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考察报告范文精选

1公共管理监察

在公共管理领域,监察是一项重要的活动。与一般的私人管理领域的监察活动比较,公共管理领域的监察在目标和组织方式上都存在鲜明的特点。私人领域的监察往往被称作监督,比如企业内部的员工监督、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等,此类监督的目标直接定位于委托人利益,人的赢利始终被假设在委托人赢利的对立面,即人赢利始终是委托人赢利函数中的扣除项;在组织上,委托人常常可以直接监督人,或者雇佣专业的监督者来监督人。而公共领域的监察,其目标常常被定义为最大化社会福利,这使得公共监察具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奇怪的赢利函数:人的赢利不是该函数中的扣除项,而是一个加权的增加项,此外社会福利中同样包括了监察者的赢利以及政府(或消费者)的赢利;在组织上,社会福利的代表(比如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监督人,它常常需要雇佣专业的监察者来监督人。比如,税收稽查、环境监察、劳动监察、消防监察,乃至政府自身的行政监察等等,都属于公共监察活动,这些监察活动的目标常常需要平衡被监察对象的利益以及它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和危害(譬如企业生产带来社会产品增加但也增加了环境污染),同时也要将监察者本身的福利纳入目标函数考虑(监察者本身也是社会的成员);而所有这些监察活动,都不是社会或其代表来直接实施的,而是依赖专业的监察者(机构)来执行的。在委托关系中,凡是动用第三方作为监督者而不是委托人直接监督,那么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就可能合谋攫取委托人利益[1]。

公共监察领域的合谋行为是极为常见的。监察机构与被监察对象相互勾结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它还通常与腐败、贿赂等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生活中倍受公众关注的话题。正因为如此,研究公共监察领域的合谋行为及其防范机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对于公共领域监察合谋或腐败的研究[2][3]大多沿袭G•S•Becker关于犯罪与惩罚的思想[4]:加大对合谋和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提高惩罚概率。但实际上,过于严厉的惩罚既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合谋或腐败也可能会带来更高的成本[5~7],另一方面从社会最优福利来说,监察的目的可能并不是试图消灭低效率的人,而是试图通过鉴别其类型将随人生产活动俱来的社会危害控制在社会的最适水平上。毕竟,任何生产活动在给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会造成代价:资源开发必然伴随环境破坏,劳动利用必然带来对劳动者的伤害,给予官员裁量权必然也就给予了他滥用权力的机会……如果要完全不付出代价,那就只有不进行生产。因此,社会的目标是如何在生产的社会利益和社会代价两方面进行权衡,而监察活动则是通过改善社会对人信息的把握而有助于设计最优的合约来平衡生产的利益和代价。从这一思路来说,如何将监察者潜在的合谋可能性纳入社会平衡生产利益和代价的合约设计过程中,而不是单纯地考虑提高惩罚力度和惩罚概率,是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的一点。但是,国内目前的研究没有遵循这一理念。之所以没有遵循这一理念,是因为国内相关研究中未曾引入多层次分析框架,而无法将监察者的合谋行为以及防合谋合约放在完全合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而近年来由于组织合谋理论的兴起,借助Laf-font和Tirole等人发展起来的P-S-A三层分析框架[8~15],我们已可沿上述思路展开分析。

本文就是在借鉴组织合谋理论基础上,通过一个“政府(委托人)-监察者-企业(人)”(P-S-A)三层模型来考察公共监察领域中的合谋防范机制。与既有的监察合谋文献不同,我们模型是多层次模型,而不是简单的双边共谋模型(后者是国内已有研究经常采用的);我们的模型也与一般的组织合谋文献有两个差异,一是委托人(政府)的赢利函数是包含了博弈各方的福利构成的(社会福利函数),二是考虑了针对合谋行为在事前建立的惩罚机制———几乎所有的组织合谋文献均未考虑惩罚机制,而是强行设定私下合谋支付存在正的交易费用以使得合谋防范合约是有效率的;但是,如果没有惩罚机制则私下合谋转移支付的交易费用可能非常小甚至可完全忽略;基于此认识,本文结论将表明,在公共监察领域,事前建立起对合谋行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惩罚机制几乎是保证防合谋合约有效率的前提条件,那种纯粹依赖于支付防合谋激励报酬的合约安排难有效率,但是纯粹依赖惩罚来防范合谋的合约安排也仅仅只在某些条件下有效率。

