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斐德诺篇》看柏拉图的修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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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斐德诺篇》被看作是柏拉图著作体系中关于修辞术的经典篇目，其中分析了修辞术之弊端，认为它只能让人远离真理，走向岐见之途。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提出了自己对修辞术的建议以及真正能说服人的方法。

关键词：斐德诺篇 修辞术 真理 意见

智者文化随着雅典民主制的鼎盛而空前繁荣，民主制为人们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智者则为人们参与社会事务提供指导，修辞术正是这些指导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它帮助人们更好地开发语言的力量，通过对语言的妥当运用，人们几乎能“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1]。于是社会上产生了对修辞术的崇拜和迷信，但由于修辞术的关注点在语言，而非语言背后的真理，于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学力量开始以真理为名批判修辞术，修辞术虽然还未遇到真正的危机，但已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柏拉图是对修辞术攻击最为猛烈的哲学家之一，在《斐德诺篇》中，他充分表达了对修辞术的不满，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修辞术的弊端，同时他也提出了对修辞术的建议以及真正能说服人的方法。

一、传达真理

柏拉图列出修辞术的第一个弊端是它从不关心所谈问题的本质，而只关心能否说服他人。由于其目的在于说服，而说服他人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投其所好，因此修辞术的第一要务是掌握公众意见，而非真理本身。人们只要知道群众是怎样看待真、善、美即可，不需要知道真、善、美本身，衡量说服效果的是群众意见。针对以上弊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自己的观念：“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必须知道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得不到什么结果。”[2]（P106）

如果文章作者对所说的对象不界定清楚，那么他写出的文章只能似是而非，如果文章作者对某问题的讨论在出发点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那结果肯定是暧昧含混，甚至会自相矛盾。以开篇的三篇文章为例，第一篇是莱什阿斯的，后两篇是苏格拉底的，三篇文章都在谈论爱情，主题是一个少年人应该接受对自己有爱的人还是没有爱的人。莱什阿斯的文章没有说明爱情的定义，而是直接谈有爱的短处和没有爱的长处，对于一个只关注表面现象的读者来说是有说服力的，但对那些擅长分析和反思的读者来说，他们会发现这篇文章是无本之木，是隔靴搔痒之作，因为所有的看法都没有赖以成立的基础。

苏格拉底的文章恰恰相反，他第一篇文章的目的是证明没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然后抛出对爱情的定义：爱情是一种渴望获得肉体的欲念。[2]（P106-107）这样就使讨论的基础很坚实：有爱情的人就是被欲念奴役的人，他们对爱人的一切期望和行为都围绕着自身欲望的满足，因此爱人在这种关系中被放在满足欲望的工具的位置上，不会获得，只会失去。而没有爱情的人不会被欲念控制，自然也就没有以上弊端，不会对爱人造成伤害。由于苏格拉底事先明确了对象，因此整个论述主题清晰、文气畅通，得出的结论让人难以辩驳。在第二篇文章中，苏格拉底先亮明自己的论述目的：证明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接着他抛出了另一种对爱情的定义：爱情是灵魂渴望真理和美的迷狂。[2]（P125）这种爱情建立在灵魂需求的基础上，灵魂需要的是真理和美的滋养，有爱的人从爱人身上看到了来自上界的美，对方的灵魂越接近真理，这种美的力量就越大，因此有爱情的人是希望情人接近真理的。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爱情，不会对相爱双方造成伤害，反而会促进彼此的灵魂净化，这就证明有爱的人对爱人是有益的。

莱什阿斯和苏格拉底的文章通过对比高下立判，斐德诺对苏格拉底的爱情观心悦诚服，并且看出了莱什阿斯文章的致命缺陷是论述对象不明确，柏拉图通过斐德诺对莱什阿斯文章态度的转变证明：说服他人的第一步是明确对象并掌握对象的本质。要明确对象不难，但要掌握每种论说对象的本质却难上加难，而这正是哲学家所追求的目标。

二、雄辩术

柏拉图列出的修辞术的第二个弊端是谋篇布局没有逻辑，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2]（P150）在这一标准下，莱什阿斯的文章又成为反面例证，苏格拉底将之比作佛律癸亚人密达斯的墓志铭，讥笑他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每一句话都可以随便互换次序而不影响理解，而在一篇逻辑严密的文章中每一句话都不能随意改动。

具体来说，文章首先应该有一个中心论点，它如同文章的灵魂，所有的文字都要紧紧围绕着它，若论证与论点脱离，材料不能支撑论点，那这篇文章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正如苏格拉底对斐德诺所说：“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体，把和题目有关的纷纭散乱的事项统摄在一个普通概念下面，得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使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可以一目了然。”[2]（P152）

