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例，如讲仁爱、守诚信、兼相爱、求大同等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还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涵，更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宝贵资源。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青年伦理；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其主体是儒家文化，是内涵丰富的伦理道德。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伦理道德教育，尤其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和理论基础。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响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一、借鉴传统伦理道德，树立学生的利义观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传统思想的义利观念受到很大的冲击。为了提高自身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能够扩大自身所能攫取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商家加入到一味追逐自身利益而不顾消费者死活的队伍，越来越多的商家泯灭自己的道德和良心，为了利益而奔波。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应接不暇，坑蒙拐骗现象屡禁不止。

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中，学生很容易受到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或者变得见利忘义，或者面对利和义变得茫然无措。传统伦理道德对于利和义做出了很好的诠释，提出了“以义制利”的利义选择原则。“以义制利”也就是说当利益和道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要选择义，而后再考虑利。对于不义之财不能贪图它的利益而接受，对于有利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要避而远之，不可违背原则赚取。

在学校的道德教育过程中，要充分把握传统伦理道德“以义制利”的原则，将我国传统文化中能够遵守道义，而不贪图不义之财的人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者将见利忘义的人作为反面教材对利义的选择问题加以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讲解，以此使学生能够在面对利义时，做出正确的选择。

二、借鉴传统伦理道德，完善学生的人格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然而，很多人的内心为物欲所占据，气节、人格都成为一种腔调，一种说辞。若要在物欲纵横的环境下出淤泥而不染培养健康的人格，就必须做到自尊、自信、自强不息，就必须能够不被物欲控制灵魂，能够清晰的明辨是非，并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不被外界的各种不良因素诱惑。传统伦理道德中关于气节的观念，不仅有利于学生独立人格的养成，而且有利于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自强不息精神的养成。因此，在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气节观融入到教学的过程中，使学生能够以古为镜端正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

三、借鉴传统伦理道德，教会学生礼仪

孝悌之礼本来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俗话说的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孝敬父母不仅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荣耀，善待将自己辛苦养大的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在传统美德缺失的今天，没有工作能力的父母被视为儿女的负担，成为儿女的累赘，虐待父母甚至对父母的生死置之不理的例子举不胜举。

摘 要：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应用伦理与民族伦理文化”涉及伦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格局中具有多元一体意义的重要主题。为深化应用伦理和民族伦理文化研究，由中国伦理学会、韩国伦理学会、宁夏大学、宁夏伦理学会主办，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第21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18-20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收到论文一百六十余篇，来自中韩两国一百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及代表性观点分民族伦理文化和应用伦理两大主题综述如下。

一、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一）民族伦理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如何定位民族伦理，是研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出发点。樊和平探讨了现代伦理形态下的民族伦理，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伦理”不仅面临繁重的文明任务，而且面临被分裂和自我分裂的危险。在现实中，尤其当“民族伦理”与“应用伦理”结合时，必须特别警惕由文明霸权演绎为伦理霸权，进而演绎为伦理帝国主义。伦理觉悟是人类的终极觉悟！“21世纪伦理觉悟”的根本乃是告别韦伯，在民族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中开创一个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开创一个人类伦理的新时代！

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伦理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冯庆旭对民族作为伦理实体作了探讨，认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伦理精神，亦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共同构成民族伦理实体。

孙春晨提出以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民族伦理学，认为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二）民族伦理文化的形成规律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和反思民族伦理的前提。徐嘉对“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与传统伦理之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伦理的转型，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伦理的重要基础。

由中国伦理学会、宁夏大学、宁夏伦理学会主办，宁夏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全国民族伦理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民族伦理学会民族伦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于2011年8月22日至25日在宁夏银川召开，来自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15个民族的一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与会成员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摘 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发展于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局限性，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其中的很多精华部分是值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与应用的。本文阐述了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讨论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关键词：传统伦理道德；精华；思想政治；教育

1、传统伦理道德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传统伦理道德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完善，体现了许多基本理智与情感。儒家的仁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代表，儒家的仁爱可分三个层次。首先是孝悌、爱父母，即亲亲，讲得就是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要孝敬父母。孝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是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最受国人重视，体现了人的最基本道德。如果一个人在对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孝，那他对其他人也很难表现真挚的情感。弘扬孝道一直是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接下来的两个层次则是，仁民、爱物，倡导人们有更广义的爱，关爱其他人，爱护世间万物。仁爱的思想在当今也有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有助于现在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复杂的社会中，人们总会遇到面临义与利的抉择。儒学为这个问题提出了解决依据，即道义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这件事符合道义，那么可以去做；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即使有利于自己也不应该去做。要在道义允许的范围内来获得自己的利益，正确的处理利与义。在现实生活中，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可以视作义，相比之下自己的利益则为利。只有保证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才能保证自己的利。如果只重利，不重义，那么当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受损了，自己也终将收到影响。义以导利的传统价值观念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2、取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