2模型

考虑一个P-S-A三层等级结构:政府/监察者/企业。政府委托企业实施一个公共项目,项目的社会价值为S,成本为C(θ,d)。其中θ为项目的成本特征,是企业的私有信息,政府观察不到;d是项目产生的社会危害(比如污染、生态破坏、不安全工作条件等)水平,是政府可观测到的变量。C(θ,d)满足Cθ>0,Cθd<0,后一个条件表明若允许企业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水平则有助于加强企业的生产能力。这样的假设通常是成立的,譬如若允许企业排放更多的污染那么企业就可以生产更大的产量。为了方便数学推导,我们选择一个满足Cθd<0的特定函数C(θ,d)=θ(K-d),其中K是常数。这个函数形式也是Boyer和Laffont[15]研究环境污染规制所采用的企业成本函数。假设θ来自一个二元分布{θ-,θ-},Δθ=θ--θ->0,它是企业的私有信息,但是v=Prob(θ=θ-)是所有局中人的共同知识。监察者被政府雇佣来监督企业成本类型(即监督θ的值)。

若θ=θ-则监察者以概率x获得可验证信号σ=θ-,以概率1-x获得空信号σ=;若θ=θ-则监察者只能获得空信号σ=。假设信号σ=θ-是可以被监察者删除的,则监察者在获得信号σ=θ-时可以向政府谎报σ=(如果他被企业收买而合谋的话),却不可能在σ=时对政府谎报σ=θ-,因为它只有唯一的可验证信号σ=θ-。假设信号σ同时由监管者和企业获取到,而政府对之一无所知,除非监察者报告。企业的赢利设为效用函数U=t-θ(K-d),其中t是政府对企业的转移支付。监察者的效用设为R=s,s是政府支付给监察者的报酬。企业和监察者的保留效用均规范化为0。社会危害水平d将带来社会代价V(d),V′>0,V″<0。政府为支付公共项目的转移支付需要筹资,每筹集1元钱则需要从消费者那里剥夺1+λ>1元。因此,全社会消费者的净福利为CS=S-V(d)-(1+λ)t。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包括消费者和生产者两部分福利,W=CS+U,即:W=S-V(d)-(1+λ)θ(K-d)-λU(1)假设S足够大,以使得实施该公共项目始终是有益的,这样可以使我们关注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许多的合谋模型中,都没有考虑对合谋行为本身的惩罚机制。事实上,政府为了防范监察者与企业合谋,常常会在事先建立起对监察者参与合谋的惩罚机制(r,ξ),r是对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ξ是合谋被发现的概率。当然建立惩罚机制需要会出成本,设其为C=C(r,ξ),满足Cr>0,Cξ>0,Crr>0,Cξξ>0,这表示惩罚机制的成本随惩罚力度或发现合谋的概率提高而边际递增;同时假设C(0,0)=0,C(r,1)=+∞,这表示零惩罚机制无需付出成本,而在任何时候试图将发现概率提高到1在成本上也是不可行的;此外,不假设Crξ>0,这表明合谋惩罚力度和合谋发现概率彼此之间的边际成本影响也是递增的。该博弈时序如下:

3合约设计

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各种新的问题。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做到时时、事事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海南。

1993年，当史延平迎来她26周岁的时候，她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她会面对一个做梦都不敢想像的“天文数字”；二是没有想到会为此成为原告走上法庭；当她下决心为主张自己的这份权利向法律寻求帮助时，更没有想到她的名字连同那个“天文数字”以及她与被告的这场官司会在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省引起广泛关注并将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和法制建设产生积极而有价值的影响……

一

原告史延平，1989年4月由甘肃玉门到海南“闯世界”，先后干过酒店客房部经理、幼儿园园长、公关、文秘、广告业务员。1993年2月底应聘到海南华福房地产开发公司经营部任职员。

被告海南华福房地产开发公司，系一家全民所有制内联股份制二级房地产开发企业，1993年初步形成为以房地产公司为龙头的华福集团公司，规模宏大，实力雄厚。法人代表、总经理李建华。

1993年3月19日，华福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海南日报》上登出广告销售“通宝大厦”。问津者虽多，但当得知实际报价为每平方米3200～3250元之后，普遍认为价格偏高。为了尽快将“通宝大厦”销售出去，收回资金，华福公司发动全体职工联系客户，想办法，找关系，提出“通宝大厦”的销售搞承包。这时，史延平找到她的朋友郑平，清郑平帮忙销售“通宝大厦”。郑平经与华福公司的负责人接洽，4月11日，华福公司出具了一份由该公司法人代表李建华签字的不记名的承诺书，明确提出“通宝大厦3300元／m2以上价款归持书人”。郑平称：“当时华福的李总、戴总对我也明确说，不管是谁，只要能卖到3300元／m2，超出部分都归个人。”

