现代性等方面表现出来。
一、着色的音乐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波德莱尔曾经在自己的诗歌中这样写道:“音色多轻柔,多隐蔽;/然而或平静或发怒,/声音总低沉而丰富。/这就是魅力和秘密’’(《恶之花》71)。他对音色的强调,对韵律、节奏的强调不再是语言的自然属性,而是现代意义上的语音组合,他在音韵中发现了色彩,发现了不同存在形式的物体之间的神奇的应和关系,因为这些关系的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诗人的眼中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诗歌中表现为词语的组合的变化,因此,音色、韵律、节奏更加复杂、混合。
在魏尔伦的诗歌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音乐的看法:“还是要音乐,永远要音乐!/让你的诗句插上翅膀,/让人们感到它逃脱灵魂的羁绊,/在另外的爱情天地里翱翔,,(辜正坤449)。诗人强调了“音乐高于一切”的观点,用词语来创造音乐。词汇所创造的音乐开启了另一个空间,除了飘浮的音符之外,那里是一片纯洁、轻盈,是没有人间烟火的世界。词语符号被剥夺了所指,能指显示的只是他们的音乐天地,只是符号的音节形式。在诗歌所表现的音乐世界里,诗人不断强调词汇的音响效果,音节响亮的词汇,它们要有机的结合,形成词语的相互交融和共鸣,形成诗歌的交响曲。
诗人强调词语的节奏、韵律和动感,在浑然一体的交响世界里,飘动着单音节所代表的音符,它们的流动在“朦胧与大气一体”的诗歌空间里划出了一道道难以察觉而又美丽无比的生命轨迹,诗歌中的气息如同随风飘荡的音符,拨动了心灵的琴弦,“轻盈无半点形迹”,然而却留下了一丝心灵的颤动。诗人强调诗歌的表现形式和选择词语的方法:t·最难得的是灰色的歌,将模糊与清晰有机结合”(辜正坤448)。诗人由此表露出他所希望的诗歌境界:清晰与模糊、朦胧相结合,含义清晰的词汇中透出模糊、朦胧的诗意,如痴如梦,若明若暗,如梦似真。这样的诗歌境界又必须由充满暗示、象征和不同含义的词汇支撑,含义清晰的词汇则犹如朦胧境界中的一条小溪和线索,牵引着读者的思绪。词汇在清晰与模糊之间形成明暗对立的诗意世界,清晰的词汇好像一把利剑要刺透光尘后面的朦胧,挑落蒙在秀媚眼睛上的面纱,让“温馨的秋空中,闪烁熠熠星光的蔚蓝”(辜正坤448)。词语不再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已经成为诗歌的元素,成为音乐,被诗人物象化,继而心灵化了。兰波希望“A是黑色,E是白色,I是红色,U是绿色,O是蓝色”(78),希望元音能够唤起美妙的色彩。马拉美特别重视词语的唤起功能,他强调词语的音节能够唤起其他音节,词语的意义能够唤起其他意义,词语的音节成为诗歌的中心,任意通往不同的音节和意义,从对诗歌音乐性的探索,马拉美发现了不同寻常的诗歌创作原理。波德莱尔对诗歌音乐性的探求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结出了令人奇异的硕果。
二、神奇的他者
波德莱尔曾经在“众人”一诗里这样写道:“诗人享受着这无与伦比的特权,/他可以随意成为自己或他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附在任何人身上,/就像那些寻求躯壳的游魂,,(《巴黎的忧郁》47)。波德莱尔笔下的“自己或他者”其实就是现代诗歌的一种形式,尝试着用诗歌的形式满足现代人复杂情感倾诉的需要,现代人的这种情感困惑和迷茫也开始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体现出来。这种思想的萌芽很快也在另外一位诗人那里得到了回应。这种回应不一定是接受与影响的关系,而是两位诗人在诗歌认识上的相互认同和统一。兰波以“我是他者”的论断充实延续了波德莱尔“自己或他者”的观念,对诗歌中的“我”给予了高度的抽象。作为诗人的“自我”被更多可能的他者所取代,因此,兰波以嘲讽者的态度俯视着那些试图通过诗歌寻找自我,
