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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隋炀帝 文学思想 江南 山东 关陇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三大地域文化体系①,即: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三地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以文风来划分,江左文学体现的是南朝的审美趣味,而山东文学和关陇文学则可看作北方审美趣味的代表。在炀帝之前,三地文学和文学思想之间虽有过接触,相互之间也发生过影响,但就整体态势来说依然是各自发展,直到炀帝即位之后,南北文学和文学思想才向着彼此融合的方向迈进。
一、对南方文学及文风的继承
首先,炀帝推崇江南文化,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炀帝很早便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次年,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萧王妃在家庭传统的影响之下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作有《述志赋》,几乎全由对句组成,较富文采。对于同样喜好文学的杨广来说,萧王妃可谓江南文学的引介者。此后,杨广又有十年的南方生活经历,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多数时间在扬州。在此期间,他招引百余位才学之士以充晋王府学士,其中大部分为江南文士,如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王■、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徐陵之子,见《陈书·徐陵传》)、袁宪(见《陈书·袁宪传》)等。本来就崇尚“庾信体”的杨广,在与这些江南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文学上应当也受到影响,尤其受柳■的影响最大,杨广每有文什,必令柳■润色,然后示人,可见其对江南文学审美趣味的喜好。只是由于此时文帝刻意压制江南文士,鄙弃并痛恨江南文风,杨广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文学趣味。
即位之后,隋炀帝开始大规模地重用南方文士,一些人还逐渐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他明文批评轻视南人的言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炀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炀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其敕文曰:“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②认为江南自六朝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尤其永嘉之后,更是文化的中心,称赞自陈入隋之士为“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这就从思想观念上扭转了轻视南人的做法。炀帝所信任者多为南士,大业元年即以礼乐之事总付柳■、何稠、诸葛颖等南士,南士总领礼乐之事,这在文帝朝是从未出现的现象。炀帝还让南士参掌朝政,如让虞世基、裴蕴等参掌机密,表明南士在炀帝朝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炀帝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崇南方文风。《隋书·文学传·虞绰传》曰:“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③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陈灭入隋,见《周书·萧■传》)等,都是以“文翰”受到赏识,说明炀帝对南方文风的喜好程度。王胄亦“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曾高度推崇王胄、虞世基、庾自直三人的诗歌曰:“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实际上是把南方作家推为创作的典范。“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④(《隋书·文学传·王胄传》),“二人”即指王胄和虞绰。这充分表明在炀帝的倡导之下,南方文风已成为作家的广为学习的对象。
炀帝经常开展文学活动,与南方作家切磋技艺。《隋书·柳■传》曰:“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
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⑤炀帝在文学上受柳■的影响极大,“言宴讽读”及对酒酬酢的场合中当也包含不少文学活动。炀帝还曾赐诗与南方作家,也常令南方作家奉和作诗。察逯钦立所辑《全隋诗》,存有奉和、应制、应教、应令诗歌的有:柳■、徐仪、王胄、诸葛颖、许善心、庾自直、虞世基、虞世南等,这些文学活动也必然会对炀帝本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隋书·文学传·庾自直传》曰:“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⑥炀帝令庾自直“诋诃”自己的作品,并按照庾自直的意见反复修改,这一方面体现出炀帝在文学方面的宽容态度,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其诗歌创作是以南方文风为准则的,而炀帝追求南方文学审美趣味的思想倾向也表露无遗。
二、对山东文学及文风的吸纳
除了重用南士,推崇南方文风外,炀帝也起用北方的山东士人和关中士人,并将北方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纳入其文学思想体系之中。
从来源方面说,隋代的山东士人包括原北齐境内的山东本土士人和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为随西魏孝武帝西迁入关之士的后代;一为齐亡入周、后又入隋的北齐士人,其中主要是文林馆文士。山东士人虽为杨坚代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后,却也成为被抑制的对象。正如杨金梅所言:“在全国统一后,曾经为杨坚谋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山东士人,转而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备受打击的对象,曾经的佐命功臣几乎被黜落殆尽。”⑦而山东本土士人也同样饱受歧视,《隋书·儒林传·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⑧可见,歧视山东士人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即指出:继承宇文氏之遗业的隋文帝,“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⑨。因而,山东士人在文帝朝大多与江南士人一样郁郁不得志,如卢思道、辛德源、李文博、孙万寿等,或沉沦下僚,或衣食乏绝,或因小事而被流放。 