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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语文教学体系中小学语文作业，不仅仅是对于课堂教学的巩固，还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文章积极从成功智力的理论出发，总结和归纳了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倡导以成功智力理论去引导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策略，希望可以给予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相应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成功智力理论；小学语文；作业设计

【中图分类号】G623.2

自从新课标实施以来，在减负和增效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艰难，学生作业负担过重，课堂效率低下，作业设计意识淡薄等问题都成为制约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倡导将成功智力理论作为引导思想，实现小学语文作业优化设计，显得尤为必要。

一 成功智力理论概况

所谓成功智力，是指学习主体在生活中取得成功需要的能力，他能够正确认识自己获取成功的能力，也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此在权衡之后，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去达到预期的成功目标。从理论上来讲，其主要分为分析性智力，创造性智力和实践性智力。斯滕伯格认为成功智力是智力多元化的整体，是不统一传统智力的，以其更好的操作性和效果，在判断学习主体成功智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 当前小学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通过对于当前小学语文作业布置情况的调查发现，现阶段小学语文作业布置还存在以下的缺陷和不足：其一，作业布置目的性不强，教师布置作业没有任何规划，任何准备，随意性很强，难以保证作业布置的合理性；其二，作业布置功能较单一，更多的教师将作业作为课堂知识巩固的手段，忽视了学生发展性能力的培养，使得作业布置格局单一；其三，作业布置度量不统一，难以把握作业时间，很多时候都布置了过多的作业，很容易使得学生产生厌恶感；其四，作业布置忽视评价机制建立，难以将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反馈到课程教学中去，失去了作业布置的意义。以成功智力理论的角度来看，机械重复性的作业不利于学生分析能力提高，知识巩固题型的增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书面作业过多不利于实践性思维和能力的培养。

1994年，布兰顿发表了正文厚达741页的代表作《清晰阐释》（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贝马斯发表长篇评论“从康德到黑格尔：罗伯特·布兰顿的语用学语言哲学”[1]，高度评价了布兰顿的贡献，称这部著作为“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如今，布兰顿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2]在人才济济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这位美髯公与麦克道尔（JohnMcDowell）一道堪称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样于1994年出版的《心灵与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誉为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罗伯特·布兰顿（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罗蒂的指导下，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实践与对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兰顿一直任教于匹兹堡大学，从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间曾担任哲学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当选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还担任多家哲学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也是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年，布兰顿荣获梅隆杰出成就大奖，奖金150万美元，以表彰他“对人文学术的典范性贡献”。

布兰顿的第一部著作是与尼古拉·里彻合著的《矛盾的逻辑》（1980）[3]，但真正为他赢得声誉的还是14年后发表的《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4]。就语言哲学而言，此书试图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意义理论基于两个主要思想：（1）意义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意义；（2）意义由用法确定和说明。在这两个基本思想的历史发展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踪迹，但在布兰顿手中，它们发展为全面而有力的意义理论，可以取代现在广泛接受的自然主义的和因果论的意义解释。

此后，他编辑了塞拉斯的《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97）和著名文选《罗蒂及其批评者》（2000）[5]。也许是因为《清晰阐释》篇幅太大，内容过于艰涩，2000年他又将其改写为一部较为简明的《清晰地说出理由：推理主义导论》[6]。但此书与其说是《清晰阐释》的导论，不如说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简明地阐发了他的几个重要论题。

布兰顿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关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史论文集》[7]。该书收集了布兰顿自1977－2000年的论文，考察了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隐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阐释》中，布兰顿就从“表象主义的”与“推理主义的”语言观出发，透视近代哲学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远比通常理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纠葛更为基础。他试图表明，那些逝去的伟大哲学家都有一项共同的事业，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义所刻画的特定的哲学传统；这一传统中的哲学家都坚信，语言的表象性能力服从如下事实：语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说出的”。这部历史性散论可以视为他的推理主义构架在哲学史中的应用，因此也为《清晰阐释》所构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维度。

