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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哲学;环境伦理学;自然价值;过程哲学;生态纪
中国的生态哲学从环境伦理学研究开始。环境伦理学概念首次出现在1980年《现代生态学中的方法论问题》译文中。2 译者余谋昌作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首创者之一,于1991年6月出版《生态哲学》一书,提出了生态哲学的理念,填补了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空白。生态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转向,让人类重新思考如何看待自然、如何行动。中国的生态哲学历经几十年的发展正在走向成熟。它从生态伦理学的发展阶段展开,历经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在人类思维的历史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直至今天生态哲学正在走向全面发展。
一、生态伦理发展阶段
西方发起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结束后,一些学者很快从“”中走出来,此时,中国的生态哲学研究也开始从环境伦理学涉及。在研究过程中它把握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理论及思想,阐释了生态伦理内涵,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产生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中国环境伦理学重要的认识内容。
中国的生态哲学与自然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渊源,或者说中国的生态哲学就是从自然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就是它的根。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于光远于1958年《人在变革自然界中的能动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3期),这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辩证法通讯》还在1964年第1期发表了惠伯纳・魏汉藩的文章《什么是自然哲学?人们为什么要研究它?》,1981年第3期发表了唐以剑的论文《人类生态学――环境科学研究的核心》。于光远在1991年7月发表的《自然》(《自然辩证法研究》)一文对自然做了深入的研究。这既是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的研究,也属于哲学上的自然观的研究,更是生态哲学的基础,是关于自然的哲学。今天几乎绝大多数研究生态哲学的学者都出身于自然辩证法。生态哲学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多的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即原来的《科学技术辩证法》)这三大杂志。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属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生态哲学贯穿始终的基本问题,中国的生态哲学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1980年,余谋昌把环境伦理概念介绍到国内, 1986年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认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生产水平很低,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弱,对自然只是一味的崇拜。第一次技术革命以后,机器技术体系装备的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类凭借着这种力量控制一个又一个自然力,在征服自然的凯歌中开辟人类的新天地。1人类产生了自己是主人的思想,形成了控制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1988年2月其发表的《生态学中的主体与客体》一文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生态哲学中的主客体来研究,这是当代重要的全球性问题。2一方面人作用于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作用与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辩证的关系。此时的学者们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中,这是评判问题的依据所在。正如余谋昌在《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一文中所说,生态哲学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它区别于人与自然二元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哲学,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3
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进入伦理学研究领域,生态哲学就从环境伦理学发展起来。源于20世纪末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使得环境伦理学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潮流,这影响着中国的生态哲学,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习和跟踪。中国生态哲学开始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伦理道德的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生态伦理学问题。1991年叶平发表了《人与自然:西方生态伦理研究评述》一文,文中提到西方的生态伦理学创立经过了孕育、创立和发展三个阶段。41992年余谋昌撰文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他认为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知识领域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人―自然”共同体。5
在中国的生态哲学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在环境伦理上的激烈争论。孙道进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理性崇拜本身恰恰是非理性的1,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经济目的,人类掠夺自然从而产生环境问题,这促使环境伦理学重新思考自然的价值、自然权利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真正本质。杨克俭在《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角色转换》一文中指出,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命安全的全球性问题,要想消除危机,必须改变把人看成是自然之主人的观念,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人与自然共同体的和谐共存、共同发展。2随后余谋昌于1994年发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一文,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提出人类应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这是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迫切需求。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贬低自然,虽然获得了局部上的成功,但是危害了自然整体,也危及人类的根本利益,使得我们陷入困境。3因此,人类所面临的抉择是从旧意识向新意识过渡的过程。人不应该是世界的统治者,而应该是看护者。
对于这样的批判和反驳,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理论内涵并为其寻求辩解。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发表后的第二年,《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天人和谐之道――兼评“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走进人类中心主义 ――兼向余谋昌先生请教》两篇文章。文中提出人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相统一,自然的利益体现为人的利益时才有意义。要解决目前的环境危机问题,人类必须尽快超越目前的发展阶段,使人类文明持续不断地提高。4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相反,潘玉君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非但不应该走出,而且应当走进和重建。困扰人类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使人类体现或实现了价值。51996年张理海《人类中心主义:一种哲学观念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并明确提出,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应该能够缓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可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除了走进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别无选择。6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价值观的不同所导致的争论,使得自然价值问题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自然价值不仅关系到人如何看自然,更涉及自然的权利,与人的行动相关。自然价值、自然权利是生态哲学在环境伦理上不或可缺的内容。
首先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自然是否存在内在价值。环境伦理揭示,自然不仅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自然对人有价值,更能满足每一生命个体的需要,这是自然的生态价值。1995年叶平的《人与自然:生态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首次将自然的价值问题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认为自然界的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有工具价值以外还包含着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人类应该针对自然事物本身去评价其价值,而不仅仅是从它的用途、功用来评价,自然事物有不依赖于人类评价和存在的价值。11996年佘正荣发表了论文《自然的自身价值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承载》,他认为自然不仅有内在价值还具有创造性和维持性,不断建造和优化自己生存及发展的条件,并维持着稳定的生态系统。2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是其本身具有的,内在于自然之中,是自然千百万年发生、发展、进化的产物,人类的价值也只是自然所产生的千百万种价值之一,服从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自然是内在价值、工具价值、系统价值的统一。3
其次,自然的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人的评价而存在的,在亿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自然界就已经存在其自身的价值。《自然的价值与自然的本质》一文提出,将自然的价值成立条件归于人的评价是有偏见的。在千百万年的自然史中都有价值的产生,这并非什么人类心智中的、主观的过程。4但是《论自然的价值及其主体》一文却认为,所谓“价值”,实质上是指自然事物能满足人类的所需,即对人是有用的。这里的自然价值是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5这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明确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自然主义对于自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解释是矛盾的。而《自然价值的伦理精神》一文认为,自然不仅具有外在价值还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不必以人类作参考,是自然所固有的。自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都共处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体现了它们的统一性。6自然拥有内在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没有评价者就没有价值的问题也迎刃而解。就如同一幅美丽画卷,即使没有欣赏他的人,也不影响它的客观存在。就是说,没有评价者当然也能有价值。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并不否认人的内在价值,在生态系统共同体内,人与自然既有相互依存的工具价值,又具有各自独立的内在价值。7
