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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晋南,面塑,开发,保护
就目前晋南地区的面塑市场及其运营模式来看,面塑此种文化事项仅限于出现在特殊的时节与特定的场合,这即是其全部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将其纳入到更广阔的文化保护理念的氛围中,显然是不够认真、不够长远的。作为一项非遗,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仅存在于少数人的观念中或依靠民俗学工作者来阐释,而作为其文化受众和承载者的广大民众却没有具备这样的眼光和意识;此外,将传承工作只落在了手艺人的肩上同样是不完善的,因为相当一部分手艺人所做的是单纯的技艺传承,这属于保护的初级阶段人文历史论文,他们在文化认识方面是缺失或忽略的。
对民间文化艺术投入更多的关注和认识是毋庸置疑的。根据在晋南面塑文化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关于对其开发与保护的浅显认识。
一、对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开发
晋南目前的旅游纪念品市场处于较低层次,以分布在各个旅游景点周围的摊点为主,就所出售的商品种类来看,无非是佛像、木梳、手链项链、牛仔帽夏凉帽、风筝、油纸伞等等,这些与其他地方所售的旅游纪念品毫无差别,找不到一种具有本土色彩的纪念品,被称为“无地域性旅游纪念品”论文怎么写。可以说,不具有地方特色、工艺劣质是大多数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现状问题,而晋南如临汾地区的这种缺失更为严重,竟然没有形成一种可供进行地方文化定义的商品类型。事实上,这是缺乏地域自信力和文化创意的表现,因此我们需要发现和认识到这方面的不足,建立一个较高端、具有实力的旅游纪念品市场来增进我们的地方特色文化意识,提升我们的文化品味。在这方面也不乏成功典型,“陕西泥塑”已成为与兵马俑、农民画并列的标志性特色传统文化,不必说其相关的专业研究,单从它们在旅游纪念品市场上的繁荣就足以见证它在保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成绩。因此,在晋南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提供面塑的展示平台是可行的且必要的,它能够代表一方水土的风貌人情人文历史论文,能够成为地域文化的定义之作。同时,欢迎更多的传统工艺参与进来,如平阳木板画、威风锣鼓的微型复制品、根祖文化纪念品等等,开发更多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深层地域性旅游纪念品”,让技艺精湛、寓意深远的传统文化登上现代舞台,见出其在现代审美功能中的适应与需求。
二、与政府及民间组织结合,开展多项弘扬晋南传统文化艺术的工作
我国政府不单是作为管理的职权部门,亦是文化艺术工作的引导机构,在此方面它往往提供给人们更多的舆论引导和环境支持,地方政府更能发挥如是作用,一些特色活动的开展对树立地域自信力、提升人们的精神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民间组织是作为地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载体出现的,与政府相比更能体现出人民群众在精神领域的自觉和高水平的文化诉求。2001年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先生倡导实施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即“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由此展开了声势浩大、功在千秋的保护工作,并及时出版相关学术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民间文化认识。近年来各地也举办过不少文化节,如风筝文化节,剪纸大赛,面塑艺术节等等都属于增进民间文化影响力、弘扬传统文化艺术的积极之举,临汾在2002年也举办过剪纸面塑大赛人文历史论文,但其组织宣传与影响力度并不明显,人们依然没有认识到面塑作为非遗、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的价值与发展空间。2009年在咸阳举办的中国民间花馍艺术节可谓此领域工作的一个高水平平台,它凝聚中央与地方的民间文化保护力量,对面塑这一传统事项进行提升与再认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发扬的保护模式之一。举办这样的文化节不仅有利于本地文化的繁荣、经济的促进,还有利于培养人们积极的社会心态及树立本土传统文化的品牌实力论文怎么写。
三、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民间文化的活动中来
《民间文化保护学沿话语——民间文化保护讲演录》一书中提到,保护工作被视为一种“历史使命”,意即我们的研究工作正是对传统、对当下、对未来的文化事业负责,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积极维系今天我们还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事项,就是为后世创造一个文化现象多元、地域色彩丰富的广阔天地,让人们不再生活在精神领域贫瘠的家园中,将我们的根祖情怀传承下去。因此,除了民间传承人、专业的研究工作者、志愿者与爱好者外,青少年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文化传承队伍,让这些未来的主人参与到民间文化生活中来,即能使其体验到传统文化带来的厚重情感,他们亦也能为传统文化注入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方面,很多省市近年来也组织过学生参与面塑制作的相关活动,但也仅体现在作为手工课程学习的层面上人文历史论文,还未在青少年群体中渗透关于民间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观念,因此这一点也是值得大力提倡的。让青少年热爱并参与自己家乡的文化建设同样是一项可贵的保护工作,让他们认识到传统文化即博大精深又生动活泼,从而主动地将其融入到他们成长的视野和血液中。
地方文化特色的丧失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最明显的问题之一,保护好地方文化特色,就是保护本地域的文化身份,同样是保护全人类的文明。作为晋南地区的传统特色文化,我们应当拿出更多的勇气与智慧,投入到面塑的关注和保护中来,鼓励有关的团体提出更丰富的开发模式,让我们的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黄辉.从猫福的前世今生看民间造型艺术与旅游纪念品的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
[2]白胜庚.民间文化保护学沿话语——民间文化保护讲演录[M].学苑出版社,2006.
