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心理学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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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自1993年起连续3次获美国性学委员会颁发的性治疗学家资格证书，是内地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生。目前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北京性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长。20年来已主编、共同编写和翻译50多种专业和科普书籍，发表了50多篇论文和综述等，发表了2000多篇科普文章。

认知心理学是1950至1960年间逐渐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心理学研究的新学派、新方向或新“范式”，它包括了广泛的研究领域。认知心理学的出现是西方心理学发展中的第二次新旧范式更替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统治心理学长达40年之久的行为主义)。认知心理学把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它把输入的信息在人体内的流动和加工过程分解为对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若干阶段，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

认知是人类行为基础的高级心理过程，即人脑接受（感觉输入的变换）、加工（学习）、储存（工作记忆）和应用（提取）信息的整个过程，认知能力即所谓智力指人们在学习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想像能力、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与表达能力等。人们在认知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懂得怎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能够根据认知进程适当调节自己的认知行为的能力称为原认知能力。

认知的核心是信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人们不能直接观察到的内部心理过程，因此认知心理学家既重视严格的实验室研究探讨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从可观察到的输入和输出的现象来推测观察不到的心理过程，也重视主观经验的报告，并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内在心理过程(如信仰、欲望和动机)。认知心理学强调知识的作用，认为知识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主要因素，它也注意行为的研究，认为人们使用从环境得来的信息，结合记忆内存储的东西，指导未来的行为，并塑造生活环境，强调信息加工的主动性。对于认知心理学家来说，改变外部条件并不是目的，它只是揭示知识结构的辅助手段。

认知心理学企图把全部认知过程统一起来，它认为注意、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现象是交织在一起的，信息加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相互依赖关系，很可能会发现人类认知过程的统一加工模式，对于一组现象的了解有助于说明另一组现象。认知心理学重视心理学研究中的综合的观点，强调各种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所以还要把普通心理学各个领域统一起来，也就是要用认知观点研究和说明情绪、动机、个性等方面。认知心理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扩展到了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领域。

比如有些女性在中体验不到和相匹配的同一水平的唤起和，于是对有所依赖，因为二者的体验毕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错误的认知让她们认为女性尤其要不得，必然影响婚后性生活，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使她们的性反应受到严重的消极影响。不过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方式的不同，而是性关系有问题，如果有一个可心的合得来的伴侣，那么就会具有更加完美的性体验。如果婚内早就没有爱情而是冷冰冰的关系，就像一场灾难，还不如的感觉好。所以这些人在时达到没有困难，而在伴侣的性关系中却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临床运动心理学；内容分析；运动表现发展；运动功能障碍；运动功能损害；运动退役

临床运动心理学（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是随着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应用心理学分支，于20世纪80年代萌芽于美国，本世纪初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1988年，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SOC）建立了临床运动心理学家注册制度。2005年，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召开了临床运动心理学家大会［1］。2006 年，首部《临床运动心理学》专著出版［2］。2007 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创刊，为临床运动心理学开辟了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2011年，临床运动心理学的东西方观点（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Perspective West And East）系列丛书出版［3］。

我国的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积累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旨在从基本情况、内容及方法三个方面对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揭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研究者提供参考，促进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它按照一定维度对论文内容进行系统分类和评判，可提供学科研究状况的基本信息［4］。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

之中。

（一）论文取样

本研究从1981年至2010年的13个目标期刊中选出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680篇。心理学期刊包括《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体育学期刊包括《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体育与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学刊》。

（二）内容分析的维度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5，6］，按照以下程序设计了内容分析的维度系统：（1）精读2007~2008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的全部文献，初步制订分析维度；（2）对2009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的文献进行试分析，修订分析维度；（3）征求相关专家对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意见，修订分析维度；（4）经过培训的研究组成员对2010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文献进行独立分析，分析者的一致性系数在0.83~0.86之间，说明该分析维度系统信度较高，可为研究所用。对评判者容易出现分歧的维度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由27个因素构成。

（三）研究过程

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且熟练掌握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6名研究生对论文进行独立的内容分析，每篇论文有两名分析者。研究者最终录入数据时检查分析不一致的地方，认真核查后加以取舍。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对全部变量的频次分布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论文的基本情况

1.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

表1.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对比（%）

院（所）性质

中国

外国

体育学院（所）、体育教学部

91.7

34.3

心理学院（所）

4.9

37.4

医学、护理、健康学院（所）

0.9

12.1

其他

2.5

16.2

合计

100.0

表1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首作者主要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和体育教学部，而心理学、医学、护理与健康学院（所）学者对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参与度极低，这与国外学者相对多元的研究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分析，这种情况多年来（尤其是2004~2010年间）未出现明显变化。这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发展。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更多临床心理学学者的参与。

2.论文的篇幅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的篇幅统计显示，平均每篇论文篇幅为4.21页，且多年来论文篇幅未出现明显增长趋势。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创刊以来的论文平均篇幅为16.5页［7］。这可能是由于国内期刊对篇幅的限制制约着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成果表述的完整性，影响学术交流的深度。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相关期刊的充分理解和重视，以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提供更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3.论文参考文献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显示，平均每篇有9.63条参考文献，图1显示1995年起参考文献量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2006年开始平均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量稳定在17条左右。目前，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条数不及美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论文参考文献（平均每篇文章参考文献为42条）［7］的一半。参考文献较少导致研究难免低层次重复前人的工作，提供给读者的新信息就相对较少，文章的质量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及学术交流的纵深发展。

图1.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发展趋势

（二）论文内容

1.研究领域

图2.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图2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对运动表现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在1994年以前占绝对优势。运动功能障碍研究和心理健康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长，近年来出现与运动表现发展研究并驾齐驱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对运动者心理问题的关注，已经逐渐脱离仅以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表现发展为中心的情况，越来越关注普通运动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及全面的心理健康。

表2.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对比（%）

研究领域

中国

外国

运动表现发展

37.2

17.2

运动功能障碍

31.2

25.3

心理健康

22.6

21.2

运动功能损害

3.5

21.2

学科发展

3.2

13.1

运动退役

2.2

2.0

合计

100.0

表2显示，运动退役是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薄弱领域，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较，我国临床运动心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对运动表现的发展研究较多，而对运动功能损害的研究较少。运动表现发展研究较多与我国长期以来注重竞技体育发展有关。运动功能损害指运动员存在着明显的临床心理问题，引起其严重的情绪紊乱和行为失调，导致其无法投入训练与竞赛［8］。运动功能损害研究被忽视与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大都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普遍缺乏临床心理学训练背景有关。

2.研究的理论基础

图3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以认知行为理论占绝对优势，但近年来出现理论逐渐丰富的趋势。这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情况基本一致［7］。认知行为理论在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占绝对优势，与认知行为治疗操作性强，更易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有关。

图3.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理论基础的变化趋势

（三）论文研究方法

1.论文类型

表3显示，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类型以调查研究报告、文献综述和论述较多，而临床运动心理学的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这与国内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大多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有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深刻意识到临床运动心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但由于普遍接受的是体育科学的训练而相对缺乏临床心理学的系统训练，所以，更容易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综述和理论性研究，而深入的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相对较少。

表3.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类型对比（%）

论文类型

中国

外国

调查研究报告

36.3

32.3

实验研究报告

11.8

15.1

测验研究报告

6.3

6.1

质性研究报告

4.8

19.2

质性+量性研究报告

0.4

2.0

论述

25.7

18.2

文献综述

14.6

7.1

合计

100.0

2.研究设计

表4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病理机制研究与国外一样，存在过分依靠相关设计的现象，而更能确定心理变化机制的实验研究设计与质性研究设计较少。因此，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关于病理机制的研究设计有待进一步改善，以便更深入地揭示运动者心理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干预研究以文献综述为主，侧重具体介绍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实验研究设计较少，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61.5%的干预研究主要通过实验研究来验证干预的效果。实验研究能为不同方法的干预效果提供充分的证据，有利于提高临床运动心理服务的科学性。因此，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应加强心理干预的实验研究。