然后,就是对于自然权利的研究,研究者在肯定自然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权利。1999年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其核心观点认为自然是有权利的,并且作为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有必要尊重自然的权利,并且对它赋予道德关怀。大自然也必须拥有其自身的天赋权利。12001年《自然权利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发表,文章阐明自然的权利是将权利扩展到人以外的存在物,不仅包括动物、所有的有生命体还包括无生命的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人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赋予人权利,同理,自然庞大内在价值也赋予自然相应的权利。2郑慧子在1999年发表的《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一文中认为,人首先是存在于地球表面系统内的,人是生活在由自然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两者构成的区域当中,人类应该承担起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共同体的秩序与和谐。3因此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从自然观入手的自然哲学研究以及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000年之前,中国的生态哲学主要从人工自然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自然观,2000年之后转向从技术异化的批判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生态哲学研究始终,人通过技术与自然建立联系,技术的不断发展引起学者对人工自然的哲学研究。1993年发表的《由自然哲学到人工自然哲学》认为,自然哲学的研究需要从自然扩展到人,人的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及其过程、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人的活动及其产品对人类的反作用等等都应该扩展为研究内容,也就是说人工自然必须走入研究视野,自然哲学要走向人工自然。4林德宏在1993年《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提出系统地开展人工自然观的研究是自然观研究的新阶段。人工自然是人类行动产生的,人的行动沟通人类和社会并以人工自然呈现。对于人工自然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自然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生产模式的转轨。51999年陈洪良《人工自然观与现代社会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在自然之中发展,自然的发展是其前提,人工自然观首先必须体现生态文明,这是人类的精神对自然的生态把握,把人类意识融入宏大的自然生态系统中。6
从自然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从生态自然观研究开始的。生态自然观更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肖玲在1997年发表的《从人工自然观到生态自然观》一文中指出,自然观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考量,也是人类自身成熟状态的重要标志。自然发展过程与自然观演变进程(天然自然观――人工自然观――生态自然观)相吻合,生态自然观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7自然观就是如何看待自然。《现代自然观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自然界本身无所谓善恶,人不能等待自然“善待”自己,也不应该自认为是大自然的统治者。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利用自然。人类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利用、控制、改造自然。不应该因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对发展科学技术没有信心,也不应该弱化甚至放弃科学技术,只靠伦理信念规范人的行为,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依靠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也需要科学技术。1
科学技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针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问题,分析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影响,是从技术哲学维度入手研究生态哲学中的自然观问题。2001年发表的论文《自然中的技术异化》是从批判的角度分析技术对自然产生的危害。这篇论文是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研究的继续。自然中的技术异化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相互抽离,可是,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其整体平衡受到干扰,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自然进程。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地削弱自己和人类的存在基础。技术越发展越显现出技术异化现象。2《从哲学视角审视人工自然》一文指出,技术的进步促进人工自然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积极意义。然而,人工自然作为人劳动的产物,从天然自然中分离出来,在与天然自然的对立中成为导致异化的因素。3
对技术异化的克服就是要把技术放置于生态之中,并以生态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技术就可以是天使。论文《生态技术――技术可以是天使》(2005年)认为,生态纪的技术就意味着那些增强“生命之家”的创新。技术是天使,使人类的故事演绎出辉煌。技术也带来危机,它产生了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物种灭绝,以至于我们现在的新生代正在走向终结。然而,终结也是新生的契机,新生代的终结意味着生态纪元的开始。4也就是说先进技术必须与生态的技术相一致,这也是技术的天使本性决定的,技术可以是天使。
把技术放到生态之中克服技术异化,是建立在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的现实行动,随着生态哲学的发展,中国学者把世界观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世界观决定价值观,决定我们的行为。郁乐和孙道进在《试论自然观与自然的价值问题》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回答自然价值问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观。关于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道德争论的背后隐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同自然观。无论是何种对自然权利的理解都取决于他们偏向于何种自然观。要么将人融化于自然,要么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批判人的所作所为。5薛勇民和路强在《自然价值论与生态整体主义》一文中提出了只有将自然价值论放置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中,自然价值论的确立才能成立,才能以丰富多彩的自然价值批判只有人类才有价值的错误观念,自然价值论本身蕴于生态整体思想之中。1可见,中国学者们不再纠结于人与自然的抽象对立,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更全面更广泛的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去理解自然的价值问题。
三、人类历史思维进程中的生态思想研究
2010年以后,中国学者开始研究西方哲学历史中的生态哲学思想,再加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思想所做的挖掘,中国的生态哲学在哲学的历史思维中研究生态思想的历程,从思维的层面丰富了生态哲学的研究。在人类的思维历史中,生态思想的发展是持续的,期间有过反复、曲折。生态哲学有价值观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本体论维度的研究,也就是生态自然观;在哲学思维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就是思维层面的生态哲学研究,这相当于认识论维度的生态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自然辩证法通讯》在1989年第4期发表了李志超的《抱朴子的自然观》一文,1993年第6期发表了周昌忠的论文《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环境哲学意义》,1997年第4期发表了胡化凯的论文《感应论──中国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这些研究都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1998年第5期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了徐刚的《莱布尼茨与朱熹自然哲学》,把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做了比较研究。
生态思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曲折的道路。2010年发表的论文《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古希腊到科学革命》,这是生态哲学研究深入人类思维领域,在哲学的历史进程中研究生态思想。论文聚焦于每一时代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为哲学的外在转向。文章指出,哲学史是人类思维的代表,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了人和自然的生态性思想,但是对思维的抽象强调切断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将哲学引向了中世纪的宗教。哲学背离自然、背离人,以神的唯一创造性代替自然的内在创造力,以上帝扼杀人性,割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科学革命之后,伴随着牛顿力学而强大起来的科学,以机械自然观解构了自然生态,终结了生态思想。文艺复兴对人的理性与思维的张扬片面强调意识、思维、理性,彻底终结了哲学中生态思想发展之路。2
被机械自然观终结的生态思想如何回归人类思维历程,中国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011年《哲学历程中的生态思想轨迹――从笛卡儿到怀特海》一文就是对生态思想重回人类思维的历史过程的探索。文章指出,笛卡儿提出的心物两分的二元论把生态性只给了人,人类思维从此空前提升,忽视了自然和世界;休谟和洛克对二元论的质疑和反思,使生态思想得以呈现,但又因社会与文化局限性而不能彰显;到了康德的心灵体验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也看不到对自然的生态阐述,自然只有精神上的客观存在,生态性的思想只属于那个客观的精神,一个完全没有物质基础的存在。 12012年罗久发表了论文《自然中的精神――谢林早期思想中的‘自然’观念探析》,他指出,为了克服康德留下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谢林发展了一种有机自然的理论,认为自然并不是完全受制于因果规律的客观对象,其本质上并不是完全外在于自我意识的纯粹客观对象的总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
哲学所关注的主题体现为哲学的外在展现,哲学的发展还有其内在的逻辑,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入手研究生态哲学是纯粹的思维向度的研究。2012年发表的《从达尔文到怀特海的本体论逻辑进程》一文,详尽阐释了生态思想如何从达尔文开始一直到怀特海,更彻底的生态哲学思想如何从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创造进化论、突创进化论,最终到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这一发生、发展并形成的过程。32012年发表的论文《关系性―过程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则阐述了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从哲学的内在逻辑发展中揭示生态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过程原则。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这是从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更是生态哲学得以完善的标志。4