【关键词】大学生 民族传统文化 教育 趋势 述评
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群体,是实现民族复兴与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民族传统文化则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传承载体,对于一个民族抵抗异质文化冲击和影响,保持民族独立自强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的现实努力,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学术界对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日益关注,近些年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笔者做了粗略统计,以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为研究专题的学术论文有近百篇,其中还包括数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另有专著若干。基于该领域学术史的梳理,笔者认为学术界目前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集中探讨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和本质的研究。民族传统文化是本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司晓宏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精神有如下几种:一是“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是“刚健”、“辉光”的独立人格精神;三是“厚德载物”的尚德精神;四是“奉公以坳, 律身以俭”的勤俭精神;五是“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佟贵银认为:“和谐文化为儒释道所尊崇、为各民族所认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郭大烈认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一、不畏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精神;二、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优秀品质;三、和睦共处友爱互助的优秀品德;四、不断发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章较多,总的来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分析比较透彻,从深层次角度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二是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分析。这些学术文章在肯定目前党和政府高层普遍重视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亦指出当前教育的不足。桂署钦、覃萍认为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受到了各高校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取得了一些可喜成绩,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教育机制不够健全;教育管理不够规范、完善;教育师资比较紧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部分大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覃萍、林宁撰文指出当前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两个误区:“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甚至不要”和“重知识积累与技巧的培养而轻精神和理念的培养”的误区。罗英侠指出当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缺陷:社会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相关的教育模式存在误区,学生在学习上过于追求实用等。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学术界日益倾向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当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现状。比较典型有谭小宝引用《华夏时报》数据来说明当前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对传统文化了解的大学生有60%,能完整背出古诗词或正确回答出作者的大学生有45%,认为传统文化有用的大学生有20%,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占总数的30%;而有97%的同学认为学习英语是绝对有用的。在对传统节日的重视程度调查中,75%以上的大学生认为诸如中秋、端午等节日的重要,但是也认为圣诞、情人等西方节日的同等重要性。
三是对当前在高校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深入探讨。桂署钦将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与传承民族文明,有利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谢继忠认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起到至少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培养大学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三是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可以看到,从总的研究成果而言,对大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学界是肯定的,从最早高校的功能责任意识到现在的积极建设民族传统文化意义,学界主流态度是热切关注的。
四是对加强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方法与途径研究。高琼、刘茹对改变我国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现状提出了可行性对策:一是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和水平;二是在高校的 “两课” 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三是增加相关选修课,进行通识教育;四是增加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五是拓展教育学习平台等。毫无疑问,上述这些途径是值得、可取的,很多具有可操作性。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关注的实现途径已由技术手段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桂署钦就从领导机制、管理机制、教师教育培训机制、经费投入保障机制、考评机制、激励机制、大学生社会实践机制七个方面论述构建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这些思考和探索更是我们应当注重的努力方向。
五是关注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作用研究。当前撰文专题论述两者关系和作用的文章不是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寿菊、张莼波撰文重点分析了当前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培养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探索研究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作用和有效途径;唐东升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论的角度论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积极促进作用。上述文章均从实际运作手段到理论架构角度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系和作用作了专题探讨,值得研究。
专著方面成果数量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军、董艳主编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教育》一书,该书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文化传承的教育人类学意义、民族文化传承对人的智力因素发展的影响、民族文化传承中知识和技能的获得等。笔者观察,大部分专著着重论述民族传统文化,而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这也许是今后我们应该深入研究的重点。
纵观近些年来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状况,笔者总结出该项研究的总体趋势如下:一是由理论研究逐步转向实证研究。以往的研究成果注重从文化定义、内涵、类型出发分析民族传统文化,运用各类文化模式进行解读,或者仅仅是限于其意义、现状、对策的泛泛而谈,研究不深入,而目前有关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学校、社区运用调研、统计等多种手段开展实证研究,注重用材料说话;二是由宏观研究转向微观解析。一门学科成熟的发展标志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宏观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运用有关理论对微观领域做个案研究。在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领域,更应注意的是对个案做应用研究,分析研究对象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和预期对策。三是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以往的研究往往采用线式的理论结构、举例说明、演绎论证等传统手段,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从简单的定性分析开始向科学研究的定量分析转型,采用比较研究法、数理统计法等多类型研究方法开展科学研究,从而为学术界提供理论依据和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该项研究亦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研究。目前该项研究尽管不乏实证研究,但依然倾向于理论探讨。对于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真正渗透到校园,让民族传统文化意识成为大学生的主动意识,自觉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这个重大命题的解决之道及实效性尚未完全弄清楚;二是该项研究的学术成果应进一步系统化。该项研究的学术成果以论文为主,缺乏有分量的专著,这应该是此领域今后该加强的。三是注重提倡在该领域实现跨学科研究,当前高校大学生普遍是九零后学生,是改革开放后的新生第二代,其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与改革开放后的八零后第一代又有着不同,在对其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上,简单的灌输强制教育是不行的。应注重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在该领域实行交叉研究,以期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我深信,只要我们继续认真学习发掘,民族传统文化之光必然在新时代的大学校园里光辉闪耀!
【参考文献】
[1]司晓宏.论教育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任务与内容[J].教育科学,1993(2):2-5.
[2]佟贵银.和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3(2):29.
[3]郭大烈.论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J].云南社会科学,1986(2):76-77.
[4]桂署钦,覃萍.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机制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6):65.