4月19日，华福公司在《海南日报》再次登出销售“通宝大厦”的广告，每平方米4388元。郑平看到后，认为华福公司既然又登广告了，而且价格也提高了，没有干头了。加之他当时正忙于经营另外一个项目，便将所有的资料和承诺书交给了史延平。

胖瓜

福尔摩西和约翰住的那栋建筑物由于年久失修，被政府人员判断为危楼。负责这片街道的警察要求他们尽快搬出老房子，约翰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心急，但是福尔摩西却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啊！”约翰把一大堆房屋广告摔在桌上，“你也要给出一些意见啊！”

福尔摩西漫不经心地看着报纸：“没关系啦，住什么房子我都不介意，只要位置够便利就行了。和我们常去的那几个地方距离够近就好了。”

约翰叹了一口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们还是住在这条大街吧，这一带都有空房子。问题是我不知道选哪个位置比较好。”约翰把街道图摊开：

绘图：将街道地图立体化or卡通化美化？绘图时需注意报社处于邮局和银行的正中间

这条大街上有福尔摩西和约翰最常去的五个地方，很明显，这两个懒汉不会在银行和邮局之外找房子住下。“我们去这五个地方的频率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新房子到这五个地方的距离之和最少就可以啦！”约翰突然找到了解决方法，“哈哈，那我们当然是要选择最靠近中间的房子……就在报社附近就可以啦！”

福尔摩西从椅子上蹦起来：“……不对……约翰你错得太离谱了……”话音未落，电话便大声响了起来，福尔摩西不耐烦地接过：“喂，这是福尔摩西。”

摘要：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众多企业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中造假以及上市后业绩迅速变脸的现象。而IPO造假的源头往往都指向了会计师事务所，在相关的诉讼案件中，会计师事务所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使得注册会计师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何在，应如何起到监督的作用，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IPO 造假 注册会计师 审计责任

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福生科”），是一家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稻米深加工副产品综合利用循环经济企业，也是废水、废渣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的绿色环保企业。万福生科于2011年9月27日成功上市，保荐机构为平安证券。然而2012年9月在证监会的一次突击检查中，其财务造假事件浮出水面。

一、事件回顾

（一）调查过程

2012年9月15日，万福生科公告称，公司于2012年9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立案稽查通知书》。公司股票于9月19日起停牌。2012年10月26日，万福生科了2012年中报更正的公告，承认了在2012年半年报中虚增营业收入187 590 816.61元、虚增营业成本145 558 495.31元、虚增利润40 231 595.41元，并且未披露公司上半年停产事项。

然而2012年的虚假业绩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万福生科为成功上市虚构了三年的业绩，成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又一起IPO造假事件。2013年3月2日，万福生科《关于重大事项披露及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中称：经自查，公司2008-2011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累计虚增收入7.4亿元左右，虚增营业利润1.8亿元左右，虚增净利润1.6亿元左右。

（二）对万福生科及会计师事务所的处理结果

【摘要】 本文以万福生科财务舞弊为研究案例，揭示了万福生科财务舞弊发生前的“征兆”、财务舞弊的基本特征和常用的方法。在总结案例带给我们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实施有效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万福生科 财务舞弊 政策建议

一、万福生科财务舞弊案例简介

2012年9月14日，证监会对万福生科农业开发股份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立案稽查。该案为首例创业板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的案件。万福生科发行上市过程中，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及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等三家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涉嫌未勤勉尽责，出具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记载，后续分别被立案调查。经调查，万福生科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信息披露违法。

1、万福生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2008年至2010年财务数据存在虚假记载。经查，万福生科为了达到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根据董事长兼总经理龚永福决策并经财务总监覃学军安排人员执行，万福生科2008年至2010年分别虚增销售收入约12000万元、15000万元、19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2851万元、3857万元、4590万元。

2、万福生科2011年年度报告、2012年半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经查，在上述财务数据中，其披露的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虚增销售收入28000万元和16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6635万元和3435万元。

3、万福生科未就2012年上半年停产事项履行及时报告、公告义务，也未在2012年半年度报告予以披露。万福生科的公告显示，其收入前五大客户存在重大变动，存在着虚拟合同以及随意造假的行为。同时，万福生科公告称，募投项目循环经济型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项目上半年因技改停产，其中普米生产线于2012年1月12日至6月30日累计停产123天；精米生产线于2012年1月1日至6月30日累计停产81天；淀粉糖生产线于2012年3月17日至5月23日累计停产68天。