理解布兰顿的主要困难在于，除了文笔和表述方式的独特性之外，无论在方法、思路和风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双重影响。按照他的导师罗蒂的说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学从休谟阶段推进到康德阶段，而布兰顿则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将分析哲学从康德推进到黑格尔阶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学的一次轮回，不啻为分析哲学百年历史的一种反讽。[8]实际上，布兰顿的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按照布兰顿自己的说法，他的立场异于那些塑造和推动20世纪英美哲学的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的和策略性的承诺。他赞同理性主义而反对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赞同推理主义而反对表象主义，赞同整体论而反对语义学原子主义，赞同对逻辑的表达主义的解释而反对形式主义解释。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义，而推理主义与整体论密不可分，因为如果传递意义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义就预设了在特定推理构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这一整体论会导致功能主义；如果我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实践对理论具有优先性，那么，这又与实用主义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推理就是做事。这一思想与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背道而驰，就此而言，布兰顿又将其视为理性主义的当代形态。因此，有人把这些彼此相连的立场统称为“IHFPR传统”（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可以把布兰顿的基本主张概括为三个论题：（1）能思想的生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东西，是因为他们是推论性实践、因而也是语言实践的参与者（理性主义论题）。（2）因此，推论性实践，即塞拉斯所说的“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就提供了语境，使我们能够在其中理解语义学的和与意向性相关联的概念。状态、言说和表达都通过在一套实践活动中扮演特定的角色，才得以具有命题性内容，而这些实践活动就是给出和寻求理由的游戏（实用主义论题）。（3）赋予内容（content-conferring）的实际功能正是由发挥这些功能的各个对象的推理关系清晰地说出来的，因此命题性内容是由推理构成的（推理主义论题）。[10]

布兰顿是一位不满足于在既定范式中展开探讨的哲学家，他不想停留在解决“哲学难题”上，而是渴望全盘革新。而且，他也具有相当罕见的才能，能够在人及其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展现出大气磅礴的全新图景。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是《清晰阐释》，乃是哲学中当之无愧的里程碑。

