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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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思维 法治能力 国家治理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志在十报告中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写入行动纲领，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相关论述是新时期党对领导干部国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当前各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行动指南。它不仅对领导干部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为准则等方面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于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意义重大。
一、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
按照党的十报告的基本精神，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观念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场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二者为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维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问题和处理法律事务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应该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理念，没有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逻辑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维的。
另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对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法律事务的处理的思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求我们对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有清楚的理解，为准确适用法律奠定基础，同时还要有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具体法律规范、法律原则，确定它们是否与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进而才能决定是否应将之作为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依据。
建设法治社会，需要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需要社会各方面均衡发展，共同进步，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的提高。特别是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法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识和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主动地、积极地学习法律知识，自觉、认真地遵守和实施法律，成为学习法律、遵守法律、实践法律、维护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民教育 法治意识 培育 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8-0025-01
公民法治意识也是一种外在的价值象征。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必须体现这一民族对自己权利和地位的感情”，所以人才是法治的目的。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在国家的法治理论研究和社会法制建设的具体实践方面可谓成果丰硕，然则法治发展的实践成效与法治理论研究和制度机制建设的相关成果之间尚存在较大差距。换句话说，理论研究和法制建设的双重推进并未实现国家同等法治化的目标诉求。缘何？国家法治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权利，而法的运行和实现必须以“人”作为主体展开，因此，转变研究视角，以公民的法治意识培育为基本出发点，进而着眼于社会法治建设的运行规律，在理性选择诸如文化引领、道德维护、秩序建构等方面的路径基础上，最终推动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脚步和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1.对公民法治意识生长的条件以及功能的剖析
所谓法治移植论不能忽视一定的条件，要顾及移植体和被移植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排斥性，从根本上避免中国的法治发展发生致命的病变；所谓法治自发论，过于强调条件，忽视了条件的可变性，特别是忽视了培养条件和创造条件方面的努力，是一种对法治道路的偏离。同时，法治意识对一国的法律创制、法律运作、法律文化和人的现代化等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成为法治的关键。所谓纯粹的制度设计论，因为忽视了主体的意识，可能导致恶法亦法、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司法腐败的并发症。
2.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方法
在中国，社会主体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生成与扩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身培育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对权力观、法治观的弘扬和推动。所以，我们不可能等到人们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自发形成的时候再去着手建设法治，而只能是靠政府自上而下对法律和法律观念的普及和灌输，由此加速公民法治意识的生长。同时，公民自身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反过来又自下而上地推动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因此，我国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目标是让法治成为公民的信仰，培育的途径是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更新，培育的方法是推进“培养教育”和“观念改革”，以期重塑中国社会法治精神。
3.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途径
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实践路径应当考虑将“政府主导推动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国家培养型”模式与“社会自发演进型”模式下形成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自发启蒙型”模式相结合，在双向互动的资源模式下寻求中国特色的公民法治意识培育路径。在具体的体例安排中涉及到：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教育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调控机制。本文在问题阐述中更多的想说明“是什么”的问题，只有知道了“是什么”，才会更好的知道“怎么做”。
（1）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
发挥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教育机制的有效作用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什么才是适切的公民法治意识教育。这一问题可以有众多的讨论角度和分析视野。事实上，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主角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现代社会公民，这种公民身份的性质和内在的人格特质决定了公民法治意识教育的方向。为了培育公民法治意识并使之真正的成长与成熟，对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教育机制应更深入的分析一下。首先，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层面斫灿Ω檬且恢帧霸炀凸民的教育”。其次，公民法治意识培育应该是一种“对公民的教育”。所谓“对公民的教育”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种教育或培育模式的贯通性和长期性。培育的范围要设定在法治主体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如果出现断层，则延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法治意识也无从谈起；如果与社会实践相脱节，法治意识仅停留在美好的理想层面，则国家法治和社会法治的预设目标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谈无意。
（2）公民法治意识培育中的宣传机制
建立公民法治意识培育的宣传机制应当明确，法治意识支配下的行为活动是法治主体在吸收外界信息下的一场信息交换和观念的活动，其基本的过程可如图示中标注的那样，法治意识生成的基础条件是，外在信息的介入与主体性身份的介入，当两者结合之后便意味着意识产生的开始，这是一种生产认知的活动，是对外在客观信息的知识形成与内在主观认同的知识接受的互动形态，法治意识的生成本质上讲是主体性活动的结果。作为具有客观特质的观点形态的公民法治意识，其不会主动的发生作用，而是要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达到作用对象的，这便是要进行公民法治培育中的宣传、教育。这一过程结束之后则产生与前述过程互动的反向动态，即：法治意识主体在形成的法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自我的法律行为价值和规范，抑或是法律观念，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和具体的实践行为中。
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与成长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议题。论文的完成并不代表问题的结束，论文的思绪仍在沿着某个方向渐行渐远，公民法治意识的培育研究旨在探索使适合我国法治发展要求的公民法治意识得到成长，除了实践之维，法治理念、法律文化的深层关联如何得到更好的逻辑解构。
参考文献：
[1]王学俭，郭卫.马克思、恩格斯两种社会主义构想及实践的反思――兼论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J].甘肃社会科学，2010（03）.