隋炀帝对于山东士人虽不如对江南士人那样推崇,却也并不歧视。其为晋王时就引用一些山东士人,如甚为器重清河张虔威与太原王韶,以备咨询,即位之后也任河东裴矩参掌朝政。山东的知名文学之士,至隋炀帝即位时所存无多,炀帝即位于大业元年(605),时距齐亡的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已有近三十多年之久,原入关的北齐文林馆之士在此期间已大都去世,仅剩薛道衡、孙万寿、王劭等数人仍在世。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是颇为重视的,如薛道衡流放岭南,时为晋王的杨广欲其经由扬州时打算向朝廷上奏留之,薛道衡不从,杨广虽然衔恨薛道衡,但是爱其才而对薛道衡依然颇为尊礼。他后来杀薛道衡,只是出于“爱其才而不能得而用之”⑩的缘故。又如,博陵崔赜“七岁能属文”,曾为杨广的侍读,后又被引为晋王文学之士。崔赜的文学才能也受到了杨广的重视,当时晋王府邸公文,大多为崔赜所作。大业五年(609),奉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后又奉诏作《东征记》。崔赜在文学创作方面较为活跃,“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輥?輯?訛《隋书·隐逸传·崔廓传》附《崔赜传》),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此外尚有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数人,《隋书·文学传·杜正玄传》曰:
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輥?輰?訛
杜氏兄弟并以文章才辩著名,尤为聪敏的杜正玄被授为晋王行参军。杜正藏兄弟三人,于大业中又“俱以文章一时诣阙”。可见炀帝对杜氏兄弟的文学才能也是相当重视的。杜正藏所著《文章体式》,成为后进之士的写作规范,则山东文学在当时文坛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的奖掖和礼重,表
明其对山东文学及文学思想也是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三、对关陇本土文学及文风的兼容
总体上说,与文帝截然相反,炀帝对关陇集团采取的是打击和限制的政策。起初谋夺太子之位时,依靠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清除了以高■等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杨勇集团。即位之后,为了稳固统治,又对以杨素为代表的关陇士人予以严厉的打击。虽然如此,炀帝毕竟出生并成长于关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关陇文学的某些影响,其文学创作是从学习“庾信体”开始的,“庾信体”便是当时关陇地区流行的文风。炀帝对关陇文学也是持一种兼容的态度,他与关陇作家之间的文学往来也颇见于史籍记载。如史祥“少有文武才干”,伐陈有功,后从晋王击破突厥。杨广为太子时就曾遗书史祥,盛赞其武功,并曰:“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輥?輱?訛表达了欲拉拢结交的意愿。史祥的答书几乎全由偶句构成,颇富文采,可见其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炀帝即位后,史祥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反叛,炀帝赐诗表彰曰:“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輥?輲?訛(《隋书·史祥传》)炀帝对牛弘更是高度推崇,《隋书·牛弘传》曰:“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輥?輳?訛又如于仲文,他在北周时曾与谯王宇文俭有过诗歌赠答,因有将领之才而受到杨广的亲幸,今存有《侍宴东宫应令诗》一诗,作于杨广为太子之时。这说明炀帝对关陇作家也是比较重视的。
炀帝经常开展集体的文学活动,以此作为切磋技艺的手段。如炀帝作《白马篇》、《纪辽东》、《悲秋诗》,王胄亦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奉和悲秋应令诗》以和之。炀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隋书·文学传·王胄传》);炀帝有《春江花月夜》、《谒方山灵岩寺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诸葛颖则有《春江花月夜》、《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以和之;炀帝有《四时白■歌》二首、《望海诗》,虞世基则有《四时白■歌》二首、《奉和望海诗》以和之;炀帝有《献岁燕宫臣诗》,虞世南则有《奉和献岁燕宫臣诗》。可见炀帝与臣下诗歌交往之频繁。值得指出的,其中当有一些规模较大、参与者较为广泛的活动,只是由于作品散佚,其具体情形已无法确知。但有些大规模的集体赋诗活动则可考知,如炀帝有《月夜观星诗》,诸葛颖、虞世南皆有《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诗》的和诗;炀帝有《幸江都作诗》,虞世基、虞世南俱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的和诗;炀帝有《临渭源诗》,柳■有《奉和春日临渭水应令诗》、薛道衡有《奉和临渭源应诏诗》;炀帝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许善心、牛弘皆有《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从诸葛颖、虞世南、蔡允恭、弘执恭均有同题的《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可知这也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从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来看,大部分为江南文士,然亦有些活动是将江南文士、山东文士和关陇文士都囊括在内,这说明了炀帝对三地文士及文学的重视。炀帝的出发点虽在于附庸风雅和以诗娱乐,但也体现了其在审美趣味和文学思想方面兼容南北的倾向,为南北诗风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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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② (宋)李■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10—2711页。
③④⑤⑥⑧?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 [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9页,第1742页,第1423—1424页,第1742页,第1717页,第1758页,第1747—1748页,第1494页,第1496页,第1309页。
⑦ 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⑩ 孙大莉:《隋炀帝诛杀薛道衡、王胄原因探析——〈隋唐嘉话〉笺证二则》,《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唐)令狐德■等撰.周书[m].北京:中
书局,1971.