言语语言治疗是指言语语言治疗师对各类言语语言障碍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包括对各种言语语言障碍的评定、诊断、治疗和研究[1]。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听力残疾2004万人，言语残疾127万人[2]。听力和言语残疾患者的康复都离不开言语语言治疗，因此言语语言治疗关系着众多患者的生存质量。言语语言治疗在发达国家已有半个多世纪[1]，其体系较为完善，但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实践操作还是理论研究都有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原名为“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库为文献源，对2000～2010年间国内期刊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搜索，并从发文时间、研究对象、期刊源、发文单位、文献体裁5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为改进言语语言治疗研究提供参考。1对象和方法运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收录的2000～2010年间有关言语语言治疗的文献进行搜索。为了保证搜索的全面性、准确性，搜索条件为关键词“语言治疗”“言语治疗”“语言康复”“言语障碍”“语言障碍”“构音障碍”，此外，再以主题“言语矫治”“语言矫治”“语言康复”进行二次搜索。去除不相关及重复文献，最终得到言语语言治疗方面的相关文献838篇，并对文献的年份分布、期刊分布、发文单位分布、研究对象情况、文献体裁进行统计，采用统计软件SPSS13.0对文献年量、研究对象等与年份之间进行斯皮尔曼（Spearman）相关分析。 2结果 2.1论文时间分布 对每年发表的言语语言治疗文献数量进行统计，见图1，并对年文献数与年份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0年间，年文献数与年份存在极其显著的正相关（r=0.945，P<0.01）。 2.2论文研究对象分布 在838篇文献中，研究对象分为4类：成人患者（438篇，占52.3%）、儿童患者（309篇，占36.9%）、未特指年龄患者（76篇，占9.1%）和普通人群（15篇，占1.8%）；其中关于儿童患者的年文献数量随着年份呈增长趋势（r=0.945，P<0.01）。 成人患者中脑损伤患者占绝大多数，约占成人患者的85.7%，占所有研究对象的40.9%；其次是口吃患者和喉切除术后的患者，分别占所有研究对象的3.7%和2.4%；此外，还有4篇文献涉及帕金森患者，3篇涉及精神病患者。儿童患者主要涉及以下病种：听力障碍（122篇，占所有研究对象的13.2%），脑瘫（64篇，占6.9%），语言发育迟缓（42篇，占4.5%），口吃（41篇，占4.4%），自闭症（41篇，占4.4%），脑炎及脑外伤(24篇,占2.6%），唇腭裂（23篇,占2.5%），此外还有功能性构音障碍4篇，未特指语言障碍19篇。 2.3发文单位分布 如果文献多位作者来自不同性质单位，或者第一作者属于两个或以上单位，以文献第一作者所属第一单位为准。统计结果显示，医院发文601篇，占文献总量的71.7%；研究机构与高校发文126篇，占15.0%；公办康复中心发文47篇，占5.6%；特殊教育学校包括特殊教育幼儿园发文43篇，占5.1%；民办康复机构发文2篇，不足总数的0.1%；此外有19篇文献没有注明发文单位。 2.4期刊分布 对发表文献的期刊进行统计，刊物分为4种：非康复类医学刊物、康复类医学刊物、教育刊物、其他刊物（主要为心理、科技类刊物）。据统计，非康复类医学刊物登文476篇，占文献总量的56.8%，共涉及140种医学期刊，平均每种期刊每年登文0.3篇；康复类医学刊物登文255篇，占文献总量的30.4%，共涉及9种康复医学刊物，平均每种期刊每年登文2.6篇；教育刊物登文72篇，占8.6%，主要集中于《中国特殊教育》；还有35篇文献刊登于心理、科技类刊物等。 2.5文献体裁分布 根据体裁分类[3]，医学论文可分为论著、经验交流、文献综述及技术革新4类。论著主要指科研论文；经验交流主要指临床病例分析、病例报告以及临床病例讨论等；文献综述指从一个方面围绕某个问题收集文献、资料，并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进行整理、分析、综合、提炼而形成的概述性、评述性的专题学术论文；技术革新指关于新技术的发明、应用及操作步骤的文章。据统计，在838篇文献中，经验交流类文献最多，共计470篇，占总量的56.1%；其次是论著类文献，共计283篇，占33.8%；综述类文献有74篇，占8.8%；技术革新类文献有11篇，占1.3%。 3讨论 3.1文献时间分布 从发文年份看，文献年发表量与年份存在正相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言语语言治疗的相关研究在逐渐增加。但与言语语言障碍的高发病率相比，文献量相对不足。以儿童言语语言障碍为例，我国的发病率为6%左右[4]，而每年发表的相关文献不到30篇。言语语言治疗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必将影响治疗质量，应引起相关部门和单位的重视。 3.2研究对象分布 上述统计数据说明我国言语语言治疗研究在对象分布上有如下两大特征。 