[2]王学俭，李永杰.民主是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02）.
[3]孙国华.法是“理”与”力”的结合[J].法学，2011（1）.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现阶段主要观点认为高校法制教育不是单纯的法律知识教育，而是全面的法律意识教育，属于德育范畴。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明确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列为四年制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但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的看法，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有其独立性，不应从属于道德教育。[1]张晓敏认为素质教育的理念下，应当还高校非法学专业的法制教育之独立性地位。[2]（2）法制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刘颖认为法制教育确定了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推动了公民教育的发展与实践，是公民教育行进过程中的重要环节。[3]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4]（2）高校法制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知法、守法、护法的大学生，这是我国高校法制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培养的前提和关键。[5]（3）提升大学生的法律素质。[6]（4）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应当是人的全面发展。[7]（5）高校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并帮助其树立法律信仰。[8]还有论者认为高校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育大学生的法治信仰。[9]高校法制教育的体系与内容研究关于高校法制教育的体系构建研究。代表性观点有：韩世强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当是兼容“意识”、“知识”和“行为”于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其教育的真正发挥必须依赖一套健全完善的实现结合机制。[10]黄青燕认为应当建立法制教育的衔接机制，实现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相结合，课程教育与校园法制文化建设相结合，校园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11]高校法制教育内容，主要集中体现于“基础”课程之中。主要观点有：（1）高校法制教育内容要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核心地位。黄文艺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在高校法制教育中具有核心地位，应致力于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培养法律思维习惯，形成坚定的法律信仰，增强依法办事能力。[12]（2）应当调整法制教育相关教学内容。沈蓉等认为增加有关经济法内容的教学应当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客观要求，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新经济形势下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13]（3）完善“基础”课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内容，构建实用型的法制教育内容体系。教材中的法制教育内容应当能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和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还要能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问题。[14]
高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和原因研究
在高校法制教育的现状和原因的探讨方面，许多学者都通过相关的问卷调查进行研究。1.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颜素珍等对南京地区的高校大学生的法律素质进行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15]郭先根认为，目前高校法制教育缺乏领导组织机构和合理规划，法制教育课程尚未作为一门必修课正式列入教学大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然持续存在。[16]孙勉认为各高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往往重视道德教育，而忽视法制教育，表现为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后果是“站得高、行得低，说得多、做得少，口气大、效果小”。[17]2.大学生法治信仰的缺失。一些研究者通过深入实地的调研，结合调研数据深刻剖析了当代大学生法治信仰培育的困境及其根源。如谢山河、黄章华主持的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调查。[18]张雪芹对转型期大学生法治信仰的调查。[19]王美君以武汉市非法律专业大学生作为抽样调查对象，设计调查问卷，分别从基本情况、法律认知、法律服从及运用、法律权利意识、法律心理以及法治教育对被调查者进行调查。并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大学生在法律意识上的共性特点进行了总结。[20]王西阁认为受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很难内化为主体对法的动力，传统“无讼”思想也导致了大学生思想意识中对法律的轻视。高校法制教育的不足，法制教育单一的途径和高校学生管理行政色彩过浓以及社会现实支持的欠缺都有碍大学生法治信仰的形成。[21]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和途径研究高校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径是学界研究最多的问题。具代表性的观点有：1.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观点在学界已形成共识。陈大文认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新理论为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22]余国政分析了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融合的客观基础，并从教育观念的变革、课程改革、教师素质结构的改善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先德教”和“后法教”分层的教育等四方面来实现两者的融合进行了探讨。[23]2.不断创新高校法制教育的教学方法，深入研究比较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等的开展。黄文艺认为除了法制教育中常用的案例教学法之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和实践教学法。[24]王康康、徐延平认为，应当利用主流传媒对大学生进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大学课堂，发挥课堂教学在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充分利用大学校园环境，将无声的熏陶与有声的教育相结合；走出校园，开辟第二课堂。[25]3.开展比较研究，借鉴国外法制教育的经验。李俊杰比较研究了中美两国法制教育，认为在理论上可以借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实践上值得借鉴的有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等经验。[26]车雷研究了英国的学校法制教育，认为其教学内容的选择侧重于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的法律，强调公民意识的养成；法制教育能够有效利用社会法律资源,为学生提供富有意义的实践教学机会,极富启示作用。[27]4.紧跟中国法治进程，及时调整更新教材内容。“05”方案之后“，基础”课教材经过几次修订，对法律基础部分的内容有所完善，使理论更加联系实际，贴近学生。陈大文认为，“基础”课教学应当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内部关系，正确认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28]5.