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哲学思想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出了个人的理想生活境界，即哲学的观照生活。他对哲学观照的对象进行了规定。并运用辩证法思想分析了观照的过程。他认为只有哲学沉思的生活才是通往真理世界的唯一途径。柏拉图将理想的生活境界诠释为脱离感性经验的理性思辨，虽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却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生活境界；理性思辨；局限性

[作者简介]屈柳玲，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1；王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美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B50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069-03

柏拉图对于理想生活的谈论比较著名的有两处，即《理想国》中对正义的哲学王生活的强调以及《会饮篇》中对哲学思辨生活的赞赏。施特劳斯学派曾将柏拉图的对话看作一幕幕戏剧，结合人物身份、场景设置等因素对每篇对话进行分析。在这种提示下，我们发现，《会饮篇》是在一个良宵之夜，苏格拉底与几位相熟朋友之间的私下宴饮；《理想国》是在重要的宗教节日期间，在雅典最重要的港口旁，在比较陌生的人家里，苏格拉底被迫就治国问题发表的看法。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表达了高调的政治立场，从城邦的角度讨论群体的共同生活，将对正义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理想境界。相比而言，《会饮篇》更能体现柏拉图的人生追求，在这里他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单个人的生活境界，柏拉图借女巫师第俄提玛之口说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生活境界，只有哲学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值得过的生活。

“智慧是事物中最美的，而爱神以美为他的爱的对象，所以爱神必定是爱智慧的哲学家，并且就其为哲学家而言，是介乎有知与无知之间的。”[1](P261)

【摘 要】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中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建立者之一，一般认为在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最为杰出的三位哲学家。然而与另外两者著作等身所不同的是，苏格拉底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著作，后人关于苏格拉底的一切了解都是通过他人对苏格拉底的记载。因此在研究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时，他人对于苏格拉底的描述的真实性是非常值得考据的。文章将分析西方哲学史学家对苏格拉底的研究并总结真实的苏格拉底的思想。

【关键词】西方哲学史；苏格拉底；哲学家

在哲学史研究中，关于苏格拉底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分水岭，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很少形成统一的思潮，在研究哲学问题是通常用自然事物研究自然本身，即用具体解释具体。而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流派如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苏格拉底本身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所有对苏格拉底的研究都是通过他人对苏格拉底的解释或描述。因此哲学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有间接资料而没有直接资料，这也使区分真实的苏格拉底与他人虚构的苏格拉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综述

一般对于苏格拉底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来源：阿里斯托芬、色诺芬、柏拉图。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喜剧作家。与后两者师从苏格拉底不同，他在苏格拉底青年时便与他相识，因此他的戏剧作品《》是现存资料中唯一能描述早期苏格拉底思想的文献。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苏格拉底的形象很可能被夸张化、喜剧化。同时也存在他将当时许多其他智者的品质都融合到苏格拉底的形象中的可能性。

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他是古希腊著名的军事家与历史学家。他在苏格拉底死后撰写了《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辩护》、《会饮篇》来纪念苏格拉底。然而由于色诺芬并不是哲学家，因此有人认为他对于苏格拉底哲学的描述并不可靠。但同时也有人认为不懂哲学可以使色诺芬更加中立、客观地描述苏格拉底。

在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著作中，苏格拉底在大部分篇章中都有出场，而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有详实、全面的描述。在这些篇章中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所在的雅典的社会人文情况、角色的描写、事件的时间顺序都非常符合史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柏拉图对于苏格拉底的思想十分了解。然而在某些篇章中苏格拉底的思想出现了矛盾之处，这使人不难怀疑柏拉图可能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因此近代哲学史家致力于区分柏拉图的哪些作品中的苏格拉底是真实的。

如果说“诗”构成了理解柏拉图写作的一大迷津,那么,寻求跨越这一迷津的很大一部分努力,都必须付诸对柏拉图作品中“神话”部分的解读。柏拉图反对传统神话(荷马)是很清楚的,可他自己为什么又要重写神话?