3.2.1重成人轻儿童历年研究文献中，献数始终多于儿童文献数，后者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三，这与儿童言语语言治疗的难度高不无关系。儿童言语语言治疗的过程也是言语语言学习的过程，治疗师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言语语言病理学知识，还要有心理学、教育学等相关知识[5,6]。 3.2.2涉及病种单一与美国言语语言听力 协会提出的服务对象[7]比较，我国言语语言治疗目前所涉及的病种较为单一，尤其是成人患者。脑损伤患者（包括脑卒中和脑外伤）占成人患者的绝大部分，其他类型的言语语言障碍，如认知退化引起的语言沟通障碍、言语失用症、发声障碍、构音障碍等还未获得重视。#p#分页标题#e# 研究对象分布不均会阻碍言语语言治疗事业的发展，因此医院、康复中心和特殊教育学校以及普通学校应该分工合作，将更多的病种纳入言语语言治疗的范围，建设一个综合且完善的言语语言治疗体系。同时，要提高言语语言治疗师的专业水平，从实际需要出发，培养专业性强、综合素质高的专门人才，满足成人和儿童言语治疗的需要。 3.3发文单位分布 发文单位集中于医院，与康复中心、特殊教育学校相比，医院对言语语言治疗及其研究较为重视，言语语言治疗资源也主要集中于医院，而民办康复机构在言语语言治疗方面的投入最少。言语语言治疗是一项多边合作的系统工程，卫生、民政、残联以及教育等多系统都有所涉及。各个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如医院系统更注重成人言语语言治疗，民政、残联和教育系统更注重儿童言语语言治疗。只有各个系统统筹协调、有机合作，将资源和研究成果共享，才能让言语语言治疗事业协调健康发展，使更多的患者获得治疗。 3.4发表期刊分布 非康复类医学刊物发表言语语言治疗文献最多，但每种期刊的年文献量只有0.3篇，说明言语语言治疗处于被忽略位置，与其他医学方面的融合不够；康复类医学刊物刊登相关文献较为集中，但与康复医学其他方面（如物理治疗）相比，言语语言治疗的文献数量较少，每种期刊的年文献量只有2.6篇；再次是教育刊物，主要集中于《中国特殊教育》，普通教育类刊物对言语语言障碍儿童的关注非常少；其他刊物如心理、科技类刊物对言语语言治疗虽有所涉及，但给予的心理学及技术支持仍然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 言语语言治疗是一个交叉学科，既需要医学学科的参与，也需要教育、心理学科的参与，还需要语音学等技术类学科的支持[8～10]。不同类别期刊对言语语言治疗文献的刊载折射出了不同学科对言语语言治疗学的重视程度和参与程度。统计数据显示，言语语言治疗学目前既没有得到医学界的重视，也没有获得教育学界、心理学界和科学技术界的支持，处于尴尬的发展境地。 3.5文献体裁分布 从言语语言治疗的文献体裁来看，经验交流和论著类文献最多，由此可以看出言语语言治疗已经在我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向着理论总结迈进。然而这些文献大多只是方法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原理、实施步骤等方面具体的描述，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较小。在论著类文献中缺乏对长期疗效的跟踪研究。此外，技术革新类文献寥寥无几，说明我国对言语语言治疗的技术研究较少，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这方面的应用远远不够。 4小结 本研究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言语语言治疗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相关研究数量虽然较少，但处于发展阶段，研究数量在不断增长；第二，患者分布存在种类单一、分布不均的现象，尤其是成人患者；第三，医院、特殊教育学校、公办康复中心、普通学校、民办康复中心发展不协调，缺乏统筹；第四，言语语言治疗在医学界，甚至康复医学界没有得到重视，与教育学、心理学及科学技术的结合也不足以支持其健康发展；第五，缺乏对长期效果、具体方法手段的研究，融合学科的研究也较少。言语语言治疗学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多种疾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但目前存在多个方面的不平衡，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从而使言语语言治疗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摘要：索绪尔之后，语言学上出现了布拉格学派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这两个学派，与哥本哈根学派一同构成结构主义。本文先从学派概况、学派思想等角度，对这两个学派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接着在此基础上对这两个学派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发现两学派观点中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点等。