法制教育的方法途径应当体现人文精神。林国强认为，法治信仰的培育方式应当注重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29]蒲鸿志认为青少年法制教育面临人文精神缺失的困境，忽视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导致法制教育的功利化。法制教育方法的人文向度是一种创新，强调沟通、感悟、互动和体验。[30]6.重视法制教育网络化的研究和实践，主张利用网络这个新载体，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弥补传统法制教育的缺陷。任莉莎在硕士论文中详细论述了增强我国高校网络法制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并提出从三个不同的层面着手探索增强实效性的具体途径。[31]7.优化校园法制环境，营造校园法治氛围，突出高校管理中的法治取向。黄蔡芹认为校园环境对大学生的思想言行能产生强烈的致导作用，优化学校法制环境能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提高起到潜态的影响作用，提出了校务公开制度、学代会制度等途径。[32]王西阁认为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人治色彩浓厚、行政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对法制教育产生不良影响。高校管理必须秉承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民主自由等法治精神，依法治校，实现高校管理的法治化。要健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大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等。[33]张庆旭则从诉讼法学的角度专门研究了高校学生处分申诉制度的修正与完善，为保障学生权利、实现校园法治提供了有益参考。[34]
高校法制教育的原则和规律研究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4篇
政府部门必须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敢于创新交通安全治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挥社会组织在交通安全方面作用，发动社会群众参与交通安全治理工作。道路交通活动的主体是人，道路交通正常秩序的好与坏，交通安全事故的多与少，通常取决于人们是否正确和自觉地遵循交通法律、法规以及能否养成安全的交通素养。要在122“全国交通安全日”的宣传中，始终贯穿百姓关注、群众参与的思想，选择切口小、贴近性强的宣传点，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或单位，如汽车生产和销售商、保险公司以及车友会、驾驶员协会等群众团体，以资金赞助、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并让每一个交通参与者参与到交通安全宣传中来。“全国交通安全日”的设立和宣传，终极的目标就是提高全民的文明交通素质。首先，提高全民的文明意识。随着中国进入汽车时代，提高全民的文明交通意识、文明礼让意识迫在眉睫。其次，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让全体参与者学习并且掌握交通法律条例、法规和各项交通安全教育知识，逐渐增强交通安全法制观念，实现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的目的，自觉地保护好交通正常秩序。第三，增强公民的安全意识。使全体交通参与者尽可能的认识交通安全中违法行为的巨大危害，在出行过程中改变旧的不良的交通习惯，逐渐更新和提升交通安全常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二、舆论关注发挥多种媒体的宣传作用
（一）广播电视等有声媒体。电视媒体应紧紧围绕活动主题推出专题节目，采取嘉宾访谈、分析典型案例、普及安全知识等方式，阐述汽车社会弘扬法治理念，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倡导、呼吁部门依法尽职，人人遵规守法，安全文明出行。重点选题包括：公安机关酒驾整治实践，实现了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环节有机衔接，为法治社会建设带来诸多启示。曝光严重违法行为，如客货车、危化车“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的危害，重大交通事故依法追责等。
（二）报刊杂志等平面媒体。可以利用平面媒体的优势开辟专题、专栏、专版，刊登系列报道、评论文章。剖析交通安全宣传的重要性、交通违法的危害性，利用评论文章引起人们思考。要利用汽车杂志的受众定位目标准的特点，通过主题增刊、图文报道、专题文章等形式刊发相关报道，唤起汽车爱好者的关注，让其享受车辆的同时注意交通安全。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金融学教学也面临挑战。由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诚信危机、风险恐惧，是将来从事金融工作的学生必须要克服的。信用是金融市场运作的根本，一定培养学生的诚信理念；风险理念的培养是为了防范区域风险的聚集效应；还要坚持创新，创新理念是确保金融创新步伐与市场变革相适应的前提；更要培养所有主体要遵法守法，金融人才的法治理念是规范金融市场与维护国家金融利益的根基。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金融学专业学生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又是良好的机遇。在金融学专业人才的理念培养上，应着重树立金融学专业学生的诚信理念、风险理念、创新理念和法治理念。
一、诚信理念的培养
2008年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信用危机，是信用关系中“伦理责任”缺失的后果。在现实金融活动中，诚信就是遵守承诺契约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体系，即包括各种形式的诚信。一般来讲，培养诚信理念包括下述这样三种形式。
1.培养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所谓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就是金融活动中应该信守自己的承诺，按照自己的承诺办事。承诺实际上就是当事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因而任何参与主体都必须遵守。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和客户拥有了各种形式的契约，那么就应该全方位地自觉地遵守这些契约，而不是去设法逃避契约的约束，更不能曲解和修改契约的内容，甚至于去毁约。
2.培养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所谓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诚信，就是指有的当事者可能因为信息获取上的阻滞性原因而无法清楚地把握信息中的全部内容，从而不能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的情况；而另外的当事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能够全面地拥有信息，从而可以真实地把握问题的全部状况。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使得更多地拥有信息的一方处于交易的优势地位，可以说，那种较多掌握信息的当事者，可以借助信息拥有的优势地位而欺骗信息不全的当事者，但是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却并没有去这样干，而是诚信地对待信息不全的一方，这种状况就是信息非对称下的诚信。
3.培养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诚信。也就是说，一方当事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充分考虑了当事者的另一方的利益，告诉对方应该怎么做利益才最大。这种考虑对方当事者利益的诚信，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诚信。完全考虑当事者利益的这种诚信，往往是当事者从对方的利益出发的，所以这种诚信可以说是一种很高形式的诚信。
二、风险理念的培养
金融是资金的聚集地，也是风险的集合体，金融创新和发展总是伴随着风险。风险，源于事物的不确定性，是一种损失或获益的机会。金融风险具有可测性、客观性、不确定性和受益对称性等特征，是客观的、现实的存在，这是由金融过程内在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因此，针对金融学学习，必须培养金融运行的风险理念。