二、万福生科财务舞弊的手段简析

由资本主义所推动的人类进步和现代性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它与环境、平等和幸福产生的冲突。不丹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突出了人的福祉当中非物质、非消费的因素，采取一项多维度的度量指标，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考察与评估，具有一系列政策上的指导意义。2010年的GNH调查覆盖了7100人的超大样本量，数据显示40.8%的不丹人极为幸福，其余59%的人被认为相对幸福。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量的衡量标准里，“社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该指标认为，人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属的社区，那里安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值得信赖；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被其他人伤害的恐惧。在团结共处的社区生活中，人们通常让渡部分自我，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设想的社区里，家庭之内以及各家庭之间，有深刻的归属感和互助精神。

因此GNH指数评估接受和给予各种馈赠的水平，如社交的时间、劳务和物品，并评估一个社区中关键要素的文化传承，如方言、手工艺技能以及村镇庆典上仪式性的戏剧和舞蹈。

在个人层面上，GNH的生活标准指标衡量收入、土地和住房质量。在健康领域，GNH所构想的人，每个月应有超过26天感觉健康，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很高，而且不能具有严重残疾的苦痛。

除了物质生活的考量，GNH所设想的个人，还应当嵌入在完满的社会价值观和愿景当中。 该指数评估人生的满足感、心理健康和生活压力的水平；衡量10项自我报告的情绪，从而评估精神生活的模式。那些有助于缓解心灵迷失的精神手段，如冥思和祷告，也会在GNH指数中得到衡量。

最后，GNH将时间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GNH所构想的人，不应该有时间的匮乏，而应当能够感受缓慢生活的愉悦。每一天，都有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休闲活动，并享受充足的睡眠。

总体来说，通过GNH指数可以观察人们9个领域的表现：心理健康、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文化多样性、生态环境的韧性、生活标准、医疗、教育、政府治理水平。

GNH指数旨在引领民众和国家走向幸福，主要手段是改善不那么幸福的人的境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GNH指数来了解谁感到不幸福，不幸福的根源在哪里。根据GNH指数所呈现的数据，政府及其他机构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减少不幸福人群的窘迫，缓解不幸福人群在许多领域的匮乏。比如，不丹农村的不幸福人群往往是那些受教育较少、生活标准较低、时间利用不平衡的人。不丹城市的不幸福人群所缺乏的是非物质层面的东西，如社区的活力、文化和心理的健康。在不丹首都廷布，人们最大的匮乏在于社区缺乏活力。

充满神秘色彩的朝鲜，目前或许更适合敢于冒险的商人

一份关于要求组织和帮助企业进入

朝鲜的报告，日前悄然递交到了福建省政府有关领导的案头。

《望东方周刊》获悉，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希望福建省政府积极主动地与朝鲜政府和企业界交流，在朝设立办事处，创造合作机会，帮助福建企业及早抢占朝鲜市场。

“朝鲜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相当于中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现在进入朝鲜应该是抢占市场先机的最佳时刻。”有过两赴朝考察经历的福建省外经贸厅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王伟力对《望东方周刊》说，“朝鲜是位于我们家门口的一个待开发的、很有潜力的市场，目前中国企业到朝鲜投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环境公害的，几乎没有。”

据《望东方周刊》了解，目前中国进入朝鲜的民间资本基本上以中小投资为主，大企业普遍持观望态度。

福建企业试水朝鲜

8月31日至9月4日，福建省外经贸厅组织福建华侨实业集团等7家省内企业，开展了对朝鲜的经济商务考察洽谈活动。此次考察接洽中朝双方企业共达成14项投资和贸易合作意向，协议金额达778多万美元。

一个民办儿童福利机构的存亡关口

今年1月4日，河南兰考发生“袁厉害事件”后，民政部于1月6日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深刻吸取河南兰考“1·4”火灾事件教训，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工作。河北省根据通知要求，以传真电报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区民政部门1月17日17点前将辖区排查摸底情况报告省民政厅。

创办已11年之久的民办儿童福利机构生命树助养中心（下称“生命树”），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直以来，都在为包括河北在内的全国各地公办儿童福利院寄养在己处的脑瘫儿童做免费康复。河北省民政部门给相关各省级民政部门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接回寄养儿童。这对生命树来说，意味着关门、被取缔。

“袁厉害事件”殃及“生命树”

2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在生命树接受康复救治的内蒙古包头市社会福利院脑瘫患儿小芳（化名）突然被告知，来接自己回包头的车已经到了燕郊镇。小芳一出生就被国外救助机构接出来救治，2006年转来生命树，整整7年，她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小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说什么也不愿离去。与小芳一起被接走的还有小莉（化名）。那天，生命树一直沉浸在分离的哭别中。包头市分两次接走了3名委托生命树助养的脑瘫儿童。

