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教育论文范文精选

一、在国学经典教育思想中得到的启示

1“.天人合一”应用于现代教育理念。“天人合一”的思想最早由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体现的是古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互相依存、互相关联的。反映的是天（自然）决定人，人又定胜天的辩证理论，强调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德育教育实践中，通过教学模式和教育方法的改变能够反映学生的想法，适应学生对于知识的需求，将教育客体与“人”（也就是我们的教育主体）、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密切的联系，改变传统的德育教育模式，在教育的形式上设立更加活泼的、真切的、轻松的体验。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改变原有的单一和刻板（包括教师对于学生教育态度和语气）方式，传统的德育课程也好，实践活动也好，都会令学生感觉到“又在说这些大道理”老生常谈，枯燥乏味，而且从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来看，认为没有学习价值，会出现应付的心态，教育效果不好。但如果能够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形成新的教育方式，那么更能易于学生接受，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在德育教育的内容上吸纳学生关心的、热议的话题以及社会元素，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时政实事为德育教育的新的立足点，增强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注度，与时俱进，用身边的真实事例教育学生，引导学生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引起反思，这样，才能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感同身受，主动学习、认真领悟，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

2“.学思并重，循序渐进”教育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是《论语》中孔子关于“学”与“思”辩证关系的观点。学是思的基础，没有广泛的学习思考也就变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如果只知道学习而不会思考那也只是“虽知不广矣”。因此，不论是哪种科目的教育都是需要“学”与“思”相结合的。在现代的大学德育教育中也同样应该指导学生要“学思并重”，善于思考。目前的德育教育工作涉及面较广，教育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比较易于学生接受，但大多都是在开展的各项活动过后德育的教育过程也就随之结束。久而久之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十分适应这种方式，形成惯性。没有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引导学生对每次教育过程进行思考。浪费了很多再教育的机会。清代学者王夫之曾说过“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就是说，学与思是不可分离的，不论学习什么，深入的思考都会推动学习的效果，而思考遇到困难，不够深入，就需要加强学习，只有做到二者并重，才能取得进步。

3“.有教无类”创造平等的教育环境。《论语》中曾讲到：“子曰：有教无类”，《墨子•所染》中也曾提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孔子认为人的天赋秉性相近，生来大体平等。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天赋人性论，也是他推动贫民教育，实行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在《荀子•法行》中记载：南郭惠子曾问自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答道“：君子正身以倭，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这是教育可以化愚为智，话恶为善的道理。学生是不分好坏、等级的，而且良好的道德素养也不是生来就有、永远不变的，这就像认为学习好的学生思想品行就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学习不好的学生思想道德就一定有问题一样。我们曾在网页、报纸上看到多少貌似品行端正、成绩优秀的青年其实是违法犯罪的罪犯，轰动全国的化学系高材生因嫉恨室友的才能为其投毒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个案，但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存在于优秀青年中的有关思想道德的一些问题呢？因此，学生的思想道德的好与坏并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而且也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提示我们在德育教育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任何类型的学生，应重视后天教育环境对学生影响的巨大作用。

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理论联系实践。《朱子•语类》中曾讲：“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里的“知”是指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识如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成了纸上谈兵。二千年前，希腊人曾提出“：美德可以被教会吗？”的问题，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即道德，对道德的认知会导向对道德的实践。那么这样一来，教给学生“美德”，究竟是指将“有关道德的知识”教给学生呢，还是指通过特定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德行”呢？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语•学而》中早已有“敏于事而甚于行”的理论论述。这与今天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完美人格都是相互关联贯通的。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曾提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这是道德的自觉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二、国学中的德育思想对德育教育的意义