表4.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的研究设计对比（%）

研究设计

机制研究（中国）

机制研究（外国）

干预研究（中国）

干预研究（外国）

描述性研究设计

16.0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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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江西自考科目（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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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摄影、POP与DM广告设计等本科两年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工艺与设计、创意网页设计、影视广告、方案与脚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动漫设计专科两年构成艺术、字体设计、动画基础、动画运动、电脑图像设计、动画概论本科两年漫画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分镜头、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动画特效合成、动画创作生物技术专科两年普通生物学、食品分析与检验、发酵工艺学、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病毒学、现代生物技术导论等生物工程本科两年英语、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生物工艺学、微生物遗传与育种、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学、生化分离工程、高等数学等食品工程专科两年基础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分析本科两年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食品加工技术、酿造食品加工、食品法规、食品包装与设计、农产品储藏运销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景观园林本科两年英语、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艺术原理、景观生态学、园林建筑学、园林CAD、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学、3DMAX、园林植物保护学、园林美学新闻专科两年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汉语基础、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广告学、新闻心理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新闻评论写作、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文学概论应用心理学专科两年大学语文、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量、普通心理学（含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本科两年英语（二）、认知心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变态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小学教育专科两年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本科两年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学前教育学专科两年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教育管理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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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山西自考科目（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心理学派的理论观点及大学生心理发展的特点，探讨如何在大学校园内构建多维干预途径，以缓解和应对大学生心理障碍。

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心理障碍的症状。被认为是不健康或变态的心理功能，常称为心理病理或心理障碍。心理病理学功能包括情绪、行为，或思维过程的扰乱。它们会引起个体的痛苦或阻碍个体达到重要目标。社会的不断变革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困惑。大学生处于人生漂泊不定的时候，没有成家，感情在他们心中很重;工作还不确定，对未来没有安全感;还有些从偏远地区走出来的孩子，他们希望能够进人高等院校之后改变人生、改变家庭，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他们产生了焦虑。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就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2005年10月，北京大学心理系一名学生跳楼自杀身亡。这是当年北京高校第15名自杀身亡的学生。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研究课题组提供的数据，我国每年约有28. 7万自杀死亡的人;在我国3. 2亿17岁以下的青少年中，还有3 000万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困扰的儿童青少年。分析大学生心理障碍的主要原因，客观上，社会因素有生活压力大、竞争激烈等;个人因素则表现在大学生还没有经历一个很好的社会化过程。这使得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很低，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容易迷茫，从而走上极端。根据王滔等2003年关于《当代大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特点研究》的报告来看，目前我国高校男生的整体心理素质水平高于女生;城市来源大学生心理素质水平高于农村来源大学生。大学生心理素质也存在专业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表现为:经贸类>工科类>文科类>理科类的变化趋势;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还存在年级差异，表现为:大二>大三>大一>大四的发展趋势。

大学生心理教育的宗旨是提升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优化学生的人格。在具体实践中要有针对性地做工作，特别关注一些主要矛盾点和主要问题的多发点，如恋爱婚姻、学业发展、工作就业等问题。

按照教育部“切实做到领导责任落实、机构设置落实、队伍建设落实、制度建设落实、工作场地落实、经费投人落实，努力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要求，面对大学生心理障碍日益严峻的现状，以及他们心理素质水平的发展趋势，我们该如何在高校建构合理的干预途径来缓解、应对大学生心理障碍呢?

一、心理障碍干预的理论依据

任何事物有果必有因。要想有效防治、干预心理障碍，就必须寻找心理障碍产生、发展的原因。对症下药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心理学领域中，干预指对处在心理障碍状态下的个人采取明确有效措施，使之最终战胜危机，重新适应生活。心理干预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避免自伤或伤及他人，二是恢复心理平衡与动力。心理学专家们，根据他们不同的学派所持不同观点，对心理障碍及如何治疗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1.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人类的行为是由与本能有关的来自无意识力量所推动的。当一个人自我了解增加，就可以增强其心理适应能力。精神分析治疗就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将无意识力量提升到意识水平，并对其进行控制。

2.行为主义理论:认为所有行为异常都没有任何病理性改变。适应行为和不适应行为都是习惯的。行为治疗就是根据学习原理，削弱不适应性习惯，并加强适应性习惯。

3.人本主义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且有充分发挥其潜能的能力。只要给患者提供适当的心理环境和氛围，就能够产生自我理解，改变对自己对他人的看法，产生自身导向的行为，并最终达到心理健康。

4.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心理障碍是由于在共同感受欠缺、自动思维习惯和规则刻板印象等错误的前提下对现实误解的结果。这种错误可能从平常的事件中产生。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它内心体验和行为反应。因此，帮助解决歪曲的假设并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思维，就能够排除困扰的情绪和矫正不适应的行为。

5.生理心理学理论:认为知觉、记忆、思维和情绪等所有高级心理功能都和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理功能有密切关系，调节和改善其生理生化效应是心理治疗的根本途径。

6.人性主义理论:认为人性是社会、生物和精神三种基本属性构成的多种矛盾统一体，社会属性制约着人的生物属性和精神属性，且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起作用。

当然，疾病对于人来说是全方位的。无论就发病原因、疾病症状表现，还是治疗、愈后等方面都具有全方位、整体性的特点。从长期的心理治疗结果和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哪一种心理理论的治疗是包治百病的。不同的治疗方式对于不同的心理障碍有不同的医治效果。针对大学生心理障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努力建构多维的防治、干预途径。

二、建构多维系统的干预途径

大学生心理障碍干预模式是根据大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不同心理健康水平所采用的灵活多样的育人助人的工作方式，是由多维系统的干预途径、多样渗透的干预方法〔习、丰富全面的干预工作内容、众多的干预机构和严格的责任制度五要素组成的完整系统。在此，我们要探讨的是从哪几个维度建构大学生心理障碍干预途径:

1.发展优化。发展与优化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干预途径，是学校心理干预的基础工作。包括环境育人、课程教学、体育锻炼和行为干预。

环境育人是指由后勤基建部门实施的校园景致的硬环境建设和由学校各部门实施的学风校风软环境建设对学生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校园景致对大学生具有象征性、美学性和暗示性的作用，优良的校园生活学习硬环境对于陶冶学生的性情具有积极的作用。良好的学风校风对于学生不良心境的改善、竞争意识的增强、求真务实作风的形成和恋爱观的端正等具有积极的教育作用。

课程教学是指由教务处实施的大学生心理学、心理卫生、伦理道德、学习学等课程的教学。通过学习这些知识，了解心理活动现象、过程等规律，从而提高对自身精神世界的认识;掌握维护自身健康心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领会评判行为的是非、善恶标准，理解具体行为规范及其意义，为在伴随积极的情绪体验时升华为道德信念进而为道德行为打好基础。同时明确学习目标、增强学习动机、调节学习心理、掌握学习方法。

体育锻炼是由体育系部实施的包括公共体育项目和个人爱好项目为内容的锻炼活动。许多研究证明，身体锻炼对调节消极情绪、改善心理状态有着显著的效果。

行为干预是由学生工作处实施的大学生行为规范教育。干预工作的特点是既不注重将过去的事作为引发行为的原因，也不接受对行为的潜在动因进行假设，而是根据行为的强化、消失、惩罚、刺激控制和反应性条件反射等原理进行对期望行为的塑造、促进、链接和强化。

2.预防保健。预防与保健是以提高对抗应激反应为目的，根据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有针对性的方法，实施心理干预的途径。方法包括:行为干预、自主教育、社会实践、专题讲座和团体辅导。