[5]覃萍,林宁.谈大学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误区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6(35):61.
[6]罗英侠.关于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23.
[7]谭小宝.对当今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2008(8):41.
[8]桂署钦.当代大学生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8):37-38.
[9]谢继忠.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文教资料,2008(7):18-21.
[10]高琼,刘茹.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创新,2008(5):71-74.
[11]桂署钦.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民族传统文化教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3):66.
[12]李寿菊,张莼波.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J]. 现代体育教育,2007(5):5-9.
论文关键词:地方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保护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1]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如何保护及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全国各地贯彻落实国家“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实施。而地方高等院校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应该当仁不让,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时代重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曾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各地高校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2]那么,地方高校在保护工作中究竟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应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推动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呢?
一、地方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优势
(一)人才培养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存在方式是活态的教育管理论文,文化形式与文化空间只有在传承发展中才能保证其鲜活的生命力。”[3]根据这一特点,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除了进行全面的普查、搜集、记录、整理之外,还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而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他们是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他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和从事保护工作的能力。这些影响是深刻持久的。学生在毕业后也有可能选择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从而更好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添砖加瓦。而在涉及到如何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的问题时,一般可以通过如下形式:其一,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或在相近专业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块课程,培养能够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其二,开设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选修课。
另外,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同时也可以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专业教师可以组织广大的学生到民间采风,积极调研,参与项目研究。在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
(二)信息资源优势
信息同能源、材料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资源。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是极其重要的。而高校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图书馆是大学校园的信息中心,信息资源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源、数据库和电子出版物等现实馆藏外,还有虚拟馆藏,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及通讯设备共享馆外大量的信息资源。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教育引导、文化熏陶等功能。另外,图书馆拥有的场地、设备和专业的人员,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中提供展示、宣传的平台。
(三)科研创新优势
高校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传习地,也是高素质人才的云集之地,长期以来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上走在前面,起步较早。高校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一直笔耕不辍,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作努力,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是其他部门难以媲美的。高校对外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各高校间也互相配合,资源共享教育管理论文,这样,无形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展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地方高校经费稳定,组织有序,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具有其它部门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创办刊物展示研究成果,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活动有一定的优势。
二、充分发挥优势,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潮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积淀,同时也培育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级别,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4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8项。潮州市可以说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潮文化的灵魂。潮州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潮州音乐、潮剧、潮绣、潮州木雕、潮州歌册、潮州菜烹饪技艺、潮州铁枝木偶戏、枫溪瓷烧制技艺、茶艺、潮州剪纸……,涉及传统音乐、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种类繁多。但是,大多数项目后继乏人,保护和传承工作日益紧迫。韩山师范学院是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拥有其它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作者拟以此高校为例,谈谈具体的做法。
(一)设置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
韩山师范学院于2011年设置了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陶瓷艺术设计(枫溪瓷烧制技艺)、雕塑艺术设计(潮州木雕)、服装设计(潮绣)、烹饪工艺与营养(潮州菜烹饪技艺)。其中前三个是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最后一个是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专业的设置以充分的调研论证为基础,针对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缺乏的状况,学院在师资力量充足、各种条件都已成熟的情况下申报设置这几个专业,并形成“潮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3+2+2’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构建方案”申报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已获广东省教育厅批准。韩山师范学院根据社会需求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举措,不仅是为自身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尝试,也是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地方文化产业教育管理论文,探索使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得到最佳发挥的有效途径。