四、生态共同体:生态哲学对走向生态纪元的追求
从中国学者对生态哲学在不同时代不同看法可以体会出生态哲学本身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进展》一文,从论文的题目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态哲学就被看作是环境伦理学。作者李寿德肯定了中国学者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所做出的成就。而佘正荣2006年认为,在生态伦理学这门重大新兴学科的开创过程中,存在着多元竞争的理论是非常合理的5,这肯定了生态哲学发展的多元性。2007年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他指出,环境哲学的目的是要探讨伴随环境危机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它们主要涉及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各类问题。环境哲学必定需要研究环境伦理问题。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人们该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6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生态哲学面对的问题就是哲学本身面对的问题,哲学的主题要转向关注“如何做”。2012年刘福森发表的论文《生态哲学研究必须超越的几个基本哲学观念》指出,任何哲学都只属于自己时代的“特殊哲学”,生态哲学就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与逻辑所构思起来的新时代的哲学。12015年发表了论文《生态哲学之解读》,作者直接阐明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是今天的时代哲学。如何行动成为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态哲学就是哲学转向行动,是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就是哲学本身的发展,那么生态哲学的构成就要有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以及生态伦理学。2
由于全球生态危机的现实,生态哲学揭示其深层根源并批判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所研究的内容。2008年发表的论文《生态学批评中的理想人格――“生态人”之分析》指出,生态学的批评使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破产,以具有关系性思维和博爱情怀的“生态人”批判独断的理性人。3卢风在《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对现代性的挑战》一文中,以生态哲学的关系及整体理论分析批判了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他的研究解构了现代性的物理主义,消解了主客体的绝对二分,挑战独断的理性主义。他提出,唯当彻底摈弃了独断理性主义的完全可知论和知识统一论时,我们才会敬畏自然、保护地球。4解决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要求的不只是改革个人和社会的行为,更要挑战现代性哲学所存在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如何做,研究公平、正义伦理,研究生态文化,研究关爱生命、保护环境,研究生态智慧。
针对全球生态危机,寻求后现代的思想去解决,运用具有更彻底生态性的过程哲学去分析也是中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发表的《过程哲学与生态危机》一文明确指出,过程哲学被誉为当代新思想的来源,并用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全球危机。过程哲学的空间不受限制,它涉及现实中的所有层次。不同层次的相互依赖,不同个体的相互依赖,特别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5《过程析学与时代的急难》一文中作者指出,过程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使人们意识到“我们在世界中,世界在我们中”6。这是过程哲学有关现实的研究。过程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过程。7过程哲学由于对相互联系的推崇,怀特海称其为“有机体哲学”,以表明他对世界组成的理解。它是生态的,以生态学为基础。《生态学:过程哲学的科学基础》一文这样阐述:生态学揭示了每一个体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流动,支持了过程哲学所倡导的创造性、个体以生物多样性、生态位创造构成了生态系统的有序结构,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由此支持了过程哲学的多元价值观。1这是关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研究。
关键词 道德难题 人道主义 功利主义 义务论
Medical Moral Perplexity: the Conflict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Abstract: The disputing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deontology is basic conflict in ethnics’ theory, with the same so as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Medical humanism is always the basic spirit of medical ethnics, confronting the utilitarianism and axiology, how to resolve the controversy has different attitudes. Among them, the general viewpoint is to meditate the conflict; someone even attempts to use urelative ethnics, eclectic ethnic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 at all. This attempt is actually in vain. The utilitarianism led into the modern medical ethnics or bioethics cannot displace the medical humanism in token of deontology. In modern persified medical moral theories, how to pursuit “reasonable balance” based on medical humanism is the fundamental outlet of the contemporary bioethics.
Key Word: moral dilemma; humanism; utilitarianism; deontology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 B、生命神圣论 C、生命质量论 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
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据此当生命呈现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
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
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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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家忠,导论 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孙慕义,马家忠主编 新医学伦理学概论 哈尔滨出版社,1997:158
4.何伦,施卫星,主编.现代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53
5.施卫星,何伦,黄刚主编.生物医学伦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6
1991年我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留学,同时担任该校“工程伦理学”课程的助教(T.A.)。这是一门面向全校工科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尽管它不是任何一个系的必修课,但是每个学期的学生人数高达400人。基本原因是,工科学生在毕业取得学位以后往往要参加“职业工程师”执照考试,而工程伦理学是该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该课程的考试由两部分组成,期中论文占40%,期末笔试占60%。作为助教,我的工作是批改期中论文和期末考卷。期中论文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它主要是要求学生用课堂上学到的工程伦理学理论原理和相关法律规则对一个真实案例做理论分析。
该校化学工程系的某学生在毕业后在一家小公司幸运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很快他发现这是一项对环境有严重破坏效果的工程。经过初步考虑,他发现自己主要有四个选择:①辞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自己做破坏环境、违背伦理的事情,但是,在当时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环境之下,再找一份工作绝非易事。在尊重个人利益的西方价值体系中,这种考虑是合乎情理的。②劝说公司老板増加环保措施,事实上在此之前己经有工程师提出过这种建议,结果是惨遭解雇。③告密,希望政府环保部门能够阻止这项工程的继续实施。政府可能对公司课以罚款,公司将倒闭,最终他还是会失去工作,最重要的是,告密违反了“对雇主忠诚”的原则。在欧美早期的各种工程师职业规范中,这一条曾经被列为“最高原则”。当代工程伦理体系尽管加上了“对职业的忠诚”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然而“对雇主忠诚”和“保密原则”仍然得到工程界和社会公众的普遍承认。④若无其事、继续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暂时保住工作,但是必须昧着良心干破坏环境的工作,而且一旦东窗事发,同样面临公司倒闭和个人失业的命运。更严重的是,这个年轻人还会失去经过几年努力而获得的“职业工程师”执照,而且短期之内无法重新申请。何去何从?这位年轻人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因为该案例没有标准的正确答案,所以学生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尽管如此,这种案例分析提高了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并为他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工程伦理选择提供了一次实战训练。现在看来,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制度性实施为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提供了一种除政府行为(比如对公司处罚)以外的另一种有效措施。这里面包含某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工程伦理学是一块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虽然工程伦理的概念在西方工业化初期的某些行规和条例中己经开始出现,然而主要是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主题,工程伦理的研究、教学和制度性实施在西方各国才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比如美国工程和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要求美国各大学的工程教育必须包括工程伦理的教育课程才能通过认证。1996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专业组织也都纷纷制定或更新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伦理规范是成为职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教育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并开设了工程伦理学课程。