唐代诗人多有描写“出墙杏花”者。温庭筠的《杏花》:“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的《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还独愁。”还有他的《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这些诗句都是写春天的杏花从墙内开出了墙外,但缺少意境;写诗的人似乎都没有注入真情实感,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特别强烈。他们的贡献在于捕捉到了春光的一种特点。
宋代诗人也多有描写“出墙杏花”者。陆游有一首《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与叶绍翁同为“江湖派”的张良臣,有一首写杏花的《偶题》:“谁家池馆静萧萧,斜倚朱门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应该说陆游和张良臣的诗,在写“出墙红杏”上,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他们胜过唐人,但都不及叶绍翁。叶诗形象集中、感情浓厚、命意新警,这使得他取得了“后来居上”的效果。
叶诗下笔处似乎离杏花比较远,但他的目的是要给出墙的红杏创造一个条件。诗人“游园不值”在于他没有进园门,他猜想一定是园主人怜惜园门外小路上长满的苍苔,怕他穿木底鞋给踏出印痕,所以拒他于门外,那柴门虽久扣仍不开。这迫使他只好在园外赏春,但春光是不专属于某个人的,是锁不住的。“一枝红杏出墙来”,就是春意奔突的生动证明。四句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在发展上层层深入,最后形成特写形象。由此,可见叶诗的写法,高于他的所有前人的描写。陆游笔下的形象给叶诗以启发,但陆诗描绘的是雨、云、柳、杏这四种形象因素构成的春天景象,很明显不及叶诗形象的集中;叶诗的尾句脱胎于陆诗,但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叶诗比之于其他许多描写杏花的诗,倾注了更多的情感。叶诗中有人,这个人就是诗人自己。他踏着苍苔走向园门,怕惊扰园主人,却又要劳驾园主人,他只能轻轻地扣敲柴门;大概是园主人对于满园春色管束得太严,很怕门开春去,所以有人叫门也不加理睬。诗人这时从墙外向墙里看,这是望春―――有一种被拒之门外而求之愈切的情感驱使。果然,春光不负赏春人,春色冲出了围墙―――有一枝红杏出墙,诗人的心理期望得到了实现,他不禁觉得园主人有违于自然规律,竟想给生生不已的春天以人为的限制,但终因红杏出墙而宣告失败。诗人的胜利满足感,取代了游园不值的遗憾和失望。这种细微复杂的情绪变化,是以前有关杏花的诗中所少见的。
叶诗命意别开生面,句句都有自己的特色。“屐齿苍苔、小扣柴扉、园关春色、红杏出墙”,这些都是别具匠心的描绘;特别是“红杏出墙”的意境,前人写过多次了,都只是写“出墙头”,叶诗却以“来”结尾,把春色写得更有生气,给人一种春色扑人的情景―――人爱春光,春色应人,情与景合二为一。再者,如果没有最后一个“来”字,也是无法达成这一效果的。叶绍翁是充分利用了前人的艺术原始材料,又以自己的创造性的发挥而超越前人,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艺术描写上的后来居上,基础在于吸收前人的经验,重点在于学习后的“居上”;没有做到“居上”,就是对前人的亦步亦趋,就等于没有了自己的存在。“居上”的关键在于学而能“化”,“化”在于对新意境的表现、在于创造自己独特的形象。
同样,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联奇句,是从北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中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的联句中点化而来的。在王勃的文中,是完全作为从滕王阁上放眼山原、川泽、江天、云衢时,游目所见的具体景色的一部分;较庾信写的皇帝郊行大射之礼―――一路上盖旗车乘、豪华俊丽的场面,王诗更加形象宏远、气魄开拓。
提起安意如,或许很多人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娴静的古典美人。不仅仅因为这个名字本身蕴含的诗意,更因为她笔下的作品:《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她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诗词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打开方式”进行另类呈现,在文学界掀起了一阵古诗词热。
走近安意如后发现,她并不是只读圣贤书的乖乖女――相反,个性洒脱直爽,还有点男孩子气;她“财商”颇高,理财有道,谈起自己管理公司时的门道,颇有些“霸道总裁”的风范。或许,这位“80后”作家吸引许许多多年轻读者的,除了她笔下的美丽文字,还有她丰富、明朗又真实的性格。
“黑马”不觉得自己多么优秀
“人生很重要的是你明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用什么方式去打这片天地,我可能比别人更幸运一点,很早就知道我要什么样的生活,又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写作。其它的东西我就不多求了。”采访开始,她的一番话就颇有哲学的味道。
安意如出生在皖南。或许家乡的明山秀水孕育了她性格中的诗意。但是她也有爽朗直率的一面。“我的性格其实是很北方的”,她说,“一向有话直说,最不喜欢磨磨唧唧的人”。
从儿时起,病痛就伴随着她,导致她行走艰难,成长的很长一部分时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父母一直带着她到全国各地寻医访药,或许是由于这段到处奔波的经历,让她比同龄的孩子更加成熟。
由于身体的不便,也因为没有太多伙伴可以交流,她便埋首书本。从四书五经到唐诗宋词乃至佛经,只要能接触到的书,她都大量的翻阅。读书成了她最大的乐趣,也造成了她的严重偏科。“语文老师爱我爱到不行,理科老师看到我却又气又无奈。”
2004年开始,安意如开始在BBS上发表文字,并在出版界崭露头角。她的第一本书《张爱玲画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再之后就是令读者熟知的解读古典诗词系列《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诗三百》等。
2006年《人生若只如初见》出版后,她成为当年出版界的黑马。从默默无闻的少女到置身镁光灯下,马不停蹄的参加会、签售会,接受媒体采访……2012年,她上榜中国作家富豪榜,位列第17名。
20岁就成为畅销书作家,很多人会聚焦于她的年轻与才华。对此,安意如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即使今天,在我看来网络上依然卧虎藏龙。我的一点所谓的文字才华只是用对了地方,遇到了合适的平台被大家认可了而已。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多么优秀。”
在路上是最好的写作方式
旅行是除了写作之外,安意如最喜欢的事。
当《人生若只如初见》出版后,她揣着稿费跑去了云南旅游,从昆明到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一玩就是半年,直到被出版社的编辑“召回”北京。
成为作家,名气来的出乎意料,但最令她欣喜的,却是“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不用依靠父母,自食其力,又能想去哪就去哪的工作”。
她带着自己心爱的老笔记本电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在云南、在、在香港……对她来说,“在路上”是最好的写作方式。
她尤其爱。信奉藏传佛教的她,对的感觉既不陌生神秘,也不荒凉、苦寒。而是“一到拉萨就融入当地,仿佛这么多年从未离开”。
对安意如来说,写作与旅行成为生命中并行的两条线,在时间与空间的变换延伸中滋养着她。
安意如的古典诗词系列作品一直在延续。2015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安得盛世真风流》。在书中她沿着《全唐诗》的流脉,以一贯细腻优美的文笔和独树一帜的视角,从李世民、杨广、魏徵等人的诗歌作品开篇,一直写到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为读者展开至美的唐诗画卷,其中不乏《静夜思》、《春晓》、《春江花月夜》、《黄鹤楼》、《蜀道难》这些传世经典。
写自己的书,过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安意如都对“美女作家”之类的头衔不以为然。她说,自己不可能化成清风去做人们心目中的“女神”,也不想背那种“偶像包袱”,不想去刻意营造一个形象。
“有时拍照需要穿旗袍,我说,这是为了打造公众形象,旗袍只是我的工作服”,她爽朗地笑着,“平时都是什么舒服穿什么。”
对话安意如:
《中华儿女》:新生代作家的走红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你怎么看?
