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出口”的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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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这天，郑渊洁在博客上说， “当儿童节变成儿童劫，我们的未来将丧失殆尽。”
“中国所有的成年人在这天应该向中国所有儿童道歉：对不起，让你们受苦受难了。并庄重承诺：今后，最安全的食品给你们吃；最坚固的房子让你们用；最有效的警卫保护你们；获得知识的过程快乐而不痛苦。”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郑渊洁一个，一名叫金万段的律师也认为，我们的确该低下高昂的头颅，躬身向孩子集体道歉，用成人的庄严仪式表达我们真挚的忏悔。
就在这一天，一名叫朱军的人，带着一把折叠式微型冲锋枪、两把手枪和6个弹夹，走进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三名法官死亡，三名法官受伤，朱军自杀。
此事过后，很多人收到这样的短信，“朱军叔叔送给儿童的礼物，他终于找对地方了，不杀孩子了。”
中国内地校园杀童案的连续发生，使得这个国家不得不使用警力保护学校安全。已经定居美国，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朱莉也有所耳闻， “我觉得有点可怕，美国发生过枪击案的校园可能被警察巡逻检查过几次，其他中小学可没有警察在校园里走来走去。”
“这两天我在考虑怎么样告诉我八岁的孩子这个社会是不安全的，不要轻易信任别人，学会一些应急的处置技能，但有朋友认为会让孩子心理压力太大。”一名叫北风的网友认为， “即使心理压力大些，能在特殊的事件发生时多一点生存的可能也是值得的。”
自有生育的权利
现在我能给出出国的最大理由是什么?像娃娃和泰德(网名)的妈妈一样，做两个孩子的母亲。
2010年6月24日，北京时间上午11点，正是美国的深夜。
底特律当晚雷电交加，孩子们都已经睡觉了，朱莉关上房间的门，越洋电话中，说着标准的普通话，二十多年前，她和丈夫来到美国留学，继而定居，生子。
“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让朱莉感受颇深，从当年的留学生到如今的美国某大学的终身教授，她认为自己的家和大多美国家庭没有什么不同――拥有三个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
“我们第三孩子和前两个孩子的年龄已经相差很大了，他的到来出乎意料，但美国的观念――生命是需要严肃和认真的对待，不轻易流产和堕胎。”
朱莉已然觉得像中国内地很多母亲在意外怀孕后堕胎，是一件不容易作出决定的事情，于是她有了第三个孩子。
当然，能够自由生育三个小孩在中国内地是难以实现的，计划生育的强制实行和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使得很多父母想再生一个的想法被迫中止，不过少数富人或者明星例外。
一网名为HAPPYSPIRIT的人在中国育婴网论坛上说，现在我能给出出国的最大理由是什么?像娃娃和泰德(网名)的妈妈一样，做两个孩子的母亲。
这渐渐成为想要移民海外的一大动因，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享有自有生育的权利。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移民是为了孩子教育，曾以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成名的蒋大为现移民加拿大。“要说对事业不影响也不可能，比如说大的活动一定找不到我，那我就失去了机会。但是为了女儿我认了。”
大量抱有此想法的人，直接催生了移民中介机构和语言培训学校，从侧面反映出移民已经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买房不如移民?
“我不想自己将来的小孩喝三鹿奶粉，吃食物中的苏丹红、地沟油和各种肉类中的超标激素。其次以后孩子好不容易挤进大学校门，毕业后却要排着队在富士康门口找工作。”
“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这是2010年4月北京一个车展上的一则移民广告。
这条广告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人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
“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
“美国从上学到高中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如果你家庭收入低的话，还会免费供应早饭和午餐。有些非裔和西裔的家庭，往往生五六个孩子，这些母亲都不工作，因为政府给孩子的补贴足够把妈妈养起来了。”朱莉介绍道。
和大众想象中不同，移民大军中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选择移民，我首先会回答因为不想自己将来的小孩喝三鹿奶粉，吃食物中的苏丹红、地沟油和各种肉类中的超标激素。其次以后孩子好不容易挤进大学校门，毕业后却要排着队在富士康门口找工作。当然还有越来越大的基尼系数和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性，这些也是金钱无法计算的。”一位化名为尔朱铭兰的人在博客里如此解释。
家长突围
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不是所有家庭的孩子不管财产多少都能上软硬件一样的学校，义务教育就是一个不美丽的童话
当然，这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选择，确切地说，是属于能够有能力海外移民的人。
在内地还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大多来自广东、广西、福建、江浙地区、甚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们选择奔赴香港生子――孩子获得合法的身份的新途径。
“大多数家庭在国内多生个宝宝非常艰难，只有到香港生宝宝是比较好的选择，而这是被逼出来的方式。”一名赴港生子的父亲曾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说道。
十年间，这个群体急剧膨胀。据香港媒体报道，2008年香港新生婴儿多达7万多人，其中25000名是内地妇女来香港所生。而2001年，这个数字仅仅为620名。
据《南都周刊》报道，当初主要来自华南、以超生为主要目的、被认为是较低教育与收入水平的赴港生子群体，正向全国化、高阶层的方向发展，其目的更注重香港的教育和护照。――在700万人的香港竞争多家世界一流大学的学位，比在内地与13亿人血拼北大清华要容易得多。
无疑发生这种现象和当下中国内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有关。
家住北京石景山翠谷玉景小区的王女士的孩子今年3岁，她没有就近选择小区的幼儿园，千挑万选了一家离家很远、每月学费要1700元的幼儿园，理由是“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吴女士的孩子今年刚刚一岁，她就已经开始盘算孩子以后在哪接受教育，在京已经十年，有两套房子，稳定的工作，但不是北京户籍这条线还是让她犹豫， “如果政策不改变，在北京上学要回家乡邯郸高考，学得都不一样，考试内容也不同。”
“目前北京一线的重点小学里，百分之七十五的学生为外地生源，换句话说，全国的有钱人不惜重金将孩子送到北京的‘好学校’推高了择校费。”郑渊洁微博中说道。
“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不是所有家庭的孩子不管财产多少都能上软硬件一样的学校，义务教育就是―个不美丽的童话。”
事实上，每一个改变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无力改变、接受现实的父母仍然在内地的各个地方，他们大多有一份工作，两人工资不超过5000元，有一个孩子，攒钱还房贷、供孩子上学。
他们期待着孩子能考一个好一点的学校，每到小升初、初升高都比孩子还紧张，期待着高考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走进大城市，能够生活得比自己好一点。
不过，他们现在不得不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还要担心学校每次统一给孩子打的疫苗是不是安全。
远在国外的朱莉们，还在庆幸他们的孩子，至少不用配个保镖去上学。“每天早上送孩子到等校车的地方就可以了，有时他自己走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