传统伦理道德属于伦理型文化，教育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培养完善人格。在《大学》的开篇就告诉人们，要弘扬善良正义的道德，让人们的思想不断更新提升，最终达到至善至美。中国的诸子百家中，很多都认为人要有崇高的理想与信念，有完善的道德人格，要会修心养性，提高自己的气质，不断向理想人格迈进。此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等等名言，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的自强不息，爱国奉献，忧国忧民，忠诚勤勉等等传统伦理道德的精华。

传统伦理道德，有精华的地方，也有与时代不相符的糟粕。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起源并发展于封建社会，受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同时也被时代所约束，因此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这些内容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在儒家思想中有克己复礼，消极无为等主张，对于处于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是不利的，不利于文化的交流，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排斥科学的主张也是不正确的，对于自然世界中的一些现象，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并解释。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时，就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容进行相应地甄别，对其中的糟粕要摒除，对精华要继承并发扬。

【内容摘要】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美德伦理教育是“双生花”，它们既非从属的关系，也非互为“绝缘体”。艺术审美的过程是一个立善、导善、储善的过程，它自然也就带有了美德伦理教育的功能。反过来说，正确的审美意识的养成，技能层面上和良好的技术学习、艺术修养有关系，思想层面上则和审美主体的美德伦理修养以及人生观、价值观有关系。因而在高校教育中，美德伦理教育和公共艺术教育的区别本来就只有相对意义，它们的教育对象和教育目的是同一的，教育对象的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相融性。

【关键词】美德伦理教育 公共艺术教育 价值重构

一、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和内涵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美德伦理传统的鼻祖，在他之后规则主义代替美德伦理成为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主导，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1958年英国哲学家安斯康布发表了《现代道德哲学》的文章，才开始转变西方伦理学领域中美德伦理学长期缺席的状况，西方哲学界也开始重新关注美德伦理学的复兴。1981年麦金太尔写成了《追寻美德》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亚里士多德传统意义上的美德理论。麦金太尔认为，近代以来，西方道德伦理理论继承的是传统道德伦理的理论残片，摒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体系中的人性论和目的论。但是现代的西方伦理道德理论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要摆脱这个危机，只能通过弘扬和复兴亚里士多德优秀的美德伦理传统才能消除。这本书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哲学领域最重要的著作，是“伦理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它代表着西方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开始。

美德伦理学研究的是“什么是良好的品质，应当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美德诠释，一直是美德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美德伦理思想的精彩诠释最先是由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完成的，其观点认为“品格之美德”，即美德是道德认识与相应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统合于人所展现的品格。他超越了当时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和柏拉图的“知识即美德”思想，指出美德不只涉及理性的知识，更与非理性的情感和品格有关。而当代麦金太尔对美德伦理学完成了最杰出的诠释，他强调对善良品质的培养，而不只是强调遵守规则，即一个人应当培养自己内在的善良情感或意向，而不是单单合乎道德的行动。

二、艺术与道德伦理的历史渊源

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都十分重视艺术与道德伦理的联系。从总体上看，西方美学史上大多是“哲人”对艺术的思考，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说：“语言的美、乐调的美以及节奏的美，都表现好性情。所谓好性情并不是人们通常用来恭维愚笨的人的意思，而是心灵真正尽善尽美。”而中国美学史上多数则是“贤人”对艺术的要求，在先秦典籍中“美即善，善即美”，而且在孔子看来，“善”比“美”更加重要，是更根本的东西。比如孔子评论音乐，他认为《武》乐虽“尽美矣，未尽善也”，还不能算上乘之作；而《韶》乐，才达到了“尽美矣，又尽善也”的境界，堪称上乘。这一思想贯穿了中国美学史的始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成为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后来的《毛诗序》就提出了“教以化之”的理论，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可见，东西方美学历来都非常重视艺术的社会道德伦理功能，高度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强调艺术在道德伦理上的感染作用，是世界美学和艺术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三、当前对高校美德伦理教育与公共艺术教育关系的局限认识