安意如:其实这主要是媒体打造出来的,媒体喜欢给某些现象套一个名词、共同点,就像80后、90后。我觉得对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必报以特别大的希望,但也不用报以特别大的失望。这些年轻的作家也各有各的特点。对我来讲,我觉得80后的这批作家,在文学上有多少成就跟造诣不敢说,但在生活中都是很清醒和有担当的人。
《中华儿女》:你的作品让很多年轻人爱上了古典诗词,现在在青年人中传统文化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安意如:我其实并不乐观。现在很多父母让孩子们学国画、学书法,不是为了真正的陶冶情操,而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将来是有用的。当然我对此不是批判。但是我认为,当更多的年轻人出于兴趣,而不是出于功利的心态去学习,当一个城市逛书店的人比逛商场的人多,这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华儿女》:对很多有文学梦的年轻人来说,你的成功可以复制吗?
安意如:我的模式或许可以复制,但我这个人复制不了。首先要想清楚,第一这是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第二有没有不计得失的心。比如没有学历、没有稳定的工作也无所谓。如果想明白了,就可以勇敢地去尝试。
当然走这条路并不一定一帆风顺,也不一定能成功。像我也是少年成名,但是我也受过争议,如果我受到争议的时候,跟所有人去解释,或者跟人吵架,那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又想当名人,又想拒绝别人评论,哪有这回事?
所以,要做好成功的准备,也要做好惨败的准备。对我来讲,当时我就想,大不了写不了东西我就去当会计嘛,一样可以谋生,但能够写作我就更快乐。
《中华儿女》:现在不仅写作,也成立了公司。管理公司有什么心得?
安意如:管理公司的心得就是:不要所有的事都自己干。比如说我交给你一件事这个星期之内要做好,我到星期三的时候会掐着点问你,这事推进的怎么样了?有没有难度?有难度说出来我们解决,没有难度那就接着推进。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我在统筹,但我几乎什么都不用管,我想去赏花就赏花。所以,要想过闲适的生活,就必须懂得哪些事是要牢牢掌握在手里的,哪些是可以交给别人的。
写作十年,她始终有着诗意的初心,安意如说,事实上我没想讨好任何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潜藏的诗意,我只是给大家一个能接触诗歌感受诗歌美的东西,让这种美在心中生根发芽。
长发如瀑,纤瘦窈窕的她说起话来豪爽十足,也难怪她的雅称是安公子。她直接调侃,自己专注被黑很多年,面对曾经的质疑,她说要有被人评论的度量,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写书。
除了写之外,她和好友,央视主持人王曦梁也将开办公众号,王曦梁读诗,安意如品诗,让绕梁之音,意如初见。
能反省就有诗意
Q:最近很多人都被股市牵绊了,有没有觉得在这么一个务实的,甚至不怎么诗意的时代坚持写诗谈诗,是一个很吃力的路子?
A:大家说这是一个欠缺诗意的社会,我恰恰相反,觉得这是反省的好时候,浮躁,物质,某种程度也是好事,如果在特别贫瘠的社会,能吃饱就不错了,而现在还能反省有没有诗意,这就是饱暖之外思考的好事。就我自己而言,一开始踏入写作,就在用解析诗歌的方式在写,小时候读过的书、文章、诗歌都有用到的,虽然,事实上我没想讨好任何人,但为什么也算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潜藏的诗意,给大家一个能接触诗歌感受诗歌美的东西,让这种美在心中生根发芽。而我在写作时和古人相接,也挺爽的。
Q:大家看你的文字,有凄美缠绵的一面,但你江湖雅号“安公子”又有相当洒脱豪气的一面,骨子里到底是如何的?
A:凄美缠绵不是我文字的本质,但我不否认,我有这方面的特质,就像武功,有的人偏阴柔,有的人偏刚烈,有好卖相,也要有杀敌的威力。美不美,还有个标准是做作不做作,为什么有些感动过我们的文字,回头看觉得不行,就是造作,没有真实感情。我希望我的文字,在灵巧的运用文字之外,有深刻的感情,有对人生的理解。我是一个偏中性的人,就像李白可以壮怀激烈,欧阳修可以柔情婉转,我希望我的文字,刚烈与温存并具。人生最大的解脱是自由的心性,让文字有醒悟的痛,放手的自在。有那么多牛人也会倒霉惆怅,也有人看透风月活得自在,所以我骨子里不纠结,我把文字和人生分得很开,只有超脱才能驾驭,只有懂得多才能写得好。我希望在诗词中,把人生的底气修炼好,诗词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儿女情长,我们看到的是表象,该修炼内在的精神力量。
Q:具体到这本书修炼了多久?从最初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之后你转而写了诗经、汉乐府等,这次算是一个回归。
A:从出道就开始攒,初见之后,很多出版商想让我写唐诗,乘胜追击必定大卖,但是我没有写,而是写了不少冷门的,这么多年,可以摸着良心说,自己没有依赖市场去写作,但还走下来了。这一次再回头写唐诗,把这些年读过的诗歌做了梳理,由浅入深。今天写《静夜思》和《春晓》,可以比以前更自在,我以我的标准做标准,不看知名度,在找值得分享的地方,如果这个诗词被埋没,我也要发掘出来,也要从李白杜甫等大家都熟悉的菜品中,找出不一样的,不会求全,可以说准备十年,下笔两年。我攒出了七分的力,还差的三分是学养和知识的广度,总觉得想看的书还有很多。
不讨厌婚姻,不和自己的缺陷死磕
Q:读诗写作之外,是不是也愿意把生活过得很诗意?