1.国学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根本。清末以前本无国学的说法，它的产生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在民族危难，国势衰微的形势下，为了挽救迷茫中的中华民族，找回民族尊严与自信，多少仁人志士将这一理想寄予国学身上，希望能够通过国学达到中国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重新觉醒。这种独特的精神认同和民族思想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根本。在这一点上看来，国学的产生便肩负起了教育国人要学习国学，热爱民族，热爱中华的重任，这与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2.国学中的哲学思想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有指导意义。“哲学”中的“哲”在国学中训作“知”，意思是说求知的学问，讨论哲学的内容在《子》部最多，诸子百家中的儒、道、法、墨、名都曾谈及，但以儒道二家最为突出，儒家除《论语》以外还有《孟子》《荀子》有涉及哲学的名篇。例如在我们熟知的《论语》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强调凡是要通过人的努力去达成目标；在政治上提倡“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在教育上认为“学而知之”“，困而学之”，提倡“举一反三”，“温故而知新”等等。在儒家经典名篇《大学》中强调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把“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我们在《易》经中又学习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诸如此类，在国学经典中还有很多，这些哲学思想不仅是当时人们学习的经典教材，其中蕴含的哲学道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形成完整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仍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摘 要： 作为新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选修课程的建设既为学校与教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又给学校和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开设选修课？每一系列的选修课程价值何在？怎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修课？本文从人文精神的教育性、高考的功利性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性三方面阐述了《论语》这部经典文化的价值定位。

关键词：《论语》 文化经典 价值定位 人文精神教育

先秦诸子对社会人生各方面的问题，有异常敏锐深刻的洞察。他们或者教人以种种智慧的、积极的方式应对社会人生问题，或者启发人们对种种社会人生问题进行反思。这些睿智的思考现在看来仍然富有引导和启示意义。所以开设这门选修课程，有益于启发和引导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使人格健全地发展。

语文教师在开设这门选修课程时，一定要给文化经典正确的价值定位。通过文化经典的阅读与学习，进一步加强人文精神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境界，使语文学科的育人功能发挥得更好，促进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下面我结合自己在开设这门选修课程时的教学体验，谈谈对于《论语》这部经典文化的价值定位。

一、人文精神的教育性

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文化思想和情感沉淀于中华五千年的悠悠文明之中，领略它们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丰富我们的情感，完善我们的人格。“教育不是机械的布道和苍白的说教，教育是人格的影响和智慧的引导”。［1］由于当下一些学生的功利心较强，做任何事都要图利，价值观的形成有扭曲的趋势，因此我对文化经典首先给出了“人文精神的教育性”的价值定位。

有研究总结了当前我国中学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价值主体的冲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矛盾；价值选择的困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价值取向的转变；由人伦关系走向利益效率关系；个人人格价值的冲突：观念意识和行为脱节。”［2］我在教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课时，就把“对社会转型期中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作为“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结合现在学生普遍存在的价值误区，作了正面健康的引导。我很明确地告诉学生：钱和势，只有合道义才肯接受，这体现了孔子“是非分明，有正义感”的精神品质。我们要如何辩证地看待“义与利”的关系？这是我为这堂课设定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在“利益”面前的差别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孔子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可以谋取利益，却不能只谋私利，很多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个道理，可是为什么当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会抛弃“义”而选择“利”呢？我列举了“三鹿奶粉”、“地沟油”事件，引起学生的共鸣，他们义愤填膺地指责这些发不义之财，甚至是谋财害命的商家违背了社会道德，没有人性。学生讨论后得出结论：有时候是因为经不起诱惑；有时候坚守正义会给人带来危险，甚至生命威胁，这也是一些人抛弃了“义”的一大原因。我进一步问学生：当你在路上被持刀的歹徒敲诈威逼时，你希望经过你身边的人做些什么呢？你又会产生什么感想呢？当你落水时，你希望路人怎么做呢？（学生：自己有危险时都希望别人伸出援助之手。）由此看来人是多么矛盾，一方面自己达不到君子的境界，另一方面又希望别人能够成为君子，这就是一切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形成的人类的劣根性。最后我总结：人在面对利益的时候，就要思考，得到这个东西是否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那我们就不要这个东西。