论文摘要：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伦理学，出现在我国80年代。对这一介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横向性跨界新兴边缘学科。国内的学者从宏观、微观及学科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在具有丰富少数民族伦理道德资源的贵州省，相关研究还很薄弱。适应贵州当前和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研究，应从学科层面、田野调查、批判创新和决策参考等方面来开展。

论文关键词：民族地区；伦理思想；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世界各国有众多民族，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因而有着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此民族认为是者，彼民族或以为非。这是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当然，在不同民族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之中，亦有诸多共同的相通的内容，这表现了伦理道德的共同性。各民族之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在各个民族处理内外民族关系，处理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发挥着重要的调适作用。因此，民族伦理道德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一个民族的素质，对一个民族的团结，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对一个民族的兴衰，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对民族成员的身心成长、家庭关系、事业发展，对民族整体的社会风尚、精神风貌、文明状况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一、民族伦理学的发展及界定

民族伦理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中国早期的《山海经》、《诗经》、《离骚》、《史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国内外一些古代民族的伦理道德习俗的记载。在国外，希罗多德的《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也大量记载了世界各国诸多民族的伦理道德习俗。…

19世纪，在巴斯蒂安、泰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中，已大量涉及到民族伦理道德的各种问题。如泰勒提到：“整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服饰，特殊的工具和武器，特殊的婚姻和财产法，特殊的道德和宗教学说。”而摩尔根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理想目标的论述，已比较明确地表达了民族伦理道德是不断进步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民族伦理道德的本质、阶级性、民族性等问题的深刻阐述，是人类道德认识论上的革命变革。如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在论及民族伦理道德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时，恩格斯说到：“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如此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的种种论述，虽然还不系统，还不具备学科意义，但他们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这些论述和看法，今天仍是我们开展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摘要：媒介伦理研究，历来都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媒介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媒介实践遭遇了一系列道德拷问和伦理困境，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和理论价值更是越加显现出来。鉴于此，对国内外媒介伦理的定义、发展过程以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针对国内外媒介伦理研究视角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借鉴国外研究的经验与特色来改进我国的媒介伦理研究。

关键词：媒介伦理；研究述评；比较研究；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76-04

媒介伦理研究，历来都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媒介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媒介实践遭遇了一系列道德拷问和伦理困境，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和理论价值更是越加显现出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媒介伦理研究从产生至今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以便我们能更好地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

一、国内外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探讨

媒介伦理研究是对媒介活动中道德选择的系统性探讨。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见解，因此，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界定，还处于探讨阶段。

国外对媒介伦理的代表性定义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等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规则，主要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有很多，目前学界还尚无定论，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分歧首先体现在名称的界定上。从称谓上看，除了“媒介伦理”之外，“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提法也屡见不鲜。学者龙耘回顾了自中国转型期以来媒介伦理的研究情况后，概括了三种“媒介伦理范畴说”。第一种说法是“狭义的媒介伦理”，这类观点是以甘惜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媒介伦理基本等同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第二种说法是“规矩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研究不仅应包括媒介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也包括媒介组织的伦理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周鸿书等人；第三种说法是“广义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学除了研究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媒介组织的伦理功能以外，还应该研究有关受众的媒介伦理问题。

正如哈佛大学李欧梵在为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代序中所说，“新闻不等于传媒……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事和鱼混为一谈。”因此，笔者倾向于“媒介伦理”这一提法，该提法扩大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也更贴近于国外“MediaEthms”原意。

如若认为伦理文化传统愈具有民族性或地方性特征,就愈具有世界性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意义,这实际上是封闭性的文化心态,秉持的是简单本土化或特殊文化的价值立场。[1]而民族伦理虽然必须接受主流社会价值的共同性和优先性,但是又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牺牲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民族伦理间的补偏救蔽实则上就是“求同存异”的伦理交互过程,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这样的认识立场表明不可人为地将民族伦理与中华民族的伦理思想相割裂,而在于敦促民族伦理作为不可缺略的资源归置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宝库,从而完成应有的伦理资源储备。