A:没有诗意,不想让读者觉得我是对着白海棠都能吐两口鲜血的人。不会刻意去做古雅的事情,但是我让自己保持的是,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比如玩香玩茶,寻僧问道,我会让自己在思想逻辑上有个古老没有被摧毁的世界。除了交流比较现代化,我的生活很老年化。因为习惯夜里看书写书,往往中午起床,然后自己泡茶看书读经,很多人说你好悠闲,好慢生活,一天两天容易,像我这样差不多十年都如此可并不悠闲。
Q:80后美女作家曾经是一个很醒目的标签,现在90后也出来了,有没有一些压力?
A:真没觉得,我也常去南锣鼓巷,觉得满大街的姑娘,身材还没有我保持得好呢!除了年轻,还要有资历和阅历,如果智商、阅历、情商都高于我,那么我只能佩服和学习,更没有嫉妒的必要了,所以不会觉得90后出来就有压力,倒不是前浪推后浪,是每一个浪都遭遇过这个尴尬。
Q:以你的性情,如果能和这些诗人相见,想和谁做朋友,和谁人?
A:我喜欢李白,但只是做驴友,他文武双全,能喝酒打架也善交朋友,但性格太随意,不适合做亲近的朋友,特别做他老婆,会很郁闷,他离婚三次,每次出去都很久,我在意的是,你要带我一起出去玩啊!还有,一年365天,有360天都是醉醺醺的,怎么沟通怎么聊天?杜甫对老婆子女很好,但是运气差了很多,一辈子争取上头条,也没有上去,跟帅也没有关系,温厚的外表下,骨子里是很狷狂的,成名晚,见到李白贺知章等,像粉丝见到偶像一样。跟他在一起,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要做好吃苦耐劳颠沛流离的准备。也有人喜欢纳兰容若,我也想说,你喜欢的着吗?翩翩公子出身名门一往情深,如果人家娶了你,还在天天思念旧情人,你不委屈吗?肯定撕得血肉横飞了。所以这三个都不适合。如果一定选,我会选坡,他人格健全,心里有你。你有他锦上添花,没有他也不会糟心受罪。他当过官,也隐居过,发达过,失落过,但是一生通达,这最牛逼。现在的女孩子也要想清楚,不要摇摆不定的纠结,下定决心就可能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Q:曾说自己是一个不婚或者晚婚主义者?现在还这么坚持吗?
A:我一直都有相处非常好的人在身边,但不觉得要拿婚姻束缚自己,作家蛮悲剧的,因为生活和正常人有时差,写作的时候也不能兼顾别人的感受,我选择我们两个人都舒服的方式去生活,这么些年了,只是差一个证而已。我不讨厌婚姻,也不畏惧两个人在一起,只是没有急切的领证为安的感觉。
Q:不少人看到你需要拄着拐时,会挺心疼,自己怎么看圆满?
A:人有很多不如意,好看的还不一定智商高,不圆满太多,没有必要为了缺憾和自己死磕,就算我的腿好了,难道我就没有其他缺憾了吗?就会一帆风顺了吗?我相信水满则溢,如果不是天生福德特别厚,最好不要奢望样样圆满,老天给了你脸,不错的脑子,再求全,我真怕红颜薄命,我不希望自己那么没有挑剔,有一些缺陷,大家觉得这姑娘挺让人心疼,这种感觉我蛮舒服,我现在就是中档配置,没有必要和自己较劲。当然有些配置是外在的,但是有的是内在的,内在的缺憾比外在的更可怕,我很坦然,不会抱怨。
想见雍正,欣赏有健全人格的君子
Q:你的阅读启蒙什么时候?
A:我5岁开始读唐诗宋词,原因倒不是为了培养诗书传家的技艺,只是为了训练记忆力,我父母很传统,7岁,我爸给我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四大名著连环画,之后不满足了就看文字版,十几岁,大家防着孩子早恋的时候,我把《金瓶梅》都看了好几遍了,那时候不觉得好看,还觉得好脏。还有杨家将,把电视和书结合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合理中隐藏合理,然后走到现在。因为腿不好,从小看书就比较多,我们家门口有个新华书店,我经常在那里看一天的书。我外公又是从小读私塾的人,也会给我讲很多传统章回小说中的故事,这样也就记忆深刻,写书也信马由缰,这种大杂烩的方式比同龄人要驳杂很多。《红楼梦》也是我读得最多的书,小时候读古典多一些,长大更偏向历史和人文,这种阅读下,相信我的文章也是有锋芒的。
Q:你心中的文字英雄是谁?
A: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这样的人,是大师,有健全的人格,是有涵养的君子。
Q:如果拥有时光机,可以见到任何人,最希望他是谁,和他聊什么?
