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战”面前从容应对与积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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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革命本就是奔“冤家对头”旧体诗词而来的，可近百年后，旧体诗词这个“敌人”非但没在诗坛销声匿迹，反倒因为经过一番外力刺激而生命力愈加旺盛。其具体表现多元并且明显：新诗的研究者们也很难完整地记住十首八首自由诗，但牙牙学语的孩童却能对许多唐诗宋词倒背如流。据统计，爱诗的人里喜欢古典的约占71％，喜欢现当代的加起来不足29％；全国各地旧体诗词社团林立，刊物繁多，写作者逾百万，每年推出几十万首新作，袭人的热得《诗刊》、《诗潮》等新诗园地不得不为其辟出一方空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引用的诗歌多为旧体，裴多菲那首关于爱情和自由的诗，翻译到中国时有几种版本，最终被人接受的却是传统的五言体式；旧体诗词也曾在天安门诗歌、汶川地震诗歌中风光一时；尤其是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唐圭璋、钱钟书、程千帆、沈祖、赵朴初、叶嘉莹等国学大家始终坚守旧体诗词阵地，而鲁迅、郁达夫、俞平伯、闻一多、施蛰存、聂绀弩、郭沫若、臧克家、沈尹默等许多新诗名家后来竟然都走回头路，“勒马回缰做旧诗”。更令人煞费思量，等等。总之，似乎是现代旧体诗词已经形成自足的历史谱系，不仅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正在时时挑战新诗存在的合法性，不乏最终“取而代之”之意，难怪不少批评家为20世纪旧体诗词未能进入文学史而大鸣不平。
对于新诗来说，形势真有那么严峻、可怕吗?回答是否定的。的确，内涵着民族精神气韵的旧体诗词有其长处，它体现了汉字音、形、义合一的特质，意境深邃，格律谨严，具有超越时空的穿透力，在它辉煌的潜在参照系面前，断言以白话语言写作新诗始终未能成功，朱光潜则误以为新诗多一览无余之感而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但必须澄清的是，旧体诗词过去的繁荣和当下的繁荣完全是两码事，它在当下的有效性、承载力以及处理生活的表现力方面都远逊于新诗。正如鲁迅所言中国诗歌到唐代已经做完，闻一多所言宋代以后的中国古诗都是多余的，不管你承不承认，旧体诗词的艺术水准总体下行的趋势都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旧体诗词有先天不足的隐忧，窄小的体积难以表现宽广的生活场面、情境和气势，离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甚远・其严格的韵律和整饬的体式无法契合现代人瞬息万变的繁复微妙的心灵世界。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体式，在田园诗意式微、现代文明风行天下的生活和心灵面前，旧体诗词常常表现乏力。一方面，如今旧体诗词未注意融入新机，多在乡愁、爱情、历史人文等传统题材上寻求情调、趣味的翻新，在应酬、唱和的过程中传播，风花雪月味十足，其“阳春白雪”的高雅贵族形态自然曲高和寡，长此以往，只能成为与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隔膜的新的“士大夫”体。
当下旧体诗词创作存在着的更大的问题，功力深厚者很少，堪称经典的文本寥若晨星，影响力微乎其微。任何时代文学繁荣的一个表征，就是要拥有自己的偶像和权威，比如闻一多、郭沫若之于20年代，戴望舒、艾青之于30年代，穆旦、郑敏、李季之于40年代，贺敬之、郭小川之于50、60年代，北岛、舒婷、顾城之于70、80年代，这些20世纪以来新诗的蜿蜒胜景，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现代旧体诗词呢?别说纵向比附难以企及古典高度，即便与同时期大家辈出、佳构纷呈的新诗景象也无法横向抗衡。从作者数量上考察，旧体诗词的写作队伍似乎已经相当壮观，但和新诗的庞大阵容相比恐怕仍要相形见绌、自叹弗如；从作品质量上考察，旧体诗词现代时段尚可选出称得起大家的鲁迅、沈尹默、沈祖菜、聂绀弩等风格殊异的歌唱者，而当下却几乎找不出足以服众的拳头诗人与拳头诗作，一些写作者虽然技艺娴熟、产量丰赡，但在风骨和思想上弱于前人，持有现代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的诗人更是鲜见。