2工程伦理学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在过去的几年里,构建和谐社会和追求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我国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可持续发展也将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策。因为随着经济的持续増长,不可再生的资源将越来越少,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将抵消经济増长所能带来的所有成就,工程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缺失将给社会带来广泛、有时可能是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像环境污染之类的现象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是经济増长的必然代价。这种观点是以历史决定论为思想基础的,即历史的发展必须遵循自身的某种严格的逻辑规律,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57)中从理论上系统地批驳了历史决定论6]。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危害以及纠正这些错误所将要付出的巨大代价之后我们不可能有所作为,我们必须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己经走过的弯路和陷阱。新一届中央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将国家发展战略从过去的追求单纯的经济増长调整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全面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第一主题。用西方的话来说,工程伦理学在当代中国是一■项“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correct)的事业。
作为研究工程伦理学的学者,我们是否己经准备好了呢?显然没有,事实上我们已经滞后于时代的步伐。政府目前比我们的动作更快。国家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于2006年6月己经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注册环保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环保工程师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并规定,申请全国勘察设计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的专业技术人员符合考核认定条件,经测试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根据同期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环保专业委员会秘书处编辑的《注册环保工程师执行资格考核认定测试手册》,参加考试的人员不分专业方向,但是,凡是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工程项目的主要工程师都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证书》。考核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①涵盖环保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规范,②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和物理污染防治等方面相关的专业知识。
关于考试内容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测试手册》完全缺乏伦理和道德的维度,也就是工程伦理学中的典型内容,比如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对雇主、职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忠诚,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各种利益冲突的处理,等等。从文化差异上来看,中国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的是仁义和道德政治,并非法治,这种政治文化在国民的心理特征中有根深蒂固的积淀。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具有明显的法治特征。中国目前的目标是构建法制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放弃道德和伦理的维度。实际上两种政治理念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说法治主要强调的是外在的社会约束,那么道德伦理主要强调的是内在的自我约束,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只能取其中的一样而必须放弃另一样,两者应该是互补的关系。在我国构建法制社会是否完成,何时能完成都存在疑问的情况下,特别是工程伦理在西方国家己经证明工作有效的情况下,完全放弃伦理道德维度和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显然是一个错误。所以我国工程伦理学界的首要任务是要争取将工程伦理的内容放进各种职业工程师资格考试中去。
第二,目前的考试和学习内容对工程师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没有太大的直接帮助。西方的工程伦理学教育己经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时期。开始采取的是“从上致下”的教学方法,即首先讨论的是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然后再将这些原理和原则应用于工程的实践案例,教学实践证明效果不理想。然后普遍采用的是“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即从案例教学出发,然后再引入基本概念和理论性的原理原则分析。教学实践证明,“从下致上”的教学方法能很快引起工科学生学习工程伦理学的兴趣。像本文开始介绍的那种案例分析显然对工程学生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伦理挑战和利益冲突是一次实战演练。
3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学术建构
目前看来工程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学术研究:由几个主要的理工院校牵头,系统研究欧美各国的工程伦理研究、教学和制度实施状况,翻译国外重要的工程伦理学教材。②课程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开始编写自己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培训工程伦理学教师队伍,在理工院校开设工程伦理学的选修课。逐步争取工程伦理学成为全国理工院校工程教育的必修课。③开展工程伦理学的中国化研究,收集本国的工程伦理案例,研究西方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中西伦理文化的区别,整合中国当代和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建立成熟的工程伦理学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④推动建立中国的“职业工程师”考核制度,并使工程伦理学成为相关考试的内容。
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有必要借鉴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邱仁宗先生的倡导下,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发展,己经初具规模。己经形成北京、上海和武汉三大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取得国际学界的认可,并于2006年8月在北京承办了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医学伦理学己经成为全国医学院的必修课程。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制度己经得到生物和医学界的认可,原来是生命伦理学的学者找生物和医学研究者做伦理审查,现在是他们主动找上门要求做伦理审查,因为在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杂志上必须有伦理审查委员会(RB)的审查报告。综观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案例研究,②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理论分析,特别是四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冲突和关系研究。③生命伦理学基本原则和价值体系的中国化研究。目前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己经进入第三阶段。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同为应用伦理学,尽管两者有所区别,还是应该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我国发展工程伦理学应该观察生命伦理学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他们的成功经验。比如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发展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三个阶段。工程伦理学界是否也可以建立工程伦理审查委员会,政府让工程伦理学专家对重大工程进行工程伦理审察,并使它成为一种制度?在科学全面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下,这可能成为一项有益而且长期可行的措施。当然西方目前己经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建立“职业工程师”执照制度。
工程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一方面,它们应该从理论伦理学获得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它们可能为理论伦理学的理论新发展提供经验动力。在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每次观察手段和实验仪器的改进(比如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都会带来大量新的科学事实,这种新的科学事实都无一例外地为科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对伦理学而言,情况可能类似。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大量新的伦理事实和种种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这种新的伦理事实和问题应该为伦理学的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经验基础和动力。应用伦理学可能使理论伦理学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经验的学科。
〔论文摘要〕教育伦理学属于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实践科学。教育伦理的价值功能在于使教育的本体价值得以最大效度地发挥,使人类对教育的需要得以更好的满足,使人的生命本质在教育中及其影响后得以真正提升。这体现了教育伦理学的终极价值关怀。其合理性依据是:合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善的理念。
一、教育伦理学发展背景及其界定
随着经济发展对社会伦理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理论界对教育中许多伦理道德问题的反思,学者们对教育伦理学发展中的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在我国,把教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或者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来进行系统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来,我国教育伦理学科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许多颇有力度的教育伦理学术之作相继间世。从对教师伦理学的研究到对教育伦理学范畴的探析,再到对教育的伦理本性和伦理特性的深人挖掘,使教育伦理学的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研究趋势逐步走向纵深和现实,在一些基本的理论间题上也形成了相对一致的共识。