关键词：布拉格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分析；比较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8-0136-02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曾经提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相互依赖的词项所组成的符号系统。语言现象是一定时间互相排列、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自成一体的符号系统”（龚晓斌，2002）。这一符号系统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本文所要探讨的布拉格学派和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正是结构主义的两个重要分支。如今，虽说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步入到乔姆斯基时代，但是结构主义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结构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其影响力渗透于数学、生物、经济学以及音乐学等领域，因此对结构主义做一番探讨仍有很大必要。

一、布拉格学派

1.学派概况。布拉格学派创始于1926年。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雅克布逊、布龙达尔、卡尔采夫斯基、哈兰尼柯、瓦赫以及法国著名语言学家马丁内。马丁内并没有正式参加布拉格学派，但是他的观点体现了布拉格学派的传统。布拉格学派的基本观点受到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很大影响。

2.学派思想结构——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的最大贡献在于音位学领域的研究。他们所持的观点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所以布拉格学派曾经明确宣布自己其实应该称为功能语言学派。他们反对用历史主义和分割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语言，而是提倡对语言的结构进行共时的研究。布拉格学派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它是一门交际工具，语言是一个用多种表达手段构成的，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说他们强调一定要用功能的观点去研究语言。

二、美国描写语言学

摘 要：与Chomsky提出的原则及参数理论中其他的次原则系统研究相比，控制理论的研究还尚须发展，且控制理论中空代词PRO的分布规则有待商榷。PRO的分布特点是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呈互补分布。本文从词汇角度出发对PRO的分布进行研究，发现当PRO所在的分句作主句动词补语时，具有[+control]（控制）特征的动词影响PRO的分布，致使PRO和显性名词短语互补分布可出现例外情况。但词汇特征对PRO分布的影响还存在局限性。

一、引言

Chomsky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空语类，与之相关的是空语类所属的控制理论，与Chomsky提出原则与参数理论中其他的次原则系统研究相比，控制理论还需发展。其中相关学者对控制理论中空代词PRO的研究也做出了不少努力，而PRO的分布特点已经明晰，这一特点在相关文献中被称为“PRO定理”（PRO Theorem），即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呈互补分布。这一定理是根据格理论而得来，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出现必须具备格，而PRO没有格，不受格限制，所以PRO和显性名词短语在句中呈现互补分布。关于PRO分布特点，相关学者多从格理论出发对其进行研究，而本文拟从词汇角度对PRO的分布进行探究，因控制动词可分为主语控制语动词和宾语控制语动词，本文尝试从这两类动词对PRO分布的例外情况进行阐释。

二、关于控制理论的研究

关于控制理论，温宾利（2002）给出较为简单的定义：“在生成语法中，关于PRO的理论称为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徐烈炯（2009）则说，“研究控制的理论称为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控制动词进行了研究，南潮（2009）认为，“提升和控制动词属于两类不同性质的动词。语义上，提升主语不是该动词的题元，控制语则为动词的题元，受控语与分句谓词有论旨关系”；许洪巧（2008）认为，“提升动词与控制动词的区别是：1.题元角色指派差；2.非限定性不定式补语分句的被动语态的差；3.主语的语义选择的差；4.虚义主语使用差”。Culicover和Jackendoff（2006）认为，“1.控制动词可分为多种，一些可以表示处所性，另外一些则不能；2.不管处所性是否存在以及什么是控制语，都可从语义角度解释，特别是可从题元角色解释；3.控制动词的句法实现取决于满足题元条件的概念结构和约束理论之间的关系；4.控制动词应该从语义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而非从句法角度”。Polinsky和Potsdam（2006）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控制动词和提升动词，并从句法角度论证这些动词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从实证角度讲，控制复写动词这一类型在多种语言中存在，并且超出任何人的想象”。Aldgidge（2010）利用控制移位分析的理论为我们解释了古汉语中“莫”的黏着爬升现象；Dubinsky和Hamano（2010）认为日语中句法的强制控制是由TP出现而形成的阻碍造成。