自主教育是指学生在由图书馆提供的心理健康教育书籍和阅览场所条件下的读书活动以及学生会举办的各类社团活动。图书馆是学生通过阅读心理健康教育书籍报刊来发挥心理预防保健和自疗作用的重要平台。通过提供相关资料进行阅读防治，起到心理共鸣、净化、平衡、暗示、领悟的作用，从而改善心境、缓解压力、增进心理健康。学生组织的活动包括编演心理剧、编辑心理刊物、举办心理健康周(月)等形式的各类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业余文化生活的过程中，能够促进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社会实践是由团委组织实施的。内容包括:社会生活体验、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等活动。以此帮助学生深人了解社会、体验人生，弥补挫折教育和实践锻炼的不足。

专题讲座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师生互动为辅，促使关心同一问题的大学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效地缓解或排除其他困扰的干预方法。比如:大学生恋爱问题的干预，主要是提高大学生恋爱的道德意识。包括明确选择对象的道德标准、提高忠诚高尚的责任感和加强为对方承担恋爱过程的道德义务。职业发展规划是针对大学低年级学生进行的提高知己知彼、抉择与行动能力为内容的心理干预。

团体辅导是以班级或同类学生为单元的互动辅导形式，是在团体领导者的带领下，团体成员围绕某些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一定的活动形式与人际互动，相互启发、诱导，形成团体的共识与目标，进而改变成员的观点、态度和行为。团体辅导对于解决大学生人际交往障碍，如社交回避与苦恼、交流恐惧等方面的问题，具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也是满足学生发展上的种种要求，消除共同问题和预防问题学生产生的最佳策略。

3.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大学生从校区、社会网络或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物质、精神的帮助。它包括家庭支持、学校支持和团体支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水平影响着大学生应对策略的特点，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低下与社会支持缺乏有其正相关关系。

大学生尽管已经达到成人年龄，但还没有完全独立。经济上的依赖、感情上的依托，特别是独生子女自理能力和挫折体验的缺乏，贫困生的无助感，使得大学生必须有社会支持才能够避免其心理障碍的产生。

家庭支持除物质支持外，主要是亲子沟通。大学生是情感“断乳期”的特殊群体。往往容易出现孤独、寂寞、无奈之感，由此使校园恋爱、网络成瘾的现象比较严重。学生所在系部采取信函的方式督促和指导学生家长正确实施亲子沟通，对于防治心理障碍具有良好作用。

学校支持包括人文关怀和对贫困生的经济支持。人文关怀就是对具有自卑和无助心理的学生予以尊重、同情、理解和信任，并且提供丰富的信息、建议或指导。助学贷款和困难学生补助是学生工作中一项长期的工作。贫困生经济困难，生活水平低，生活压力大，营养状况不良，对环境不能很好地适应。悲观、消极和被动的心态大大影响其与周围环境的良好接触与交往，易产生抑郁症、人际敏感和敌对情绪，从而削弱社会支持对个体的积极作用，以及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有效利用。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学生杀害同学的骇人事件往往都属此类情况。

团体支持是指引导和鼓励学生同伴组成团体开展思想交流、问题讨论、心理支持和生活互助等活动，用以克服自卑和无助心理产生的心理干预途径。

4.临床诊疗。临床诊疗是由心理辅导中心和医院实施的包括心理评估、团体咨询、心理治疗和中西医治疗为方法的解决大学生各种心理障碍问题的心理干预途径。

心理评估是通过实验、观察、测量等方法评价大学生心理发展问题和补救问题的种类和程度，为心理咨询与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的临床干预基础工作。

团体咨询、个别咨询和心理治疗既是解决学生发展问题又是解决补救问题的有效方法，是心理辅导中心的核心工作。

团体咨询是团体成员们在具有专业训练的领导者引领之下，得以重新评鉴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行为，并可在安全的实验性社会环境中尝试新行为与改变自我、学习解决问题、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干预方法。

个别咨询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咨询者通过和来访者面对面或计算机网络、书信、电话等形式商谈、讨论、劝告、启发和教育，帮助来访者解决各种心理困惑和障碍，以促进其最佳发展，提高适应能力和增进心理健康的干预方法。

心理治疗是受过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临床心理学工作者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言语、表情、手势、态度、行为、良好的医患关系以及特意安排的情景或通过视、听、触、嗅等感觉刺激来影响患者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调动主体的积极性，消除心理障碍，矫正不良行为的心理干预方法。

中西医治疗是医院实施的由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医师，通过采用中西医治疗手段，促进预者的肌体代谢功能，调节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功能的干预方法。采用药物干预一方面要注意确实需要用药物治疗的焦虑、抑郁和有自杀倾向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没有及时使用药物而延误了治疗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把大学生心理障碍看作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防治滥用药物。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引言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又称病态人格、悖德性人格等，是最易于发生犯罪或违法行为的一种人格障碍，往往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所以在各种类型的人格障碍中最受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关注。他们非常容易触犯社会规范和法律，在违法犯罪人群中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占一定的比例，同一性质的屡次犯罪及罪行特别残酷或情节恶劣的犯罪人中，大约1/3至2/3都属于此类型①，但其对自己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否有足够的刑事责任能力来承担，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概述

（一）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概念及行为特征

在了解什么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之前，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人格障碍的涵义，根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手册》第三版（CCMD-3）将人格障碍描述为：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人格障碍者形成了一种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异常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了文化背景和大众的一般认知（尤其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了个体的社会功能与职业功能，造成对社会环境的适应不良。人格障碍通常开始于童年、青少年或成年早期，并一直持续到成年乃至终生。

根据人格障碍者不同的行为特征，将人格障碍分为10种，其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系个体常以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经常违法乱纪，对人冷酷无情为其行为特征，男性多于女性，往往在童年或少年期（15岁以前）就出现品行问题，例如，逃学、打架、偷窃、离家出走等，青春期开始出现不负责的性行为；成年后（18岁后）习性不改②。他们无视法律规范，并且屡教不改；反复说谎，为自己的利益或快乐欺骗他人；冲动、易怒、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做事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缺乏愧疚感，缺乏同情心，不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

（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原因

关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原因很难用一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解释，目前的研究进展主要关注于遗传、神经生物作用、心理和社会因素等。

早在1876年意大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和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在其主要著作《犯罪人论》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概念，龙氏认为这样的一类人无论在体力、神经和心理上，与正常人相比，都存在种种反常现象，而这些反常现象都是由于人体素质退化或隔代遗传的结果③。由于当时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现在的水平，所以，“天生犯罪人”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讽刺。今天，由于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并认同了异常人格的存在，家庭、双生子和领养研究都显示出遗传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犯罪行为有影响。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与脑损伤、皮层唤醒水平、脑电波等结合了起来。此外，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无疑会受到家庭的影响，个人与母亲之间建立的关系、情感表达的方式、关心他人的能力等，都会影响个体在日后与他人建立关系的进展。这些都会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产生影响④。

总之，在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过程中，生物学的、生理心理学的和文化的因素以复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的特征

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基本特征是缺乏道德情感，少有或根本没有内疚感和怜悯心，更没有责任心和义务感。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过程中表现出一下特点：

1.缺乏情感，完全没有道德感，作案手段极端残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在犯罪的过程中其手段残忍、冷漠、令人发指，甚至对他们的亲人也没有丝毫的情感。正如犯罪学家加罗法洛在其著作《犯罪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的道德麻木可以从他们当众描述犯罪时的厚颜无耻观察出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描述犯罪的最可怕细节，而对自己的行为使受害人家属蒙受的耻辱和痛苦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感知”⑤。

2.无智力缺陷，对犯罪行为谋划性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学习能力强，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能力，例如，石家庄爆炸案主犯靳某虽然存在耳聋这样的生理缺陷，但是他的视力超好，枪法极准，还会制作炸药、修理电器等。湖南常德“9?18”大案主犯张某在作案中行为诡异，精于谋划，措辞在繁华的街道抢劫金店与大商店，擅长控制和领导同伙，并成功策划逃脱警察人员的追捕。