总体上看,教育伦理学按其学科性质属应用伦理学领域的价值实践科学,是伦理学在教育领域得到研究和应用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教育中一切道德现象及其善恶矛盾它的研究范围,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多方位的教育状况,涵盖显形教育和隐形教育,涉及教育主体的思想和行为,总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关注点上至教育思想、观念,中至教育制度和规范,下至教育活动和评价。也就是说,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人和事,教育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在教育伦理学的视野内。有的学者认为,教育伦理学不仅要关注生活中的教育伦理现象,还应重视教育伦理学基本原理研究;不仅要重视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还应探索古今中外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根基和历史的逻辑联系。对教育伦理学研究的目的,较多人认为是认识教育的道德意蕴,阐明教育伦理的道德意义,构建教育伦理的规范和体系,探索教育道德性的生成、本质和发展规律,指导和规约教育道德实践。总之,教育伦理学的价值体系,可为迷茫的教育寻求伦理的路标和方向,使教育真正成为其本身。作为事实科学和价值科学的统一,教育伦理学肩负着说明事实、揭示规律和确立价值、指导行为的多重使命。
教育伦理应具有怎样的价值功能?寻求科学教育伦理的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这不仅关涉到教育伦理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意义,而且也是教育伦理学具有科学性、深刻性和现实性的内在需要,因此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教育伦理的价值追求
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伦理,也蕴含着善的理念和精神,它是教育运行在道义上和人性上处于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的条件和精神前提。在价值形式上,它体现为教育者及被教育者在教育劳动中“应该”如何的价值和规范。它对教育主客体与教育劳动有关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对教育劳动中社会关系的调节,进而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其现实性上,教育伦理指称的应是教育的合道德性,是伦理教育的现实表现,是教育的一种理想的道德生态:它意味着伦理教育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人文的;不仅是生活的,而且是处于一种生命运动的和谐之中的:教育伦理的价值功能,首先在于它使教育的本体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使人类对教育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这应是教育伦理学的终极价值关怀了教育伦理的价值取决于教育的价值取向。关于教育的价值,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归结为教育内在价值和教育外在价值。前者以个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主张教育价值集中体现在促使主体全面自由发展,尤其是个体在人格、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里的自我实现、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后者则以教育的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强调教育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适应和满足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具有从事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能力的各类劳动者。古希腊伦理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必须遵从自然的顺序”,按照人的本性去实现个人的价值,把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继承了教育要遵循自然的思想原则,主张把人的教育置于现代社会背景之中,特别是从现代人类文化成就的高度去加以培养:因此,发展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便成为教师所要追求的教育价值。
中国传统的教育伦理价值观,不仅导致了中国文化科学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滞后,而且成为直接制约中国科技创新和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现代科学的教育伦理价值观,主张教育确立合乎科学道德的价值取向,即人文主义倡导的教育目的首先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这对教育伦理实体中教育价值主体具有根本性意义
教育伦理学旨在确立一种正确的教育伦理价值观,引领教育实践,使教育活动成为一种价值创造活动,旨在通过人的发展来求得社会发展,又以社会发展来服务于人的发展,并以全体人的高度发展为最后归宿,使人的发展融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我们应懂得,“世界是人的世界,教育是人的教育,教育价值观离开了重视人这一本体价值,我们这个世界将是一个没有创造没有欢乐没有人的个性的沉寂空间。”
教育伦理的价值功能,就在于使人的生命本质在教育中及其影响后得以真正展开和提升.它是教育人性化的良好展现。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本质学说时曾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闭在看来,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结合体,体现在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体现为活动主体的自觉能动的创造特性,即人的主体性主体通过对客观物质世界以及对自身主观精神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以社会文明成果来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创造性发展体现在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进步之上,体现在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超越之中。人通过实践活动表明人进行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而教育是人类实践的重要方式。因此,教育应当成为人的主体性存在的重要实现形式。换言之,教育的存在是为了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发展人的人性,而不是为了抑制人的本质的展开和提升,扼杀人的自由生长的本性。诚如美国教育家杜威所指出的,“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这应是教育的伦理精神前提。
教育应当是道德的教育,因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向善的。“教育的人文基础是对人性之善的执著追求。”教育伦理使教育回归善的本质,回归于对人的本质的真正观照。“教育是否有利于调动卞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否有利于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是教育伦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在人学意义上,教育伦理就是要人们认识到教育是人的本质存在的基础和实践方式,以人的本质的理想实现为根本指归。
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不仅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还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人性,使人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最大程度的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因此,教育伦理性实践不是要培育一个完全符合社会静态模式的人,而是要创造一个完整的、合于社会动态运行的人,使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都得到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挖掘人的内在潜能,使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以最高显现。教育者在促进对象生命本质实现的同时,也应使自身的生命本质得以升华。这意味着教育的价值意义是双向互动的,教育的主客体都应在和谐的教育中走向人性的光辉。这应是教育伦理的本质体现。科学的教育伦理实现了教育的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教育伦理是社会历史进步的精神保障。因为伦理是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道德精神的母体。
三、教育伦理的合理性依据
教育伦理作为对教育行为的一种道德规定,能够引导、规范和调节教育中主客体的思想和行为,协调教育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可以指导和评价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这样,教育伦理就成为教育运行的理性杠杆。然而,教育伦理要履行其使命,发挥其功能,使教育获得一种理想的效果,其本身就必须是科学合理的。笔者认为,教育伦理的合理性应以如下几个方面为依据:
(一)合乎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
教育规律是教育运动过程中内部因素的本质关系以及教育与外部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的反映。而教育伦理则是基于教育实践之上充分把握教育规律所产生的科学思想、规则及其现实伦理秩序。教育伦理只有符合教育规律才能应用于教育过程,并发挥其价值功效。教育规律表现在教育与社会发展及其和人的发展的内在必然联系之中,而教育伦理合乎教育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既合乎人的发展规律,又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以民主平等为内核的教育民主化进程,其合理性在于它不仅是人的本性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从深层次上讲,这是教育规律运行的本质使然。因此,教育伦理是人的本质、社会本质和教育本质相互作用、矛盾运动的结果。
(二)合乎人的发展规律
教育伦理的目的是指向人的,它所蕴含的公理及道德精神使其能够成为教育的理性法则。但教育伦理自身只有符合人的发展规律,才能发挥其对教育这个伦理实体的应有功效。
内因是影响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必须首先唤起人的内在道德需要,才可使人的发展获得实现。因此,教育伦理的功能必须从规范、约束和限制人的外在行为转向激励主体内在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和自我升华。
人的发展是人身心和谐发展的统一。要全面促进人的生理、心智和德性的和谐发展,就需要一种和谐的教育。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没有和谐的教育,就没有和谐发展。”因此,教育伦理必须有助于和谐的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环境、教育目标的创建。
人的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教育伦理强调教师要确立教育公平观念,没有任何偏见和歧视地因材施教、长善救失,以使各个互有差异的学生的潜能都得以充分挖掘。这不仅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由于教育伦理要以符合人的发展规律为其合理性依据。
(三)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
教育伦理之所以离不开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因为教育的基本属性是教育的社会性。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按照社会的要求培养人,促进个体社会化,以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教育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社会特质的人,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社会,又为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创设了新的基础、尽管教育具有能动性,但教育的发展始终不能超越它所处的特定社会条件、:教育的社会性决定了教育伦理也必然要合乎社会的发展规律。只有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教育伦理才含有真理性成分,也才能正确导引人们的行为,为教育发展指明合乎正义和公理的方向和路径。
总之,教育伦理必须符合人、教育、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人的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发展也都必须以科学合理的教育伦理为基础,并在其中得到真正统一
(四)善的理念