(二)开设相关课程,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韩山师范学院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意义,很早就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类的课程。例如,美术学专业开设《潮州剪纸》、《潮州木雕》等课程;音乐学专业开设《潮州音乐》、《潮剧欣赏》等课程;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开设《潮菜制作技术》、《潮州小吃》、《潮州茶文化》等课程;同时还开设《潮汕历史文化》、《潮汕民俗研究》等校性选修课。这些课程的开设大受学生欢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是中华民族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纳入课程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将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地域历史文化和地方经济建设的兴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创新意识,从而为培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使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
(三)建立研究机构,大力争取政府支持
1991年,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设立“潮汕文化研究室”,后更名为“潮汕文化研究中心”。2002年,在原有基础上设立“潮学研究所”,定位为学校直属科研机构。2008年,学校与潮州市政府合作成立市校共建了“潮学研究院”,并与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于1991年8月创建的涵盖汕头、潮州、揭阳三市的民间学术团体)合办了大型学术刊物——《潮学研究》。可以说,韩山师范学院在潮汕文化研究上一直走在前列,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传承方面。主要有:一批有志于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积极申报课题,如《潮汕民间剪纸的普查和抢救》、《地域文化与潮州民间剪纸》、《正字戏文献抢救、整理及研究》等,孜孜不倦地从事潮汕民间剪纸、正字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和研究工作,并出色完成课题研究,出版发表了大批相关的论文及著作;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举办或参与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的同行进行交流。例如:2003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2006年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中国地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几十年来,韩山师范学院以“润物细无声”的春雨精神,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发挥社团作用,传承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韩山师范学院的社团文化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有些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的重要阵地。于1987年创建的潮风学社,是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最为悠久的社团之一,经常组织社员开展民俗采风、义教、民俗征文比赛等活动教育管理论文,为韩师学子提供一个了解、学习、研究潮汕历史文化的平台;茶艺表演队成立于2008年,社团虽然年轻,但是表现不俗。2010年,我院茶艺表演队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工夫茶”传承人叶汉钟老师的带领下,在亚运会、亚残运会上为世界各地来宾表演了潮州工夫茶、茶艺服务等,展现了传统潮州工夫茶的魅力; “卡通潮剧”是韩山师范学院2005年立项的科研课题项目,它将潮剧与动漫完美结合,为潮剧注入新的活力,让更多青少年了解潮剧,喜爱潮剧。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潮动画工作室,现在仍孜孜不倦地为潮剧和潮州童谣的传播作努力。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韩山师范学院作为潮州市的一所高等师范院校,办学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应该主动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义务,不遗余力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奉献力量,同时,也不断地在此过程中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彰显百年院校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中断而延续至今的4大古老文明之1,中华民族5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1的中国传统舞蹈文化是民族文化的1个重要组成部分。舞蹈文化传承与舞蹈教育是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舞蹈文化传承离不开舞蹈教育,舞蹈文化传承又可促进舞蹈教育的普及,而舞蹈教育的普及又可使舞蹈传承最大化。
关键词:舞蹈;舞蹈教育;文化传承;意义;关系
ABSTRACT
关键词:土特产包装设计;地域文化;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189-01
一、土特产包装的文化价值
(一)地域文化价值
“任何设计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都不能脱离各自的民族精神。”人们可通过土特产包装上的图形、文字、色彩以及整个包装表现出来的风格、营造出来的意境来感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传统习惯、文化内涵等,就如同考古学家可通过古代遗留的字画、器具等来探索当时的文化思潮及社会环境的氛围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状态一样。
(二)传统文化价值
土特产都具有历史悠久的特性和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这就是土特产和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优秀文明的文化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留有各具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些都能为现代各个地区的土特产包装所用。因此在土特产包装设计中,准确地表现当地传统文化是对发扬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二、土特产包装设计的现状
(一)缺乏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
“土特产是地方风俗的代表,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最具文化韵味的产品。”市场上的土特产包装已展现出一些传统风味,但大多是简单地运用大众流行的传统文化元素,如中国结、年画娃娃、剪纸等,显得过于浅显、缺少地域性文化内涵,既没有抓住其流通面广的机会去很好地展现地域特色,也没有很好地承载和传播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二)过于简陋
包装即商品的外衣,商品穿上包装的外衣之后,便在商品流通中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其中材料的特性、造型结构以及装潢风格对商品的风格有很大影响。但市场上很多土特产包装过于简陋,选取的材料较简易,结构过于简单陈旧,装潢过于俗气低劣,不但没有为产品加分,反而降低了产品的档次。
(三)缺乏新意
不难发现市场上许多土特产的包装看上去都是大同小异。一方面包装的结构大多是较常见的一些包装结构样式,另一方面包装设计元素也大多是互相模仿。这样的现状并不能能适应现代人们对于个性的追求,并不是一种代表地方的包装,更不能实现文化传承的重任。
三、实现文化传承的策略
(一)深入了解文化背景
土特产的文化背景包括当地的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要设计出能传承文化的包装设计,首先就应该对当地的历史起源、民俗风情、生活习惯以及具地方特色的人文景观等有深入的了解。“商品和包装也有自己根据地,地域特色常常是文化特色的基础。”土特产包装设计应充分挖掘地方特性,提取地方元素,选取能代表产品和产地特色的元素进行设计。
(二)文化背景之上进行设计
(1)土特产包装应尽量表达质朴,在材料的选择上可考虑大自然中的木、竹、土、石、棉、麻、草以及布,再利用编织、拼贴、雕琢的方式进行处理。由于地域的差异,材料具有地域性的文化内涵,也可以成为传达地域特色的一种表现手法。