3.肆意犯罪、不易教化、重返率高。正如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在《犯罪学》（1885年）中的描述：“他们不具有真正的悔改，不惧怕刑罚”⑥。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不在乎法律，也不在乎惩罚，他们更看重自己的欲望能否得到满足。他们不会去反思，不会去反省自己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菲利曾引用莫罗的一句话用来形容反社会人格障碍者：“他们在监狱里并不感到痛苦，就想一个在画室里构思下一幅杰作的画家一样。⑦”仅仅通过执行监禁刑来对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进行惩罚，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性格、完善他们的情感。因此，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重复犯罪率比较高。

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

（一）刑事责任能力判断

刑事责任能力，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中，辨认行为能力指的是行为人能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刑法所禁止、谴责和制裁的，即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控制能力指的是行为人是否具备决定自己是否以行为触犯刑法的能力，即对是非善恶的选择能力。

此外，我国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教授认为，判断刑事责任能力的关键是考察犯罪嫌疑人的智力因素⑧，即对犯罪嫌疑人的责任能力的判断应重点考察其作案的智力水平，即有无犯罪目标的选择，有无犯罪预谋和策划，犯罪的客观过程，犯罪实施的具体实施方式等，如果犯罪带有隐匿性的实现准备，犯罪时间和犯罪地点的选择均显示出刻意选择性，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判断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

（二）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探析

一般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认识能力与正常人一样，无明显减弱，明白自己实施行为的内容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这一点上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反社会性人格者是否具完整的控制能力，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存在着争议。有学者认为反社会性人格者的行为只是“与其特殊的人格有关，没有精神病所致的辨认和控制障碍”，应认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反社会性人格者不像刑法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那样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但其也不如正常人那样支配自己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这类人介于精神病与正常人之间，因此应该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毋容置疑，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是一种不同于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心理障碍。因为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不符合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发生、发展的规律，只是人格表现超越正常范围。根据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的行为特征，它显然也不是精神健全的状态，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性。他们往往社会生活适应不良，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合情合理地处理生活中的日常事务，从这种意义上说，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

事实上，许多犯罪人在犯罪时其心态都不是正常的，如：激情犯罪者，变态犯罪者等。因此，衡量犯罪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其心理的健康状态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这件事上有无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这也正是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根本意义所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关键是确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有无辨别能力，有无自我控制能力。例如，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发病状态具有间歇期，在间歇期此类患者具有正常人所具备的分辨和控制能力，如果此类患者在这种无病的状态下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就需要负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尽管在整体上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由此可见，尽管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心理异常的范围，但是这并不足以构成其限制责任能力的理由，以邱兴华案和靳如超案加以说明，二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均经过了细致而严密的预谋、在实施犯罪行为后策划秘密逃脱、有明显的隐秘实施犯罪的过程（选在人们熟睡时间作案）、有反侦查的表现等，这些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非常清楚自己的行为后果，完全有能力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以危害他人的、自私的、残忍的、冷酷的方式来面对问题，所以反社会人格障碍者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

注释：

①龚锐.反社会人格障碍者者刑事责任能力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④王建平.变态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07页.

③[意]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页.

⑤⑥加罗法洛.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9页.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格特质结构，CPAI，NEO-PI，六因素模型，人际关系性，开放性，文化普适性/文化特殊性。

分类号B848

1 引言

人格特质理论是人格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该理论认为，特质是构成人类个体人格的基本单元，可分为表层特质和深层特质[1,2]。表层特质会因人而异，但深层特质则在个体间存在着共同结构。深层的人格结构可以用分类的概念，或者用维度（或因素）的概念来加以界定。无论采用怎样的概念，特质理论的关键点就在于：首先承认人格特质是可以测量的，然后再在测量出来的特质基础上探索人格的结构。

人格特质理论在人格研究的历史上曾经一度沉寂，但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它又回来了[3]。使特质理论回到人格心理学研究中心舞台的一个重要突破，就在于西方多位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人格特质中背后存在着一个五因素结构[4~9]。众多的后续研究将其称为人格五因素模型（FFM），并不断重复验证该人格结构模型存在的合理性[10]。因此，人格特质五因素模型风靡一时，导致许多研究者相信，五大人格因素就是人类个体行为背后的共同人格结构，具有人类普遍性。背负着历史使命的心理学家们始终真诚地希望，他们也能够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那样，最终有一天会发现普适的心理结构（无论它是认知结构、还是人格结构），从而帮助揭开人类行为之谜。为了进一步验证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后来的研究者便朝着两个方向继续探索，一方面他们努力探究人格特质的生物学基础，另一方面则广泛寻求该结构的跨文化研究证据（本文的探讨将主要集中在第二个方向上的研究）。

因此，有关人格结构文化普适性的研究陆续在世界其它地方出现[11~19]。这些研究者中既有西方的学者，也有一些掌握了西方研究方法、在本土进行研究的非西方学者，还有一些对西方人格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的非西方学者。到目前为止，由于西方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中占有话语主导地位，因此，大部分研究结果都倾向于支持人格五因素模型的普适性。但的确也有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五因素结构可能只具有部分的普遍性，或者根本不具有普适性，因为毕竟五因素模型初始是建立在西方理论、方法和人群样本的基础之上的。

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心理学研究早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起步[20~26]。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中华文化不仅起源早，并且在整体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连续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都是十分独特的。因此，中国的学者似乎有更多、更强的理由相信，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乃至人格特质中存在着不同于其他文化群体的“特殊性”，中国人人格研究中的“本土化运动”便是这方面十分鲜明的代表[20,21,27]。随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上升，本土化（或者中国特色）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

本文通过总结我们过去20多年中进行的系列实证研究结果，尝试提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假说，并试图回答人格结构的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问题。

2 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PAI）发现的四因素人格特质结构

早在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识之前，我国学者就已引进了大量西方著名的人格测验工具，如MMPI，16PF，EPQ等[28,29]。这些研究表明，西方人格测验在中国人群中使用过程中也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30,31]。但引进的人格测验在我国人群中使用时，也存在着诸如文化偏差等无法从根本上加以克服的问题[19,25,30]。因此，一些心理学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便开始探索建构符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的人格测验工具，其中综合性的人格测量工具当属《中国人人格测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简称CPAI》[24,32]。

CPAI（第一版）的测量量表分为三种类型，即3个效度量表、22个人格量表和12个临床量表，其中人格量表部分包含着许多西方人格测验不曾有的“本土化”人格构念，如“面子”、“人情”、“和谐性”等（见表1）。这些人格构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累下来的丰厚而又独特的人格特质[24,32]。对CPAI的22个人格量表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人的人格特质背后潜藏着一个四因素共同结构，即可靠性（DEP）、个人性（IND）、领导性（SOC）及人际关系性（IR）（见表2），其方差总解释率约为59%。值得注意的是，“人际关系性（IR）”这个因素包含了众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

3 西方的人格特质五因素结构

恰逢CPAI研究进入探索人格特质结构之时，西方的“人格五因素”模型开始被人们广泛认知，并影响到整个人格特质研究领域[33]）。测量人格五因素模型的一个主要工具为NEO PI人格问卷[34~36]。该问卷共有30个亚量表，每一个人格因素量表由6个亚量表构成（见表3）。

这样两个人格特质结构历史性地撞在了一起，因而，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既然NEO PI测量到跨文化的人格特质，而CPAI测量到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格特质，那么两者测量的结果是相互包容、还是相互区分的？如果两者能够相互包容，那么至少说明CPAI测量的“文化特色”人格特质可能并不那么具有特殊性，因为它也是可以被人格五因素模型加以涵盖和解释的，这当然会间接地暗示出，五因素模型在中国人群中具有适用性；但是，如果两个结构相互区隔，那么这就意味着，NEO PI的五因素结构模型难以全面、完整地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因此中国人人格特质具有某种特殊性的假设，就是可以预期、并值得加以求证的。