教育伦理作为对教育善的价值规定的科学,是以善为其存在基础的,它本身就是善的一种实践形态。这意味着教育追求和培育人性的善,更以人性的善为基本前提。这种以善为存在基础和基本前提的教育伦理,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又为客观的教育现实服务。它主张:一切教育理念都应立足于使全体公民享受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一切教育法典都应在形式和实质上保障教育中的人的正当权益的实现,一切外在的关乎教育的行为表现在目的和方式上都应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且又合乎人类基本道义精神,一切关涉人们教育的行为者都应从道义上和良心上切实担负起道德责任。
例如,社会公共环境与育人要求的矛盾,追求经济效益与教育公正的矛盾,从事有偿教育与教育义务的矛盾,等等,都应是教育伦理所要厘定的教育道德问题。教育伦理旨在超越教育的功利性与道义性的对立,实现教育功利、教育道义和教育德性三者的统一。这样,教育伦理就应该由静态的范式通过动态的运作,如借助于社会舆论、个人信念、教师道德反思、传统习俗力量以及教育伦理制度等,逐步使教育善的理念不断地扎根于人们的意识中,根植于社会现实的生活之中,使教育善的理念通过人们的行为习得转化为现实的善。这应成为科学教育伦理的合理性之现实依据。
四、余论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论文摘要】道德与伦理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人文主义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提倡的今天,教学的道德性是教育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实现教育伦理重要途径,是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在教育伦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是人类一项杰出的道德事业。教育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蕴含着道德教育的过程,其体现的应该是科学性与道德性相统一。随着素质教育逐渐被提倡和贯彻推行,由于考试制度与素质教育改革要求不一致的矛盾,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困惑—“升学率”与“素质教育”的抉择问题。目前衡量一个教师乃至一个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的标准仍然是升学率的高低,使得一线的教育教学工作者以及整个学校工作的重心不是推进素质教育,更不是教学的科学性与道德性统一,而是一个教学科学性占绝大比重的灌输学习过程,教育伦理的体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非常有限的,教学的科学性与道德性在教学过程中比重是失衡的。因此,我们从事教育不仅仅是一个体现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体现人文与道德的过程,教学的道德性在教育伦理学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一、“道德”与“伦理”的涵义及其关系
1、道德的洒义
“什么是道德?“道”,原意是道路,后引申为原则、规范、规律、道德或学说等多方面的含义。“德”字原意为正道而行,指人“得道于心,又外施于人”,它既可用于表示人的品质,也可用于表示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和精神境界。道德是以善恶评价的方式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主要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
2、伦理的涵义
什么是伦理?“伦”指人与人之间一代一代相连接的关系和人事之理,表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理”本意为治理,后引申为经过治理使社会生活、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有条理、有次序。因此,理就是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之间相互关系所应当遵循的道理和准则。”
3、道德与伦理的关系
“道德”与“伦理”两个概念之间联系密切,都是指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应当符合的一定准则和次序,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道德更具体,更多地与行为相联系,更多的是指一些人们思想中潜意识的具有的一些向善的原则和规范,不具有体系性;伦理的含义则比道德更深一层,更突出条理,更具理性,更具概括性和抽象性,还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道德则是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的学说,是关于道德的起源和发展、人的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道德有优良和卑劣的区别。确立道德不需要科学,它可以随意制定、约定,而确立优良道德则需要科学。伦理学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探求优良道德的制定和实现,是制定和实现优良道德的理论性学说。人们认为,人的道德应当是优良的,是向善的而不应当是卑劣的。因此,通常把具有优良道德称为有道德或符合道德或道德,而把不良的或卑劣的道德称为不道德。
二、教学的道德性在教育伦理学中的作用
1、教学的道德性是教育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关于研究对象,同志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囚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后的研究,就构成一门科学的对象”。矛盾具有多样性,教育也不例外,教育的矛盾也具有多样性侮一门教育学科的存在,都是针对教育的某一特殊的矛盾而存在的。教育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一,它是以教育领域为其特定的研究范围,研究的主要是道德性的伦理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对象化和现实化。
就目前我国教育伦理学的研究现状而言,其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儿乎是伦理学的整体的位移,也就是说是主要以道德为主线而产生的一些研究对象。伦理学理论被伦理学界通常分为三大部分:道德理论、道德规范、道德实践。而对应的教育伦理学就被分为教育道德理论、教育道德规范、教育道德实践。我们先不论教育伦理学的理论框架是否是伦理学的整移,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教育伦理学也是以道德性的现实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主旨是不变的。既然教育伦理学研究的是教育教学领域的特定伦理学,而道德又是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教育教学的道德性成为教育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毋庸置疑了。
2、教学的道德性是实现教育伦理的重要途径
教学的道德性主要是针对教学的科学性而言的一个概念。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教会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教会学生与同学、老师甚至整个社会的人怎样相处、以及让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所要求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过程。相对于以前的“八股”教学而言,给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注重的不仅仅是教会学生不知道的知识,更应该是获取知识的方法和这个过程所符合的伦理程度。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伦理学的发展对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特别是我们现在人本主义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和提倡的今天,教学的道德性更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我们认为讲得好的课,学生上课未必快乐,获得的发展未必好;一些爱岗敬业、一心为学生、被公认为师德高的教师,其课堂教学的道德性未必强,也未必受学生尊敬和热爱。因此,教学的科学性和道德性成为教育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成为平衡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要实现教育的伦理性就必须注重教学的道德性。
“教学道德的建设,关系到我国教学改革和发展,关系到我国教学能否真正现代化,尤其在以人为本和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教学道德状况已直接关系到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关系到社会和谐,关系到学生能否作为‘人’成为教学目的,能否享有道德的学习生活,关系到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是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途径。
3、教学的道德性是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
应用伦理学教学在研究生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完善研究生教育内容和培养社会需要人才的手段。在国外应用伦理学成为专业课程设置中的重要课程,教学的内容从理论到实践的环节比较完善,并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树立新型的教育理念,积极进行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与国际相接轨,对于培养文理兼通、能把握科技和社会前沿的创新型人才意义巨大。
一、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基本理念
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以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核心、以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为出发点和立足点,构建以科学的课程结构、现代的教学观念、先进的教学内容和丰富的教学方法为一体的应用伦理学课程体系。
传统教育主要立足于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现代教育应立足于尊重学生,以学生为本,积极开发学生个性、特长,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使他们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实践、身心健康等方面都得到发展。因而在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始终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理念,注重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力和主观能动性。
主体性,哲学上是指主体在对客体实现改造的对象性活动中展现出来的特性。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学生的主体性是指学生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应用伦理学教学能动地认识、掌握和实践的特性。突出学生的主体意识,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应用伦理学的教学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主体意识是学生主体性的发生机制,是自我意识的升华,是学生把自己作为主体,把应用伦理学作为客体,以及对自己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学生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对学习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才会成为具有主体意识的自觉主体,只有自觉主体才能充分发挥主体性。主体意识对主体性的发挥起着自我激励、自我调控、自我评价的作用。主体的理想、信念、成就感等等都能激发主体的内在潜力,鼓励主体认真的学习,刻苦的钻研,并通过正确的自我评价,有效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主体能力的发挥是是学生学习、掌握、实践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它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效应转换器的作用。一般说来,要搞好应用伦理学教学,应注意发挥学生以下几种能力:自学能力,包括阅读、理解能力,查找、积累文献资料的能力等,自学能力是打开应用伦理学知识大门的钥匙,是学生由学习型向科研型转变的前提;分析能力,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会遇到许多问题,对这些问题,学生要进行思考、判断,然后得出结论,这就涉及到了分析能力,它是应用伦理学专业学生科研能力提高的重要环节;思维能力,是各种能力的核心,它是学生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手段,对各类伦理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综合等活动的过程,是其他诸种能力的结合,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着学生学习应用伦理学课程的效果。