(2)在土特产包装的结构上可借鉴一些古文物、民间物品、特色建筑等,如青铜器、陶器、瓷器、兵马俑等,葫芦、唢呐、鼓等以及黄鹤楼、吊脚楼、大明宫等,这些都可作为造型设计的参考,关键是要根据产品的自身特点进行选取。
(3)图形设计可源自古文化中的书法、绘画、刺绣等,或对当地特色的人物、动植物、建筑等进行模仿、解构与创新,总之图形的选取一定要具地方特色,要与商品有紧密关系,这样给消费者传达的信息也就越准确。
(4)“色彩在包装设计中常常具有先声夺人的力量,它是美感中最普遍的形式,极易引起人的情感反应与变化。色彩本身就具有民族的传统意识性,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民族之间对色彩的喜恶习俗与审美心理都不一样。”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带给产品什么样的气质,这都需设计师进行推敲。在土特产的包装设计中要巧妙地运用地域性的色彩利于土特产形象的树立,也能使人们感受到该产地的地域特色是豪放、质朴或是清秀。
四、结语
土特产包装设计离不开产生这一产品的地域、民族以及时代背景。土特产包装作为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而设计师作为一名文化的传播者,必须要深层次地理解、融化地域文化、传统文化,通过能够引起共鸣的艺术手法将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形式符号与现代审美理念相结合,设计出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韵味、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包装设计,这样既体现一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地域和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体现时代精神内涵,使土特产包装熏陶并建立起大众的文化认同感,起到文化传承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地域音乐文化;地方高校;邵阳
1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概述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个地域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流域的炎黄文明、长江流域的长江文明,还有荆楚文明、湖湘文梅山文化犹如河流本身犹如川流不息、更古长青。每个地域都有每个地域的文化色彩,正是这些博大的地域文化碰撞出丰富多样的中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是彰显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名片”。
邵阳地处湖南南部,山水隽永、民风淳朴,地处古老的梅山文化圈中心,居住着苗族、瑶族、回族、侗族等39个少数民族。邵阳市地辖邵阳县、邵东县、新邵县、隆回县、洞口县、遂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区、武冈市、新宁县,其中的隆回其与邻近的新化、冷水江等地由于处古老梅山文化的发源地,蕴含着古朴而广博的民族文化。梅山文化是亘古至今文明文化的鲜活体,是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体。千百年来邵阳市的地域文化由于受到梅山梅花的晕染和淘养,固邵阳个县市的地域文化也是一种古朴、原始、广阔、开放多样的地域文化。邵阳境内各个县市的民族音乐文化更是异彩纷呈、例如有被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的隆回呜哇山歌,还有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原生态布袋木偶戏、邵阳花鼓戏、古老的武冈丝弦、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傩戏。隆回、新宁、洞口还有神秘的山寨文化,拦酒歌、板凳戏、庆堂鼓等民俗音乐文化。这些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既或古朴开放,或豪放幽婉,或火辣含蓄,或神秘浪漫,呈现独特的地域特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珍宝,是邵阳人文风情的“身份名片”,是邵阳地方高校教育教学取之不尽的源泉。
2 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教育的应然关系
地域文化与地方高校的关系甚密,它们之间犹如出发的船舶与港湾,地方高校要发展进步需要从港口获取必备的资源,然后把这些资源承载到目的地。地方高校的发展依赖地方的地域文化,从地域传统文化资源中吸取精华,补充力量。当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也融入现代人的各个领域,成为我国高校的主要发展特征。各高校都在一致地追求办学规模、办学效率、办学人数和专业设置的“模态式”发展。我国高校的文化性正在被工业性所取代。由于弱化了文化的传承与淘养,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在逐渐衰微,我国高校正在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危机”。
我国高校正陷入一个“模态式”发展,没有自己的特色。似乎都在成为类似的“人才加工工厂”,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文化的支撑。地域传统文化一方面是地方高校实现特色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地域文化沉淀着该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地域的“身份名片”,固是带领高校走出“身份认同危机”金钥匙。大学的本质在与“文化”,文化内涵是一所大学存在的形式,文化的差异性是区分大学之间差异性的本质特征。办学人数、专业设置、办学规模等这些外显特征不足以区分一所大学与另一所大学之间的差异,地方高校要突破我国高校身份认同的危机,必须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结合,以特色的文化内涵哺育和淘养自身的特色化发展之路。此外,地方高校对于所在的地域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推卸的传承责任。服务地方区域文化建设,地方高校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应该与地方的文化资源融合。地方高校应当不断提高课程的适切性,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深化认识到把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教育教学中对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意义。固地方高校需要加强地方课程的开发、实施。
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人文教育,“人文性”是其专业教育最显著的特征。然而随着我国高校“工业化”的进程,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教学也被席卷次浪潮中,失去了其学科应有的“文化性”特征。高校音乐专业的教育“技术性”强,而情感精神性弱、“知识性”重,而人文性轻。音乐艺术的教学本质上是“人文”熏陶、艺术感染,面对音乐教学越来越“技术化”的困境,高校的音乐专业教育教学应为地域音乐文化融入音乐专业教育开拓途径。
音乐艺术是一门特殊的文化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是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文化的传承有着很强的专业要求和诸多限制,这也导致音乐艺术的传承困难重重,许多珍贵的艺术都面临濒危。邵阳地区至今还保存着众多古老的音乐艺术形式,隆回呜哇山歌、邵阳布袋戏等,诸如此类的音乐艺术形式的传承需要专门的音乐人士,目前这些原生态的音乐艺术主要还是依靠民间人士来传承,面对如此丰富的地域音乐文化,单依赖民间人士的力量是不够的,地方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师,具备专业的音乐知识和素养,他们的传承地方传统音乐的事业上可以大有作为。
3 邵阳地域音乐文化与地方高校音乐专业之实然关系
邵阳地区古朴多样的音乐文化已然进入了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育科研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邵阳学院音乐系的教师纷纷把目光投射到丰富、广阔的区域音乐文化。关于隆回呜哇山歌、布袋戏、邵阳花鼓戏、新宁傩戏、新宁八侗瑶族跳鼓坛、古老的武冈丝弦等地方音乐艺术的科研论文数量可观。例如,《花瑶呜哇山歌传承与保护措施初探》《花瑶呜哇山歌音乐特征探析》《花瑶呜哇山歌起源、发展、和艺术特色》《邵阳布袋戏艺术风格探究》《邵阳花鼓戏艺术特征》《武冈丝弦审美特征初探》等等关于邵阳地方音乐文化的科研论文在各学术期刊上频频发表。而且,在地方学院领导的带领下,学院音乐系还成立了专门的湘中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心,鼓励教师和学生为地方音乐文化传承和建设贡献智慧。
邵阳地方音乐文化进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师的科研视界。然而,在教学实践领域,如此珍贵的音乐文化资源仍处于面临“弱视”的尴尬处境,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仍然沿袭着从西方借鉴而来的课程体系。音乐专业所开设的课程有基本乐理、和声、作曲分析、配器以及各类术科等。地方高校音乐专业尚未开设专门的“乡土音乐文化”课程,像大部分高校音乐专业一样开设门“民族民间音乐”,课时量少,许多学校都不是专业的民族民间音乐教师,课程设置形同虚设。诚然,邵阳地域独特的音乐文化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教学领域还有一段距离。