一

在《王制》的结尾处,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给他的读者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描绘战士俄尔死后下到冥府游历一番,最后又复活过来的所见所闻。无论从结构还是意图看,这一做法的理由都颇难揣测。后来,伊壁鸠鲁的信徒科罗塞特(Coloset),专门就这个俄尔神话提出严厉批评,对柏拉图发出了如此质问:

如果你想给我们传授一种关于天上世界的概念,揭示我们灵魂的诸种状况,为什么你不用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来做呢,而要用那些想象出来的人物、事件、场景,恰恰把真理的入口都弄得不纯净了,拙劣地模仿一个剧作家?〔1〕84

科罗塞特觉得,哲人不应该虚构故事,虚构对传授真理来说是不适宜的。西塞罗在写他的《论共和国》时,以柏拉图的《王制》为楷模,最后部分也模仿俄尔神话讲述了天学景象,不过,场景从冥府变换到了梦中。西塞罗的注疏家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认为,可能正是为了避免伊壁鸠鲁派的那种批评,少点麻烦,西塞罗才把神话替换成了梦境…… 〔2〕103―104

可见,如何理解柏拉图对神话(故事)的运用,在古代已经是一个问题。其实,自18世纪以来,在现代柏拉图研究延续至今的传统中,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了。

哲人柏拉图堪称一位独特的戏剧诗人,其哲学对话包含着丰富多样的诗性要素,诸如史诗、悲剧、喜剧、寓言等等,因而,无论从文体还是内涵上讲,哲学与诗的关系都可谓进入柏拉图思想迷宫的一个阿里阿德涅线团。在诸多诗性要素中,分量和重要性都极为突出的一个,就是神话或秘托斯(muthos)了。

柏拉图哲学对话中那些言辞优美、想象奇谲、源流悠长、思虑深远的神话故事,古往今来不知令多少读者为之痴迷倾倒,同时又对其意蕴困惑不解。稍作沉吟,便可列出柏拉图笔下的十大神话来:《斐多》的大地神话、《高尔吉亚》的最后审判神话、《王制》的俄尔神话(三者并称柏拉图笔下三大终末论神话)、《会饮》的圆球人神话、《普罗塔戈拉》的创世神话、《蒂迈欧》的宇宙创生神话、《克里提阿》的大西岛神话、《治邦者》的宇宙逆转神话、《斐德若》的灵魂马车神话、《王制》的高贵谎言神话。

雅可布•克莱因(Jacob Klein,1899―1978),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和柏拉图阐释者。作为列奥•施特劳斯的终生挚友,他可能是复兴施特劳斯所谓“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之一。

这位俄国裔的犹太人生前出版的著作有3部,第一本就是著名的《希腊的数学思想与代数学的起源》Die griechische Logistik und die Entstehung der Algebra in: Quellen und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Mathematik, Astronomie und Physik, Abteilung B: Studien, Band 3, Erstes Heft, Berlin 1934, pp. 18-105 und Zweites Heft, Berlin 1936, pp. 122-235; 英译本:Greek Mathematical Thought and the Origin of Algebra. Trans. Eva Bran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8; New York: Dover Press 1992.,其论题,准确地说,是关于希腊数学思想与现代代数学的起源,它冲决现代自然科学的意见洞穴,力图以古人的眼光理解古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希腊算学(logistic)与数学(arithmetic)思想与希腊本体论的关联,并探讨希腊数学思想在近代代数科学中的复兴与嬗变,特别是符号代数在16―17世纪的发展,指明了在数的概念上存在的古今巨变,正是这一至关重要的变化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这是他研究柏拉图的首个产物,施特劳斯说:“在我看来,在思想史的整个领域,至少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该著作无与伦比。”施特劳斯和克莱因,“剖白”(见刘小枫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三联2002年版),第729页;原文:“A Giving of Accounts”, i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d. Kenneth Hart Green, Albany: SUNY, 1997, pp. 457-466.这并非朋友间的过誉之辞,一些对比研究克莱因与胡塞尔(特别是其《危机》)的二手文献确乎显明,关于现代性的看法,这位后学在视野上超过了他的前辈。参Ian Angus, “Jacob Klein’s Revision of Husserl’s Crisis: A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cendental History of Reification”, Philosophy Today, 2005 Supplement, Vol. 49 Issue 5, 204-211; 以及Burt C Hopkins, “Crisis, history, and Husserl’s phenomenological project of desedimenting the formalization of meaning: Jacob Klein’s contributio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24:11, 75-102.在克莱因生前发表的为数不算太多的论文中,有一篇“现象学与科学史”“Phenomen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Philosophical Essays in Memory of Edmund Husserl, ed. Marvin Farb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就发表在胡塞尔纪念文集中,这篇文献现在收入其《演讲与论文集》中。第二本书是《柏拉图〈美诺〉疏解》A Commentary on Plato's Meno.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发表于1965年,前一年,施特劳斯刚刚出版了堪称其诠释学范本的《城邦与人》,克莱因也在自己的书中阐述了细读柏拉图的诠释学原则(第3―31页)。他的疏解是对《美诺》篇的逐段解读,它把我们现代读者带进到柏拉图对话录的戏剧情景,回答了“美诺是谁”的问题:美诺的无知(amathia)正在于他拥有极好的记忆而拒绝学习,美诺停留在城邦通常的意见里而拒绝追求知识,于是,作为“某种知识”的美德在美诺身上实际上是不可教的。重视柏拉图对话的戏剧特性,对理解柏拉图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克莱因的著作堪称典范,在当时实为空谷足音,施特劳斯把这一重要发现归功于克莱因,伽达默尔则称自己也该分一杯羹。“访谈:伽达默尔论施特劳斯”(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迈尔编,朱雁冰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493页;原文:“Gadamer on Strauss: An Interview”, Interpretation, Vol. 12/1(January 1984), pp. 1-13。1966年春季,施特劳斯讲柏拉图的《美诺》,就用了克莱因的疏解作教材,没有第二个同时代的作家能在施特劳斯这里享有如此殊荣。克莱因的第三本书就是现在翻译出版的《柏拉图的三部曲》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 and the States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中译本由本文作者翻译,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85年,门人编辑出版了克莱因的《演讲与论文集》Jacob Klein: Lectures and Essays. Ed. Robert B. Williams and Elliott Zuckerman. Annapolis, MD: St. John’s College Press, 1985.,这本文集显示了他的博学与多识。他的著述目录,还可见于Murley所编的施特劳斯派书目。John A. Murley, Leo Strauss and His Legacy: A Bibliograph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5.357―358若要得到他更详尽的文献,现在便只能寻求圣约翰学院图书馆特别收藏部(special collections)的“克莱因文章书信收藏”(the collected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Jacob Klein)了。