4 CPAI与NEO PI共同揭示的人格结构

1997年，研究者对CPAI和NEO PI各分量表作了一次求证性的联合因素分析（joint factor analysis）[37]。该研究结果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其中有4个因素分别与NEO PI中的情绪稳定性（N）、外向性（E）、宜人性（A）和责任性（C）人格因素相包容；第5个因素仅容纳NEO PI中的开放性（O）量表，单独构成一个因素；而CPAI中的“人际关系性（IR）”量表则未与任何NEO PI的量表相交融，也独自形了第6个因素（见表4）。

第一次揭示出的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暗示着如下的推论：1）五因素模型可部分地适用于描述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但远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人的典型社会行为模式；2）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刚好从中国文化角度，补充测量到中国人具有的特殊社会性人格特质，而IR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群中可能并不十分典型和突出；3）“开放性（O）”更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质，它在中国人群可能不具有突出的社会生存价值。

5 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验证研究

为了验证上述推论假设，陆续在1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一致性地表明，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确存在于与中国文化有关的人群之中[38,39]。表5显示的是对一组新加坡华人样本联合施测CPAI和NEO-FFI后所得到的因素分析结果，六因素结构模型得以清楚的复现，其中因素1即为CPAI的“人际关系性（IR）”因子，其余则为FMM的五因子。

随后进行的两个研究，分别使用非学生样本和非华人样本对“六因素模型”作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的拟合指数均高于“五因素”模型。

以上各项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虽然人格五因素模型的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但人格“六因素”模型较“五因素”模型可能具有更全面的适用性。CAP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IR）与NEO PI的宜人性因素（A）之间较低的相关系数表明，在华人社会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人际关系行为模式，“A”更多地表明一个人行为模型是否被动地受他人欢迎，而“IR”则表明一个人主动寻求与他人建立互动交换关系的行为模式。也既是说，前一行为模式更多地与如何“做好人”关联，而后一行为模式更多关乎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如何“做人”。与临床量表的相关研究显示，“IR”与MMPI的神经症量表（Hs和Hy）呈负相关，与精神病性的量表（Ma、Sc和Pt）则呈正相关；而“A”则与所有MMPI的临床量表呈负相关关系[40])。

但在上述研究结果中也出现了一个值得人们特别给予关注的“意外”，即在表6所列的第二研究中，受测者全部为主在夏威夷的非华裔美国少数族裔人群。能够在非华裔人群的人格特质测量结果中发现“六因素”结构，的确多少令研究者感到很有些意外。因为在此项研究之前，我们多保持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人格五因素模型更适用于西方人群，它在描述中国人的典型行为时虽有一定的适用性，但需要补充进CPAI的“人际关系性”因素、合成较完整的“六因素”结构后，才能较完整地描述和解是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但是，在非华人样本中也能复现“六因素”模型只是一种偶然性呢，还是具有更为深层的理论性的暗示？

6 在西方人群中发现“人际关系性”特质因素

为了能够排除偶然性的解释，研究者又将曾被用于夏威夷非华裔大学生样本的英文版CPAI，对美国本土的白人大学生样本进行了施测。该项研究使用了Procrustes旋转因素分析方法，将最初在中国受测者群体中发现的人格“四因素”结构设为靶目标，再不断旋转美国大学生的CPAI人格测量数据，考察该数据四因素结构与靶目标的符合程度。一般而言，经Procrustes旋转后的因子共同性指标应高于0.90。表7的结果显示，旋转后的四因素共同型指标均高于0.90的标准，实测数据与靶目标结构是分吻合，其结论就是，人格特质“四因素”结构在美国白人大学生中也能得到复现。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人际关系性（IR）”因子在西方人的人格特质中也潜在地存在着。

追踪系列研究的结果到此为止，一个大胆的假设推论逐渐地清晰起来，即开放性（O）与人际关系性（IR）人格特质因素均展现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自的独特性，人际关系性更多地折射出中华文化的人文伦理精神，而开放性更多地反映出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求索精神。西方社会文明的发展在塑造个体的人格特质时，将“开放性（O）”变成为显性的特质因素，而将“人际关系性（IR）”抑制成为隐性的特质因素。在此文化环境中编制出来的西方本土人格测查工具，在测量个体人格特质的过程中很可能存在着一个“盲点”，抓不到潜在的“人际关系性（IR）”特质因素。与西方文明相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特色的文化将“开放性（O）”压抑成为隐性的特质因素，而特别突出了“人际关系性（IR）”这一显性的特质因素。因此，中国本土化的工具（如CPAI）在测量人格特质时，同样也存在着一个“盲点”，难以探查到潜在的“开放性（O）”特质因素。

近百年来，中国的国策由“闭关自守”专变为“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得以大举进入，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方式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依大、中、小城市和农村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顺序，上述文化环境改变的程度呈梯度变化趋势，传统文化依次保留着更大的影响力，而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那么，六因素结构总的“开放性（O）”因素和“人际关系性（IR）”因素是否如前面推论所作预测的那样，在受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影响的人群中呈现出某种高低分布的模式呢？

7 “开放性(O)”与“人际关系性(IR)”在中国大中小型城市中分布模式

CPAI在2001年被修订为《中国人个性测量表2，CPAI-2》[37]。CPAI-2在原有的本土化量表的基础上、测量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之外，还针对“开放性盲点”，又增加了根据焦点小组访谈结果而编制出的本土化开放性量表，用以测量中国人的开放性人格特质[37]。当今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并不同步，大城市居民现代生活水平较高，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较深，而中型城市、特别是小型城市和乡镇居民的生活距离现代化的标准尚有较大的距离，因而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果我们承认城市现代化程度与城市居民从传统文化转型到现代文化的过程直接相对应的话，那么考察O和IR两种人格特质因素在不同规模城市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O因素和IR因素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我们在最近的两项研究中，使用城市综合实力指标[41]来标志和区分各类城市的现代化程度，结果如下：

7.1 中国人的开放性

如同表8所示，CPAI六个开放性量表（新颖性、多样性、多元化思考、唯美-艺术感、容人度）在以城市综合实力指标划分的三类地区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差异[42]。与事先的推论假设相同，第一类城市（最为现代化地区）的受测者在开放型诸量表上的得分最高。可以说，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的居民，其开放性亦越强。

7.2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性

表9则显示出不同现代化地区居民受测者在CPAI“人际关系性”六个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其中传统-现代化、人情、纪律性和谐性四个量表上的地区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43]。总体趋势为，第一类城市的受测者在所有“人际关系性”量表上的得分均为最低，也就是说，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其居民在传统人际关系性上表现最弱。

上述两个研究间接地证明了，西方文化与“开放性”人格特质因素的关联性更大，而中国传统文化与“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因素的关联性更大。那么，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中的其它因素与文化的关联性又是如何呢？如何回答“什么样的人格结构更具有文化的普适性、或者相反更具有文化的特异性”的问题呢？

8 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假说带给我们的启示

本文回顾、总结了20年来有关CPAI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人格特质的六因素假说。各种深入的研究还在进行之中，因此，以提出几点思考和启示的方式为本文作出总结论，似乎更为合适。

（1）基于纯粹本土研究而建构的人格测量工具（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测验）可能都存在着一些“盲点”。这些盲点的存在显然导源于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处于某种显性的文化之中，从而产生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困境。西方学者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之上，看到了人格特质背后存在着的“五因素”共同结构，其中包括了影响人们“创新、审美、不拘一格”行为模式的“开放性”潜在特质因素；而中国学者站在“团体主义（关系主义）”的立场上，看到了人格特质背后存在着的“四因素”共同结构，其中包含着影响人们进行繁忙的人际交往行为的潜在人格因素“人际关系性”。

（2）基于自己的立场和理论观点，西方学者编制出NEO PI一类的人格测量工具，使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测量出西方人的人格结构，而且可以“强制性”地测量出其它文化人群的人格结构，因此，西方学者便在占有话语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声称，人格“五因素”模型具有文化普适性。在同样的背景下，处于弱势地位的其它文化中的人格研究者在发现西方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新”人格因素时，往往会略显“胆怯”地说，这仅仅是个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人格因素。但CPAI的系列研究结果却显示出，一旦中国本土的人格测量工具用于西方人群时，它亦可“强迫性”地测量出西方工具原本未能发现的潜在人格特质因素。