关于“控制”的概念，吴刚（2006）认为，“所谓控制，指的是PRO与某些名词词组之间存在共指关系，这些名词词组是PRO的先行语，被称为控制语（controller）”。我们先看一个例子，“John i has not described whether [IP PRO i to study Mandarin]。这个例子中，PRO需要依赖句子中的名词短语‘John’确定指称意义。这种依赖关系被称为控制（control）；‘John’控制PRO，PRO受‘John’的控制；‘John’是PRO的先行语，也叫控制语（controller）”（温宾利，2002：168）。此外，徐烈炯也对控制理论做出了定义：“先行语与PRO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约束理论。这种关系称为控制（control）关系，PRO的先行语称为控制语或控制成分（controller）”。根据以上我国学者对控制理论给出的定义，本文可以归纳出：PRO与先行语或某些名词词组存在的关系并非依赖关系或约束关系，而是控制关系或共指关系。那么，PRO与名词词组之间就存在控制关系，研究PRO的相关理论就是控制理论。

从以上关于控制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控制理论主要是研究关于PRO的理论。什么是PRO呢？Chomsky根据[+/- Anaphor]（照应性）和[+/- Pronominal]（代名性）两套特征来进行分类，据此空语类分为了四类：NP语迹[+A，-P]、pro[-A，+P]、变项[-A，-P]、PRO[+A，+P]。其中我们可以得知PRO具有照应性和代名性。“具有[+A，+P]特征的名词短语在管辖范围内必须既受约束又不受约束；而这是不可想象的”（温宾利，2002：166）。空语类是在句法、语义表达式中存在，而在音系表达式中没有音系矩阵的成分（徐烈炯，1988）。也就是说，空语类是具有句法和语义作用，但没有语音形式的语言成分。虽然在语音形式上没有体现，但它也是一种语言符号，具有相应的语法和语义功能。

三、关于PRO的研究

摘 要：从重作业布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作业布置的典型性、注重作业布置的多样性、作业的布置还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四方面，研究如何让语文作业布置更有效。

关键词：语文；作业布置；有效；实践

中图分类号：G623.2；G622.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4-0053-01

经常听到教师抱怨作业太多，实在改不过来，其实，换个角度想，学生要完成这么多类型的作业，他就不烦不累吗？作业就是那些花样，且不断的重复重复再重复，学生早已失去了完成的兴趣，不过是应付老师而已。作业完成无效，作业批改无效，这一顽疾的症结其实在于作业布置的无效。

一、重作业布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无论哪一个教师上课，总得事先考虑这堂课上什么、怎么上，准备完成哪些教学任务，让学生掌握哪些知识点。只有教师在教学中做到了心中有数，布置起作业来才不会漫无目的，没有针对性。因此，教师在布置作业时，无论是课本上的课后作业，还是练习册作业，自己都应在课前事先认真地看一看，不能笼统地就让学生从第几页做到第几页，一定要针对这堂课的学习任务来布置，达到落实巩固这堂课知识点的目的。而作业布置的实效性正是通过这一针对性来实现的。教师布置作业有了针对性，必定还会考虑其实际效果，如何布置，布置哪种类型的题目学生更易于接受和理解，并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总之，获得教学的实际效果并非一条路可走，哪条最有效、最便捷就走哪条。

二、作业布置的典型性

典型即重点。每个年级段、每篇课文的重点都不一样。虽然每篇课文的知识点都有那么一二三点，但这一二三点中总有一个或两个是重点、是考点。教师要抓住重点进行作业的布置，这就得对语文课程标准及整个小学阶段语文学习的侧重点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做到胸有成竹，并将每篇课文烂熟于心，只有这样，在布置作业时才能避免面面俱到、胡子眉毛一把抓。也只有作业布置有了典型性，学生做起来才不会盲目、茫然，教师改起来也比较容易了解学生掌握重点的情况，并能检查自己在本堂课教学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便于自己采取弥补措施，改进教学方法。当然，作业布置除了内容上要典型、要有重点，在形式上也应该做到典型。形式上的典型主要是指题型的典型。出怎样的题型才能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哪些题型是考试中容易出现的，哪些是需要学生重点熟悉和掌握的，教师的经验是一定要认真研究和熟悉每年统考等各类考试卷的出题方向和规律。特别是阅读理解这块，一定要琢磨出题人是怎样设置问题的，提问的顺序有什么规律，哪些题型是经常出现的或一定出现的，涉及了该文体的哪些知识点。了解这些，自己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就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知道平时的练习是与每次的考试息息相关的，他们在做作业时才能高度重视并认真完成。