论文摘要:洛阳是我国著名的 历史 文化名城之一,其庙会所在地也是河洛民间文化的聚集地;洛阳庙会的 发展 经历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历史变迁,从美学角度考察洛阳庙会的发展,可挖掘不同时代庙会的审美内涵;传承庙会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更是当代人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庙会是我国民间节日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源于我国古代隆重的祭祀活动,其实质在于信仰,它的形成与我国远古时代的宗庙社郊制度密切相关。在
河南地处中原,孕育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摇篮。随着文化交流的发展,外来文化与庙会的结合,其形式和内容更加多样化的同时,在中原各个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其中素有“九朝古都”之称的洛阳,以其得天独厚的 自然 地理条件和渊源久长的文化历史,不仅分布有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隋唐遗址等多处构成古都风貌的古代建筑和名胜古迹,而且还有规模宏大的古庙会群。洛阳庙会作为古都洛阳非物质形态的人文资源之一,与物质形态的古建筑、古迹相比,更显示其顽强的生命力。自产生后,它经历发展、变化、复兴等阶段,不仅实现了从传统到当代的变迁,也使其具有了丰富的审美内涵。
1洛阳庙会的审美考察
(1)文化互融的传统庙会
洛阳庙会群在中原地区庙会群中颇具特色,堪称豫西地区民俗文化的博览会。不仅有二郎庙等各类小型庙会,还有关林、龙门、白马寺三处大型庙会。庙会群大多以佛事为主,它们共同促进着佛文化在
自尼采以来,西方 哲学 一再强调审美不但是一种 艺术 活动,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庙会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本身就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从美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种生存方式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长的文化意味,是十分必要的。
如今,逛庙会已成为洛阳人欢度春节的习俗,尤其是每年春节,全市都会有百万市民欢聚在庙会上。其中不乏海外华人和外国的游客,专程来赶洛阳庙会。庙会适应了广大群众娱乐和审美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娱乐身心、宣泄感情的好机会。其中,很多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登台亮相,充分展现了悠久的河洛民俗文化,如:河洛大鼓、二鬼摔跤、抖空竹、大里王狮舞、篙县背装、宫廷宴乐、捏面人、锣鼓书等民间艺术,它们代表着河洛地区民间传统文化的特色。在庙会这个共享的空间里,人们可以观赏到民间戏曲、民俗文化、文娱 体育 活动和种类繁多的商品汇展,还可以感受淳朴的民风,品尝到带有童年气息的小吃—棉花糖、桂花糕、吹糖人等,通过瞬间回忆质朴的幸福,偷悦身心。春节庙会的举办目的虽然是要宣传河洛传统文化,但随着人们审美品位的提高,开始出现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活动,带有时尚气息,以期迎合人们的审美情趣。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感性需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大众的审美观念从过去的审美到现在的美丑并审,审美方式越来越趋向感性化。庙会就如同一幅活生生的“风俗画”,使人们认识社会的客观存在,会上无数新鲜的事物吸引着人们去理解和探索,只要广泛接触便可充实头脑,获得有价值的文化知识。从传承关系来说,洛阳当代庙会不仅是对洛阳传统庙会的延续和复兴,而且从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出发,在继承了传统节日庙会特色的同时,又借鉴了节日游园活动注重文化的特点,努力挖掘民间各种文化活动的娱乐性特点。现在,洛阳庙会已成为对外展示洛阳当代民俗文化的一个窗口,不仅体现出洛阳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展示了当代洛阳 发展 的新风貌。
2洛阳庙会文化的传承意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1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35-06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成民族的核心要素。文化与民族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传”与“承”两个并存、继起的环节实现有机的整合,促使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稳定、延续、再生的特征,最终形成模式化发展。
一直以来,传承一词常出现于民俗学研究中,是最先用于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传承性”也被看作是民俗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而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提法转变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强化了传承观,这使得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使用开始普遍并向加速发展,有关“文化传承”的著述和论文也接踵而出。
笔者对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近年围绕着文化传承的研究,可以总结为对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议题。下文择要阐述其中的研究情况,以期对今后的文化传承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借鉴。
一、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
在学术界,“文化传承”一词出现已久,是早已为人们所用的一个名词。从19世纪中叶起,就有学者对文化传承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很少人论及文化传承的内涵和本质,也未确切地予以概念界定。祁庆富教授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指出,在汉语词库中“传承”不是古语,而是新词。在古代汉语中,“传”和“承”分离,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语词。只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的《既代汉语词典》有简短的“传承”词条,即:“传授和继承”。在他看来,传承是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但是文化传承的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民俗学范畴,而是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特征。因而也是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对“传承”概念的认识,应当从更宏观的“大文化”视野拓宽、加深理解。而正确理解传承语义与内涵,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及保护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目前关于文化传承的著述中,学者赵世林给出了一个文化传承较为广义的理解,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笔者以为,对民族文化传承作这种定义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传承”以及全面的认识传统、把握文化,从而能更好的理解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二、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研究这一议题的学者,分别从两种不同的路径探寻文化是如何在传统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的。
第一种路径是寻找文化传承的渠道或媒介。晏鲤波认为民族文化典籍的保存与流传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方式。迟燕琼在炒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传承功能一文中指出,节日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一种重大的显性文化事象,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是最具地方特色、蕴含丰富意义的文化符号。它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多彩多姿的民族习俗风尚,传承着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并以一种显性而独特的方式承载、传递着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各民族多样性文化得以集中表现和传承的重要途径,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功能。也有学者从的角度看待文化传承。陈瑞琪就认为以宗教为载体,不仅使民族的民俗情结、传统文化情结、民族认同感、群体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也使民族文化传承得以为继。李志清通过对桂北侗族抢花炮仪式性体育的“深描”,同样得出信仰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性这一结论。