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人们,“自己或他者”或者“我是他者”的现代诗歌观念成为兰波讽刺那些自诩为作家的工具。“因为我是他者。……假如老朽们没有找到‘自我’,只找到虚假的意义,我们还不至于要扫清这些数以万计的朽骨”(兰波329)。他者的思想被马拉美进一步发挥,他主张“隐去诗人的措辞,将创造性让给词语本身”(转引自王家新沈睿117)。“他者”被马拉美赋予了更加广泛的内涵,作为“我”的诗人已经不再占据主体地位,甚至在诗歌中消失。死亡突然之间出现在诗歌之中,诗人甚至不复存在,“他者”被无限地延伸下去。现代诗歌隐去了诗人借助诗歌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感的功能,隐去了诗人在诗歌中的主体地位,占据诗人位置的是作为他者的其他人或物。在马拉美的笔下“物”的思想越来越强烈,对诗人的排斥越来越明显,诗人终于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统治一切的权利和地位,作为“物”的词语颂扬着自己的胜利,“他者”成为推动现代诗歌观念不断进步和更新的原始力量。“他者”的思想被兰波、马拉美等诗人发扬光大之后穿越了时代,一直影响到现代的诗歌和美学观念。“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表现在我们的习惯、社会、我们的恶习中的‘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如果我们想了解它,就要力图在我们的内心再创造出来:正是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才能达到它”(普鲁斯特127)。普鲁斯特好像从作家的内心深处窥视到了他者,而且他把它看作自己创作的新的矿藏进行挖掘,其结果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震惊。拉康从无意识的角度探索到了这位他者,提出“无意识是另外一个人在讲话”的观点。关于这位他者,当代诗人让·贝罗尔进一步论述道:“这是一个被社会磨灭、拒绝、消过毒的人,被弄成哑巴的受害者。他受着制约,他顺从,然而他渴望反抗。他有待于被表现, 他应该去表现并自我显露”(转引自王家新沈睿116)。由此可见,“他者”、“另外一个自我”或者“另外一个人”是有别于万能的作者的,作为作者的我以现代的思维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他者”。对现代意义上的我的不断探索和变化,成为现代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要从源头上论起的话,就不得不追溯到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影响早已经进入了关于美学的不同领域,在不同的空间吸收着阳光和营养。
三、无常、瞬变、偶发
在1863年发表于《费加罗报》的那篇着名的长文“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在评论画家康斯坦丁·居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现代性”一语。他认为,康斯坦丁。居伊寻找的是“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一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无常中抽出永恒”(《美学珍玩》439)。波德莱尔接下来对现代性做了如下的论述:“现代性是无常、瞬变、偶发的,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而不变的。”他认为人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美学珍玩》440)。保罗·德曼在论及波德莱尔借康斯坦丁‘居伊的绘画表达自己的美学观时以“幽灵”论之:“评论中的康斯坦丁·居伊本身是一个幽灵,与真画家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真画家,因为他虚假地实现了仅仅潜在于真人身上的东西。即使我们认为,评论中的人物是一个中介,被用来表达对波德莱尔本人的作品的将来看法,我们仍可以说,在此看法中有一种类似的躯壳脱离和意义窄化”(《多义的记忆》74)。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7篇
到了近处，有现代诗人戴望舒的名诗《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一个女人，如果有了从诗中传承下来的某种气质，就是一个惹人爱怜的美人了――这种气质就是丁香。虽然，我们如果路过一树或一丛盛开的丁香，那么浓烈的芬芳气味就会四合而来，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联想，却是深长悠远的哀愁与缠绵。或者，怀着诗中那种薄薄的哀愁，在某个园子中经过了一树丁香，可能会想起丁香诗，却未必会认识丁香，即使认识，也未必会驻足下来，好好看看那树丁香。我甚至想，如果有很多人这么做过，这样的丁香诗就不会如此流传了。