（3）因此，如果仅仅依靠某种与特定文化绑在一起的测量工具，就匆忙地声称能够发现跨文化一致性或者文化特异性的人格特质因素，这样的结论显然过于武断、且显得不够宽容。而如果能够平等、宽容地对待在其它文化和本土文化下产生的人格测量工具，并使用它们来共同测量不同人群的人格特质的话，就很有可能发现单独使用任一测量工具都难以全面揭示出来的人格特质因素结构。这正是“联合使用CPAI和NEO PI、从而导致发现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4）人格特质研究领域中不仅存在着“四因素”、“五因素”和“六因素”模型，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结构模型，诸如“三因素”模型[1]、“七因素”模型[44]）、乃至“十六因素”模型[45]等。“六因素”假设模型带给我们的另一想启发就是，各种因素模型之间根本的差异可能至多只存在于方法学或认识论的层面，还远没有达到人格的本质或者本体论层面。由于人类各个种族之间共享基因达到了99.99%，因此，在本体论层面，人类各个种族（个体）之间的人格结构的共同性应该远大于结构的特殊性。人格“六因素”结构或许是从多元文化角度发现的第一个共有的人格结构。

（5）如果说，人格特质六因素结构模型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人们个体行为模式中的中、西文化差异的话，那么得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中更多地体现出德行的规范（IR因素），西方人行为模式中更多体现出理性的引导和知识的力量（O因素）”这样的结论，应该离人类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生活相差不会太远。儒家认为，人际交往中要守礼。人际交往中的守礼除了礼貌、礼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礼让。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讲礼，最终是为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但本土化的人格研究，如果要坚持实证科学的标准的话，那就一定要用测量的数据结果说话，否则纯思辩式的人格结构探索结果尽管会有一定的启发性，但很难与西方的科学研究结果进行平等的沟通和比较，那又如何去辨别、判断这类研究结果真的具有文化特殊性呢？

（6）六因素中E和N两个因素与遗传的关联性更大，而O和IR的文化（环境）关联性更大。从生理心理学家的视角来看，基本人格维度源自于遗传而来的生理结构。一些研究结论支持FFM五因素结构中E和N与基因遗传的关系[46~48]，但很少有研究证实开放性（O）、宜人性（A）、责任感（C）存在相应的生理基础[49]。这可能意味着开放性等人格特质因素更多地受文化环境的影响。正如我们的研究所示，中国人的开放性会随着现代化程度的进程而增加。“人际关系性（IR）”这个因素包含了许多“本土化”人格构念，显示出中国人在社会上如何“做人”的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如讲究往来人情、避免当面冲突、维持表面和谐、大家都有面子等。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际关系性因子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传统性因子。因此，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居民的传统性也越少。这当然也说明了人际关系性人格特质因素与文化环境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1] Allport G W.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37

[2] Eysenck H J.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ersonality. Springfield.III: Thomas, 1967

[3] McAdam D P. The five-factor model in personal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2, 63: 525~568

[4] McCrae R R, Costa P T. Clinical assessment can benefit from recent advances in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86, 41: 1001~1003

[5] McCrae R R, Costa P T. Validation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cross instruments and obser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2: 81~90

[6] McCrae R R, Costa P T, Busch C M. Evaluating comprehensiveness in personality systems: The California Q-Set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6, 54: 430~446

[7] Noller P, Law H, Comrey A L. Cattell, Comrey, and Eysenck personality factors compared: More evidence for the five robust fac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3: 775~782

[8] Peabody D, Goldberg L R. Some determinants of factor structures from personality-trait descripto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9, 52: 937~945

[9] Digman J M. Personality structure: Emergence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0, 41: 417~440

[10] Goldberg L R.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rs for the Big-five factor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2, 4: 26~42

[11] Benet-Martinez V, John O P. Los Cinco Grandes across cultures and ethnic groups: Multitrait multimethod analyses of the Big Five in Spanish and Englis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5: 729~750

[12] Church A T, Reyes J A S, Katigbak M S, et al. Filipino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 Big Five model: A Lex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97, 65: 477~528

[13] Digman J M, Shmelyov A G.. The structure of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in Russian childr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1: 341~351

[14] Katigbak M S, Church A T, Guanzon-Lepena M A, et al. Are indigenous personality dimensions culture specific? Philippine inventories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 89~101

[15] McCrae R R, Costa P T. Personality trait structure as a human universal.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7, 52: 509~516

[16] Paunonen S V, Jackson D N, Trzebinski J, et 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across cultures: A multimethod evalu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62: 447~456

[17] Saucier G, Goldberg L R. Lexical studies of indigenous personality factors: Premises, product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1, 69: 847~879

[18] Somer O, Goldberg L R. The structure of Turkish trait-descriptive adjec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76: 431~450

[19] Yang K, Bond M H. Exploring 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ies with indigenous or imported constructs: The Chinese cas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8: 1087~1095

[20] 杨国枢. 心理学中有关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 见：杨国枢. 中国人的蜕变.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65

[21] Yang Kuo-shu. Social Orientation and Individual Modernit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81, 113: 159~170

[22] Yang Kuo-shu. Chinese Personality and Its Change, In: Michael H. Bo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nese Peopl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6~170

[23] Bond M H. How language variation affects inter-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of values by Hong Kong bilinguals.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3, 2: 57~66

[24] 宋维真，张建新，张建平等. 编制中国人个性测量表（CPAI）的意义与程序. 心理学报，1993，25(4): 400~407

[25] Cheung F M, Song X Z, Butcher J M. An Infrequency Scale for the Chinese MMPI.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1991, 3: 648~653

[26] 黄希庭, 张蜀林. 562个人格特质形容词的好恶度、意义度和熟悉度的测定. 黄希庭心理学文选.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83~311

[27] 杨中芳. 试论如何研究中国人的人性格。载：杨国枢，余安邦.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念及方法篇（1992）.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 352~356

[28] 陈仲庚. 埃森克人格问卷的项目分析. 心理学报，1983, 15（2）: 211~217

[29] 宋维真. 中国人使用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表的结果分析. 心理学报，1985, 17(4): 346~354

[30] 张妙清，张建新，宋维真. 从心理测验看华人的性格：（一）量表的应用。见：曾文星. 中国人的心理与治疗――中国人丛书. 台北: 桂冠图书公司，1997. 89~123

[31] 张建新，张妙清. 从人格测验的发展看中国人个性研究。见:陈丽英. “人文与科技”两岸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台北：远流出版社，1999. 173~197

[32] Cheung F M; Leung K;Fan R M;Zhang J.X, et al.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6, 27: 181~199

[33]Goldberg L. An Alternative “description of personality”: The Big Five factor struct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9: 1216~1229

[34] Costa P T, Jr, McCrae R R.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Manual.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1985

[35] McCrae R R, Costa P T, Jr, del Pilar, G H, Rolland J P, et al. Cross-cultural assessment of the five-factor model: Th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8, 29:171~188

[36] Leung K, Cheung F M, Zhang J M, et al.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in China. In: K. Leung, Y Kashima, U Kim, S Yamaguchi.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Singapore: John wiley.1997, 1: 231~244

[37] Cheung F M, Leung K, Zhang, J.X. et al. Indigenous Chinese personality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1, 29: 402~417

[38] Cheung F M, Cheung S F, Leung K,et al.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3, 34: 433~452

[39] Zhang J M, Bond M H. Personality and filial p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wo Chinese societies: The added value of indigenous construct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8, 29: 402~417

[40] 张建新，张妙清，梁觉. 大六人格因素的临床价值――中国人人格量表（CPAI）、大五人格问卷（NEOPI）与MMPI-2临床量表的关系模式.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四届学术大会学术报告专集. 中国杭州，2003