A:想见雍正,想成为他的大臣,帮他干活,他是工作狂,让我觉得有意思,很冷萌,很闷骚。我看过专写他奏折的书,那种“朕就是这样的汉子,你不负朕,朕不负你”的感觉真是笑死人,直肠子,这跟他留下来阴狠心机的形象有些反差,可能两种都是他,我喜欢这样。他还让宫廷画师给他画了很多画像,很好玩,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当然还有一个是语言的问题,到清朝还能听得懂,回到唐朝,他们的话我听不懂啊,再说我瘦得像干柴,回唐朝也没有意思。
自己的书
《安得盛世真风流》
唐朝,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黄金年代。文星璀璨,杰作频出,令人目不暇接。唐诗之辉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人生若只如初见》到《聊将锦瑟记流年》,从《诗经》到纳兰容若、黄仲则。历经十年酝酿沉淀,安意如回归初心,潜心写作那个她最爱的大唐和那些她最爱的诗歌篇章。
书中安意如用她那一贯细腻优美的文笔,顺沿《全唐诗》流脉,从品赏李世民、杨广、魏徵等人的诗歌作品开篇,一直写到王维、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杜甫为止,共计27篇,30余万字。其中重点赏析的诗歌近百首,不乏《静夜思》《春晓》《春江花月夜》《黄鹤楼》《蜀道难》这般传世经典,更有这些天才诗人尚不为人熟知的绝美杰作;无一不是细致入微、娓娓道来,为读者展开至美唐诗画卷。
安意如爱读
《大唐李白3:将进酒》
“李杜诗歌万口传,李白的婚事却少有人知,他曾有一段无法拒弃的婚姻,然而诗、酒才是他的爱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枕草子》
“去京都旅行,阅读日本经典文学的记忆在脑中若隐若现,日本的物哀并不在大街小巷,而是溶入了整个社会,溶入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看》
“约翰・博格‘你眼前的原野,就如同你自己生活中的视野一般大小’这句话迅速打动了我”
《与神对话》
“我爱这本书胜过译者李继宏翻译的其他几本书《追风筝的人》《小王子》《老人与海》。”
第十四小学 刘彩军
垂柳一直很受文人墨客青睐,特别是四月垂杨,像披着长发的翩翩少女,婀娜多姿,美丽动人。其实,中国历来有才子佳人之说,也不怪文人墨客喜欢。
杨柳,一般指垂柳,因枝叶翠绿,树影婆娑,很得诗人的青睐,并由此幻化出无限的意境。不过,“杨柳”并不是杨、柳的并称,而是“柳”姓杨。关于杨柳的由来,这里面真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
冯梦龙的《古今潭概》中就有记载:相传隋炀帝杨广开凿运河竣工后,在民间征选十五六岁的少女五百人,泛舟河上,让少女和羊一起用彩绳牵船。正值盛夏,炀帝的幸臣虞世基献策,在汴梁河段的两岸堤上栽柳树,一来护堤,二来歇凉,三则牵船的羊有树叶吃。炀帝很高兴,给民间下诏书,每棵树可卖一匹细绸子。百姓们争着献柳,炀帝带头,亲栽一棵,群臣随之,百姓响应,很快栽定。栽定后,炀帝亲笔赐垂柳姓“杨”。呵呵,可能这就是“杨柳”的来历吧?隋炀帝乘龙舟观景,有“羊”和“柳”相伴,自然乐此不疲,怪不得人间还有“寻花问柳”一词,我想大概也源自隋唐吧!
柳,既然有了姓,而这个姓,声韵又好听,所以,把“柳”叫做“杨柳”也就不奇怪了。有时还直接把“柳”叫做“杨”,把“垂柳”叫做“垂杨”,这也就无可厚非了。既然柳树不仅有曼妙的身段,而且还掺杂着风流皇帝的故事,招人喜欢,也更无可厚非了。有诗为证,“天南与天北,此处影婆娑。翠色折不尽,离情生更多。雨余笼灞岸,烟暝夹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继得么。”以此观之,柳树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柳树很容易存活,在南方几乎到处都是,特别是有水的地方,一旦没有柳条相依,就感觉却少了什么。北方也不少见,就算没有,随手截取一截柳枝,找到有充足水分,有阳光和泥土的地方,一插,便活了!而且会越活越矫健美丽。
我们克拉玛依的公园,小区里,垂柳也很常见。而春天的垂柳,应该是最美丽的。
春日垂杨,像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温柔而娇美,轻松而写意。春天的杨柳,像极了抹了淡妆的女孩,就着春风,微微长上几粒碧玉般的嫩叶,超凡脱俗,又不锋芒毕露,实在是让人心旷神怡,惬意之极。“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四明狂客的诗,足以让我们享受到这种美。
柳树有美人的姿态,更有女人的脾性。春末夏至,垂柳已是翠滴了,仿佛一个花枝招展的少女,逐渐成为身段丰腴,情窦已开,多愁善感的大家闺秀。夏日垂杨,“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此时的柳树似乎不如春天的潇洒,反是充满了多愁善感,也给诗人们平添了无尽的愁与怨。或许是柳叶的增多,蛛网相结,让柳树纤细的身段平添了枝节。也或许是美人的姿态、才情招来无尽的追求之后,换来了难以抉择的痛苦。更或许是经历了一场春雨与柳絮的邂逅,从而陷入深深地颦蹙,也难说。总之,夏日的垂杨,多了两盏愁绪,少了三分清纯。
柳三变姓柳,也喜欢借柳抒发自己的风流才情。《雨霖铃》中确有好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出了与恋人惜别时,相看泪眼,无语凝噎,缠绵悱恻,凄婉动人场景。熟悉的杨柳岸边,垂柳依旧轻扬,却即将物是人非。昨夕的柔情似水,只剩晓风残月,换来满怀轻叹。是啊,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怕也只能与这晚风中的垂柳倾诉。品读时,我担心这是夏日的柳,要不然怎会引来诗人如此苦痛。
情有多长,柳枝来量。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这主要把“柳”视为友情或思乡的象征。“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折柳一枝送与君,长路从此孤漫漫。“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的思乡之切,也在这柳词中响起。这些耳熟能详的优美句子,常常让我们我们听到离别思乡之痛。看来美女终究是非多,就算柳树喊冤,也无人能解了。
其实,不管柳树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还是增添了愁绪,都是次要的。因为,柳树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她婀娜的身段,也不在于她清逸的情怀,而在于她的动作——垂柳,低垂是她最永恒的动作,也是他最可贵的举止。
读了《白杨礼赞》,对高原的士兵,我们赞叹不已。“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叶也是片片向上,绝不旁逸斜出……”“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大雪压青松,青松挺挺直。”人们对轻松也是赞赏有加。“要引凤凰来,先载梧桐树”……梅树,李树,枣树等等,这些树都有可贵的精神值得人类去学习。我就想,难道柳树就只是一个柔弱小女子,难道柳树就只是一个哭哭啼啼的怨妇?
