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注重质量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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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大建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

如果中国到2030年是以上述方式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有高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国从1980年的人均GDP250美元左右起步,达到了现在的人均3000多美元。即使按照每年7-8%的平均增长率,到2030年也肯定可以达到人均1万美元,在平均的意义上基本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应该以什么样的内涵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我个人以为,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今后10年的发展,需要更多地关注就业增长、低碳增长、福利增长等发展质量问题。

其一,从就业短缺到充分就业。过去3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达到了平均10%的水平,但是就业增长却只有1-2%的平均增长率。这对于有那么大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的中国来说是严重的问题。因此,未来的质量型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从就业短缺走向充分就业。对此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从更多地关注制造业到更多地关注服务业。过去30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主要依赖于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的发展,但是制造业对就业的贡献实际上是逊色于服务业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打击了中国通过出口加工维持就业增长的幻想。因此,发展服务业已经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渠道;二是需要加强就业导向的城市化。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的城市化在提供就业上关注不够。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把充分就业看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要在枢纽中心城市周围,系统地建设起一些就业型的城市;三是要充分就业,就要关注劳动密集型的所谓低端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的消费业,和劳动密集但是资源环境良好的某些低端制造业;而不能把眼睛盯住经济竞争力强但就业能力弱的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

其二,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中国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随着世界各国对化石能源供给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日益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迫切需要实现从高碳经济到低碳经济的转变。特别是,如果我们真正希望不沿袭发达国家的老路,就需要用低碳经济的倒逼机制改进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这需要作出比GDP增长远为艰苦的努力。一方面,我国虽然在降低单位GDP的化石能源强度与二氧化碳强度上有所改进,其结果却往往被大幅度的经济规模扩张所抵消了。中国要实现跨越式的绿色发展,就需要争取在低于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水平的意义上,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当前的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很大部分集中在工业生产部门与产品输出部门,而满足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仍然是相对不足的,因此还需要在转化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结构上做艰苦的工作。这要求在三个环节有重点地进行低碳经济建设:在能源输入端,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在能源转化和使用的过程中,要提高工业、交通、建筑等部门的能源效率,大幅度减少工业生产的化石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在污染输出端,要加强具有吸收二氧化碳功能的森林、农田、湿地等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

其三,从经济增长到福利增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是未来10年是否仍然需要继续这样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即使只有平均7%的经济增长率,到2030年中国也可以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关键的问题是发展的质量,特别是老百姓的收入与福利,是否能够与经济增长相同步甚至高于经济增长。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与经济速度有关的两个基本问题是:一方面,个人收入的增长是否能够高于GDP的增长,而不管GDP的增长有多快,这意味着宏观意义的经济增长确实转化成了人民口袋里的财富增长,意味着私人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实质性提高;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方式由政府安排和提供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公共交通、环保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否随着经济增长有同步的提高甚至更好的改善,这意味着公共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如果中国到2030年是以上述方式达到人均1万美元的发展水平,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有高的增长速度和经济竞争力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