从李煜父子到花间派的丁香
暂且抛开眼前的丁香花不谈，还是说丁香诗，某种象征性意义的固定与流传，在李商隐和戴望舒之间，还有一个连接与转换，那就是五代十国时南唐皇帝李Z多愁善感的名句：“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楚暮，接天流。”
其实，丁香花并不是真的这么愁怨，花期一到，它一点都不收敛，那细密的花朵攒集成一个个圆锥花序，同时绽开，简直就是怒放。我在植物园看一株盛花的火棘时，突然就被一阵浓烈的花香淹没了，但我知道，火棘没有如此的香气，环顾四周，果然见到一株纷披着满树白花的丁香。说纷披，其实是指那些缀满了顶生与侧生的密集花序的枝子，都沉沉地弯曲，向着地面披垂下坠。如此繁盛怒放的花树，是怎么引起古人愁烦的呢？待我走到那树繁花前，众多蜜蜂穿梭其间，嗡嗡声不绝于耳，我只在蜂巢旁才听到过这么频密的合唱――同时振翅时发出的声响。这么热闹的场景，这么强烈的生命信息，怎么和一个“愁”字联结起来？！
但是，诗人们却不管这个，只管按照某种规定的路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就这么一路写下来。
所以，李Z写下“丁香空结雨中愁”时，不仅接续了李商隐的愁绪，还请来了雨，让丁香泛出暗淡的水光，深植于长江边的霏霏细雨中了。这位皇帝还把这种写愁的本事传给了儿子李煜，而李煜写愁的词句甚至比其父更有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风向东流。”这对李姓父子身逢乱世，却不是文有长才，更富政治韬略与军事禀赋的曹操父子，所以强敌环伺时，身在龙庭却只好空赋闲愁，只好亡国，只好“流水落花春去也”，只好“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于是，这就要说到成都这个城市了。李Z、李煜写出那些闲愁诗也是亡国诗的时代，也是我们身居的这个城市产生“花间派”的时代，是那些为成都的历史打上文化底色的词人们用“诉衷情”、“更漏子”、“菩萨蛮”和“杨柳枝”这样轻软调子的词牌铺陈爱情与闲愁的时代：“花落子规啼，绿梦残窗迷”、“偏怨别，是芳节，庭中丁香千结”……
那时候，长江南北战云密布，偏安一隅的成都却很休闲。休闲的文人们还赋予了丁香爱情的意义：“豆寇花繁烟艳深，丁香软结同心。”什么意思？一来是诗人格了一下物，看到丁香打开花蕾（所谓丁香结），花瓣展开，这种两性花露出的花蕊，也就是雄蕊与雌蕊的组合都是那么相像――“同心”，并从此出发联想到了爱情（也是同心）。但是，这么一种地方性流派审美生发出的意义，却在后来浩大的诗歌洪流中不甚彰显，因为这个地方的文化，从来不能顺利进入或上升为全国性主流，当然，李白们、坡们是例外，因为他们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文化视野上，都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所以，后人评花间词说：“嗟夫！虽文之糜，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
再后来，好多很好描写了成都的诗文，都是外来的杜甫们写下的，成都太休闲，不要说修都江堰这等大事，连写诗这样不太劳力费神的事，都要外地人代劳了。
丁香，生存空间被压缩的本土植物
人们常说，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大凡记忆必有载体作依凭。城市最大的记忆承载体，当然是它的建筑。成都与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要靠老的街道与建筑来负载它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意味已是不可能了。一个城市中，始终与一代一代人相伴，却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的，就是植物，是树。对成都来说，就是那些在这个城市出现时就有了的树：芙蓉、柳、海棠、梅、槐……这个城市出现时，它们就在这座城里，与曾经的偏安王城，曾经的勾栏瓦舍，曾经的织锦铸钱的作坊，曾经的草屋竹篱一起，构成了这个城市的基本风貌，或被写进诗文而赋予意义，或者在某一深院，在某一街口，一株老树给几代人共同的荫庇与深长而具体的记忆。