我在教授文化经典的过程中很注意联系实际，创设生动的情景。因为长时间的文言阅读会让学生产生视觉疲惫，如果再不联系实际，则无疑是建造空中楼阁，学生无法真正走进这些文化经典。在教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时，我结合了较多的实例，发现学生兴致很浓，听得津津有味，连平时爱打瞌睡的几个男生整节课头都抬得很高，精神专注。我想这堂课上完，不管他们能掌握多少文言知识，但至少有一点他们一定印象深刻，那就是我们在面对“义与利”时，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因此《论语》教学应注重贴近生活，让学生明白儒学讲的就是关系到自己的事情，关系到自己家庭的事。

摘 要：编写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编者应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内容提要：“经典诵读”是将经典和诵读完美结合，经典是内容，诵读是形式。经典诵读在语文教育中的价值体现：一、经典诵读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体现语文教育的工具性；二、经典诵读提升学生人生品位，彰现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三、经典诵读培养训练语感，呈现语文教育的民族性。

关键词：经典诵读　工具性　人文性　民族性

“诵读经典”活动正在全国风起云涌。诵读的主体是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这就形成了“以诵读辅经典，以经典助诵读”的模式，将经典与诵读完美结合，即“经典诵读”：经典是内容，诵读是形式，将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真正具有价值。

一.经典诵读提升学生语文素养，体现语文教育的工具性

经典诵读可以使学生的识字量大增，使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记忆力大大加强，能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思维能力，情感兴趣。诵读一部经典，可以认识数千个汉字，并且能奠定学生良好的语文基础。背书，就如练字、练拳、练舞，熟能生巧，巧必由烂熟而出。好文章背诵的多，灵巧的修辞，畅达的语句，铿锵的声韵，周密的谋篇，口诵心维，不知不觉，变成自己能力的一部分，加上泛览博览，深思精研，将古人的感受，比照当今的情景，印证永恒的人性人情，于是自己的境界又可层楼而上。可以看出，经典诵读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语言积累且终身受益。

经典诵读能够增强学生的文学鉴赏力。“经典”都是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内容使得它的鉴赏价值经久不衰。经典作品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是低俗作品所无法比拟的，经典诵读在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方面很有价值。

二.经典诵读提升学生人生品位，彰现语文教育的人文性

实际生活中，电视、网络等传播媒介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书籍阅读量的减少，造成了文学语言的缺失和文学语言语感的陌生。网络带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快捷式、浏览式，只需迅速抓住主要信息、无须逐字去看，更不要求准确，直接导致高中生在阅读时无法沉静、难以专注。

20世纪末以来，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乃至颠覆的做法已经屡见不鲜甚至令人触目惊心。如香港女作家李碧华通过改编《水浒传》与《金瓶梅》写成了《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网络林长治在《Q版语文》中以语文课本中原有的经典作品为“原型”和素材对其进行了无厘头式的篡改和戏说；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对《西游记》的解构更是惨不忍睹。当前，戏谑经典最常见的手法是将其置于新的语境中进行调侃式的阐释，如《水煮三国》和《麻辣水浒》等。由于这类书中的一些作品常常以企业老总或员工为预期读者，因此其又被有些人称之为“职场宝典”。此外，商业大潮中将“红色经典”改编成“桃色经典”的做法也在无情地消解着文学经典的神圣性和崇高感。在这些改编中，以爱情取代革命往往是最为普遍的解构策略。如在《红色娘子军》改编中，改编者着力渲染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