在语文教学中，作业是教学活动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但目前的语文作业状况令人堪忧。作业形式较单一，脱离生活实际，趣味性不强，学生面对作业持被动心态。为此，我们进行了《小学语文作业布置的有效性研究》课题研究。

一、加强理论学习，制定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本课题研究的目标在于为学生减负增效。有些语文教师为了提高教学成绩，有时会采用“题海战术”，甚至布置一些机械重复的语文作业。这种做法严重挫伤了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了怕学甚至厌学语文的情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必须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用先进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武装自己。为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加强了理论学习，从中汲取信息和营养，尽量使自己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知识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小学语文作业布置的有效性研究》课题研究实施方案。

二、积极组织实施，阶段性成果明显

1.发放调查问卷，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

小学语文作业布置涉及到学生、教师、家长等诸多因素。教师怎样布置语文作业？经常布置什么样的语文作业？布置的作业合不合理？学生完成作业的态度和效果怎样？学生对教师布置的语文作业有怎样的看法？家长对学生完成作业的状况有什么看法？对教师布置的作业有什么意见？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本次课题研究首先要知道的问题，为此，我积极查找资料，编制了《小学语文作业布置问卷调查》，这次问卷调查涉及班级的30名学生。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也很成功，这次调查问卷成了我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2.分析调查问卷

在发放调查问卷的同时，我及时回收调查问卷，并对调查问卷进行细致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作业内容现成的多，设计的少。 80 %的学生认为目前所做的作业主要是教材和练习册上的。第二，作业形式单调枯燥、方式简单机械，缺乏趣味性。86.67%的学生讨厌重复抄写、缺乏新意的作业，50%的学生喜欢题型新颖并有趣的作业。第三，应试色彩浓厚。80%的学生认为作业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考好一点。第四，综合性作业偏少。学生发挥的空间狭小，学生的积极性不高，缺少学科间的有机融合。

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法的成就和音位学理论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 布拉格学派 功能句法 音位

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语言学派。1928年在海牙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把音位学的观点公之于世。他们关注语言作为交际手段的功能，认为其结构性符号系统只有通过对具体语境中的语言材料的观察才能予以描写，因此布拉格学派放弃了索绪尔对语言及言语的严格区分和共时语言研究的优先地位，而试图采用结构主义原理解释语言的变化，影响甚大。

1929年，在布拉格第一届国际古斯拉夫学会上提出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认为语言是具有社会性和功能性的符号体系，从十个方面系统阐述了功能主义的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把音位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同年出版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及杂志《词和文》，先后参加该学会的国内外学者有五十多人。通观语言学史，我们能看出布拉格学派的结构和功能观，来源于索绪尔和库尔内特对语言进行的共时分析及关于语言系统、语言结构的思想，以及库尔内特在索绪尔之前就提出的关于语言功能的思想。布拉格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功能语言观。布拉格学派在用主要精力阐述音位概念的同时，它的成员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内，包括风格学、文论等比较边缘的领域，也作出了贡献。下面主要介绍该派功能句法的成就和音位学理论的发展。

1.功能句法

布拉格发起人之一的马泰鸠斯认为语言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表达手段系统；对语言过去阶段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语言功能系统观。他的主要论有《布拉格语言学小组论纲》（Тезисы Пражск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жка）、《关于创立结构语法理论》和《系统语法分析》（О системно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анализе）。在功能句法（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简称FSP）方面，马泰鸠斯提出了实际切分法，他根据词语在句子中的不同交际功能，把句子切分为“叙述发点”（即已知的信息）和“叙述核心”（即新的信息），因为说话一般总是从已知的信息过渡到新的信息。这种实际切分法能够揭示连贯性话语的内部规律，有助于提高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如：