不是的,柳树才是真正的伟丈夫——能屈能伸,从不忘本。
但凡我们赞美的树,它们一贯的动作大多都是向上。因为向上好啊,积极进取,攀登高峰,实现目标,大展宏图。只要向上,古木可以长到参天,红杏也可以长到出墙。
但是在公园里,有些树,茎还在使劲的往上爬,但却忘了下面的根本——根早已露出来,裸露在炎炎的阳光下。这些树都是靠最底层的泥土养活的,它靠最下面的根,吸收养料,不断向上,终于攀到高处,最终却对下面不予理睬,这是怎样的一种向上呢?自己翅膀硬了,只管风光的在高高在上,享福作乐,却忘了回顾一眼处于泥土中的根本。上面依旧风光,下面的根却残破可怜,不堪重负。有许多树,花开得貌似欣欣向荣,在阳光中翩翩起舞,但它的根却即将腐烂,真是可怜,可悲,可恶。
这些都不是伟丈夫,至少算不得树中的真汉子!
那是不是说杨柳就不向上长了呢?不是的,只要有泥土,有一点点水分和阳光滋养,杨柳就毫不挑三拣四的成长起来,而且长得很快,也很高。为什么要长得很快?长的快了,下垂的越快啊。像懂事的小孩子一样,心里着急父母操劳过度,要赶快长大,弯下腰来搀扶父母,孝敬父母啊。像一心为民的官员,虽然身居高位,眼光却始终向着底层,他要为民请命啊!杨柳是懂事的,越长的高,越垂的低,永远那么谦虚,那么执着。所有的柳条都是商量好的,没有那一条自私的往上长,条条反哺着地上的根本。杨柳不论多高多大,都平易近人。有时像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韬光养晦,滋养一方;有时又像一群小孩子,围绕着母亲做游戏。时而依偎,时而躲闪;时而低声呢喃,时而互诉衷情,让人见了也觉得舒畅。
难道杨柳还不够伟岸吗?正是有了这种下垂的动作,杨柳的根才永远扎的那么深;正是有了杨柳这种下垂的动作,下面的根本也不愿意看着在上面的枝条枯萎啊,它要不断汲取养料,让柳树长得更高、更繁盛。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对于那些一味求高,却忘了自己所倚仗的的根,只顾不择手段拼命向上的树木,也确实算不上高明。
人也是这样的。
草场和茫茫林海,一度在渭河流域肆意蔓延,因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渭河流域是羌、藏、氐等游牧部族的乐园。到了春秋时期,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慢慢受到当地土著农耕生活的耳目濡染,于是他们也跳下马背,放弃帐篷,开始就地取材,在林间草地建起了“板屋”(一种以原木围墙,以木板覆顶的木房子),以定居替代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渭河流域取之不尽的森林资源,为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莽莽秦岭延缓了南方太平洋暖湿气流北上的步伐,也阻挡了北方寒流长驱直入横扫中国南部。当年,这里不仅是中国的粮仓,也是中国内陆林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渭河上游西秦岭的高山峡谷,是云杉、油松、水柏子、红桦和白桦等建筑用材的生长天堂。如果从武山再向东,进入天水境内的小陇山林区,红豆杉、青冈、桧柏、银杏也长得高大魁梧,树干参天……
那么,这个拥有庞大森林资源的牧歌天堂是如何消失的呢? 撑起大宋开封府的屋梁 渭河沿岸的森林是如何消失的
北宋刚刚建立时,一排排巨大树木被砍伐之后,顺着山林间一道道“溜槽”被滑到山脚,人运车拉,搬运到渭河岸边。然后,这些来自渭河上游的西秦岭北坡,甘肃境内武山、甘谷一带的千年松柏,将从这里启程,乘着波涛汹涌的渭河巨浪一路东进,途经关中,从陕西潼关附近进入滚滚东去的黄河,直抵正在建设中的北宋都城――开封。
这是一千多年前发生在渭河上游的一幕。这些木材,后来成为了庞大的开封府的屋梁。
当时,北宋统治者所居住的那座容纳150万人口、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东方大都市开封城的周围,已无建筑木材可用。为了拓建标榜北宋王朝强盛的开封城,北宋皇帝将目光投向了远在数千里之外,渭河上游的茫茫林海。
朝廷在渭河上游第一次采伐木料,是在公元961年,即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这一年,尚书左丞相出身的高仿出任秦州(今天水)知州。这位从汴京城里下来的京官在巡察时发现,天水境内渭河沿岸有成片绵延不断的原始森林,而百废待兴的开封城正在大兴土木,兴建后来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街坊相连、楼舍弥望的大都市,全城都急需大量优质木材。这位精明的知州深知,将渭河上游采伐的木料运到汴京,不仅可以解决急需木料的问题,还有丰厚利润可赚。于是高仿立即招募300名士兵,建立采务造――也就是现在的伐木场,开始开辟从天水溯渭河向西,直达武山的伐木通道。