1.培养认识风险的能力。广义的金融风险指个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在参与金融活动过程中，因客观环境变化、决策事物或其他原因导致金融资产价值、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狭义的金融风险则指金融机构在从事金融活动时，其资产、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过程的网络化和金融关系的多样化，金融风险具有极强的联动性、广泛的渗透性和自我增强的传播特性。如果金融风险超过了承受能力，局部、个别的风险就会蔓延、传播开来，从而影响到区域、国家甚至国际范围，形成金融危机，给经济运行和社会福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海啸，范围广，影响大，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危机和动荡不但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2.培养防范风险的能力。目前，就国内金融市场而言，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被推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资金的流动性明显增强，资金回报率高的区域会吸引其他地区资金的流入。如果该区域的资金高回报是源于投机性的泡沫化，那么该区域会很快成为金融高风险区。我们要加大了对金融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力度，并重视金融风险的评估、预警和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建设，着力提高防范金融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三、创新理念的培养
1.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创新既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原因，更是经济发展的本质。金融创新是指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产生或引进的新事物，从而使得金融体系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金融创新的内容包括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务的创新、金融市场的创新、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的创新，其核心是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工具的创新主要包括规避利率风险的创新、转移风险的创新、增加流动性的创新、信用创造的创新、股权创造型创新、运用高新技术的创新和规避金融管制的创新。
2.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培养金融学专业学生全面而辩证地看待金融创新效应。通过对金融工程学等重要专业课程的学习，既要培养金融创新思维、掌握金融创新的技巧和方法，又要把握金融创新的路径和规律、正确认识和理解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金融稳定的关系。金融创新既具有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丰富金融交易品种、使商业银行等存款性金融机构获得新的生存发展空间、增强经济主体应对和转移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以及促进金融市场一体化等积极作用，也具有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稳定性、加大金融监管难度、削弱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等负面影响。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便是美国金融创新过度，以至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过滥，以及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次贷衍生品业务及其交易的放任自流，助长了衍生品风险的积聚和爆发。
3.创新需要监管，强化金融监管理念。对中国而言，既不能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视金融创新为洪水猛兽，抵制金融创新，也不能对金融创新监管过死。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一要充分认识金融创新对经济金融的积极作用，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现阶段由于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种类少、结构单一，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因此应完善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和推动金融创新，探索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途径。二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金融监管机构应切实加强跨市场、跨境风险的监管，确保金融监管体系与金融创新步伐和市场变革相适应。同时，要弄清楚金融创新中的产品结构、层次和风险特征，研究金融创新规律，适时、适度地引导金融创新活动，把握监管力度，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缺位，探索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混业监管、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由单向监管向全面监管、由封闭性监管向开放性监管等转变的途径。
四、法治理念的培养
1.培养学生掌握金融法律知识。在依法治国及法律全球化的宏观环境下，金融学专业人才必须确立法治理念。在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风险加大的形势下，政府的“政策规制”只能发挥短期效应，只有健全的金融法律制度才能形成安全的长效机制。无论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还是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有序衔接，必须有金融法律制度加以有效调整。目前，中国的金融业发展面临两大挑战，一是金融业发展市场化的挑战，二是金融业发展国际化的挑战。前者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特别是现有的金融法律法规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导致金融资产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流动性不强，以及金融交易的不规范等。后者主要表现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政策导向”与国际金融市场的“法律调整”相冲突，这也是西方国家以国际贸易平衡为由干涉中国金融市场的“法定借口”。因此，无论是金融专业或任何一个专业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掌握国内金融立法的动态与金融法律制度，熟悉国际金融体制、规则及其相关法律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培养运用法律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犹存、中国正处于金融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完善金融立法，健全金融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其一，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和自主创新会使风险叠加，无论是国际或国内，甚至是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只能应对而不能消除。良好的金融法治环境对安全金融创新、加强系统性风险控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律制度的确立，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与根本。其二，有利于维护中国的金融利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在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干涉下，人民币处于缓慢升值状况中。境外短期投机资金乘机而入，如果没有很好地运用法律来防范金融风险，势必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甚至引发金融货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及其相关法律规定，充分运用好各种法律切实维护中国金融利益。
参考文献：
[1]郭建新.论金融信用与伦理责任[j].财贸经济，2010，(8).