1977年,施特劳斯已经逝世4年,整个施特劳斯学派在学术界还默默无闻,克莱因出版了他的《柏拉图的三部曲:〈泰阿泰德〉、〈智者〉,与〈政治家〉》。在本书一开始,他简洁而优雅地重申了他阐释柏拉图对话录的原则。正如 Lachterman在他非常精彩的评论文章David R. Lachterman, “Klein, Jacob, Plato’s Trilogy: Theaetetus, The Sophists, and The Statesman”. Nos, Vol. 13, No. 1. (Mar., 1979), pp. 106-112.中所说,这些原则所遵循的范式“游离”于英语世界主流的柏拉图研究范式,两个范式是“对手”,克莱因的研究对后者来说非常“陌生”,我们可以理解,它实际上是对主流学界的冒犯。根据Lachterman的总结,主流的柏拉图学界,或是来自广义的“分析哲学”传统,或是偏重语文学的“发展”研究,有共同的范式:主要关注对话录中适合做形式―技术分析的“论证”内容;论题来自当今哲学构造的主题和结论,并据此检验柏拉图的得失;把柏拉图对话录分成早、中、晚期,以一种目的论倾向把柏拉图的思想看做一个发展过程,即,中期理念论的内在危机迫使柏拉图日益趋近于现代哲学所熟悉的逻辑分析观念。我们可以说,这些套路实质是以现代哲学的观念透视柏拉图,为了“比柏拉图自己更好地理解柏拉图”(康德),只见柏拉图作品的“哲学”方面,不见其“诗”的方面,于是,这一范式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特点是,完全忽视柏拉图对话的文学特征,忽视其中的论证在整个戏剧情节中的位置和作用,它剥掉对话中所谓“非本质的空话”(G.Vlastos),直指其论证的核心,像黑格尔明确说的,对话应该被转化成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文。克莱因的范式与此刚好相反,它要求我们的五官与心灵向柏拉图戏剧中的“言语”与“行动”敞开,不要太过匆忙地相信某个角色的台词,把某个人物(哪怕苏格拉底)当成了柏拉图的代言人;要求我们作为听众参与其中,参与其对话(辩证法)的历程;要求我们重视戏剧中严肃与玩笑的“姊妹”相连(与苏格拉底的特有反讽相关),或如施特劳斯所说,柏拉图对话是悲剧与喜剧的结合;它要求我们认识到柏拉图对话录像一个“宇宙”,其中的每一要素都具有它特定的意义,而某些细节可能比冗长的言语更加重要;它要求我们在理解柏拉图思想的所谓发展之前,就一篇对话本身,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理解它。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克莱因(或者施特劳斯)的发明或首创,我们可以在很多古代作家的洞见、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解释、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注释实践中发现其传统,在现代仍然为施莱尔马赫所重申过。为了理解并解释柏拉图,它要求我们清醒认识到胡塞尔指出的现代哲学诸“自明”概念背后的历史“沉积”,力求回到希腊概念本身的意义上;它要求我们的哲学阐释遵循哲学活动的上升与下降历程,首先不是从既有的哲学理论出发,而是要从海德格尔所谓日常生活的“实际性”出发,在柏拉图那里,就是从城邦的意见出发,这一历程是柏拉图对话录无与伦比地展示给我们的,以致“哲学是什么”的问题与阅读柏拉图密不可分。这样的阅读首先正视一个困难:我们很难说柏拉图的哪些文本明确表述了他的思想(正像亚里士多德的论文之于其思想),相反,柏拉图倒是明明贬低写出来的文字(《斐德若》274c以下),并说关于最高事物的知识不能写出来(《第七封信》341c-e),这样,我们似乎根本没有达到柏拉图真正学说的可靠门径,以致有必要寻求柏拉图“未成文的学说”,或者说,“隐微的”(esoteric)学说。

