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论文范文精选

针对中国加速融入世界，绝大多数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各国利益分布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保障一国利益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并不断发展，是大国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30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迅速跨越了地域限制。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经济结构上也存在着明显问题。表现在“发展所需资源和产品所需市场”两头均在外，这使得中国经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凸显，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越来越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制约，因此维护海外利益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不断增大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大幅增强。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上升到19.2%，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海外安全事件明显上升，海外投资与对外贸易活动等遭遇各种阻力，海上运输安全威胁不断加大。2011年初，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其中利比亚局势最为紧张。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公民，为了维护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共撤回35860名中国公民。

综上所述，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议题。而中国学术界对海外利益进行讨论的时间并不长，是伴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利益受到越来越多挑战的过程慢慢兴起的。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路径

中国海外利益是在中国崛起及自身利益拓展过程中出现的，国家利益概念是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逻辑起点。中国国家利益的概念在1980年以前的意识形态色彩浓重，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

2017年5月，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问世，这本书将中国海外利益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高度。

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是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的海外利益是世界强国的标志之一。《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提出，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丰富和拓展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利益突破传统地域的限制，迅速向海外延伸与拓展。中国海外利益体系主要包括海外经济利益、海外资源利益、海外制度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

书中还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中国海外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迅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领域；二是中国海外利益由原来单纯的地理空间扩展到国际制度层面，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程度更深，在调整既有国际机制和创建新的国际机制过程中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发力点，构建基于基础设施、制度规章和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全方位链接，构建沿线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带一路”陆海兼顾、东西统筹、南北呼应、双翼齐飞，是新时期中国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两只“翅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面临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势必造成中国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长。拓展与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国家能力、国家关系、海洋强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建设。其中国际制度建设是当下的重中之重。《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一书指出，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关系某一特定领域行为者在认识上趋于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主要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的形式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国际制度能力是国家在国际社会参与、改革、构建和实施国际制度的能力。国际制度框架内的投票权、决策权、话语权、代表性及其相关的权益，既构成国际制度参与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实现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国可以通过四个路径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参与国际制度、改革国际制度、创新国际制度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作为国内第一部以中国海外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蓝皮书，《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有创新性、系统性、战略性和时代性这四大特点。迄今国内外尚无关于中国海外利益的成熟著，一些研究论文也只散见于贸易、投资、资源能源、国际金融、国际制度、国际法等相关论述，本书的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是为创新性。本书从中国海外利益的概念、发展历程、主要内容、面临的主要风险、维护战略与策略等方面对中国海外利益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确立了研究框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是为系统性。书中认为，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凸显为未来10年?30年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以及中国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议题，并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议。是为战略性。书中提出，中国海外利益已经进入到拓展阶段，一是“海外中国”迅速成长，二是国际制度利益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三是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在拓展海外利益的进程中向世界提供的最耀眼的公共产品。是为时代性。

《中国海外利益蓝皮书・2016》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于军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将围绕中国海外利益进行跟踪研究、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加强海外利益与国家关系、海外利益安全与总体国家安全的阐释，以期为中国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对于世界的意义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遵循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路径拓展与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致力于建设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政府走出去的战略，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海外并购之路。文章以委托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基础，以2007年到2010年我国76家A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事件为样本，分析了股权结构对发生海外并购行为的公司绩效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结构对公司的海外并购行为绩效的却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完善了海外并购绩效的整体性研究，以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之路提供理论性政策性建议，使其在海外并购之路上走得更远、更稳。

关键词：海外并购；股权结构；绩效

一、 引言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提出，中国企业开始纷纷踏上海外经营的道路，在中国企业推进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高速化与规模化的企业经营模式并没有换来效率化与效果化经营成果。面对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全球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重组升级并且发生着战略转移，通过海外并购的行为可以高效的进入他国市场，获得资源，降低行业进入壁垒，使公司快速的实现规模性成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共识是作为一种具有职权配置功能的制度安排。股权结构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决定了公司治理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取向。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海外并购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1. 股权结构理论与涵义。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元素，其核心内容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性质及公司高管持股等。股权结构一般包含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投资比例关系，属于量化的范畴，用股权集中程度来衡量；二是权力关系，体现了不同背景的股东对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支配程度。Jensen和Mecling（1976）在公司治理的视角首次对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做了最早的研究，认为内部股东比例会对公司价值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国内外学者继续在这一视角进行了大量探讨。

