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之后――光鲜身份背后的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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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难道正在成为“中惨”阶层?

一篇名为《一套房灭一个中产家庭》的网帖正在白领们常逛的MSN中文网上掀起讨论热潮:上海房价压力超巴黎,巴黎房价是当地居民月收入的34倍不到,而上海是400倍。

早在3年前经济寒冬即将来临的前夕,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就做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预测:中产阶层的消逝。

大前研一用最为简单的问题来询问那些介于老中产和新中产之间的群体:“你自认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三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

大前研一的预言在金融海啸爆发之后似乎正在加速实现:世界上不少国家出现了中产阶层萎缩的现象。以美国的一些中小城市为例。这些城市一般只有百万人的规模,其中往往有几十万人会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工作,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金融业首当其冲,大批白领工人失业。

对中国来说,虽然实体经济在巨额政府投资的拉动下保持了GDP上的增长脸面,但内需依然无法拉动。由于房贷车贷社会保险等压力以及对未来的压力预期,中产之后的人们,消费能力几被锁定。

如今,出于对经济大势的担忧和未来社会保障的不自信,本来是具备巨大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将更多的钱存进了银行,哪怕政府将存款利率一再下调。

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告诉记者,我国中产阶层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到2008年已经占据人口22%至23%。按照陆学艺的理论,中产应该是按照职业来定义的概念,而非按照收入。而且,中产可分成两类人。一类是老中产或者叫有产者,即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大个体户和专业户。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全球进入工业化时代,开始大规模涌现第二类中产群体,即白领、教授、工程师、律师和研究员等。

陆学艺的研究数据显示,这10年来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首先是私营企业主的大量涌现,其次是知识分子和白领人数的增加。

但这两拨人恰恰又是对经济变冷抵抗力最弱的群体。“老中产的福利问题不大,新中产则够呛。”陆学艺分析说,老中产们对于住房、看病和社保的担忧不大,但普遍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是子女的教育。而刚工作的小白领等新中产们,买房是最大的压力。

而且,金融海啸余波未了的情况下,他们在职场中更加丝毫不敢懈怠。

中产生活,处处暗礁

不足以让人踏实的社会保障,增加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让中产者们时时刻刻在内心发出自警: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而要想保住自己中产的阶层身份,只能是忍气吞声,在“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换命”的路径依赖中继续走下去。而这样的生活几乎经不起什么波折:疾病,孩子,投资,甚至家庭破裂都会打破中产们的艰难平衡。

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张栋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人士:在北京有一房(全额付款)一车一媳妇,除去提成外的固定年收入30万元,还拿着网尚给的期权。他的中产生活也很光鲜,一周3天在KTV或夜总会,4天在家陪老婆看电影或打游戏。

老婆不上班,在家做全职太太,张解释说,“她能做的岗位赚钱不多,时间成本就不合适了,不如让我生活更舒服一些,她每天早晚开车接送我,这样喝酒睡觉都不耽误。”

夫妇俩都已经34岁了,尽管知道做高龄产妇的危险,但他们依然不敢贸然“制造一个小孩”。他的一位在延安电力做处长的朋友表示“我基本不担心得病”,但他没那么好运。公司除了常规的“四险一金”外,没有任何福利,连午餐补助和每年的体检都没有。在他看来,福利保障上,首先靠自己,其次国家,企业最靠不住或者完全不能靠。

张栋伟调侃说,“电力、通信和石油领域的福利,都是按照国家法定最高标准扣缴,其他的民营企业集中的行业,则大都是按照法定最低标准执行。”“要有小孩,起码收入得到50万。”在他看来,中国中产阶层是没有保障的,只要发生个意外,马上就贫民了,因此他现在只想拼命赚钱。

研究表明,目前的资产结构中,中国大多数中产家庭不动产的比例较高,一旦需要资金,如果现有的储备无法解决,必然会有流动性损失。如果某位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疾病,需要数目较大的治疗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储蓄就可能全部动用,甚至需要将不动产作处理,来筹集治疗的费用。

一些人选择家庭理财来规避风险。

洪先生,30岁,在一家研究所工作,妻子是大学老师,两人收入稳定,家庭月税后收入2.5万元左右。小孩刚1岁,有一套房,并且已购车,也有保险,流动资产大概100万,他用流动资金的50%即50万做房产投资,买了套小户型房子,用来出租,升值后也好出手,可用贷款杆杠来调节。剩下50万元,20%用来购买股票型基金;30%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打新股产品、债券型理财产品、股票挂钩型产品;50%做定期存款,以防不时之需。

这种中产阶层通过组建家庭,进而集合家庭资源,通过商业行为来增加自己福利保障能力的做法,也往往暗含风险。一旦这种“抱团取暖”般福利保障随着家庭的解散,很多的隐形福利将变得烟消云散。