民族伦理中的精粹是伦理更新的可取资源,民族伦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若有所突破,实际上是根据新经济关系的要求来对民族伦理道德实施细致的改良与加工。远离这块本土化的传统道德资源,实则不可能建立起真正适应民族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问题是民族伦理中的真、善、美在现代社会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美德的内涵在现代必须赋予它以现代意义,方才使之与现代性合拍。那种秉持精英立场对待民族伦理的态度,以主位?t望客位的鄙夷姿态显然均不利于资源讨论的继续。不容怀疑民族社会亦拥有自己独特的伦理思想,仅只怀疑的是它渐成系统的伦理学体系。因为它在表达形式上的特殊性,呈现为一种远离抽象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的象喻型的表述。现实的问题显然不是民族伦理资源探讨本身的合法性的问题,而是探究或开拓方式的问题。民族道德教育发展的运思路径也是旨在通过平等对话跨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寻求教育上共同的普遍价值原则,以建立更好的个人秩序和社会秩序。作为民族教育资源宝库中的地方性源头,民间的培育路径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潜力和现代启示。

一、解救方略:补苴伦理资源的亏空

就具体的伦理价值观的跨文化转移而言,本土和非本土的区别只是在一段相当短暂的概念转移期才特别明显地被人们所感知。随着概念逐渐被纳入已有的伦理文化概念中去,它的本土性也会随之淡化,何况西南少数民族与主流民族实则上是同处在同一国家政制的范围内,以及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域分布,实则已经很难做出伦理资源归属上的本土与非本土的严格区分。这实际上提示了对民族伦理资源进行挑拣时所要面临的难度系数。对于民族伦理的资源供给来说,应当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需要和问题,而不仅仅限于对美德故事的收集和整理,从而避免由于传统教育的定位与现代社会的需求之间的错位所引发的道德教育的困境。[2]而收集的标准是留存那些与现代人的生活相关的信律,舍弃那些不相关的信律。对日常生活伦理资源的运用,关键在于将民间的、自发的道德直接转化为积极的、有意识的道德批判。必须注意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要求,它们并不一定与当今中国社会伦理建设的任务相吻合。而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许多活动本身就具有人格培养和人际道德训练的作用,因而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伦理资源。对现有伦理资源的运用是为中国现代公众社会建设这个根本目的服务。从人类道德观念来说,无论哪一个民族均共同享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这实际上就是“金规则”的基础。而任何伦理文化的伦理体系都有其共性和不共性,伦理建设要求各民族的伦理体系达成道德共识的合理方式应该是低限度的普遍化方式,要求各民族在保持不共性时,又能在同一国家政制下对共同的道德问题和道德责任保持关切和承诺。

这里最需要重新澄清的一个概念是与资源密切相关的“资本”,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描述性的概念更多的体现为创造性资源。布尔迪厄认定资本有物质和非物质的形态区分。[3]显然民族伦理是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来进入价值再生的功能转换的。这种对于资本概念的内涵的扩展,标志着现代社会资源及其合理利用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对价值资源内涵的理解和运用已经从单纯的经济学的角度,扩展到了包括社会组织制度、文化精神和社会品德等全方位的价值理解和运用中,这一变化已经并且正在促进人类价值资源的认识与实践。[4]布尔迪厄也把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归结到不同民族的伦理精神,其中就包括那种在一个民族内部促进人们和谐与合作的社会美德。显然地,一个民族往往也保存了大量的与时代并不相干的甚至是背反的伦理精神,它不但不可以促进生产力,反而因其腐朽以及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而不会被纳入到资源的考量范围之中。另外,各个不同民族的空间地域分布所形成的不同的民族本位的伦理文化传统和区域伦理文化传统,始终在相互激荡、相互碰撞。

在特定的时期,各民族伦理的根深蒂固的固着性,显示出其通用性并不是很大。而且不同的民族只有在各自约定俗成的伦理传统的规约下,方才可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任何一种强加式的资源输出或贩卖,都只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伦理资源转化本身需要的时长,决定了伦理资源的交互只能是出于相互的自觉自识。

与中国主流社会的伦理资源素来由士大夫或知识精英来提供一样,少数民族伦理也多经由民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来提供,不过它更关注的是如何创建出迎合一个民族的特殊伦理价值理念的经典德目或者伦理规范。所幸的是,这种伦理文化民族主义的取向对于民族社会之民间予以了充分的“眷注”,它会促使我们去反思为什么民族伦理在民间能够畅然通行且行之有效,为什么民族社会在前现代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实体,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伦理生态型的和谐社会的要素。[5]这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归结到民族伦理关涉实际生活的紧密程度上来。比如对于德性类型概念的表述,跨越古今而卓然有效的原因就在于既不远离伦理道德价值的抽象,又不使民族社会成员感到索然无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