在《林海雪原》改编中，改编者大肆渲染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如果说对部分作品崇高感的消解还属于对文学经典局部恶搞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思潮，特别是“重写文学史”所导致的经典作家英雄座次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就是专业文学理论家对某些作家作品经典地位的公开挑战，是对文学经典大厦根基的动摇。如“重写文学史”中对茅盾“大师地位”的挑战，对赵树理的非议，对《创业史》、《红旗谱》等的强烈质疑。1994年，王一川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该书选定的20世纪九位小说“大师”分别为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张爱玲、王蒙和贾平凹，茅盾显然被排挤出了九位“文学大师”的行列。由于“重写文学史”本身既意味着挑战既成规范与结论，又意味着彰显个性，所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家的座次排行常常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人将鲁(迅)、胡(适)并列；有人提出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穆(旦)、曹(禺)的新经典；还有人推出了鲁、郭、茅，丁(玲)、艾(青)、姚(雪垠)的经典提名”。正是因为重新排列经典作家的座次常常意味着对该作家创作成就的重新评定，所以有不少人就乐此不疲：地对作家作品重新排座次。

如由文学专家白烨、陈骏涛、倪培耕和贺绍俊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系列丛书，采取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翻；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嘲；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评委会评选，1998年8月6日他们推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嗍；香港《亚洲周刊》也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00强”嘲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曾：经因为被边缘化而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归，而当年因为“政治因素”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昀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

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网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r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

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正因为如此，当今文学教育的实际效果已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这种质疑实际上是对文学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文学教育仅仅固守经典的文学观，并使文学教育局限于指定教材列举的篇目，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面临着曲高和寡与远离当下文学现状的尴尬。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文学经典，那么文学教育就可能丧失传承传统文明和培育主流民意乃至民族感情的功能。而且，许多问题不仅仅存在于目的层面，还存在于现实层面。因为文学教育如果不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那f么文学教育又可能成为远离时代与大众的孤芳自赏。由此可见，传承历代文学经典与关注当下的文学现状}是文学教育不可偏废的使命，尤其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既然文学经典是文学教育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在f文学经典面临诸多危机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兼而不J偏地进行文学教育呢?这是一个应该得到每一位从事{和关心文学教育之人重视的问题。在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形势下，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任何文学的经典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文学的星空之所以群星璀璨，是因为千百年来文学史大浪淘沙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时的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建构自己的文学观，更不能因此对经典说“不”。因为文学批评不是占卜学，批评家不是预言家，我们无法仅凭当下的文学现实准确地预测文学的未来。当一然，这并非是主张文学经典与文学观的僵化。经典与文学观形成的历史性不仅说明其具有某种稳定性，同J时也说明了其具有某种流变性。因此，面对当下文学发展的现状，我们的经典观和文学观也应该与时俱进。

其次，文学教育不仅要重视对经典的阐释与传承，而且要开创性地阐释与传承经典。在阐释经典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确立与阐释中的意识形f态问题，要严格区分经典作品的跨时空特性与时代局『限性，深入发掘其诸如关怀苍生、心系国家民族、珍惜生命及终极追问等话题的深远意义，并要充分考虑到该经典的当下价值与大众的审美期待，力求解出新f义。第三，在传播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科学合理地使用当前的大众传媒，而且要有意识地纠正当前某些人利用大众传媒对文学经典的戏拟搞恶。对于种J种搞恶行为，我们不能回避，而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正面引导，并开展有理有据的评说，肯定其可取之处，否定其负面效应并指出其问题的根源。为了使文学教育在传承经典的同时还能兼顾当下，文学教育除了要发掘经典的当下价值之外，也要高度关注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面对那些有争议性的文学现象，我们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尽可能地将受教育者的注意力引导到主流民意和国家政策的方向上来。当前文学经典：的危机，虽然在表面是社会转型期文学转型中的学术问题，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应该是社会转型期人自身的问题。

“因为民族文学往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所以民族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也常常暗示着民族精神建构的某些困境。”㈣因此，文学教育要大力加强人文素养教育，努力培育受教育者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使其尽可能地坚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是一味地猎奇逐新。第四，经典作品能否永葆活力还与文学教育的形式及手段有关。如果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单一、落后，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差。相反，如果形式与手段能够及时创新，那么教育的效果就可能好。因此，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形势下，文学教育的形式与手段更需要进行必要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要注意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的自身特点，并确保教育的形式与手段和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相适应。因为不同级别的学校不但其文学教育的目的与任务是不相同的，而且其受教育者的接受期待也是有差别的。