[2]曹廷贵.对于金融及金融教育理念的一点看法[j].财经科学，2002，(增刊).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某些情形下应当同等，行政同等是制度的要求也是现代法治的要求。支持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等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和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的理念。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一概同等，只有在某些行政行为中才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行政补偿、行政处罚、行政合同与行政收费中，甚至在某些抽象行政行为中亦能体现。
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等应当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尽可能对等，通过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通过认真贯彻行政公然原则，在行政程序中保障双方的同等性，通过听证、申辩等具体制度使双方的同等具体化。
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当今社会公共行政和行政法制的一个主题。传统的行政观念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法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行政法关系的权利力与义务的内容，具有国家权力的代言人的特征与相对人的关系是权力与服从、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说，行政机关与公民都享有独立同等的主体资格。行政机关不因其代表国家从事行政治理活动就有高于公民的主体资格。公民亦不因其处于被治理者的地位,就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而依附于行政机关。本文所讲的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同等是指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行政活动以及行政救济等若干领域同等。
一、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等的理论基础
我们应当树立行政机关与公民同等的观念，“同等不只适用于公民之间,同样也应适用于行政机关与公民(或组织)之间。没有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同等,也就没有社会同等、公民之间的同等；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不同等,只会使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更加紧张。”［1］
（一）从行政权力的来源看
按照古典自然法的观点,国家是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而形成的。程序上民众一旦授权给政府,行政权力便具有了对社会利益、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正当性地位,这样的国家和组织行使权力才有正当性。国家不得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卢梭曾说:“权利同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私,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2］对人的欲看不是通过纵向的等级制度来限制,而应通过横向的相互尊重与同等对待来限制。
（二）是制度的要求
是以宪法为条件,以***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要求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眼前一律同等。”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只有在人人同等的情况下,才被有意识地加以发展。自由和同等是的终极关怀,也是最高理想。行政机关一向处于上风地位,对其进行限制是理性的表现,同等是对政府的最好限制。
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体制向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政治体制转变,亦是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商品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此土壤之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同等化为法权，并授予个人对抗政府侵害的诉权和赔偿权等权利”［3］。
（三）行政相对人的独立性与行政的开放性
现代行政法有如下特点：(1)从行政相对人方面讲，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2)从行政方面来讲，现代行政呈开放性，具有吸纳行政相对人意见的可能性。以上两方面是辩证同一、相辅相成的,表现最突出的一点便是行政相对人的参与性。行政相对人不是从属主体而是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和享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假如没有独立性，行政相对人的意志就难以得到尊重，当然自由就更无法谈起。”［4］公众参与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利于保证行政政策、行政决定的顺利贯彻执行。有利于消除歧视,保障社会公正；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的监视。
（四）从法治理念分析
法治理念包含着对行政权力的限制,政府与人民同等,追求对人性尊严与人权的保护。政府与公民在法律眼前一律同等,二者应将法律内化为内心的一种信念。“法治理念与同等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法治是同等理念赖以成长的土壤”［5］。
一般情况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不同等。行政主体是社会事务的治理者，行政相对人是被治理者。但在特殊情况下二者可以同等“行政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公益性,在实体上对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配置的不对等性也具有其必要性,但是这种实体权利义务上的不对等性并不构成否定二者同等地位的条件”［6］。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调节、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的非强制行政方式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善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它能够促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活动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是***行政、文明行政、宽容行政与高效行政的体现。非强制行政方式适用的空间越广阔,双方合作的程度越高,对抗与冲突的情形就会愈少,有助于推动行政法治的发展。
二、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同等的适用范围
同等权的实现有利于相对方利益的实现，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定者。赋予相对方与行政方同等的法律地位,他就可以独立自主的反映自己的意志,通过与行政方的同等协商,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与主动性,更好的实现自身权益并有效监视行政权的行使。
治理性质的行政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政许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7］）；行政确认（“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方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于确定、认可、证实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8］。）；行政监视，即行政主体以法定职权，对相对方遵遵法律法规规章，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了解、监视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更多的体现了行政治理职能，行政相对人在参与时一般无法发挥同等性。