今年1月4日，河南兰考发生“袁厉害事件”后，民政部1月6日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深刻吸取河南兰考“1·4”火灾事件教训，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工作。河北省根据通知要求，以传真电报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县区民政部门1月17日17点前将辖区排查摸底情况报告该省民政厅。

随后，三河市民政局的官员来到生命树。据生命树负责人寇洁明介绍，这位官员说了一通感谢的话，然后要求寇洁明将所有儿童的姓名和来源提供一个详细清单。一直为注册之事烦心的寇洁明当时认为，这应该对注册有帮助，于是很快就向三河市民政局提供了相关信息。三河市民政局随即向廊坊市民政局（编者注：三河市是廊坊市下属的县级市）和河北省民政厅报告。河北省民政厅立即向生命树的托养单位所在地民政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接回寄养在生命树的该地儿童。

北京昌平区，河南平顶山，河北廊坊，内蒙古包头、巴彦淖尔等地的民政部门都接到了这一通知。反应最迅速的是包头。之后，巴彦淖尔市社会福利院也接走了自己的孩子，但并没有回内蒙古，而是转到北京的民办福利机构继续康复。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一言不合就斗图已经成为很多人的聊天方式。所以，各种被修改、美化过的图片逐渐变成了我们的一种语言符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被你PS过的图片可能已经侵犯了别人的版权。

日前，福建摄影家朱庆福与台湾艺人林志颖的著作权侵权纠纷引起网友关注。

一张PS图片引发的索赔案

1992年，朱庆福创作完成此次被侵权的摄影作品《中华男儿》，作品展现了我国侦察兵的真实面貌，并于1997年获得第十八届全国摄影艺术展金奖，实现了福建在国展中奖牌零的突破。

2013年8月25日，林志颖为庆祝其微博粉丝达到2100万，在其实名认证的新浪微博上了篡改后的《中华男儿》图片，将照片中左起第三名战士的头像换成自己的头像，并对作品进行裁剪，配以文字：“2100万粉丝礼物提前来！光头的我造型还是可以的”。该微博被大量转载、评论，相关媒体也争相进行报道。

为维护自己对作品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朱庆福于2016年11月3日委托北京炜衡（厦门）律师事务所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递交材料。

2017年2月16日，林志颖微博声明称：“4年前，看到网络上一张广泛流传的我的光头PS照，觉得P得很有趣就发了微博跟大家分享”，在此基础上向权利人道歉，并且“已由律师向权利人转达歉意并主动提出赔偿意向”。

本刊独家专访朱庆福：为原创作品正名

【摘要】通过对10家美国大学校报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经费独立、机构独立、利益分离、经营分离是其独立经营模式的特征表现。在这些体制和机制的保障下，大学校报的独立经营模式在报道内容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关键词】美国；大学校报；独立经营

媒体的独立经营，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它指媒体的经营过程不受政治权力、商业利益等影响，继而确保其报道内容能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媒体不具备真正意义的独立经营条件，可能来自权力干预，也可能屈从于商业利益，还可能受制于媒体自身，更可能是多重因素叠加所致。因此，要考察媒体的独立经营，不仅要剖析外部因素，还要内视媒体本身，以及内外的关联。

就大学校报而言，由于其报道和发行范围以学校和校园为主，因此影响其独立经营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校方，内部因素则是校报自身的管理体制、机制和人员等。

研究对象

为深入考察美国大学校报的独立经营模式，本文抽取了10家美国知名大学校报（《哈佛深红》、《耶鲁大学每日新闻报》、《技术报》、《康奈尔太阳日报》、《宾州人日报》、《编年史》、《哥伦比亚每日读者》、《密歇根每日读报》、《斯坦福大学日报》、《威尔斯利新闻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多角度透视其独立经营模式的形成和表现。

这10家校报均创办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是美国最早的一批校报。其中，最古老的校报是哈佛大学于1873年创办的《哈佛深红》，最“年轻”的校报是杜克大学于1905年创办的《编年史》；除《威尔斯利新闻报》正常出版周期为周报外，其余报纸的正常出版周期均为日报（周末休刊），版面八至二十几个不等。这些报纸的报道和发行范围均超越了校园，覆盖到社区及更广的范围。就地区影响力而言，它们远远超过了美国一流大报在当地的影响力。除此之外，美国校报在新闻界也得到了充分认可，如《康奈尔太阳日报》于1912年就成为美联社首家学院成员。因此，考察美国大学校报的独立经营模式有助于了解美国的纸媒生态。①

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