基于符号学的角度,祁庆富教授认为文化传承是以象征符号为最基本的运载工具和传递手段的。他指出,社会的文化体系是由社会的象征性的符号,如语言及其结构、事物及人物的称谓、事物或社会关系的表述形式、神话及社会文化中的标志等等表现出来的。象征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认同。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象征符号过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展现、传承。传统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又一渠道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孙丽婷以阿昌族的家庭教育为例,认为家庭教育使阿昌族的民族语言、传统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等得以代代相传。其中牢固的婚姻制度,以及重视母亲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等是阿昌族文化通过家庭教育有效传承的原因。由此得出结论,家庭教育在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对本民族成员的成长、民族文化的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更有学者从宗族制度对文化传承的影响进行探讨。吴尔泰先生以赣傩为例,指出,赣傩无论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还是一种文艺形式,历时二千余年风雨沧桑而不绝,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不多见。创造这一“奇迹”的原因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因,是封建宗族制度在赣傩的传承和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制约作用。
以上研究是从单一的渠道进行探讨论述的,然而,文化传承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由整体性出发,索晓霞在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运行机制进行动态分析后得出结论:制度和法规形成的社会强制,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潜移默化,道德和禁忌形成的心理约束,正是潜藏在各种文化传承现象背后的“看不见的文法”。赵世林将民族文化传承的社会机制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以家庭为中心的亲亲强制、以村寨为单位的社会监督、特殊状态(战争)下的高强传承、族际交往中强化的自我意识、意味着义务延续的祖先崇拜、宗教意识。这些从整体进行的研究,让我们得以窥知文化传承的不同渠道。从另一种路径研究传承机制的是解读文化传承的方式。索晓霞在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传承方式后,指出了几种具有普适性的传承方式。(1)一对一的方式。这种方式偏重于民族物质生产文化。(2)一对多的方式。传承的是宗教意识、民族意识,可概念化为文化模式、文化观念,偏重于精神文化的范畴。(3)多对多的方式。这种传承方式主要体现为通过规范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无形的调控,客观上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这些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李灿松、周智生通过对鹤庆新华村民族手工艺的田野 调查,认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传授、开放式的学徒招收等形式构成了传统手工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马春莲教授也从口耳相传、心领神会等角度论述了音乐的传承方式。除此以外,不少学者也对文化不同门类的传承方式有所关注。
上述研究都是从传统生态环境的视野中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学者们或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传承的机制,或就影响文化传承的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或查阅文献记载并在一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某一文化对其传承的生态环境及其方式进行综述。其中所获知的途径与方式都可给当代生态文明下的文化传承以重要启迪。
三、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
在传统社会中,人文、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承传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如同赵世林教授所说,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传承具有社会强制性和不可选择性。燃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众多学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要从变异性来看待文化传承。正如祁庆富教授所言,对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因此,在当前的文化传承研究中,从文化变迁角度探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成为焦点。国内研究这一命题的学者,更关注文化传承与当前社会转型的关系,常采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动态分析路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门类划分,冠以民间工艺、民间美术、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文化空间、民间文学等名目,结合相关的田野调查,针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影响某一文化样式传承的因素以及导致变异的原因。
纵观文化传承与变迁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从社会环境的角度侧重讨论社会环境对文化承传的影响。李红英以滇西德宏地区的傣族为例,论述了傣族文化的传承由原本稳定的寺庙宗教等场所,转变成为学校教育传承的方式。在她看来,寺庙中的文化传承,更能在一种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中形成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民旗隋感之链,而当前的学校教育则使傣族新人更多的成为了失去民族文化个性和民族文化认知的一代。这是由于汉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涌入,冲击着傣族传统文化传承空间而造成的文化变迁与传承方式的变异。史江洪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传统的土家族村落为个案,分析了民间信仰在村落生活中的传承情况,认为较之其过去的形态,个案民间信仰的当前状况已产生了较大的变化,现实生活中的信仰事象主要是一种行为层面上的重演,已失去了其所产生的原始观念基础――神圣性和神秘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外来文化的影响、医药知识的普及与进步、经济生活的变化等。这种视角的着眼点在于文化受到来自体系之外的刺激而产生的变化,略有强调文化传承的变迁是外来的、被动的感觉,从而显得人和文化在社会变动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第二种视角是从文化自身的角度侧重探究文化对社会环境的适应性与影响力。徐英博士以萨满教传承模式为例,向我们阐述了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萨满教文化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萨满教文化的发展在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其宗教的功能淡化,而其他文化功能加强,在民俗、艺术等领域曲折地生存下来,这种经过碎片化、变异、整合的过程,再次展现了文化传承变异性的规律及文化所具有的适应能力。齐琨博士通过对中国近百年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阐释,描述了南汇清音这一传统乐种经由乐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综合运用一些方式、手段、技巧、途径等音乐文化内应机制,既适应了不断变迁的社会环境,又延续了音乐文化传统。在她看来,传统音乐文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能以自我调整、自我运作、自我创造的方式在社会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作用。[21]这一视角更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在面临新的环境时,人们总能从传统习惯和文化惯例之外去寻找适应环境的方式,从而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推动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
采用这种视角对此议题进行探究的还有陈曦的《从侗歌展演文化功能的变迁看侗族民歌文化的传承》、刘晓真的,《从乡俗仪礼到民间艺术――当代山东商河鼓子秧歌文化功能的变迁与传承》、孔培培的《从拉魂腔到柳琴戏――个剧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变迁》、杨艳的仁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乐的传承、创新及其表现特点》等论文。