主观能动性是学生主体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使学生能够成为主体的根本特征。学生的能动性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学生在学习应用伦理学的过程中处于积极、主动、活跃的状态,它自觉地调动起潜藏在自身的生理、心理能量,并使之指向一定的学习目标,这表现为学习的激情、需要和动机的力量;二是学生的学习具有目的性、计划性。目的性是主体能动性的源泉,对于目的与达到目的的学习方法、措施的系统思考就形成了学生的学习计划。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加上明确合理的学习计划,就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为应用伦理学教学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深人进行。
二、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具体举措
按照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基本理念,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由于各高校情况不尽相同,我们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进行研究。
1.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建设
(1) 把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即把理论教育与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等前沿问题结合起来。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的课程教学主要在多种教材中精选教学内容,一方面注重课程内容的基础性与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课程的前沿性,把当前学术界讨论的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介绍给学生,提高学生对学术前沿动态的洞察力及创新能力。
(2) 把教学与当前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传统伦理学只关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现代伦理学则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纳人伦理学的视野,这就需要人类对生态、资源、环境、人口、生产等关系问题负有一定的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制度伦理、经济伦理、法律伦理等应用伦理学飞速发展;北京理工大学的应用伦理学研究生教学主要根据学生的具体特点,重点选择环境伦理、战争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经济伦理作为教学的部分内容,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价值观、可持续发展观、网络行为自律、珍视生命等问题进行重点讲解与讨论,使学生对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一些心灵困惑和行为失范问题有深刻的了解。
(3)把教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的种种诱惑,如何认识社会、把握自己的人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伦理学课程的讲授中,重点选择各领域的善恶价值、社会正义、个体良心等问题进行讲解与讨论,有利于解决同学们面临着的实际问题。使研究生的培养做到“德业双修”。
2.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1) 专题教学法。针对一些学术前沿问题,例如应用伦理学的发展和研究,通过专题讲座的形式来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和发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
(2) 比较教学法。针对伦理学理论流派繁多的特点,在教学中,将不同学派伦理学流派的观点进行比较,帮助学生了解伦理学发展的历史,更好的掌握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提高教学效果。
(3) 互动教学法。根据教学内容,有组织、有计划地安排辩论、讨论和个别交流等教学互动形式,通过提前布置讨论题目,要求学生在课下搜集资料,然后组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对布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讨论,由教师进行点评和总结。这种教学方法,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和教师有沟通,让教师了解学生运用应用伦理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带着问题在研究中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出有创造性的人才。
(4) 情境教学法。应用伦理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科学,它是一门同人们的道德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的实践科学,是一门关于改造人类自身的科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力求克服从理论到理论的倾向,注重于从事实分析到基本理论再到生活实践的阐述,循序渐进,逐步深化,使有关伦理道德的理论与社会实际充分结合,将伦理学理论还原为具体的生活情境,引发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生的切实思考,培养他们自觉运用伦理学理论去分析和应对现实道德问题的能力。
(5) 案例教学法。在授课过程中,注重案例分析与基本理论相结合,采取启发式教学。如安乐死的案例、网络黑客的案例、美军虐俘事件的案例等,配合生命伦理、网络伦理、战争伦理等方向授课的需要。主要采取了以下案例引用方式:
①开篇导人式。即在应用伦理学教学中,上课伊始就巧设案例,创设情景,提出问题,造成悬念,能使学生产生期待心理,迅速进人学习状态。然后从对案例的分析人手,一步步引导出所要学习的内容。这种引用方式,能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处于爱听乐听的最佳心理状态,起到致趣、动情、引思的作用。
②穿插例证式。即在应用伦理学理论知识的讲授过程中,穿插引用有关案例进行分析论证。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枯燥的知识趣味化,抽象的理论具体化。
③练习巩固式。即根据教学重点、难点和学生存在的疑难问题,精心设计案例,进行训练,以巩固深化知识,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练习的过程中,注意尊重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由浅人深,由易到难,以提高综合分析和多向思维能力。
(6) 实践教学法。应用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学应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根据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特点,组织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社会实践,把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应用伦理学的实践性,从而更好地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鉴于应用伦理学学科的特点,不拘泥于某种方法,而是把这些教学方法灵活结合,进行多元化教学,注重发挥教师不同学科背景的优势和个人的特长,鼓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的探索,在确保教学大纲的内容得到贯彻的前提下,保持教师各自的教学风格。确保教学风格的多样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不仅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也有效的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7) 网络化、多媒体化教学手段利用Powerpoint^和Authorware等软件制作电子教案,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使教学内容直观化、形象化,更易于理解和掌握。
利用网络论坛和邮件往来等形式,促进师生间的双向讨论交流,使课堂教学效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同时拉近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保证了课堂互动的效果。
三、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成果及发展趋势
应用伦理学属于新兴交叉性学科,适合理工科高校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特点。北京理工大学作为“以工为主,理工管文协调发展”的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点不应在传统的人文学科,而应以新兴、交叉型学科为主。应用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型学科,易与学科前沿紧密联系,学科生长点多,学术潜力大,实用性也强。在应用伦理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已凸显出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专业特色和优势。主要表现为:将伦理学与高科技和现代生活带来的各种问题结合,进行综合性和交叉性研究;充分利用理工科学术资源优势,与相关理工科院系合作,如与理学院、科技哲学硕士点合作,研究科技伦理问题,与环境科学学院合作研究环境伦理问题,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研究生命伦理学问题,等。致力于文、理、工科的相互渗透,培养文理兼通的研究生;重点发展战争伦理;注重对应用伦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与国际接轨。
目前,在研究生课程改革方面,建立了以“伦理学原理”课程为基础,以“中国伦理思想史及原着选读”和“西方伦理思想史及原着选读”为两翼,以“应用伦理学”研究为重心,以“伦理学方法论”、“新兴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及“伦理学学术前沿讲座”为补充的集开放性、创新性和研究性于一体的课程体系,并重点发展战争伦理,使之成为特色专业。创设了“德业双修、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服务现实”的教学改革模式,教学改革以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和重研究为宗旨,与国际相接轨,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基础。
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教学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北京理工大学应用伦理学专业的教师针对教学中出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研讨,先后主持课题3项,参与多项课题研究,发表教学研究论文多篇,并成功主办了“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高科技时代的伦理困境与对策》一书。这些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伦理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在应用伦理学研究生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前沿接轨作了铺垫;为课堂讨论准备了高水准的学术问题,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的能力和学习的主动性与探索精神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动物伦理;环境伦理;中华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12)04-0073-04
西方国家动物伦理源于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也称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学。第一个自觉而又明确地把道德关怀运用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的西方思想家是边沁。[1]西方社会对于动物伦理的研究已经不是纯理论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广泛的应用性。