（1）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股权集中度是公司所有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分散的数量化指标。在股权集中度方面，从小股东“搭便车”角度出发，Grossman和Hart（1980）认为过于分散的股权结构，不利于股东对经营者进行监督。Fama和Jensen（1983）认为，一旦股权集中度过高，市场流动性就会下降，将增加投资者的预期回报率，从而造成公司绩效的下降。Sheifer和Vishny（1986）认为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表现比股权分散型公司更好的。Claessens（1997）以及Pedersen和Thomsen（1999）通过实证研究都得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然而，也有学者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La Porta（1999）的研究结论认为股权分散型公司的绩效要优于股权集中型公司。同时，Demsetz和Lehn（1985）采用净资产回报率对股权集中度进行回归，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Mehran（1995）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股东性质与公司绩效。目前在机构投资者与公司价值的研究方面，Sheng-Syan Chen和Kim Wai Ho认为外部机构持股比例显著影响公司价值。Makhija和Spiro以完成私有化的捷克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公司的股票价值随外部机构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增大。国内学者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研究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某种负相关关系。孙永祥（2001）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要低于民营公司。佘静怀、胡洁（2007）发现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摘要：吕海寰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外交家。本文通过清政府与日美商约续约谈判过程中作为商约谈判代表的吕海寰涉及的我国版权保护问题进行的研究，对当今国际版权纠纷中中国版权保护意识的增加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吕海寰 商约谈判 版权保护

一、近代中国版权问题的提出

清末,列强入侵，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向西方学习成为历史发展的潮流。由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以及开民智、传西学的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大量翻译、出版各国书籍，近代出版业繁荣局面开始形成。

为保护美国著作者和出版商的权益，1903年3月17 日，在中美续修商约谈判过程中，美国方面交给中国一个修订商约草案，正式提出版权保护问题，内容如下：“无论何国若以所给本国人民版权之利益一律施诸美国人民者，美国政府亦允将美国版权之利益给与该国之人民。中国政府今欲中国人民在美国境内得获版权之利益，是以允许凡专备为中国人民所用之书籍、地图、印件、镌件者，或译成华文之书籍，系经美国人民所著作，或为美国人民之物业者，由中国政府援照所允保护商标之办法及章程，极力保护十年。以注册之日为始，俾其在中国境内有印售此等书籍、地图、镌件或译本之专利。”[1]于此同时，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也在北京互换，涉及的保护版权条款主要有：第五款中国国家允定一章程，以防中国人民冒用日本臣民所执挂号商牌，有碍利益，所有章程必须切实照行。日本臣民特为中国人备用起见，以中国语文著作书籍以及地图、海图执有印书之权，亦允由中国国家定一章程一律保护，以免利益受亏。

在当时版权观念比较薄弱的近代中国，美日的版权要求有如巨石投水，激起巨大波澜。爱国热情极高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纷纷要求学堂总办张百熙通电各方，表示反对，认为中国非常落后，正在向他国学习，精通外文的人少，如加入版权保护，外国书籍不能任由中国翻译、出版则读外文书籍者少，中国的发展必将受到窒碍。张百熙将学生意见转至办理商约大臣吕海寰，要求不在商约中增加版权条款。近代中国版权问题由此掀开。

二、吕海寰与美日续约谈判中维护我国版权问题的斗争

1902年，吕海寰被任命为商约谈判大臣，在上海与西方各国商谈商约事宜。在中英商约谈判中，吕海寰作为首席商约谈判大臣盛宣怀的副手，表现不凡。在中美日商约谈判中，由于盛宣怀身体欠佳很少出席，谈判的主要任务交给了吕海寰，吕海寰在中美中商约谈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摘 要：利益相关者分析是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能直接影响项目海域使用可行性结论。而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能清晰地显示各利益相关者所受的影响范围、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本文介绍了利用Arcgis软件的图形配准、图层管理、线性定义、空间分析工具、面积量算等功能逐步绘制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进一步提高利益相关者分析的效率。Arcgis技术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提供了智能化的辅助工具，也为海域使用论证提供科学、准确的服务。