上述所有要点,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施特劳斯所分享。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50―62看来确实可以说,克莱因与施特劳斯同为复兴“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肇始者。这两位大师的区别在哪里呢?

克莱因看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的大背景下,所以,“什么(或者谁)是哲学家?”的问题贯穿了整个三部曲,可以说,三部曲也构成了苏格拉底的申辩,一种哲学上的辩护。施特劳斯后学对此的专门研究,参Jacob Howland, The Paradox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ocrates’ Philosophic Tria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克莱因认为,理解三部曲的关键是位于中间的《智者》篇,它的主题是“对智者(智慧教师)的寻求”,其核心理论,当然是其中的存在论:对非―存在的存在性,以及种(克莱因把它们等同于理念)的相互交流的论述。只有让非―存在具有某种存在性,才能说明虚假意见与言辞的可能性,从而说明智者的存在;只有让某些种之间可以相互混合、交流,才可能进行清晰的思想与言谈,从而有哲学家。克莱因的阐释,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基于对细节的重视,参Ronna Burger编《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肖涧译,华夏出版社,2007。51―52通过重述对话情节,他让我们注意,对话中反复出现两者“皆”或“偕”一起,柏拉图匠心所运,意在提醒我们读者:(1)存在是动与静两者皆一起,而非两者之外的第三者,根据克莱因,理念数系列的第一个就是“理念数二”;(2)非―存在作为“异”,总是异于某物(存在),“异”体现了“未定之二”;(3)“同”总是与异成对出现,它所对应的则是“一”。总之,在克莱因看来,《智者》集中展示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理念与数紧密相连,理念与数的两个最高本原是“一”和“未定之二”(正如亚里士多德准确报导的那样)。根据克莱因的阐释,《智者》在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为什么总是会有哲人与智者,可以说,哲人与智者一起,正是一个未定之二,所以,关于哲人、智者与政治家,柏拉图不需要另外写一篇《哲学家》。克莱因的结论是,正如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两天之中,哲人、智者与政治家这三者仅仅是二。

对克莱因阐发的这种柏拉图的隐微学说或本体论,施特劳斯大概也会赞同,尽管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从未见到这样的内容。施特劳斯无疑非常熟悉克莱因的柏拉图研究,早在30年代的艰难岁月里,两人就经常在通信中讨论柏拉图,不时兴奋地报告各自的重大发现,比如关于“理念的交流”、《法律篇》的奥秘等等,施特劳斯还常常提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区别。通信原文:Korrespondenz zwischen Jacob Klein und Leo Strauss, i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Hobbes’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rige Schriften - Briefe. Hrsg. von Heinrich Meier, Stuttgart Weimar 2001, pp. 455-605. 中译见:《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参原文459、542页以及528-529、533-534、536、581页,中译本见89、261页,以及214-215、219-220、226、307页。施特劳斯后学对三部曲的研究,详见伯纳德特(1960、1963,1984,1992、1993)与罗森(1983,1995)的有关著述,后者完全否定克莱因的“理念数”进路。在这里面,未定之二尤其让人感兴趣,如同伽达默尔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对柏拉图戏剧特性的重新发现扩展到政治理论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施特劳斯将克莱因阐发的隐微的本体论贯彻到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中,施特劳斯的主题,不管说是“耶路撒冷与雅典”以及相应的古代与现代、哲学与诗歌之争,还是如克莱因所说的上帝与政治,无不体现了未定之二的原则。施特劳斯可能不会赞同克莱因的是,克莱因阐释柏拉图时在核心观念上大大依靠亚里士多德。克莱因把这样做当做一个稳靠的原则,参本书原文1页以及5―6页。也许,依靠亚里士多德还是依靠柏拉图,造成了施特劳斯与克莱因的差异?