但是，在今天的城市布局中，这些土著植物的地盘日渐缩小，而从外地，从外国引进的植物越来越多。我不反对引进这些植物，比如立交桥下那些健旺的八角金盘就很美观，而且因其生长健旺也很省侍弄的功夫；池塘中和芦苇和菖蒲站在一起的风车草也很美观；街道上一排排刺桐与庭园中的洋紫荆，也不可谓不漂亮，只是它们突然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了，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意思。在我看来，其实在成都这个非热带城市，没必要一条街一条街载满连气根都扎不下来的小叶榕――它们挤占了原来属于芙蓉的空间，属于女贞和夹竹桃的空间，当然，还有属于丁香树的空间。
这几日，正是丁香盛开的时节，城中却几乎看不到成气候分布的丁香了，这种漂亮的芬芳四溢的土著植物，差不多已经从街道上消失了，退缩到小区庭园与公园聊作点缀。前天，在从什邡回来的路上参观三星堆博物馆，在博物馆园子里，看到几丛很自在，很宽舒地生长着开放着的丁香，虽然那里在地理上还属于成都平原，但毕竟是在别的行政区划的地盘上。
关于爱情的现代诗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彝旗诗人阿库乌雾的诗集《走出巫界》以丰富的想象和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出潜藏在原始圈腊、巫术、仪式和习俗中的彝民旗探刻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生命形态，最终达到凸现生命本真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诗人所处的独特文化背景，其创作的文化心理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矛盾性和复杂性。
《走出巫界》是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第一本汉语诗集①。当许多诗人越来越远离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自己心灵的独语者时，阿库乌雾却突破自我，以诗贴近生命，而将我们拉近。阿库乌雾具有双重的文化心理，他既用彝文思考写作并谋生，同时又是受汉族文化教育长大，用汉语思考写作并参与世界的诗人学者，这两种身份，两种文化铭刻于诗人心灵，致使其诗情诗意也充满了多重性。这是《走出巫界》给我的最深刻印象。诗人试图在这两种文化身份中超越，抵达一种关于写诗和做人的本质。这使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诗人首先是民族的诗人，只有具备了民族的诗魂才能抵达真正的世界的诗人之境界。我认为阿库乌雾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诗集《走出巫界》的编排正体现了诗人的这种努力。诗人将其分成三个部分：“彝海子——巫天的祭辞——重构的预谋”，意图非常明显。他试图清理并建构某种东西，他要表达的是某种流淌于其中属于他所属的整个民族的情结，诗人几乎未涉及个人情感和场景。在一次谈话中，诗人就曾说过他“很少甚至几乎不写爱情诗，这样的诗学追求决定r诗人一开始就站得较为高远：他关注的是人的存在，尤其是彝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并从哲学的角度加以审视和反思。栗原小获在《走出巫界-序评》中对此亦有评价，他认为“就《走出巫界》来看，我们已经能够窥见诗人的步履已有相当的跨度，显示出一种比较扎实刚劲的势头，不乏拓荒者的气魂和信心”。作为阅读者，就个体阅读的体验而言，《走出巫界》最吸引我的是诗人在两种文化困扰下对生命进行的审视和反思。有人说《走出巫界现了阿库乌雾向本民族本源的求索，而这种求索是基于寻根的意识。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阿库乌雾是在对民族本源进行探索，但他穿行于神话、传说、巫术、仪式中，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根。在对生命本源的迫问中，诗人明白“我是谁”，他并不进茫，他确认自己生长的土地和自己的生命所属。在许多诗篇中，我们都能清晰地在字里行间找到我是彝人的倾述。整部诗集．即是诗人精心为我们营造的一个充满浓郁色彩的彝人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他的。诗人甚至直接以彝语来命名诗篇，如《兹祖昔巫》(兹祖昔巫：彝语，相传是彝族先民最早的居住地。)、《世母哈恩》(世母哈恩：彝语，指天堂。)、《勒俄娜宾》(勒指：彝语传说中指死者和生者灵魂最后分开的生死界”，是一处神奇的岩洞。)、《图尔博里》(圈尔博里：传说中神人支格阿龙立于其顶完成射日大业的山峰)、《布尔懦倮》(布尔儒倮：彝语，传说中獐子和麂子最多的大林带。)等等。诗人不但认同自己的彝人身份，而且将自己民族的生命形式还原于神秘的原始自然宗教色彩．如：