关键词：Arcgis 海域使用论证 利益相关者 叠置关系图

中图分类号：P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2（b）-0000-00

在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中，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其核心部分之一。在海洋资源开发中，一种资源的开发可能影响到另外一种或多种海洋开发活动，另外新建项目也可能会引起与周边原有和已经规划的开发利用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产生[1]。因此，明确界定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并分析项目用海对其影响，是整个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海域使用论证可行性结论。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能较为明确、清晰地显示项目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其影响范围和程度，进而能准确地界定利益相关者，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可信度。

目前，笔者已主持并参与多项省、市海域使用论证项目，在以往对海域使用论证利益相关者叠置图绘制过程中，仅仅用Autocad软件依据海岸线图层、宗海图图层，对照卫星图片显示构筑物，勾绘出利益相关者，由此，只能显示利益相关者的大致位置和关系，对于影响范围和程度也只是定性分析，未能在图上显示。

Arcgis具有强大的地理空间分析、图形配准、线性定义、面积量算、地图表达、制图输出等功能。利用Arcgis这些功能可以比较直观、快捷地获取项目用海区域位置信息、利益相关者地理信息、彼此之间的关系距离、影响范围程度等，通过这些关键信息分析，可以方便地界定利益相关者，从而能强化利益相关者分析内容。

1 利益相关者叠置关系图要素分析

底图 可采用本地的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数字底图（如1：50000数字底图），或采用项目所在区域的海图。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从明成祖时的1405年，到成祖之孙宣德帝时的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其船队规模之大，人员(绝大多数为军人)力量之强，技术水平之高，航行范围之广，在当时都是空前的。[1]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为什么气势恢宏的航海壮举却很快“随郑君之没以俱逝”，[2]没有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没有使中国更加开放？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 “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各国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国际资本流动日趋自由化，各国上市公司寻求到国际资本市场海外上市的现象也与日俱增。在持续的海外上市热潮中，一大批中国优质企业也在海外上市。在各国公司海外上市现象不断涌现的同时，对这一国际资本市场新现象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外对海外上市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市场分割理论进行的，放松MM理论的假设后，探讨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一旦障碍消除（如相互上市），风险被更大范围地分担，投资风险溢价和预期收益率会降低；随着法和金融理论的兴起，许多学者突破了传统的市场分割的研究思路，从理论和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海外上市问题，提出了“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和海外上市溢价（Bonding Premium）。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进一步从信息环境熟悉偏好等因素进一步研究海外上市溢价存在的动因。相比而言，国内的海外上市实证研究还只是停留初步阶段，没有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首先对国外海外上市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然后总结我国目前的海外上市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国内海外上市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国外的海外上市理论综述

（一）市场分割理论（Market Segmentation hypothesis）

早期海外上市的研究主要围绕市场分割假说（Market Segmentation）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市场分割假说认为，当存在国际投资壁垒时，国际资本市场是分割的，公司股票一般只被公司所在国的居民持有，由于风险不能得到有效分散，投资者会提高风险调整后要求的收益率，导致公司面临着较高的资金成本，而海外上市则可以消除投资壁垒和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从而分散风险和降低资本成本。Foerster and Karolyi（1987）将海外上市归因于市场的分割，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可使外国投资者突破海外投资的障碍，比如法律上的障碍、交易费用等直接成本、信息披露问题和未知的安全隐患。通过海外上市，企业提供给海外投资者更充分、及时和透明的信息以解决海外投资者信息不足问题。Foerster and Karolyi（1987）的研究结果表明非美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消息公布后，其境内的股价均有积极地反应，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了海外上市能减少了市场的分割。此后学术界主要从股票价格的市场反应、资本成本和市场流动性3个方面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虽然实证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了市场分割假说，但是也受到了不少批评，特别是市场分割假说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到海外上市的企业数量不是减少而是上升了。

（二）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法与金融理论的兴起，学术界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思路，又从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研究海外上市现象，并提出了“捆绑理论（Bonding Hypothesis）”。其主要代表是Coffee（1999）和Stulz（1999）。他们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公司控制人（控股股东和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公司控制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于是在掠夺公司资源（包括小股东利益）和促进公司发展之间有一个权衡。海外上市，将控股股东置身于比本土市场更严格的法律和规则下，这就会降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人收益，但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资金，促进企业良好发展。但对增长缓慢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选择海外上市，则股本的扩张会超过企业盈利的增长，且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还会受到很大约束，因此对那些缺乏发展机会的公司，海外上市的成本是昂贵的。“捆绑理论”认为，海外上市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一是减少控制权私有收益，主要通过制约控制人（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行为，包括减少掠夺行为，降低监控成本，扩大股东基础（源于信息披露的要求）。二是方便筹集外部资金以有效利用未来增长的机会。海外上市提高了公司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