[41] 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与中国统计学会城市统计委员会编（2001）. 2000年我国地级城市综合实力比较研究. 见：2001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63~78

[42] 周明洁，张建新. 不同现代化程度地区的中国人开放性人格特质因素的差异. 2006 (评审中)

[43] 周明洁，张建新.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性研究. 2006 （评审中）

[44] 王登峰，崔红. 中国人人格量表的编制过程与初步结果. 心理学报, 2003, 35: 127~136

[45] Cattell R B.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 new fifth edition of the 16PF.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1995, 55: 926~937

[46] Costa P T, McCrae R R. Personality in adulthood: A six-year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lf-reports and spouse ratings on the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54: 853~863

[47] Kerry L Jang, et al. Heritability of Facet-Level Traits in a Cross-Cultural Twin Samp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1556

[48] Cloninger C R.A unified biosoci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xiety states. Psychiatry Developments, 1986, 3: 167~226

[49] Stough C, et al. Psych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the NEOPI-R openness,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preliminary results, Int J Psychophysiol, 2001, 41(1): 87~91

Searching for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Chinese: A Theoretical Hypothesis of a Six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Traits

Zhang Jianxin,Zhou Mingji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Finding a latent structure for personality traits has been consistently one of the focuse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while finding empirical evidence of culture-general or culture-specific nature for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is at present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Therefo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have disputation over the number of factors (or dimensions) for such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over the adaptability of a structure from one culture to people of another culture. 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findings resulted from a series of studies on CPAI (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 over the past period of 20 years to put forward a Six Factor Model (SFM). Based on the responses to IR and O factor of SFM from the sampl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the paper therefore suggest that the number of factors and culture-specific nature in any of the existing personality structures be only meaningful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adopted by its researchers. The only way to find a personality structure of culture-general or culture-specific is to let personality psychologists of many cultural backgrounds work together equally.

生理心理学论文范文第8篇

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这意味着,带有“公”特点的义务,如宪法上的义务或政治义务,不由它调整。

义务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渊源,在法律上通常可分为自我强加的义务和外部强加的义务两种[1]。

一般来说合同法是调整自我强加的义务的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合同法义务和侵权法上的义务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现在合同法上的许多义务已不能被认为是自我强加的义务。这说明合同义务的私人性（自我强加性）正受到冲击,法定义务越来越多。

虽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合同法确实能够使人们私自强加一定的义务。当然这必须首先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在一个社会和法律制度中,人们有权选择约定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早期社会中,合同的作用被认为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义务来源于习惯和地位。而不是自由选择。正如英国法史学家梅因力作《古代法》中所指出的:“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合同自由、意思自治观念深入人心“,自我强加”、“自我约定”成为合同义务的最基本的特点。

二、影响合同义务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合同法不可避免地受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两种因素的影响大大超过其他因素,那就是道德因素和经济因素。

关于道德因素,虽然许多学者传统上力图坚持法和道德是不同的,但事实上法律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理念。因而在合同法背后隐含着人们必须履行诺言和遵守协议的道德原则,使合同义务深深烙上道德的印记,不履行合同义务就是不道德。对于上述观点也存在争论,有些法律支持这种观点:只要违约人赔偿由其造成的损失,不履行合同义务就不是什么错。这就是许多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称的“有效违约”（EfficientBreach）[3],即:当履行合同义务的成本超过各方所获利益时,违约比履约更为有效,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合同义务折成交易成本来进行权衡,根本无暇顾及道德。

而在经济因素方面,合同法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作为现代社会基本特征的劳动分工产生了越来越频繁的转移财产（交换）,以及成员间相互履行义务的要求。这种法律机制——通过它财产和履行义务的交换才得以实现——就是合同法。因此,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法,合同义务也和经济交换密切相关。当然,在多种形式的交换中,合同法主要是关于发生在市场中的经济交换,如买卖、租赁、雇佣等。合同义务的经济交换可以带来经济效益。原因有二:（1）自由交易是使消费者获得实惠的主要前提,甚至在增加社会财富方面也非常重要。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必须出卖劳动履行一定义务来换取金钱,再用金钱换取所需商品和服务,这正是合同交换的价值所在,也即合同义务的经济交换价值。由于义务的对等交换实现了每个人的利益需求,使得每个人的收益都最大可能地增加了。（2）自由交易决定着社会资源的配置。自由交易社会不是由国家或政府来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而是完全由市场决定,通过自由交易的中介——合同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合同自由理念和自由市场信仰如此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三、合同义务的基础

合同义务理论的发展和变革以“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之间的张力为基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倾向。

（一）自由主义的合同义务理论和国家干预下的合同义务理论

在自由主义的合同义务理论中“,合同义务是直接根据当事人的意志而产生的,它们不依赖于法律而独立存在”[4]。这种理论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它倾向于任何合同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并根据单一的“自愿承担性义务”的抽象模式进行考虑,主张合同义务来自于独立自主的个人行为,而非国家的强加[5]。如前所述,法国学者卡尔波尼埃也指出,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

随着社会伦理和社会义务方面观念的转变,社会的价值观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契约自由的原则受到极大冲击。人们意识到,契约自由所给予人们的只是机会的平等,其不受限制的发展却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因而法学家们认为合同义务来源于个人意志不科学,而提倡国家干预的合同义务理论。法国学者从人的生理心理学角度分析“人”,认为人不是总按照理性决定的人,也不由恒常的意志来指导,而只是由他的兴趣和感觉支配的“动物”。他受制于“偏好”和“激情”,因而得出意思（will）不是合同义务产生的决定性力量,而是来自人们必须遵守的社会理念——法律规则[6]。

法学家Andrew?j?Morris阐述了“革新主义”（progressive）的合同义务理论。革新主义理论排斥合同的允诺性概念。把允诺的作用从以前被奉为合同核心降到被认为只是起一定的证据作用,该理论认为合同义务是补救因信赖而造成的损失,结果把合同法归类为侵权行为法的一个分支,致使一些学者,如吉尔莫慨叹“契约的死亡”[7]。

实际上,为了消除不公平合同义务,国家干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法定义务越来越多。合同自由的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因而合同义务的来源即基础发生了一些转变。私人约定的义务减少,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增多。

合同义务从单纯由当事人确定变为可以由法律预先设定。这种变化是否真的如一些人所称合同与侵权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合同法为侵权行为法的一个分支呢？答案是否定的。法定义务的增多并不能改变合同义务本身的性质,合同与侵权行为仍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从根本上说是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合意行为产生的,因而合同义务首先是基于当事人的合意。而侵权行为之债务只能由法律规定。合同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只是在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正时才有必要采取一些办法——尤其是通过其他原则的补充来对其加以限制,如根据诚实信用义务的要求来确定当事人一方是否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以及通过关注社会公益的立法来对合同条款的内容加以限制,从而避免一方的权利遭到剥夺。

（二）合同义务的产生从当事人的协议到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的转变

以往的合同法之构造是以合意或对价为中心的。“关系契约法”的学者认为古典契约法“把伴随契约而来的社会关系从法的世界中剔除,以规则的形式加以抽象化,达到形式上的合理性。因而它与现实中的契约实践相背离”[8]。

关系契约法学者认为应注重合同法中的信赖关系。1980年美国学者麦克内尔出版了《新社会契约》一书。他在书中指出,援用允诺作为义务的来源未免太过狭窄。此外,日本学者内田贵也指出:“在日本的契约上,当事人不仅在契约书中不详细规定权利义务,并且在契约中规定了的权利也不一定是确定的,只不过是定个大概。”随后,内田贵指出这种所谓“日本式”的“契约回避现象实质上反映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赖问题。日本的契约并非仅仅产生于合意,因而契约义务也并非产生于合意,当事人间的相互信赖关系也对契约内容的确定起着重要的作用[9]。美国学者麦考利（macaulay）的研究表明美国同样存在不重视契约书的词句而重视当事人间的相互信赖的情况,尤其是在重视继续性的交易中。首先提出现代契约法中的信赖关系的是美国的富勒。1936年富勒（Fuller）与其学生发表了《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否认传统的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合同义务的基础的合同理论,认为作为合同基础（进而作为合同义务基础）的是信赖。这篇论文引发了英美法学界对合同义务的基础、对价原则的作用与意义等问题的重新探讨。