1、行政补偿过程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同等性
随意变更或撤销行政许可的，应当对当事人补偿，在补偿标准、补偿范围方面双方应当同等协商。行政机关违法对相对人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
*。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是一并提出。”
这是在行政主体违法的情况下对作出的行政行为给与补偿，某些情况下，行政行为正当的也要给与补偿：以前的行政征收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以强制取得相对方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无偿行为。2004年宪法修正案作出规定“行政征收应当给于适当的补偿。”
2、行政处罚的过程也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同等性，行政处罚分为人身自由罚，我国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有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大多数国家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需要经过听证程序。行为罚，指限制和剥夺违法相对方某种行为能力或资格的处罚措施，如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执照等。财产罚是适用较普遍的一种行政处罚方式。行政处罚的程序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听取申辩与听证，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前裁决前，应告知相对人：根据调查情况预备对其做出处罚裁决的理由和依据。
3、行政收费及行政合同，行政收费的正当性在于它的特别交易性，诸如放射物处置费；建筑垃圾处理费；登记费；国有土地、矿产资源使用费、排污费等不同于一般的市场等价交易，也不能说其具有补偿性。行政行为在此又一次体现了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同等性“为保障税收和收费的现实正当性，必须在行政征收领域确立和张扬法治理念：未经人们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征税、收费或以其它形式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正当财产”。行政合同也要遵循民法中的合同理念，贯彻同等精神。
4、某些抽象行政行为，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也需要体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同等，由于“同等不再仅仅意味着法律适用上的同等，社会成员已产生获取立法同等的新的渴看”［9］。
三、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同等的途径
如何才能实现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同等？笔者以为需要让相对人真正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充分的博弈基础上做出决策。
首先，课以行政方特定义务并赋予相对方一定权利而使行政机关主导性权利的行使合乎理性,排斥行政恣意,保证由此而为的行政决定最具有效益,限制行政恣意制度和保障同等协商制度。通常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回避制度、透明公然制度等是其具体制度。“它们所蕴含的程序上的权利与义务分配强化了相对方制约行政恣意的能力,促使了上述抗衡同等状态的形成”［10］。
其次，通过行政程序使同等成为看得见的同等。当事人参与是行政程序公正的基本标准之一，在没有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作出有关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本身就是缺乏公正的，更不用谈结果的公正性。行政当事人参与行政程序，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进行辩论促使行政主体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行政决定。而且更轻易接受裁判结果。例如《行政处罚法》赋予了当事人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等，通过陈述、申辩、质证、听证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明确了相对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权，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该法第42条首次规定了听证制度“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听取与该决定有利害关系确当事人的意见的活动。“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的关键性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决定前由相对人表述意见、提供证据的程序以及行政主体听取意见、接受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法律制度”［11］。
最后，充分履行行政公然原则，否定内部文件的效力。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这一原则，我国已加进世界贸易组织，该组织的规则要求“没有公然的政策和措施不得实施”；行政处罚法也规定了“不公然的法律法规、规章不得作为处罚依据”。不仅法律法规要公然，其制定过程也要公然，凡是与法律法规等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有权利参与他们的制定过程，比如价格听证制度以及地方立法中经常使用的听证制度，这也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等的基本表现。
结语：传统行政法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在权力行使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行政活动假如得不到行政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权力活动就可能表现出强制性的暴力(或者软弱无力的状况)。我国的行政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三者一致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夸大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一假设条件下的行政法,突出了行政权力色彩,夸大了行政相对人的尽对服从,未给予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以应有的保护,从而在实际行政治理活动中也产生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相互敌对的局面:抗拒与消极抵制。我们应当以合作取代冲突。通过合意的契约手段或者在充分尊重***的理念支配下行政,则易获取行政相对人的通力合作,从而便于行政职能的实现。
注释：
［1］张春莉、杨解君《论行政法的同等理念—概念与观念》，文史哲，2005年第5期(总第290期)。
［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出版2003年版，第29页
［3］张红艳、孙军帅：《同等理念在现代行政法中的塑构》，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6卷第5期。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法治包含着这样三层意蕴: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被信仰取决于法律的普遍社会服从性,取决于参与法律实践活动要素的完备性和协调性,取决于普法教育的社会性效果,建立这种信仰是一个渐进式的社会演进过程。
一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际博弈的产物,从西方民主政治发端之初,现代法治的精神意蕴就开始生长、发育并渐至生成,一方面是源于西方法治深厚文化底蕴的支持,进而赢得了民众的认同与接受;另一方面是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内在理念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契合,因而才使法治不仅作为一种政治动作方式,更是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产物而确立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制度。