施特劳斯在著述中未曾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在政治哲学立场上进行某种对立,倒是常常强调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这大概是为了凸显自己在古今之争中所选择的古代立场。这两位古代大哲之间的区别,施特劳斯的一位后学倒是有明白说明:亚里士多德不像柏拉图那样强调哲人与城邦(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对立。参Mary P.Nichols, 《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双洪译,华夏出版社,2007。1―9碰巧,施特劳斯也这样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但是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这一区别:我过去和现在都比克莱因更看重哲学与城邦(即便是最好城邦)之间的紧张。”〔3〕730

克莱因的著述大都在研究纯哲学或形而上学,这种搞哲学的方法和他的政治哲学立场有什么必然联系?在同一场合,施特劳斯坦言与克莱因的区别之后,继续说,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它相信可以弥合哲学与城邦之间的鸿沟,登峰造极的就是康德关于实践理性即道德理性的优先性教义。施特劳斯最后说:“如果我们把认为德性或道德德性至高无上的观点叫做道德主义,我怀疑,这种道德主义在古代到底是否存在过。”〔2〕731难道,专攻形而上学的克莱因分享康德的道德主义?真的是这样?施特劳斯弟子伯纳德特断定就是:“克莱因把数学和道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13〕113数学与形而上学,至少在克莱因这里,是紧密相连的。

在西方，柏拉图一直都被认为是诗歌艺术的否定者，“柏拉图非诗”说似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如果当将前人的对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种种指责悬搁起来，重新审视柏拉图的生活年代、社会背景、其文艺主张和政治理想之后，就会发现“柏拉图不仅是一位提出过‘灵感说’和‘摹仿说’的理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因此，在我们学习西方古典文论的过程中，就不能忽略和漠视柏拉图的诗学思想，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和再认识。

“柏拉图非诗”是柏拉图诗学思想的中心。柏拉图目睹了雅典城邦的衰弱与灭亡，并将这一切归之于“德性的沦丧”，也即“理性的沦丧”。他发现正是诗的误导使希腊人沉迷于感性的迷乱和神秘的迷狂之中不能自拔。由于柏拉图将理性知识设立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从而使“诗”这种包含非理性因素的“摹本之摹本”成为哲学家斥责的对象。诗人也就成为“理想国”中不受欢迎的人。即使对自己最心爱的荷马，也无法避免遭受被驱逐的厄运。虽然柏拉图对诗的批评言辞激烈，对诗人进行了驱逐，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已经完全摈弃了诗。他也热爱诗，也“赞美过品达，欣赏诗人厄庇卡尔莫斯的灼灼才华。对于诗和诗人，柏拉图并非只会挑剔和横加指责。”因此，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定诗，认为诗没有任何价值，而是在其“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的诗进行了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思想。

柏拉图生活在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之间，此时的希腊文化已由文艺高峰转向了哲学高峰。在古希腊早期，希腊史诗是希腊民族的百科全书。荷马、赫西俄德作为希腊的伟大诗人，常被视为是具有非凡智慧的导师。然而，后起的哲学家们却不以为然，他们对“谁据有真理？”的回答当仁不让。“无论色诺芬对荷马的指责……还是普罗塔哥拉委婉地把荷马、俄尔普斯视为智者，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都是哲学家与诗人发生冲突的表现。”但是柏拉图并没有采取简单指责诗歌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建构其完整的哲学体系来进行理论说明。他并不想通过单纯的用哲学否定诗歌的方式来结束争论，而是希望在其哲学体系之内完成对诗歌的改造，从而体现出诗歌存在真正价值，这也是柏拉图诗学理论的核心。作为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对诗的挚爱使他难以相信诗真会成为哲学的敌人，对特别是对荷马的崇敬使他即使在痛斥诗人们种种“过错”之际，仍然念念不忘他们的功绩。这种矛盾的思考使得他诸多论述都留有余地，充分体现出柏拉图进行理论探索的艰难与谨慎。