富勒的信赖说以及其他关系契约说使得信赖关系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新认识,在理论和实际上依据信赖理论确立了诚实信用义务,包括附随义务、前契约义务、后契约义务等。这就使合同义务基础理论得到新的突破。

四、合同义务在不同时期的沿革

（一）英美法系中合同义务的沿革

1.古典合同义务理论。18、19世纪是自然法理论和自由放任哲学的鼎盛时期,这时期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牢固树立,人们普遍深信自己完全有权自由地决定自己财产的命运——自主订立合同实现财产流转,而认为法律应尽可能少地干涉。

总的说来,合同法是为合同双方一致同意履行义务的保证提供强制实施力。一般不考虑结果公平,也不关心合同是否涉及公共利益。合同法的作用只是在一方违反游戏规则和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帮助另一方,这就大大扩大了合同自由的范围,使合同自由、合同神圣成为构建合同法的基础。这种古典合同义务理论被称为“意志理论”:它倾向于对每一个合同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并根据一个单一的“自愿承担性义务”的抽象模式来进行考虑。它主张合同义务不是来自政府的强加,而是来自个人的自愿行为,他们把义务强加于自己身上[10]。

合同自由有两层含义:

第一,合同是以合意为基础。合同基于合意而产生合同义务,而合意的判断标准对合同义务的确定影响甚大。在霍姆斯之前,英美法院是以一种主观主义者的态度来确定对双方合意的判断,法院通过探求当事人的主观意图来确定双方是否有契约和契约义务。

受霍姆斯思想的影响,英美合同理论从主观主义转向客观主义,认为合意是客观的而非主观性的,换句话说,双方是否内心真正同意并不重要,问题不在于双方是否真正达成了合意,而在于一个合乎情理之人从他们的言行看是否能得出已达成合意的结论。古典合同法如此强调合意,以致19世纪的法官们把合同置于债法的核心地位[11]。当然有些规则永远不能说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图。如当事人的订约能力,违公共利益的合同等,这些完全由法律强行规范,不容当事人协商。

第二,合同义务的产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不受外部力量如政府干预的控制。这就意味着除非愿意,任何人无义务签订合同。人们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有法律义务订立合同,如共同承运人有义务与公众中任何一个需要服务的人签订合同。但是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个人自由思想基础之上的古典契约理论,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严重的缺陷。

首先,合同自由建立在“人是自由和有理性的抽象存在”的基础上,缔约人之间享有平等的缔约能力以及相似的对等交易能力。然而,认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订立损害自己利益的合同这一假定很明显是错误的。雇主的讨价还价能力往往比雇工要强大得多。债法传统上只关心纠正性公平,如一方违反合同义务,致使另一方蒙受损失,法院对此进行纠正；而很少关注当事人交易能力的不平等。其原因在于因财富和资源分配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这种分配不是合同法的管辖范围。

其次,古典合同法合同自由不考虑社会和经济的压力。人们为了谋生而不得不签订条件苛刻的雇佣合同,其相互的义务对比存在极大的不平等性。另外,由于垄断和限制性经营的存在,更使得该理论破绽百出。那种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根本就未曾存在过,因而选择自由只是空洞的虚拟。

2.合同自由衰弱下的合同义务理论。由于政治思想的变革,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古典契约理论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其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造成的弊端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契约自由所给予人们的只是机会的平等,但其不受限制的发展却导致了结果的不平等、贫富的急剧分化和社会的动荡[12]。

合同自由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标准化合同。合同的细节已不再由当事人的合意决定,即合同义务的产生不再由双方协商产生,而由标准合同决定。标准合同的宗旨是要么接受,要么离开。消费者只在理论上有“自由”,但其实际选择只在“接受”或“离开”之间进行,这使得合同义务的产生基础——自由合意大打折扣。

二是自由选择功能的衰弱。市场中自由选择的真实性越来越值得怀疑。例如,交易能力不平等,社会经济压力（通常是贫困的压力）以及标准合同的使用使人相信在大部分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选择自由。更为突出的是,垄断和各种限制是自由选择的严重障碍,因为这使得消费者别无他处选择的可能。合同自由衰弱,使得其他债法的重要性增强,侵权行为法通常给予请求赔偿权保护一方合理信赖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失。这就使合同义务的基础从协议或允诺转到信赖。即使没有合同,一方也会基于另一方的信赖产生一定的义务。

三是对消费者的保护。古典合同理论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交易能力。但到20世纪,英美国家开始不断地运用税收制度重新分配财富,对私人的缔约自由进行频繁地干涉以达到保护弱者的目的。身份因素在确定合同义务时得到关注,例如,工人由于其身份受到工人赔偿法的保护,雇佣合同中免除雇主对工伤事故赔偿责任的条款得不到法院的认可。消费者由于其身份而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与其订立的买卖合同中免除卖方对人身伤害赔偿责任的条款不再具有约束力[13]。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时,那些在普通法看来仅是违约的行为被上升到触犯刑律的高度。如英国《1968年贸易说明法》规定用错误或误导性语言销售货物的可以构成犯罪。当然造成损失也可获得合同法上的补救。保护消费者权利最重要的法律是1977年英国的《不公平合同法》,该法对各种免责条款的使用进行限制,限制一方通过运用免责条款免除不公平义务（在另一方看来是不公平）。

上述三种情况表明了古典合同义务“意志理论”的衰弱。自愿承担性义务的减少和否定致使合同自由范围不断变小。于是产生了一派新的合同义务理论——革新主义（progres2sive）。革新主义理论排斥合同的基础性允诺概念,允诺的地位从以前被奉为合同核心降到被认为只是起一定的证据作用。革新主义者认为合同义务是补救因信赖或因给予利益而造成的损失[14]。

（二）大陆法系中合同义务的沿革

1.自由主义下的合同义务理论——意思自治。在19世纪的法国注释学派看来《,法国民法典》奠定了自由主义的近代契约法的基础[15]。其创立的意思自治原则成为法国合同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国民法制度赖以建立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法国学者卡尔波尼埃对意思自治的概念和本质作了充分阐述。他指出,意思自治是一种法哲学的理论,即人的意思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合同权利、合同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根据。即在合同的范围内,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志而成立时,才具有合理性,否则,便是法律上的“专横暴虐”[16]。而根据法国学者GeorgesRouhette的观点,合同义务来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当事人自愿订立和允诺遵守,他们自由地决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自由是合同的基础；义务不能够产生,除非是当事人自由的同意——法律不应干涉人们订立或不订立合同的自由权利,立法者无权代替合同当事人规定合同权利义务。法院在合同产生疑问时,只能对“意思”（will）起解释作用。只有“公共政策”（publicpolicy）才能成为“意思自治”之外部限制[17]。

自由经济的基本观念是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交换相互的财产或服务,即允许人们依照自己的意愿订立合同。据此,强制施加于人的义务可能是不公正的,但在自愿接受义务的情况下,不公正则被假定不会存在。即“契约即公正”,只要遵循公平的程序,必然得出结果公平的结论。

不仅自由主义契约论在法国扎下根,而且在德国等各大陆法系国家,自由主义精神继续得到发扬。

2.意思自治的衰落。由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同社会实际生活开始产生不和谐的音符,因而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如上文所述由于强制合同的大量出现,保护消费者利益立法运动的蓬勃兴起等,使得合同义务中的自愿性和私人性受到强烈冲击,法定义务急剧增加。维护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要求使契约自由的界限不断缩小。这种变化正是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发生冲突的结果。这就要求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正确的基点使其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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