按照上述思路可以断定：现代旧体诗词不乏出色的表演，但基本上还处于圈子内的自给自足。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当下文坛的一种边缘化“潜在写作”。面对旧体诗词的挑战，新诗理应充分自信从容处之，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新诗的合法性问题而焦虑。可以肯定，要是不拿古代诗歌的辉煌作比，仅仅从新诗出发考察，就会发现新诗的成绩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它不但在短短百年间把西方诗歌的历史进程几乎完整地操演了一遍，以其形象化的方式凝聚、构筑了一个多世纪的民族心灵的历史，艺术上比起其他文学样式来更先锋、更前卫。新诗不论在任何时期都是非常敏锐的，往往能在有意无意间传达出时代的先声，同外国的诗歌探索保持相对稳定的呼应和联系，艺术派别与群落多得数不胜数，而每个重要的诗人又都有自己出色的表现。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新诗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写作者把诗歌放在心灵中最神圣的位置上，力求摆脱建国以来那种将诗歌降低为工具的反映论思维，尽力突出新诗独立的品性和地位。新诗既把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芸芸众生作为不断摄取思想和精神营养的创作源泉，又注意心灵宇宙与个人情怀的经营，以此折射现实和历史的风云。每个诗人、每种诗美都获得了自由生长的空间，在改变单一化审美风气的同时，提供了许多令读者认可的拳头诗人和经典作品。所以，对新诗的优劣得失进行评判，我觉得那种把成就和缺点三七开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新诗有六分成就绝不为过。
当然，旧体诗词的热闹和紧逼也应当引起新诗对自身的缺陷进行严肃积极的反思，新诗尚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更难说真正深入人心。新诗在所有文学样式中第一个向旧文学决裂、开战，但却始终没有将旧体诗词打倒、取代，而新诗的模式化特征又使之时常流露出欧化的痕迹。新诗应自觉结合东方智慧与西方艺术，注意从旧体诗词特有的忧患与悟性、意境与凝练中汲取营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借鉴徐志摩、戴望舒、余光中、舒婷等提供的成功启示。新诗语言的运用还没有进入出神入化之境，许多作品是新的而非美的，是白话的而非诗的，表现上过于散漫，诗味浅淡，可以穿越历史时空的人人服膺的经典文本较少，能够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匹配的大诗人更是寥若晨星。新诗应该接受古体诗词的正面影响，在含蓄蕴藉和音乐性上有所加强。新诗的教育现状也令人悲哀，和新诗创作的日新月异相比，新诗的理论还一直没有在体制内确立其独立自足的系统，很多读者甚至教师只能套用旧体诗词的审美特质来解读、鉴赏新诗，不仅不贴切，还时有笑话发生，建立新诗解读学极为迫切，意义重大。
为什么像五四前后新诗对旧体诗词的“革命”一样，有些人非要将当下旧体诗词和新诗对立起来，使人们再度为新诗与旧诗的矛盾所困惑?说穿了是新旧对立的二元思维在作怪。在诗歌创作问题上，有多种美学形态存在，哪种形态都不会挡另一种形态的道，诗歌创作不是拳击比赛，不是非得把对方打压下去不可，各种形态之间是不能硬性比较的，大河奔腾是一种美，小溪潺潺也是一种美，每个诗人都拥有自由选择和创造诗美的权利。每个领域都应该供诗人们尽情驰骋，诗人之间谁也代替不了谁的位置和价值。何况。评判诗歌价值的标准只有好坏之分而无新旧之别，新的不等于好的，旧的同样也不就是坏的，新诗和旧体诗词本是文艺百花园中平等的两支力量，它们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在这个问题上，叶公超30年代那篇《论新诗》的态度是可取的，他以为“新诗和旧诗并无争端，实际上很可以并行不悖”，以旧诗的尺度臧否新诗和用新诗的标准衡量旧诗，同样都不科学。如若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能够取长补短，相生相克地良性互动，中国诗歌的整体生态就会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兼容并包，达成真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