以“家—国”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亦作为一种政治统治手段,绵延两千余年,直至1860年,中国社会在外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变化,但仍是表面化的,五四志士的激情宣扬与传播,西方法治文化才得以登陆。建国后,法治同样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至由“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改,法治之于中国的真正意蕴才开始阐发,作为流行的话语方式,上至官方,下至民间;上至学者阐释,下至民众评议,法治已成为转型中国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实践。
亚里士多德早在几千年前就对法治作了最为简洁而精辟的概括:“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既涵盖了静态的文本的法律和动态的动作的法律,既对形式正义提出了要求,又捍卫了实质正义,是一个“既符合正宗政体之法,维护全体成员利益之法,符合自然法之法,正义之法。”现代法治精神意蕴的阐发与解读亦受亚氏思想之影响。
在我们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多少人在谈论法治,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读法治,每个人又在不同的法律实践中不同地体会法治的韵味,依法治国的口号式的呼喊,依法治国的公式似的套用,使“法治”像一张绵密之网,使人呼吸困难,但是“依法治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法治意味着法律至上。现代法治是民主的伴生物,以维权为其意旨,将公民权利载入法律文本,为实现民主自由而存在。西方的悠远的自然法理念在法治中找到了最好的表达,作为社会契约当事人的民众将由其权利而形成的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权交予法治,将自身权利的维护与实现寄予法治,因此在法治社会,人人在法律之下,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律的至上性源于民意的至上性。
(二)法治意味着民治、自治。民主社会应是公民自主的社会,国家只是作为每个公民人行使权力,因此,民主制下的政府应是有限政府,政府与民众均在法律之下,权利自由是现代法治的口号,法治应把更多的选择自己留给民众,让民众自己做主;法治更意味着自治,即法治不应是一种他治状态。“法治的意义在于给人们提供有效的指引。”在法社会化过程中,这种行为规则的指引会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因此法治应以人为本。
(三)法治意味着理性的选择。法治是一个实践的理想,它部分地以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悲观主义为前提,因此法治要限权,要追求形式正义,要以牺牲部分价值来实现部分价值,要通过一套完整的不断调整的制度框架实现法律之完整,这样法治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是社会的理性化的产物,而非少数人的天才设想。
上述三个方面不能也不可能穷尽法治的全部意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法治不是万能的,“洋人最终选择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觉得法治的优点胜过人的智慧,而在于觉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为,历史时常说明,人的自觉自律是不恒常的。”所以,对中国而言,在理解法治、倡导法治的同时,亦要对法治的代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对法治抱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人类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图实践一种无代价的制度,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选择了法治的优点同时,也就选择了法治的弊端
二
作为与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的现代法治,制度设计者们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法治的硬件设施——完备的法律制度框架体系和配套机构的人员,而其软件的配套与形成支持系统却非一日之功,那么,只有硬件与软件配套相互契合,“才能使具有普遍理性主义的现代法治得以呈现内在自觉,动态整合的非单一线性的总体性进程。”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统治系统由自愿服从和信仰体系构成,而后者具有关键作用,只有确立对统治的合法性的信仰,才能使社会成员对现存制度予以认可而得以维系。因此,作为软件支持系统的法律信仰就成为现代法治建立起无上权威之治的最关键因素。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尔曼教授的《法律与宗教》从学理上分析了法律与信仰的“内在的”“深层的”联系,尤其那句“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其最具代表性的论断。得出这种论断的原因在于伯尔曼的法律社会学视角,即他把法律看成是“社会中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结构与程序”,而把宗教这一相关事物看成是“社会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直觉认识,以及对此终极意义与目的的献身。”所以,伯尔曼认为法律可以建立起宗教式的信仰,其原因在于法律与宗教在仪式、权威、普遍性方面具有共性,通过人们对法律活动的参与,可激起如对宗教般信仰并为之献身的激情,但严格说来,这种发生于价值层面的法律信仰与的相似或等同程度只是抽象的或逻辑意义上的,法律的价值理想不仅是一个哲学的认识层面的追求,更是一个法律实践过程中的感受与认同,因而,法律信仰蕴含了法治的工具理性与价值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同时也是法律规则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法习惯的过程,也意味着法治的价值理想的实现。
“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理论命题被法学界以至全社会接受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因为法律信仰并不仅是一种言辞上的表白,而必须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也并非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与倚重,尤其对于转型中国的法治而言,要使法律信仰真正成为法治实践的主导性因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
首先,按照亚式的“良法”之治,即欲获得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无庸讳言,这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条件,因为法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权威的至上性,若非良法,不与人们的政治理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相一致,是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服从的,法律权威的至上性也无法树立。
其次,法律信仰的培育是由法律共同体成员即包括法官、检察官、学者等推动的法律实践活动,由于这是一个法治进程中最具激情与活力的主体性因素,系统的法学知识的获取及法律技术的掌握是这个群体得以为立法提供理论的前提思考和现实的社会关怀,为司法提供价值性引导、为公众解释抽象的法律语言,提供一个沟通抽象法律文本世界与现实的人文关怀的渠道,这是形成法律信仰的必要条件。