【摘要】 经典是唤醒人性的著作,可以开启人们的智慧！经典能深入到每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能培养一个人优雅的性情和敦厚的性格！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国学经典汲取了无尽的智慧,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成语典故、伦理道德、人文历史、礼仪风化等智慧经典。这不仅是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明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经典教育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G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6(b)-0066-01

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该创造条件,让青少年学生利用有限的学习时间,接触那些更有阅读价值的经典文化,经典有些过时的内容,并不妨碍我们完整地阅读和理解。经典教育中需要我们加强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看待经典文化的态度:我们尊重经典,重视经典,但绝不迷信经典,神化经典。

经典具有不朽价值,阅读经典不可或缺。作为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华民族积淀了灿若星河的国学经典。这些经典承载着民族之魂,牵系着文化之根,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无论新旧文化怎样激烈地碰撞,无论东西方文明怎样相互融合渗透,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我们都无法漠视遗忘,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最值得珍视的巨大宝藏。中国历来是一个在文化上崇尚理性、重视教化的国度,以儒家为正统的官方指导学说,一贯倡导开启民智、兴办教育,配合着“选贤与能”的科举制度,使教育发达、人才兴盛。在这种文教发达的背景下,产生的历史文献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而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献中,则较少涌现出经过历史选择和检验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是古人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先民的生活常道与实践经验,传达着前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些经典在过去的若干世纪中,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学习传诵,成为汲取智慧与灵感的源泉,其文化价值得到历史的检验与肯定。

青少年儿童在当代课堂上直接面向和熟悉这些经典,是理解和把握传统便捷与有效的方式。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很多人都有体会,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传统文化而言,讲好一首唐诗胜过讲一通唐诗概论,阅读先秦诸子胜过讲述一通先秦思想概论。同时,经典不是陈旧,不是老朽,它是古老而至今还在鲜活着滋养我们生命,温润我们灵魂的元素。经典诵读的意义,或许不只在有益于语文、口才,其意义或许更多的在于通过目识口诵,烂熟于心,浸润其中,扎下思想的根,让灵魂融合于高远的智慧之中,从而远离了浮躁和平庸。

经典教育意义广泛,切忌功利化取向。倡导和鼓励青少年阅读经典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经典教育具有广泛的意义,预期的收获是多面而非单一的。对此古人早有论述。孔子指出学《诗经》有审美、认识、教育等多方面的作用,学习《易经》有文学、修身、制器、卜筮多方面的作用,学习者可以各取所需。

经典,世界视野的、上下几千年、古今中外的大经典,我们何能取其沧海之一粟？文化,中西兼容、天文地理、哲学宗教的大文化,我们何能沐其九天之一缕？如此,倾己所有,竭我们所能,为了我们的人生发展奠基,我们心之所往、力之可及的又有几何？可是,大经典、大文化,又如此强有力地感召着我们,我们仰望着、追随着、践行着。

[摘 要] 文学教育历来被视为培养人文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经典犹如文学深海里的宝库，散发着迷人的芬芳与魅力。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为中心，本文从文学经典是文学流传的基本要素，深刻地体现着人类文明的精、气、神两个视角阐明文学教育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的原因；进而，从阅读文学经典，领悟文学经典内在的精、气、神，将阅读文学经典上升为自觉行为以及结合现实、与时俱进四个方面，论述了以文学经典为中心，促进文学教育发展的主要策略。

[关键词] 文学经典；中心；文学教育；发展

文学记录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文化赖以生存和传承的重要媒介；而文学经典又是文学精华之提炼，遨游在经典的海洋，我们仿佛可以窥见几千年来人们生活的轨迹，倾听着古人们思想的汇集与人类智慧火花碰撞的声音。文学教育的发展应该以文学经典为中心，这是百年树人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全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迫切要求。