Doidge、 Karolyi 和Stulz （2004）从投资者保护角度研究海外上市溢价现象。他们指出海外上市公司估值高于非海外上市公司，原因是这些公司控股股东的成本低。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外上市的决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海外上市对控股股东既有成本也有收益，对于未来增长机会较多的公司，海外上市后由于信息披露和监管的加强，控股股东获得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将降低，但是未来现金流量将大大增加，因此对控股股东而言，收益大于成本。他们提供了关于溢价的一些预测，包括：投资者保护愈弱的国家，其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未来增长机会越高，公司海外上市溢价愈高。他们认为，有好的发展机会和低的成本的公司更倾向于在美国上市。海外上市公司的控制股东利益与其他股东利益更好地协调一致了，他们能更好地利用发展机会。

1.1 选题背景

早在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哲学家提出的海洋观点“控制海洋者得世界”。世界海洋总面积占地球表面七成以上,海洋面积广阔,自然资源丰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提供物资保障,因此,海洋资源的地位不可被取代。《联合国海洋公约》在 1982 年的签订,明确海洋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是随着人类日益增多的海洋活动,对海洋活动中产生的纠纷和矛盾加以调整和规范,提出规范标准的解决办法,目前我国与邻国海洋权益纠纷增多,如何能够既解决划界争端,又能平衡双方的利益实现双赢,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

1.2 选题意义研究

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东海以及黄海几大海域争端,先从整体上对争端内容有所了解,之后可以深入探究原因和本质。海洋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原因是引发海洋争端的重要原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各个方面进行规定,用来全面解决海洋的权益纠纷,各国家的海洋纠纷得以公平合理的解决。我国与邻国的纠纷内容复杂,涉及范围广泛,历史遗留的因素较多,纠纷不易解决。所以,全面的看待问题,深入分析纠纷产生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理论依据,在错综繁杂的纠纷中理清头绪。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摘要：针对传统核算方法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成本的偏颇和不足，文章借鉴边际机会成本和国民经济评价等理论，构建水产养殖绿色核算模型。然后运用该模型对罗源湾水产养殖的社会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使用成本）和社会总效益（包括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提出促进亚热带海湾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绿色核算；水产养殖；模型；亚热带海湾；罗源湾

亚热带海湾是一种宝贵的稀缺性天然海洋资源，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仅对生产成本和生产产出进行核算，忽略了对资源环境价值的核算，对其开发利用十分不利。我国海洋资源资产化管理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无偿索取观念、贪利行为和掠夺性开发导致了对亚热带海湾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浪费、海洋环境污染和海洋生态环境破坏等现象十分严重。为达到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开发利用净效益最大化，本文在边际机会成本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基础上，构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绿色核算模型。

罗源湾属典型口小腹大的亚热带海湾，拥有丰富的鱼类资源，水产养殖是其最为普遍和重要的开发利用方式，是福建省重要的水产养殖基地。近几年来罗源湾水产养殖业发展迅猛，但养殖业的过度发展，也给罗源湾海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致使其外部不经济明显。同时由于海洋资源具有多样性和多宜性的特点，海湾兼有养殖、捕捞、港口、围垦、滨海旅游、盐业等多种开发功能，故而机会成本显著。因此本研究选择罗源湾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绿色核算借鉴的两种核心思维

传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核算方法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以及资源和环境成本，存在着偏颇和不足。针对于此，笔者选择边际机会成本理论和国民经济评价理论作为此次绿色核算的主要理论基础。

（一）边际机会成本理论

理论上合理的资源价格应该是能真实地反映其社会总成本、资源稀缺性、资源价值的价格。边际机会成本即是根据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观点，从经济学角度对资源开采使用后果或从社会学角度对经济活动后果的一种抽象与度量，它反映了由社会负担的自然资源耗竭代价。从理论上资源使用者所付的资源价格也应等于边际机会成本，低于边际机会成本的价格会刺激过度开发利用资源，而高于边际机会成本的价格则会抑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当前该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资源的绿色定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