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是建立在恻隐之心基础上的。中华文化是仁爱之心的文化,儒家仁爱,佛家慈悲,都是恻隐之心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三教九流中的“三教”,即儒道释,这三家均涉及动物伦理与环境伦理问题,且研究得非常详尽深入。
一、东西方动物伦理的共识
西方动物伦理的产生有四种由弱渐强的伦理理论基础: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权利论和现代动物解放论[2];东方动物伦理思想分为儒释道三家。中西方的动物伦理思想虽有差异,但有很多共识之处,现作如下的比较:
一是西方基于生态资源保护和关注人类健康角度的动物伦理审慎理论。该理论认为野生动物不但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而且野生动物生态物种的存在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生物链的平衡与稳定,从人类自利的视角提出保护动物意义重大。
而在东方,儒家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主导着历朝历代的环境及动物伦理思想。如《周礼》记载:春季万物生长、动植物繁衍初开之时,对于各种各样打猎的网、工具、毒药有专人检查,不准带出城门;国家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何时可以伐树、何时不可以伐树,何时可以打猎、何时不可以打猎,何时可以用动物祭祀、何时不可以用动物祭祀等,都按照万物生长的规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于保护生态、保护动物,后世历朝历代都遵循古训。
可见,西方的审慎理论与中华文化中 “天人合一”的思想完全一致。
二是西方基于对动物的爱心角度的仁慈理论。历史上许多西方著名思想家都反对残忍地对待动物,认为动物能够感受到痛苦, 仁慈地对待动物是人性的内在要求。对动物折磨、残杀是人性发育不完整和欠缺的表现。
而儒家孟子曾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古也有 “四不食之戒”的说法:“闻杀不食、见杀不食、自养者不食、专为我杀者不食。”苏轼“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也是恻隐之心的体现。
可以看出,西方的仁慈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仁爱恻隐之心如出一辙。
三是西方基于动物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现代动物解放论。他们认为动物有感受苦乐的感觉能力,应该获得道德关怀,要平等地关心人和动物的利益。
四是西方基于动物具有生活主体地位的动物权利论。该理论认为动物有一种道德权利,享有不遭受、不应遭受痛苦的权利,不能仅把它们当做一种促进人类福利的工具来对待。
而道家提出的“慈心于物”、“非礼烹宰”(《太上感应篇》),就是涉及动物伦理的纲领性条目。“慈心于物”是指积功累德的善人,不但“亲亲而仁民”,而且他的慈心已经遍及万物,包括自然界的动植物。“非礼烹宰”指天地有好生之德,人们不该恣意烹煮、宰杀生灵,如果出于民俗,比如祭祖、待客、养亲等场合,不得不烹宰鸡鸭鱼肉,可以理解;但如果每天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烹宰生灵,就属于“非礼”。
道家“慈心于物与非礼烹宰”的思想与儒家“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礼记》)不谋而合。
西方的现代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力论与儒道思想的动物伦理有相近之处。
佛家、道家对于戒杀与素食的论述则更深刻地阐述了道家与佛家的动物伦理思想。《了凡四训》:“上帝好生,物皆恋命,杀彼养己,岂能自安?且彼之杀也,既受屠割,复入鼎镬,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己之养也,珍膏罗列,食过即空,疏食菜羹,尽可充腹,何必戕彼之生,损己之福哉?”[3]31 大意是:上天有好生之德,看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动物都恋命,希望自己活着、害怕死。动物被杀时都是拼命地挣扎,没有哪个是高高兴兴地伸着脖子让人杀的。杀了动物补养我们自己,怎么能安心?我们先杀掉动物,再放到锅里油炸、蒸煮,动物的痛苦彻入其骨髓。更何况我们吃的美食过了舌头到胃里后就没有感觉了,所以为了满足嘴和舌头仅三寸长的感觉,就去伤害动物的生命,是折损自己的福报,其实蔬菜水果尽可以充饥。
《了凡四训》:“又思血气之属,皆含灵知,既有灵知,皆我一体;纵不能躬修至德,使之尊我亲我,岂可日戕物命,使之仇我憾我于无穷也?一思及此,将有对食伤心,不能下咽者矣。”[3]32大意是:动物是有血气、有灵知的,它们也有情感、有理智、有精神,与我们是同一体,我们都属于动物类。如果修行得好,动物们会跟我们和睦相处,纵使我们无法做到让动物亲近我们,又怎么可以天天伤害其生命,使之仇恨我们,让我们无穷无尽地遗憾。其实和动物的关系处理得好,动物可以和人和谐相处。想到这些,对于动物食物不能下咽。
因此佛家、道家的素食、不伤害动物是恻隐之心的进一步体现,已由理论深入到实践层面了。西方的基于动物具有生活主体地位的动物权利论、基于动物有苦乐感受能力的现代动物解放论,与佛家、道家的戒杀、素食的阐述内容非常接近,不谋而合。
需要说明的是,佛家文化中对于动物伦理还有更深层的解释。佛家认为一切众生皆是我们的六亲眷属,只是在六道之中生死轮回,大家互不相识了,因此,伤害动物、吃动物的肉无异于伤害自己亲眷。人应该戒杀、爱护生灵,不吃众生肉,即使是蜎飞蠕动的昆虫类,亦不伤其性命。这种对生命的认识、非暴力、不杀生、慈悲对待一切生灵及素食的理念在三四千年前早期的基督《圣经旧约》也曾提及,但《圣经新约》里就没提到了。
二、东西方当代动物伦理的实践应用
西方社会关于动物伦理的上述四种理论——审慎理论、仁慈理论、动物权利论和现代动物解放论,在现实中相互补充、综合运用。但我国当代的动物伦理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一)保护野生动物与动物福利条款
从保护野生动物到重视动物福利是一个认知提升的过程,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
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在英国出台。所谓动物的福利,就是让动物在康乐的状态下生存,包括动物无任何疾病、无行为异常、无心理紧张压抑和痛苦。例如西方国家注重减少“动物车祸”,保护野生动物;关注快餐用的饲养鸡是否缺乏动物福利;在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区别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养猪停止圈养,采用放养方式等。而且,欧盟的“动物福利”条款已进入双边贸易协定。[4]
我国处于倡导保护野生动物阶段,并开始逐步重视动物福利。我国于1988年制定并于2004年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目的是保护和拯救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2012年国庆前夕,新闻报道我国首部《动物福利通则》即将出台。该通则的公布标志着中国的动物福利的理论与实践进入新的阶段。
(二)推展实验动物伦理
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将动物实验伤害降低到最低点。1959年,英国学者提出动物实验的“3R”原则——替代原则、减少原则和优化原则,即使用没有知觉的实验材料代替活体动物,用最少的动物达到所需要的目的,优化实验程序、改进技术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动物福利。英国出台了专门的《实验动物法》,对怎样使用实验动物、怎样把实验动物的痛苦减少到最低点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5]当前西方很多权威期刊都要求投稿作者出具动物实验符合动物福利的伦理证明。
查询中国知网,三十年来我国有几万篇关于动物实验的论文,而关于动物伦理的学术学位论文仅几十篇,关于实验动物伦理的更是九牛一毛。但正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呼吁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1988年颁布了《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科技部于2006年颁布了《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北京自2006年起实施《北京市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指南》,这是首都北京对于我国实验动物伦理及动物保护的率先举措。
(三)从自身做起,践行动物伦理
西方研究发现,生产1kg肉类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36.4kg二氧化碳。换句话说,人类每食用1kg牛肉产生的温室气体,与一辆汽车行驶155km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饲养和运输1kg牛、羊和猪肉所需的能源,可以让一只100w的白炽灯泡亮3个星期。因此,从自身做起、少吃肉保护地球的呼声不断在国际社会出现。
2008年4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数位嘉宾在“气候变化: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经济”的分论坛上发言,共同呼吁公众少吃肉食,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绿色地球作出贡献。发言的嘉宾分别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顾问、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帕乔里,荷兰皇家飞利浦电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慈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等。
我国对于少吃肉保护地球的倡导主要来自民间,或出于健康保健角度。素食文化社团开始出现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2009年,杭州市九届三次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杭州师大黄允宝教授的提案“少吃肉应纳入杭州节能减排规划”,轰动一时。
截至2011年底,北京的美食网站可查到北京当前有96家素食餐馆,而上海、台湾、香港等大城市的素餐馆也悄然兴起。这除了信仰素之外,倡导爱心素、环保素、健康素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三、东西方动物伦理的特点比较
从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派的研究与实践看,环境伦理学(包括动物伦理)的吸引力和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还在于其实践效力;环境伦理学(包括动物伦理)不再是纯理论的基础研究,而是具有强大的实践意义,其实践功能已经由公民环境、动物伦理教育功能扩展成国家资源环境管理及政策决策制定的思想基础,并在国际社会被广泛呼吁,倡导全球民众从自身做起。
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动物伦理的思想与中国的历史一样,已经有几千年了,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理论与实践是紧密结合,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二是“三教”思想具有融合性,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不同的研究思想,但历史上博览经书、三教皆通的圣者贤人很多,因而其儒释道的动物伦理思想常常融合在一起,有时很难独立划分。
除了中国佛家对众生生命的深层研究之外,中西动物伦理的其他思想也是很接近的,可以说,中西方对于动物伦理思想研究是殊途同归。虽然中华文化中的动物伦理思想要比西方当代的动物伦理思想更深入,但我国当代动物伦理实践落后于西方国家。2002年邱仁宗的《动物权利何以可能》中探讨了动物的权利,曾引来很多争论,而今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动物伦理问题。近年来,我国哲学、伦理学、环境保护、经济管理、医学等各领域的学者都开始关注动物伦理问题,呼吁推动、发展动物伦理,因而总体是在不断进步之中。
四、总结与展望
2004年,在中国首届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上,中外学者的共识之一就是要为环境伦理学赋予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要从东方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环境伦理的理论基础。虽然环境伦理学起源于西方,但如何在吸收西方环境伦理学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多地突出中国特色,让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研究为解决世界的资源环境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使命。动物伦理作为环境伦理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参考文献:
[1]杨通进.动物权利论与生物中心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两大流派[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19(8):54-58.
[2]杨通进.非典、动物保护与环境伦理[J].求是学刊,2003(5):34-36.
[3]袁了凡.了凡四训[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