是祖先圈腾的裸足
轻轻兆示生命本身的凹凸
是风暴过后重新
磕触的毡船造就
石头不朽的履历
有山就有海
兹祖普巫——将
所有初民目击过的山峦
倒置在滇泊苏诺海中央
构筑天下最奇异的骨骼
再比如《部落的记忆》：
我不相信
在世界的某地
在人类生存栖息的任何方位
还会有这样玄冥的图画显示
还会流出这般古朴的
生命的原初的汁液。
这种迷恋和自豪反映了诗人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归依——这个神话和宗教仪式建构起来的人类生命的本源世界，正是它，养育了诗人的生命之躯乖¨精神之源。
宗教仪式、巫术和由古至今的种种相关习俗，是人类生命存在的一种精神形式。它源于人类的原始思维，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特征。正如法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表明：“神话和仪式远非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人类背离现实的‘虚构机能’的产物。它们的主要竹值就在于把那些曾在(无疑目前仍然如此)恰恰适用于某一类型的发现而残留下来的观察与反省的方式，一直保存至今日”②。这种观察与反省”实质是人类对自我生命世界的探询、理解和表述。诗人阿库乌雾的尝试探索，意味着诗人意识到了这一重要性。诗人穿拨于巫术、传说和仪式(象《神谕》、《巫唱》、《风祭》、《气雨》等)中并非仅仅是一种对民族本源精神的崇拜和迷恋，而是力图直人产生这样精神世界的民族意识的最深处，挖掘潜藏在图腾、仪式、习俗中的彝民旗深刻的社会心理和生命形态，最终达到凸现和寻找生命的本真意义：如果我们将《朵渡啷》、《命名》、《换童裙》、《老人之死》四首诗连起来阅读，便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这一自觉追求。(《朵波嘟》、《命名》、《换童裙》、《老人之死》是彝人生命历程中四个重要的仪式)。“朵渡嘟是彝族风俗，指新生婴儿择吉丑出门见天的仪式；“命名”即给婴儿取名的仪式；彝族女孩到17岁，要举行“换裙”仪式，以表成年：“死亡”则是生命的太限，也是最终的仪式。诗人通过这四项仪式，抒写了一个彝人由出生到成人直至死亡的生命历程：在这蕴含浓厚原始宗教色彩的仪式中，给我们展示出一种别样的生命形态：生命来自何方?是天赐神赐，因而首先将…··一杯美酒／祭天神祭日神祭生育神，”生命既然如此圣洁和神对，那么其命名同样电应神圣：“彝人当然你的命有天空的声音，”等到你长大，等到“你换下的童裙／多么纯美的春天呵／一个季节在你秀发问／
象獐子的蹄声一样遗落／周遭依然日照充足……”。这便是彝人的生活和生命形式，生命的出生成长与太自然的四季变换一样，得于天、神来了．存在了，然后又去。这种对生命恒定、平常、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索在《老人之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当老人面对死亡，是如此平静，似乎只是去赴一次约会。在神秘而古老的宗教情结里．死不是恐惧，甚至不是无，而是另一种生：
你毅然闭合智慧的洞穴
天空中一扇拱门由此洞开
子孙的热泪、春播的荞种
同时洒向大地
彩蝶幸福如歌舞
如同春播秋食，死亡喻示新的生命的开始，不是悲痛，而是一种幸福。这即是宗教所召示的永恒。
按原型批评理论，祭祀仪式表现的是社会的无意识象征，弗莱认为．这些祭祀风俗仪式是“关于人类的想象在试图表现它对于最大的秘密，即生死和来世的秘密时的活动”③。束格将这种无意识待之为“原始意象”或“原始模式”。他指ⅲ：“每一种原始意象都是关于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包含着我们祖先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是遵循着同样的路线生存，它就象心理深层中一道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旅在这种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条大江，而不是象从前那样，在漫无边际而浮浅的溪流q|向前流淌”④。这条生命的暗河潜流着人类对自我生命的不断质疑，而结果总是无法得到终极解释，最后便求助于宗教：儿乎所有的古老民族，皆将生命与宗教相连。同样，祭祀巫术仪式已成为彝人生活习豁的一部分，是彝族诗人精神生活雨可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诗人的诗句里它们连同“：上路”、“鲻子”以及那些带有神秘含义的彝语地名，共同构成一个个臆喻这个民族古老原初的生存形式的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库乌雾是在抒写一个民族的记忆。