而在其文艺思想中，柏拉图这位早年曾创作过抒情诗与戏剧诗的文学挚爱者，也不时地从正面和反面表达着自己的诗学主张。首先，是他的“模仿说”。柏拉图曾以文艺是对理式世界“摹仿的摹仿”为由对文艺加以否定，他认为文艺不可能表现真实本体，因而与真理隔着三层。但是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明确地指出，只要诗人们的著作是根据真理的知识写成的，那么就应被冠以“爱智慧者”或“哲人”的高贵名号。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柏拉图是多么渴望诗与哲学的结合，希望通过哲学来拯救诗。其次，在他的“灵感说”中，柏拉图通过把文艺创作归于灵感，又把灵感归于诗，诗人也成了“神的代言人”。和哲学家一样，优秀的诗人也可以跟哲学家一样受人尊敬。然而，在柏拉图看来，非常的遗憾的是包括荷马在内的传统诗人不能把通神的灵感用于理性的思辨。因此，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诗文专家应该珍惜神赐的机会，把神的厚爱化作寻求新知的动力，用内容丰富，形式绚美的文字表现出人的智慧。诗歌需要知识的参与，必须包含丰富的知识内涵，使人增长知识，充分发挥诗的教育教化作用。只有这样，诗才能体现出其存在的价值，诗人才是可敬之人。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根源于其政治理想的，所以，柏拉图主张文艺必须为他的政治理想服务，诗歌也不例外。尽管柏拉图大力声讨诗人的各种罪状，要把诗驱逐出理想国，提倡建立诗歌检查制度，但换个角度想他这正是在为诗歌建立规范，希望诗歌能够按照他的设想充分发挥其优秀诗作的引导作用。柏拉图正是在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主张中赋予其诗论思想以潜在的张力，努力实现着诗与哲学在深层内涵上的融汇，这为后代诗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正是由于柏拉图对诗进行了近似苛责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后世“为诗一辩”的诗学思想探索。其弟子亚里斯多德就首当其冲，对柏拉图进行了批判。然而这两种看似背道而驰的诗论，从其思维模式与立论基础上来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亚氏的《诗学》不过是一种修正过的柏拉图主义。亚氏以后的西方主流诗学基本上也是在他所确立的柏拉图的思维模式中展开的，即在感性与理性的冲突中，要么强调坚持理性中心，要么强调感性中心，或调和两者的矛盾。柏拉图正是以自己独特的哲学家的思维富于诗以更理性的思考，从而为诗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陈中梅：《诗与哲学的结合――柏拉图的心愿》，《外国文学评论》，1995.4。

[2].方珊：《美学的开端――走进古希腊罗马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

摘 要 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智慧的千年沉淀，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样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柏拉图作为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对世界的深邃解读，浏览柏拉图的思想却发现这些思想不时的和我国的传统思想发生着碰撞，迸发出共同的火花。

关键词 西方哲学 柏拉图 中国传统思想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Some Coincides between Platon and Chinese Philosopher

SUN Wei

(Moral Education Department, Lianyung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Medical School,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

Abstract Western philosophy as the Western wisdom Millennium precipitation,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uman wisdom. West Platon as one of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his mind full of the world deep interpretation of Platon's thought, browse and find that these ideas from time to time, and China's traditional thought collide, sparks burst out of the common.

摘 要：“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城邦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哲学家统治则是这一构想的核心。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以“三要素说”与“理念论”论证了“哲学王”对于实现正义的必要性，并通过对造就哲学家与使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可能性的分析，论证了哲学王统治的可能性。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在当时“天下失序”的大背景下，重构统治秩序的一种尝试，哲学王思想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多维的视角，突出了由专家治理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哲学王所彰显的道德统治，是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政治的视野之中，这给我们诸多启示。

关键词：哲学王；柏拉图；理想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068-02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雅典正逐渐被一种“天下失序”的氛围所笼罩，“理想国”正是他试图重构秩序，实现正义的一种努力。“哲学王”是理想国得以构建的核心，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实现了哲学家的统治，才能真正地实现正义。那么，哲学家的统治是如何可能的呢，即柏拉图是怎样论证这一思想的，同时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又应如何审视这一思想呢？

一、三要素说与理念论：柏拉图对“哲学王”必要性的论证

“正义”是柏拉图构建其“理想国”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们普遍持有的是一种有机体国家观，即把国家当作一个整体，国家中的成员作为它的组成部分，地位低于整体，“个人没有被视为独立的自我，而被视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要追求孤立自我的幸福，而是要履行秩序中的特定职责”[1]。柏拉图也是如此，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德性意义上的正义，更是整个城邦的正义。

以此为基础，柏拉图开始了他心目中理想城邦的构建。城邦诞生于分工原则的基础上：城邦中每个人仅从事一项最符合自己禀赋的工作。基于这一原则创立的城邦中的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其责任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最适合他天性的工作，以保障每个人的幸福；护卫者，其责任是国家的防卫工作；生产者，负责经济。其中，统治者的美德是智慧，护卫者的美德是勇敢，而护卫者与生产者自愿服从统治者的领导，便是节制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如果城邦中每个人依自己的美德行事，那么这就是正义的城邦。而与城邦相对应，每个人的灵魂也分为三个部分：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追求真理，因而能够知道什么对整体与每一部分是好的，能被称为智慧；激情能够遵循理性的指导，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畏惧的，而不受娱乐、痛苦影响，就能够被称为是勇敢的；当一个人的欲望没有丝毫不情愿地接受理性的统领，那他就被称为是节制的。而当一个人能够运用理性，妥善管理灵魂中的其他部分，他就实现了个人的正义。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具有理性和最高的智慧，能够实现个人的正义；而只有当哲学家成为整个城邦的统治者时，城邦的成员才能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城邦的正义。