Мы ушли/ в тень ，но и в тени/было душно.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叙述出发点 叙述核心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1-0126-02

摘要：本文基于SSCI数据库1992-2011年语言学领域影响因子排名前20位的期刊论文和引文数据，对该领域论文的分布特征和引文影响进行分析，并探究中国作者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情况及论文影响力等研究现状。

关键词：语言学 国际论文 引文影响

语言学是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是一个涉及心理学、声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的交叉学科。本文选取国际SSCI数据库1992-2011年收录的16757篇语言学领域的代表性论文，通过论文和引文的数据分析，探究该领域国际论文的分布规律和引文影响，并对中国作者的相关论文分布和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和分析，为语言学领域的科技管理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基础和政策依据。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美国Thomson Reuters公司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 期刊引证报告。选取JCR中语言学（Linguistics）领域影响因子排名前20位的期刊为研究对象，下载1992-2011年该20种期刊在SSCI中收录的所有16757篇论文，并分析其论文分布及相关引文特征。所研究的20种期刊刊名及影响因子展示在表1中。

表1 语言学领域排名前20位SCI/SSCI期刊名称及影响因子

二、语言学领域国际论文分布特征及引文影响

摘 要：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所建构的二维分类框架为我们制定各类教育教学目标提供了操作性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本文结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大学英语阅读教学为例，分别从教学目标，评价方式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具体分析并阐述布鲁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关键词：布鲁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大学英语；阅读教学

一、布鲁姆认知领域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是布鲁姆等人建构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提供评价学生学习结果的标准，以指导教学。该理论将教育目标分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6个层次。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Anderson等人于2001年对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体系进行了修订，打破了原版的单维分类体系，提出教学目标的二维框架：“知识”和“认知过程”。“认知过程”由低级到高级分为：识记、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新。相对于布鲁姆原版分类体系，修订版分类理论在实践中的科学性、操作性更强：一方面以原版分类的实践反馈为基础，同时整合了心理学界对学习认知心理的科学研究成果，目标分类体系更符合学生认知的心理发展层次，因此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修订版分类采用统一的具有明确认知心理过程意义的动词术语和明确的知识分类，提供给不同学科教师共同参照的目标分类体系，使教师能够准确把握课堂教学目标，从而紧密围绕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和学习过程评价，提高了教学目标的可操作性。此外，在原版基础上，修订版整合并突出了学习、教学和评价的一致性，为教师利用教育目标指导实践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课程改革。1956年正式出版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成为教育目标分类学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对美国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设置以及教育评价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目标分类理论最初应用于初等教育领域，随后扩展到高等教育阶段（Veeravagu et al 2010）。研究者认为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能够促进高校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评价标准（Stephen et al 2008）。同时，目标分类理论对学生了解、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Granello 2001）。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布鲁姆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对培养大学生思维能力的影响。

那么，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在我国又是如何应用的呢？1985年，根据布鲁姆分类理论，我国制定了表述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的教学目标，从而使教学评估标准更明确、合理，避免了教学过程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有效实现了对教学和管理的控制（张春莉1996）。十多年的教育实践证明，该理论为我国教学评估和管理提供了系统化依据，尤其是修订版目标分类理论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发挥了一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随着人才竞争的日益激烈，国内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的研究也顺应国际趋势，一些研究者将其运用于制定大学教育目标、教学评价等方面，但缺少深入到具体学科的分析和阐释。为此，我们联系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尝试性地讨论和阐释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是如何为具体教学服务的。

二、大学英语阅读教学现状

为满足新时期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等政策性文件，均强调大学英语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也有研究者指出，以输入为主的英语阅读应该是大学英语教学的切入点，大学英语教学应着力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在科技领域与国际开展竞争所必需的英语读写能力（赵雪琴2001；蔡基刚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