在紧扣论点的基础上，“第二个法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析成各个部分。”[2]（P153）把要讨论的问题分为正反两部分，先顺着正的部分去分析，直到不能再继续下去为止，再顺着反的部分去分析，同样到不能继续下去为止。另外，论证过程必须符合逻辑，不能旁逸斜出、散漫无际，这是一种分析与综合的能力，是能看出事物当中“一”与“多”的能力，苏格拉底称之为“辩证术”。苏格拉底的两篇文章就是遵循了这种写法，确定了讨论的对象“爱情”之后，先从“爱情是肉体欲望”这个方面去分析爱情能带来好处还是坏处，再从“爱情是灵魂对美的渴望”这个方面去分析爱情能将人引向何处，是好还是坏。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分析，苏格拉底对爱情这个问题实现了严密详尽的论证，证明了建立在辩证术基础上的文章才能真正达到说服人的效果。

与辩证术相反，修辞术虽然看起来无懈可击，一篇文章分为序言、陈述、证据、证明、近理、引证、佐证、结论等部分，但是这种结构上的整饬因内在的逻辑不清而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修辞术注重文辞，经常在修辞格和文章长短比例上大做文章，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没有触及到说服艺术的内核。他对厄文努斯、提西阿斯、高吉阿斯、普若第库斯、希庇阿斯、泡路斯、特勒什马克这些当时颇受追捧的修辞术专家逐一讽刺，挑出他们的代表作或主要观点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都不值一提。如同治病一样，他们只是对医病的方法略知一二，但对医理和病理却一窍不通。

三、心灵之书

柏拉图列出修辞术的第三个弊端是忽视或隐藏说服的对象――心灵，因为文章的对象是听者的心灵，作者若想实现说服人的目的，还必须了解人的心灵，“医学所穷究的是肉体，修辞术所穷究的是心灵，……在医学方面处方下药，来使肉体康强，在修辞术方面命意遣词，来使心灵得到所希冀的信念和美德。”[2]（P160）

首先，要知道心灵的本质是什么，这一点苏格拉底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灵魂来自本体世界，是不朽和自动的，它随着神的队列飞行在上界。它由三个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构成：驯服的马、顽劣的马、御车人。驯服的马听从御车人的指挥，顽劣的马总会受到外界引诱而拉着御车人偏离方向，这是使灵魂堕落的原因，御车人要协调两匹马的力量。灵魂回归上界靠的是羽翼，而真理可以滋养羽翼，令灵魂飞升，净化堕落的灵魂。

其次，要分清心灵的种类和特性。因为灵魂在堕落之前是跟随神在天上巡游的，宙斯是总领队，他下面分为十一个队列，分别由十一位神带领，从属于哪一位神的队列就会习得和该神相似的本性，例如跟随战神的灵魂就比较易怒，跟随赫拉的就和赫拉相似，找爱人也会偏向找有帝王相的。一篇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一部分人的灵魂，而对另一部分人的灵魂无能为力，原因就在于此。

再次，应当将文章的种类和心灵的种类各自分列出来，找出哪类文章和哪类心灵有着共同特性，使之两两相配，文章只要找到了相应的心灵，自然能达到说服的效果。在柏拉图看来，“那班近代‘修辞术’的著作者都是狡猾的骗子，尽管他们对于心灵懂得很清楚，却把它隐藏起来。”[2]（P162）

可以看出，对柏拉图来说，写作的实质是作者心灵的呈现，阅读的实质是读者对作者心灵的应和，是两个灵魂的交感。那什么方式能促进这种沟通呢？柏拉图认为是口说文章，口说的方式能让作者直接呈现自己的心灵，能让作者与读者达到真正的沟通，不会造成误解。而使用文字的写作则正好相反，脱离作者仅仅去阅读他写出的文字，会产生诸多误解，甚至会歪曲作者的心灵，只有面对面地直接沟通，才能廓清误解，达到心灵相通。并且文字的坏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放大，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一传十，十传百，不可能永远都由作者亲自解释，人们对它的误读永远存在。因此，柏拉图崇尚那种写在读者心灵上的文章，而不是写在纸上的文章。

综上所述，柏拉图并非否认文章应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而是不赞同使用当时流行的修辞术来达到这一目的，在他看来高吉阿斯这样的修辞术鼓吹者说服人的出发点是混淆真理，而非廓清真理，单从这一点来讲就不能大力推广。他从阐明真理的立场出发，提出了理想的说服艺术，涵盖了对象、作者、文本、读者四个写作行为中的基本面，在创作论、文本论、作家与读者相互沟通的问题上提出了成体系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既是关于修辞学的，又是传达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经典作品。

另外，文章的人物安排和结构设置很巧妙地跟说服这个主题紧密衔接：斐德诺是有待说服的对象，莱什阿斯和苏格拉底是准备说服这一对象的演说者，他们分别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去说服斐德诺，最后苏格拉底完胜，说明苏格拉底的修辞术更胜一筹。就修辞术本身来说，柏拉图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令其走向纵深。随着雅典民主制的衰落，修辞术也日渐式微，“如果民主消失，如果代替它的是一个不再需要公众讨论的强权政府，雄辩又有何用呢？”[3]人们对修辞术的讨论再难以达到柏拉图时代的热情，修辞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蜕化为一门辞格的艺术，直到20世纪才重新成为热点。

（本论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自由探索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解构内涵”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颜一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8页。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3]王国卿译，托多罗夫：《象征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周小莉 兰州大学文学院 73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