除了“三要素说”，柏拉图还借助理念论来说明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他将世界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是以具体事物为认知对象的世界，而可知世界是以理念为认知对象的世界。柏拉图又进一步区分了知识与意见的差别：意见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并不能指向事物的本质；而知识则是理念形成的认识，是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知识天然地与有相关，知识就是知道有和有者的存在状况。”[2]220治理城邦同样是一门知识，所以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也在于：统治者必须具有关于统治的知识，而只有哲学家才能够把握知识，因此，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城邦才可能实现正义。

摘要：希腊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的名著《理想国》蕴含着丰富的、迄今仍熠熠发光的教育思想。柏拉图以“人性论”为前提，倡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民主和谐的政治制度。他大力提倡教育，认为获得正义及善的美德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但教育是直接为所构建的国家服务的。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最需要抓好的大事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通过音乐和体育培养出优秀的公民。培养公民的教育只是初等教育，而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集智慧与权力于一身的城邦统治者——哲学王。《柏拉图》中追求美好生活，净化人的心灵，培养德性的教育思想，在当今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柏拉图；人性论；教育思想

作者简介：范岚（1987-），女，陕西汉中人，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28-0006-02

《理想国》又译作《国家篇》、《共和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的著作，是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全书共分十卷，它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所谓理想国，是柏拉图推理出的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国家，该书的核心思想是哲学王应该为国家的统治者，倡导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正义”为主题，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人性中的德性思想，开启了西方史上人性“知、情、意”和价值“真、善、美”三分的先河，休谟和康德的哲学理论皆以此展开。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理想国得以实现。因此卢梭认为《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论著，而是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的最好论文”。[1]

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理想国》人性和教育思考的影响

1.社会基础

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雅典盛极而衰之时。为争夺希腊霸权，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和斯巴达进行了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不但使雅典丧失了希腊霸权，而且使雅典的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战争使雅典的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国内民主制度遭到挑战，政权逐渐落到贵族手中，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走向衰败。这使得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对城邦怀着极大责任感的思想家开始思考雅典的前途，他们设想组织一个理想的城邦，这个城邦是正义的、和谐的。

摘要：在西方文明的两大发源地――希腊和希伯来――分别诞生了哲学和犹太教，基督教实为两大古代文明汇合而生的异果。就柏拉图与摩西的关系，作为基督教护教者，早期教父展现了由不同的立场所构成的光谱：从最初简单拒斥柏拉图，到控诉柏拉图剽窃摩西，到最终礼赞柏拉图为“希腊的摩西”，并授予他仅次于摩西及其他先知的二号角色。在此过程中，通过由柏拉图哲学所代表的希腊哲学，基督教突破犹太教的民族性，而走向了“普世化的一神教”。

关键词：教父学；柏拉图；希腊的摩西；一神教

中图分类号：B13； B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1000106

教父智识非凡，护教不懈，全力抹煞基督教受惠于希腊哲学之事实。反基督教者迫使教父应诉：为何基督教从希腊哲人（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借取大量信条？然而，尽管教父答辩异教，但就文献而言，其答辩内容却大不相同。其中，既有人视希腊哲学为基督教的死敌，也有人视希腊哲人为基督教的先驱。

教父作品中的希腊哲学

在公元二、三世纪，作为基督教护教家，塔提安（Tatian）和德尔图良（Tertullian）强烈呼吁人们远离哲学。《塔提安致希腊人》（Address of Tatian to the Greeks）恶意攻击希腊思想制度，如下控诉在书中比比皆是：希腊哲学家毫无原创，只会窃取异族的思想，应为所有邪恶错误负责，其荒谬无能，更举世闻名。塔提安反对希腊哲学，几近宗教狂热，但这不是《致希腊人》（Address）的主要目的。他主要想证明基督教哲学比希腊体系更为久远。塔提安认为摩西是最古老的诗人兼史学家，并褫夺荷马所有异族智慧创立者的头衔。

德尔图良之护教，同样从全然拒斥异教哲学开始。然而，与塔提安不同，德尔图良谙熟希腊哲学信条，也通晓希腊基本制度。如此，他的体系便更为可信。他拒绝理性主义，怀疑一切形而上学证据，这让他自己在感知之非理性阶段接受基督福音。因此，他声称：“Credo quia absurdum〔信仰恰因荒谬〕”。

尽管承认某些柏拉图主义公式正确，德尔图良依旧认为一切异端均源于异教哲学 On Prescription Against Heretics〔《论反异端的策略》〕， VII， ANF， III， 246.。