史料记载,当时天水境内的渭河上游是宋、金和吐蕃人交战的前沿阵地。驻守在秦州的宋军,一方面要防备金兵和吐蕃军队进犯,同时还肩负采伐木材、看护从渭河漂向开封城木料的任务。接下来的四五十年间,他们在甘谷、武山一带源源不断地砍伐木材,生长在渭河南北山岭上的千年古树被一棵一棵伐倒,然后运送到武山、甘谷和天水一线的渭河码头,再由专人将一根一根的巨型原木编成木筏,推入渭河,任凭滚滚渭河水将成排成排的木料漂向关中,进入黄河,漂向开封;随后,等候在开封黄河岸边的官兵便将这些来自千里之外的木材捞起来,直接运往建筑工地。一座座皇宫大殿、寺庙堂馆,就用这些来自渭河上游的木料建立了起来。
为了建设开封城,整个北宋时期究竟从渭河上游砍伐了多少木材,没有人统计过。但从甘谷、武山等地县志上可以看到,从北宋初年开始,保障渭河上游伐木活动及通过渭河将木材安全运往京师的地方级朝廷管理机构,几十年间不仅一直没有撤销,而且还不断得到加强。
最初的采伐,是在便于运输的渭河岸边附近的山岭。到了后期,渭河水运便利的地方的可用之材被砍伐殆尽,专为朝廷组建的砍伐运输队伍,不得不向渭河两岸更南或更北的林区推进。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宋徽宗下诏重修开封城被大火焚毁的宣德楼和集英殿,伐木令到来的时候,地方官员只好派人到远离县城与渭河渡口的南部山区寻找木材。走遍附近山岭之间残存的森林后,他们终于在武山县南部秦岭深处的滩歌一带,找到了符合朝廷要求的用材林――南河源头附近的青竹坪。
“从农历九月初二到十二月廿一,二千三百七十余根长五丈至十丈的原木采伐告罄。”伐木工用同样的方法,将这些巨型原木投入渭河,漂流到都城开封。这次宋代在渭河上游大规模采伐木料的情况,当时被人在木材采伐地以摩崖石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前些年才被发现。 的河床 中国的“旱腰带”
能看见的历史写在书本上,看不见的历史伤痕,却深深刻印在渭河旁一座接一座贫瘠的山岭上。宋代伐木潮之后的连年兵燹,以及开始于明代的大移民,让渭河流域再也无法回到山青水秀、牛羊成群的过去了,成片的原始森林不复存在,零零星星的偏远林区的涵养水源从日渐稀疏的山林里流出,还没有机会进入渭河,就已耗尽了它奔涌和流淌的生命。
森林消失了,水源少了,渭河水也由大变小,“天府之国”一变而成为闻名天下的苦焦之地,被称为中国的“旱腰带”。
从卫星遥感图上俯视,可以发现现在的渭河从源头一经流出,就进入了中国西部一块、苍黄得让人瞠目的地区――甘肃定西。纵横在渭河北岸的黄土丘陵与众多沟壑,现在焦渴得一片喑哑:天不降水,沟壑里也没有水可以供给渭河。巨大的蒸发量,使这些水源曾经丰富的沟壑生出了一层层白花花的盐碱,风吹过光秃的山梁,天地之间就有滚滚黄尘腾起……
行走在渭河河谷,在早已退避到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之外的渭河故道的山崖上,还有被渭河水浸泡过的斑斑痕迹。遗憾的是,俯下身来,当双手触摸到的河床里,人们很容易意识到:秦汉帝国、隋炀帝和李唐王朝时代的辉煌渭河,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当渭河从陇西城流出,到了北岸出产中国最有名的洋芋、南岸盛产质地良好的当归、茯苓等药材的文峰镇后,宽阔的河道已经大面积在暗蓝色的天空下,已经没有多少水可以流淌了――如果一定要从河道中央寻找到一些水流,所看到的也是从生产有色金属铝的城镇里流出的那种泛着白沫、散发着令人作呕恶臭味的工业废水,那种形态,已经与养育了渭河两岸千秋生命的辉煌渭水毫无关联。 故乡远去 记忆中的渡船与摆渡人
当我说起上世纪60年代时,从天水到潼关的渭河两岸能看见很多船运码头,许多临河城镇靠往来于渭河两岸的渡船运载行人和货物――立即遭到很多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反驳,认为我是在痴人说梦。
我没有说谎。当年的渭河流域,桥梁少而码头多。我有个姑姑,家在天水一个叫潘集寨的村子,她家门口就是渭河,河对面是一个叫社棠的小镇。要到近在咫尺的河对岸赶集、走亲戚,如果从门口坐上渡船,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对岸。
我的姑父曾是这个渭河渡口最后一位摆渡人。公交车便利了,年轻人宁肯多花钱和时间乘公交车绕路去社棠镇走亲戚,也不愿坐在愈来愈浅的水面上艰难行驶的渡船,只有骑自行车、骑摩托车或拉架子车贩卖山货的人,为了省时省钱才选择渡船。
水仍然不断在减少,姑父不得不将小船换为平板驳船,并在河两岸牵起牵引钢索,和合伙的另一位艄公边摆边拉,驶向对岸。而到了枯水季,驳船便被迫泊在沙滩上晒太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姑父终于还是选择上岸务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