一、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的原因

1、文学经典是文学流传的基本要素

文化的精华在于文学、历史和哲学，而文学的精华突出存在于文学典范之作――也即文学经典中。世界范围内，文学经典都堪称文学流传的基本要素。众所周知，文学经典作为成万上亿的文学著作中的佼佼者，经历了无数岁月的考验，代代相传。纵观世界各国，每一个拥有与众不同的能够反映本民族发源、发生、发展和壮大的文学典范作品的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军事在世界诸国中占有什么地位，这份文学遗产都是足以令本民族每一个人感到自豪的，甚至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尊重和敬仰的。在文学经典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留下的印记。一壶浊酒喜相逢。我们不否定文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但文学经典作为文学流传基本要素的地位不会改变。

2、文学经典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精、气、神

所谓“经典”就是指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符合人类真、善、美标准的事物。文学经典的本质属性是其涵盖真、善、美在内的审美属性，但客观上则体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精神状态、气质特征和内在神采。如一部《论语》就阐释了中华民族自古至今为人、处事、求学的基本准则，体现出人类文明的精、气、神。宋代名家罗大经代表作《鹤林玉露》第七卷记载，宋代的宰相赵普曾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治理天下尚且半部论语足矣，可见《论语》这部文学经典因集结了我国民族的精、气、神而散发出无限的魅力。如同《论语》一样，华夏文明史上的文学经典之所以流传久远，之所以为后人奉为文学教育的瑰宝，大体缘由出于此。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中国之外的世界友邦的文学经典均如此。不妨这样说，文学经典的深刻性也正是体现在这里，这是以文学经典为中心的最主要原因。

[摘要]文学经典问题是近几年文学理论界热点问题，综观最近的论争与研究，可以发现大家集中关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文学经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正从文化场阈中心逐渐边缘化；二是文学经典面临挑战的首要原因在于当代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社会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急剧变革；三是深入研究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四是探讨解决文学经典危机的途径。

[关键词]文学经典；消费社会；文学教育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学者关注文学经典问题。时至2005年，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有拓进，文学经典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理论热点。2006年该问题愈发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仅有更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深入研究，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还共同主办了“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观近几年的论争与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经典面临挑战

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经典都会面临挑战，如“五四”时期，“四书五经”不再成为经典，流传千百年的文言诗文从文学场阈中心骤然边缘化；“”时期，诸多文学经典成为“毒草”。但是，在以往这些时期，变革者所做的是摧毁旧经典，确立新经典，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推陈出新，是文学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不管思想观念变革多么剧烈，新旧经典反差多么刺目，没有人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当前所谓的文学经典面临挑战恰恰并非如此，它不是说以“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改写经典，损害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形象，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使得当下文学经典面临着被新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的危险，而是说在当代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挺进审美文化轴心的背景下，文学经典还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吗？所谓经典，不仅意味着价值的恒久性，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得有价值，能满足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文化权威以及文化规训的需求。如果文学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就可能不需要任何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生活资源过度丰裕，文化资源充沛，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再举足轻重，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文学进入了“后文学时代”。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一文中则以极其丰富的材料例证了文学经典的终结。

针对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高楠在《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一文中认为，以历史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进行媚俗式的价值退让。高楠将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与大众趣味权力化联系起来考察，眼光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将文学经典面临的现实挑战解释为造势者的危言耸听，不免有失偏颇。盖生在题为《“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一文中则提出，文学需求是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自身的本体规定使其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性。当前文学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物质享乐的相对餍足，将会出现意义焦虑，因此，生产意义的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然而，人并不具有先于社会历史的本体性，人的文学需求与其文学经验，尤其是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所谓人的文学本体性需求其实是由文学经典建构出来的，一旦文学经典退出当代文化场阈，不久之后文学也许就不再成为人的本体性需求，到那时，文学自身也将无所谓独特价值。本文以为，文学经典是否会终结，这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它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客观影响，但是，人们毕竟还可以通过操纵文学教育这台机器等实践性努力改变其进程与方向。