由于诗人特殊而复杂的文化心理的影响，诗人无法完全沉授于对这种原初生命状态的迷恋。当阿库乌雾在向我们描述这样的图景时：
我不相信
在世界的某一地
在人类生存栖息的任何方位
还会有这种玄冥的图画显示
还会流出这般古朴的
生命原初的汁液
他仍无法回避(《兹视普巫》)：
巫风挟持着自然的啸声
使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
最终未能铿铿锵锵地
走出日月划定的弧线
诗人的矛盾出现了。当然这一矛盾并不仅仅是以两种文化角色的转变的方式来回避，即作为彝人的阿库乌雾回到作为大学教授的汉语诗人、学者。我认为诗人的矛盾还有更深层的含义i诗人在两种文化的对比困挠中，还杂着属于现代诗人面临的共同的生的固惑。
原始，意味着单纯质朴天然，生活停留于最本能摄奉真的层面，因而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原汁原液。然而，站在文明的角度，原始，也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低下，意味着落后和愚昧。但现代文明本身又常常陷人困惑，随着物质化的不断发展，物欲漫流、高度的竞争逐渐将现代人驱赶到了这样的境地：一方面是科技文明的发展带来的人的生活领域的无限扩大，另一方面人的内在心灵世界渐趋干捆，感到走向孤独、迷茫。诗人的思索已超越自身及民族而接近到了作为人这一“类的生命本质的探寻与思考。走出巫界，又将走向何方?走向重重困惑的现代都市文明?显然不是诗人所愿。《土路》、《重游)、《部落的记忆》、《背景》、《突围》、《垃圾》、《伐木》《岩羊》等诗皆表述了诗人的这种思考和困惑。诗人面临着生命的困惑．希望的探求(《部落的记忆》)：
我的生命却经过无数次
自藏发难之后
向着这个日益昌盛的世界发难
结果却是(《重游》)：
重游开始
世界不再圆满
我有家难归
但漂泊着的诗人并未停止其追索，是现代文明造成了人类精神的无所归依，那么就让我们回到生命最初的来处——自然(《布尔儒僳))：
我多么渴望荐度潜入
那所林带成为
直立的獐子
或是一粒满实的杉种
去天壤相依的真意里
造就更为玲峻悲怆的
命运裸裸之境地
这是否就是人类真正的生命家园?诗人的思索纠缠于几种文化心理的冲突中，本身也就构成了冲突，通过阅读《背景》一诗，或许我们更能理解诗人面临的这种冲突。
诗题《背景》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它既是彝人生活的现实的生存环境，也象征着彝人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背景(也许我们还可以越过彝人生活的山寨，看到它也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背景)：
你们在送葬的道路上暂时停止哭泣
体们首先将你们的痛苦深深回忆
你们背着竹篓走进山林采集野果的日子
你们在野林燃起第一苗篝火
你们将篝火据为已有的日子
你们的后代象果子一样丰硬
象篝火一般昌盛的日子
世界依然蛹虫一样蠕动的et子。
这是最贴近自然的生活，然而它却充满了苦难。历经了太多的苦难．生活也自然而然变得麻木停滞不前，变成了一堆“蛹虫一样蠕动的日子”。与这样“蛹虫一样的日子”相对的是：
一只磉悍而孤独的虎
以它的睿智以它超群的冷静
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
注视着倾听着……
“一只膘悍而孤独的虎”这一意象内涵丰富而深刻，是诗人对生命本质的体验和凸视，“膘悍”暗示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孤独”则喻示这种生命的卓尔不群。以叙述性语言“休们……”不断重叠排比，展示出一幅原始单调的生命状态，用“第二人称”呼号的形式直接表达诗人对这种“蛹虫一样蠕动的生命形式的审视和批评。但这种批评最终又因对现代精神文化的困惑而回归于矛盾的宽容。
你们最终无法割断自己的脐带
让山泉改变流向站到大山的对岸
就让你们的哭泣
无声地为你们自己
铺起一条归家的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