柏拉图的诗学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对于他褒贬诗歌的态度始终争议不断。现代时期，西方对于柏拉图诗学的阐释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多集中于《理想国》《伊翁篇》和《法礼篇》三篇对话，以英语学界为例，比如，Julius A.Elias的Plato’s Defence of Poetry （SUNY， 1984） 就是研究这些文本的力作；H.Flashar的Der Dialog Ion als Zeugnis platonischer Philosophie （AkademieVerlag， 1958） 对《伊翁篇》做了最为详尽的哲学解读；S.Halliwell对《理想国》第十卷做了精微的阐释（Aris & Phillips， 1986）， P.Murray的Plato on Poetry （Cambridge， 1996）则选录了上述文本（除《法礼篇》）中的经典片段加以疏解，余下还有针对诸如摹仿、叙述、神话等概念进行专门研究的大量作品，以及从古典学角度对上述对话进行诠释的评注。

相比而言，国内学界对柏拉图诗学的研究有些薄弱，尽管有不计其数的文学、哲学类文章反复提及或节选柏拉图的几个著名诗学观点和比喻，但截止到20世纪末，仅有陈中梅的《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99年）算是系统研究柏氏诗学思想的专著，但这部著作没有立足完整的希腊文化语境，尤其是限于作者专业视野、没有从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入手，因而忽视了柏拉图诗学的文化含义。21世纪以来，又出版了李平的博士论文《神祗时代的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部著作侧重了柏拉图诗学观的宗教背景，视角比较独特，但限于作者的文献和语言能力，其中很多内容仍然蹈袭前人，思路也过于险隘，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诗学观点的解释也有很多不到位之处。

直到2005年，王柯平教授的《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2014年由同社修订再版）出版，国内对于柏拉图诗学理论的研究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发展。首先作者精通英、法、德三语，具有阅读古希腊文、拉丁文文献的能力，这就保证了他能深入地利用古代学者以及现当代西方学者的研究作品，探究柏拉图的原始文本，保全文本的完整性。其次，作者在哲学和文学方面都有一定理论造诣，使得他既能从当代文学理论角度把握柏拉图的学说，又能立足于哲学统观柏拉图诗学理论的根源和基础。再次，作者不仅探究柏拉图本人的诗学观，还重返古希腊的整个文化语境[1]，从不同文类的文学体裁出发来分析柏拉图诗学思想的历史脉络。可以说，他眼中的柏拉图是一个历史川流中的柏拉图，而不是被各种观点和学说堆砌的柏拉图，这就决定了他所阐述的柏拉图不仅仅看重诗和戏剧对某一个体的心理和思想的影响，而是强调了诗学对整个城邦共同体的意义，这不是“言志缘情”的诗学，而是“载道”的道德诗学。

那么，秉承这一思路，在论述了《理想国》的诗学问题后，作者又开始关注国内几乎无人触及的《法礼篇》[2]中的诗学问题，而《〈法礼篇〉的道德诗学》就是这一研究的重要成果。[3]

众所周知，《法礼篇》在柏拉图对话中篇幅最巨，素来难读，是柏氏晚年心血之作，用词、笔法和谋篇均异于早期和中期作品，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虽然仅仅研究《法礼篇》中的诗学这一看似界限分明的问题，但若没有扎实的语言能力（该书《法礼篇》的中译皆出自作者之手，文辞颇有讲究）、掌握多语种浩繁文献的素养（见第8―13页）、良好的哲学和文学直觉、宏大的文化视野（见第14―21页）、开放多样的思想进路（见第22―34页），均不可能抓住其中的精髓，而这些条件如前所述，作者均都具备。

该书共分八章，作者开门见山地从柏拉图“次好城邦”谈起，主题开阔。在第三章确立了“道德诗学”之后，全书的政治哲学立场已经十分明显，诗学的净化、治理功能被凸显出来，当这些内容被论述之后，全书分节最多的（十三节）一章“心灵教育神话与诗性智慧”出现在读者眼前。这章是全书倒数第二章。与之相对，第四章论述道德诗学的实践时，作者也分配了十二节之多。这两章就像两座圆柱一样“对称地”支撑了全书。第四章的用意很明显，但是直到第六章，看起来已经将诗学的道德含义阐发之后，为何在全书接近末尾时，又开始谈起神话呢？

其中原因，作者在导论中有所谈及（第19页）：

对于文化历史的研究应当采用一种超学科的宏观视野，应当将文化历史视为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史与演变史。如果我们接受布克哈特的历史观，认为希腊文化是通过实现精神的自由而形成的，相信历史的根本任务在于描写所有能够从美学角度来感受人类精神的活动，那么，我们就需要特别重视希腊神话与艺术这两种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