二、文学经典与消费社会

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挑战，首要在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当代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学经典面临危机源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在该文中他还分析了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认为只要能够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就会逐步消弭，甚至可能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吴兴明在《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一文中，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他首先详细地分析了文学经典商业扩张的种种情况。所谓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是指出于经济驱动而改变文学经典的形态，使文学经典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品；或者直接利用文学经典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比如《三国演义》被改写为小人书，被拍摄为影视作品，被制作成网络游戏，其中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被用于制作酒店招牌，开发旅游业等。吴兴明认为，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是因为经济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消费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座架），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将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走向终结。仔细思量，吴兴明的推论学理依据并不充足。一方面消费关系未必是当代社会关系的座架；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某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可能上升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但也未必就能决定文学经典的命运。相比较而言，赵学勇的观点有些乐观主义色彩，但其思想方法不同于决定论者，他重视文化参与者的实践努力，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与圣贤为友，与经典同行。”当今，国学已经成为教育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各个地方都在倡导国学经典教育。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在教育上更是勇为人先，将“国学经典教育”这股热潮推及城市乃至农村的中小学，即使是在农村小学，你也能在校园中随处可见国学经典教育的影子。

所谓“国学经典教育”，是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名著（如《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作为教育资源，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促进学生良好人格的形成。本文将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落脚点，着眼于广州农村小学国学经典教育的现状，探讨在农村小学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有效策略和措施。

一、广州农村小学国学经典教育的现状

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即使在广州也不例外。比如有些学校会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与国学经典教育相关的活动和课程；另一方面也来自社会多方的协助，比如有些学校会组织学生参加当地图书馆开设的国学讲座。

对于农村小学，自然欠缺以上所述的城市小学的优势。另外，相关教育部门组织的培训，农村小学教师同样有机会去参与，同样能够接触到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改革和创新的春风同样吹拂着广州的农村小学。因此，国学经典教育在广州农村小学同样可以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累累果实。

在广州的农村小学，不少学校都开设了国学校本课程，鼓励学生阅读与朗诵中华经典，规定了阅读的书目和数量；同时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活动，设立“书香班级”“书香少年”等形式，培养学生对国学的兴趣。许多学校也渐渐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将国学经典教育渗透于校园文化之中，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流淌着国学经典的意蕴，每一面墙都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的智慧。对于《弟子规》《论语》《唐诗三百首》等国学经典，农村的小学生也能出口成章。

二、广州农村小学进行国学经典教育的措施

为进一步推动国学经典教育，广州农村小学应当在发挥现有优势的基础上，创新国学经典教育的形式，充分发掘国学经典教育的精髓。

摘要：

在高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文章以教育经典为视点，从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教育经典对我国课程改革的借鉴作用等方面具体论述教育经典在教育改革中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教育经典；教育改革；现实价值

教育基本理论来源于教育经典，更来源于教育改革中的经验总结与理性思考，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是教育家开拓创新的前景设想。因此，教育经典起着桥梁作用，其承接古今中外，连接理想与现实。然而，教育改革一直注重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与应用，对教育经典的现实价值缺乏深入思考。因此，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回归教育经典，思考经典的现实价值。

一、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教育经典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基本理论，有些可指导教育改革向着良性有序的方向发展，有些却值得深入探讨。例如，对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这一命题，部分学者并没有拘泥于权威，而是从多学科视角进行探讨，为教育思想注入新鲜活力[1]。因此，对教育经典中的教育基本理论要辩证看待，存批判精神，不要被权威禁锢了思维。真理与谬误之间往往隐藏着许多深层问题，我们应发挥正向功能，抵制悖论。

二、教育经典对于人才培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