四、文化传承人的研究
在过去常见的民俗学专著中很少有学者提及传承人,然而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国家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传承人命名的工作,传承人的地位越发凸显,日益得到广泛的关注。
郑一民的《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伍振的《保人保艺齐步走》、海铃的《保护传承人至为关键》等论文都强调了传承人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明确的传承人。刘锡诚先生在《传承与传承人》一文中就指出,对于原本就是家族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不存在什么大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原本就是群体性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人的界定就存在争议。针对这一问题,祁庆富教授在全面梳理了世界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将传承人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能、技艺,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人物。”即便是已开始进行传承人的认定工作,苑利研究员却仍认为:“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并非掌握在某一个人手里。一旦只给一个人发钱,必然破坏了社群的关系。”由此,他特别建议我国政府以群体资助的方式去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并认为真正利用经济杠杆来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积极性的最佳方式,恐怕还是要变“输血”为“造血”,即充分调动传承人的内在积极性,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多优势。杨旭东以新野猴戏为例,向我们表现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传承人的个体崛起与民俗文化发展的担忧。他认为,当民俗还是大众的生活常态时,是无所谓传承人的,传承只是个过程,是群体间的代际传递。而当开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认定后,传承人开始以个体的身份崛起。而其个人所代表的民俗文化已不再是民俗文化圈中民众的生活常态,无法再次成为民众的共享文化和共同性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民俗文化的衰落。
虽然,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认定文化传承人?究竟以个体传承还是群体传承方式支持文化传承的工作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商讨,然而在文化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性与意义这一方面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五、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危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从不同学科的角度,众多专家学者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现状及在当下生态环境中的传承进行了理性思考,为文化传承探索新途径,提供新思路。
从宏观的视野出发,汪春燕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证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 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民族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族纲领和总政策是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保证。这一政策制定、实施是否科学、有效、合理,直接关乎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败。阻一直以来,对于用旅游开发的形式复兴民族传统文化的探讨是最多的。金少萍以白族扎染工艺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开发为着眼点,论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可以与经济产生协调发展的。其认为随着村庄经济面貌的改变、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保护、传承扎染工艺文化的意识和文化自觉,实现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李于昆围绕着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探讨了在对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重视原生态社区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将文化艺术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和有效的途径。并指出生态博物馆在中国乡村社区的开展,是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架起新的桥梁,并有利于探讨使民间智慧在社区内如何获得世代传承的新途径。覃慧宁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人类学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视角,认为在积极接受、吸取和利用现代电子媒介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将使山歌文化保有与工业文明融合并存的生机和潜力。从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三个方面,即具体的形式、客观的形式以及体制的形式中得到启发,卢露引出我国应该从家庭、学校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保护制度三个层面来弘扬和传承传统文化。李磊博士从法律保障制度的角度出发,指出法律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能够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优秀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机制和保障武器。除此之外,更有学者从日本无形文化财保护体系下的文化传承中得到启示,认为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和完善的保护体系,既要重视“传承人”的抢救,又要加强“传习人”的培养,才有可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下去。
虽然各路专家学者从不同的思路探究了文化传承的途径,然而有学者却认为,过多人为地操纵民间文化的生存反而会造成“保护性破坏”。孙晓霞就呼吁学者们在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中,不仅要加强系统理论的探索,更应放低研究的视角,认真反思民间社会的存在意义,去发现民间文化的生存演变规律以避免盲目的保护。胡炳章与胡晨也通过民歌传承的个案指出,自然传承是一种生命的运动过程,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只有在其自然传承过程中,民间文化才能真正焕发出自身的生命活力,展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
总而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承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对于非物质文化传承途径的思考,也已涉及到高校教育、大众媒体、法律保障机制、社区旅游开发、生态博物馆等不同的思路。
结语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五个层面。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学界对文化传承的研究正走向拓展与深入:就研究方法而言,已从早期宏观而单一的文献收集,发展到文献检索与田野调查的紧密结合。就研究对象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各种门类都已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并倾向于用个案、专题进行文化传承的研究,从而也总结出一些民间关于文化传承的智慧,使得非物质文化传承这一议题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就研究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来自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艺术学、教育学、民族学、文学、法学、历史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都有加盟。不同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并各有所长。这种学术力量的形成,唤起了公众对文化传承之紧迫感及其意义的认识,并突出地增强了学术界对文化传承等社会现实、实践问题的关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