兰悦是一个29岁的漂亮女人,最近刚刚离了婚。3年前,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5岁的男人。

结婚前,她有一套市价160万的房子,他有一套150万的房子,还有50万元存款和一部15万元的汽车。双方组建婚姻的“合资公司”后,携手进入了中产阶层滋润生活。

女方在出版社,男方在中国联通。但他们对自己的福利保障依然不放心。婚后,兰悦给自己买了份1.3万元的返还分红型商业保险,丈夫也买了份一年7000元的大病商业保险――如果有了大病,就直接赔20万的保险。

3年后的今天,一场婚姻资产重组让兰悦遭遇了短暂的“中惨”生活。有好事的好友替她算过,她的这场婚姻“破产清算”,最后实际亏损近10万元。

从前夫家搬出后,她一度没法回到自己已经出租出去的房子里,只能租房度日,并且借债去买了份巨额的商业保险。挨过几个月后,她遣散了房客,回到了自己的房子里,也离开了出版社。把汽车还给了前夫,每天靠挤地铁上下班。

幸运的是,她不用太过悲观。“父母基本不用我养老,够我一个人折腾了。”兰悦说。

夹心阶层鞭笞前行

中产阶层被称为社会的稳定器――大多数新兴的中产人士,是宁肯到肯德基和麦当劳门口去排队买汉堡,也不愿意卷入任何大的社会动荡。

这背后是一种成熟的社会学理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状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

只不过,这个社会的稳定器阶层也是一个足具脆弱性的群体。脆弱的背后,是福利保障上现实的巨大不足。

中国养老保险不能异地转移,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存在异地转移问题。中国人需要比美国人多工作5年才具有领取养老金资格。

在日本,企业一般都是采取终身雇佣制。美国也差不多,只要是没有被辞退,退休就有高额的退休金。很多欧美的大企业,有健全的工会和福利制度,企业每年都要求固定做退休金提留,这甚至导致很多大企业都被退休金压垮。而中国的法律没有要求企业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中产阶层抱怨自己是夹心阶层:税缴得多,差不多每赚10块就上交1块多,福利拿得却很少,而干活很多,是性价比较低的一个群体。

3年前毕业时,魏忠和几个大学同学“北漂”北京。3年来,他们从地下室到多人合租公寓房再到考虑买房,就要纷纷踏入准中产一族了。魏忠更是被“尊称为”这个小圈子里的“北京帮帮主”,是最有钱的人,光是每个月值班的加班津贴就有近三千,碰上五一十一假期更高。搜狐网有着诱人的公积金政策,公司和个人均按北京市最高上限缴存数1341元缴纳。

但他高兴不起来。每到节假日,同事们都排着队地申请享受休年假的福利。“这都是我的卖命钱啊,我现在就想早点调白班,再这样晚班下去,都要衰退的。”他自嘲说,自己忙碌的连交往女友的时间都没有,来北京三年了,他至今单身,以至于被人认为有着与众不同的性倾向。

跟魏忠一起北漂了3年的哥们彭兴,目前是广州某大报驻北京新闻中心的记者。最近他想通过公积金在北京贷款买房,但被告之由于是在广州缴纳的公积金,他只能在广州申请公积金贷款,在北京买房的话只能做商业贷款,除非他有北京户口或者档案放在北京。

但由于该报社的北京新闻中心不是法人单位,彭兴的档案没法转到北京。他在广州的公积金只能半年取一次,而且每次都很麻烦。

虽然目前商品房贷款有7折的利率优惠,算下来比公积金贷款成本大不了多少。但彭兴还是感觉自己3年打拼下来的名分依然只是个“外来进京务工人员”,这个繁华都市里日趋成熟的社会福利体系对他来说只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北京帮”里几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们,在高居不下的房价面前低下了头颅,他们自我调侃“等我们死后,会有个骨灰盒,那时候我们要感谢政府给我们解决了住房问题”。

他们担心,一场大病的医药费足以击垮他们这三年来攒下的十几万元的存款。而一想到未来子女沉重的教育负担,做“丁克一族”的想法就爬上心头。

与公积金相比,他们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却比较低。搜狐是一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由于美国医疗保险的费用非常昂贵,一般的做法是公司负担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个人负担百分之十到二十。但在国内,则采用当地最低标准额度缴纳。

他们的尴尬在另一篇流传于白领之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里表露无遗:从他们的职业路径来看,他们的财富几乎没有暴富的指望,而一旦他们给自己的职业按下一个收工的暂停键,他们的阶层待遇里原本很少的社会福利保障将很可能荡然无存。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向上爬,但比较风光的物质享受的背后,是“手停口就停”式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隐藏的是不得不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文中魏忠、彭兴、兰悦为化名)

(8月27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