法治理念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财理念，新经济的发展应当有与之相应的新的理财理念。与此相应，理财人员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即理财理念也应变革与更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对于这种新经济，美国进步政策研究所是这样界定的：新经济是以知识和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在这一经济中，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关键是体现在服务和制造业产品中的创新思想和技术。在这一经济中，风险、不确定性和连续的变革是法则。新经济是一种高技术、服务和办公室型的经济，是建立在新技术、新劳动组织方式和新产业基础之上的经济，是建立在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经济，是建立在对外投资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经济。新经济的依托是不断创新、迅速发展的高新科技公司。新经济既加剧了市场竞争又增加了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加快了公司和就业的新陈代谢，极大地扩大了生产需求和消费需求，使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与此相应，理财人员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持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即理财观念也应变革与更新，对此本文略作如下探析。
一、人本理念
人力资源是新经济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是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优秀人才的创新思维往往能造就巨大的财富，正所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才郎”。就企业发展来看，人力资本在新经济发展中已成为企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本，企业能否成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占有什么档次的人才，占有多少这种档次的人才以及如何开发与运用这些人才。因此，企业家必须树立“人本”理念，重视现有的人才，招揽紧缺的人才，并努力为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企业管理均奉行以行为科学为依托的“人本主义”管理。人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的能动作用正在凸现，人力资源也成了新经济发展中最重要、最活跃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当今市场竞争表现为商品竞争，商品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其实质则是人才竞争——科技人员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充分意识到在新经济的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才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人力资源是会计主体的一项资产，而且是企业组织中一项举足轻重的无形资产，是生产过程中惟一能动的资源。把人的成本和价值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的计量和报告，其目的是便于把人作为组织的资源而进行管理与配置。这样才能树立以人为本的理财观念，将各项理财活动“人格化”，建立和健全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创新理念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新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新产业不断涌现，产业调整与升级加速，产品更新加快，技术周期缩短，创新也成了一个企业永葆生机与活力，赢得竞争优势的源泉。新经济的发展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适应这种创新的要求，理财人员就必须具备创新理念，善于产生先见之明。由于创新的拓展与扩散，信息不对称的存在，理财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这便要求理财人员在财务会计工作中既要遵循理财的相对规范性，又要充分注意市场中每个会计主体的特殊性。因而理财人员便不可能用一成不变的财务管理经验、财务管理方法去适用于所有的理财对象。理财人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有效推动理财水平跃上新台阶，才能有效提升自身的理财素养，适应新经济对理财灵活性、变动性的要求。
三、信息价值理念
“信息”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陈述、解释。汉语中“信息”是指可以传递、传送的消息。从理财角度来看，信息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和人脑能够感知到的知识与技能以及有关的其他消息。其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信息是可以共享的，可以同时为许多人所占有、所使用；信息的作用和价值可以随接受者的不同而不同；信息可以多次使用，在使用中并不损耗；信息在使用中不仅不会损耗，而且可以增值，可以产生出新的信息。信息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是无限的，我们要善于发现，善于选择，善于使用。正如我们平时所说的，信息无所不有，无所不在，重要的是必须经过筛选。比如，网上的信息虽然是资源、是财富，但是，它们大部分是未被开采的原矿，需要我们对信息价值进行深层次开发，才能在信息的潜在价值中开发出信息的显在价值。在新经济时代，由于信息产业化的高速发展，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与运用，信息和知识成为社会和组织的核心战略资源，整个社会和组织沉浸在巨大的信息和知识的海洋中。这使得知识及理财信息成为共享的资源，对理财中的信息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为，传统工业经济下信息用户注重的是财务信息，在新经济下信息用户不仅要获取财务信息，还要获取非财务信息；不仅要获取定量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定性信息；不仅要获取确定的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不确定的信息；不仅要获取历史信息，还要更多地获取预测信息；不仅要获取企业整体信息，还要获取分部信息。在信息质量上强调信息的相关性、一致性与及时性。同时，信息用户还要求拓展信息披露内容，增加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揭示，把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财务报表内，充分披露它的价值变动、报酬与风险的转移、潜在风险以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增加对财务报表表外项目的披露，如长期租赁、长期购买协议以及与其相关的机会和风险等表外项目；分别列示经常事项和非经常事项的作用、影响；列表揭示分部信息；披露资产顶债计量的不确定性；提供不定期的财务报告；加强对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总之，会计信息用户要求获得尽量多的信息以利于其做出正确的决策。此外，会计信息用户还要求信息披露电子化。一方面，现代信息技术，包括数据库和Internet以及网络安全技术等完全可以使理财人员建构一个以全国性以至全球性的理财信息收集、整理、分析和的网络。尤其是电子联机定时报告系统的出现和运用，能够随时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提供定时财务报告的财务软件的出现，使会计业务数据在发生的同时即可被记录和处理。而信息使用者通过联机，直接进入相关的理财管理信息系统，及时有效地选取分析所需的信息，不必等到分期报告出来以后再看历史信息。另一方面，简便有效的运作是新经济的第一法宝。在新经济时代，一切经济活动均需以快、准、全的信息为导向。以数字化技术为先导、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主要内容的新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使交易、决策可在瞬间完成，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小。即时的通讯手段带来了即时的操作和调控，就像司机随时掌握着方向盘一样，信息使用者随时可根据经济实体变化的市场指标做出相应的理财对策调整。这便要求理财人员能够对理财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注重对理财信息的实时搜集、利用和分析，进行理财决策和资金运筹，最大限度地做到实时跟踪理财项目的市场变动情况，这个过程是在整个理财中最能为会计信息用户带来价值的过程。这时理财人员和会计信息用户处在互利的关系之中。而且双方均要致力于共同创造价值，而创造价值的核心是要创造信息价值。这是因为，会计信息用户和理财人员的互动过程中最具有价值的环节实际上是理财信息更深层次处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财人员、会计信息用户均在利用网络的共享信息和深层次的实时处理理财信息所带来的信息价值链，经营自我，挑战自我，体现自身价值和创新成果。
四、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