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频道之“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零频道之“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零频道”，国内唯一一家活着的、只做纪录片的民营公司，在它的第十个年头，宣告“寿终正寝”。

3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下午，北京马甸桥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一场特殊的纪录片沙龙悄然举办。在零频道举办了近千场观影活动后'这次沙龙则是零频道的告别篇。 郑琼（左）在看到《永远》的第四年，终于邀请到导演海蒂・霍尼曼来iDOCS。

纪录片粉丝、纪录片工作者、媒体人、大学教授等各路身份的人们，在被红丝绒窗帘遮蔽而成的红色暗室内，安静地观看两部零频道生命中的经典纪录片，台湾导演汤湘竹的《山有多高》和荷兰导演海蒂・霍尼曼的《永远》。

对于零频道的掌门人郑琼而言《山有多高》第一次让她惊讶纪录片原来可以这样拍，将她带入优秀的纪录片的殿堂，也奠定了零频道疯狂引进海外纪录片的基石;《永远》则让她第一次觉得“朝闻道夕死可矣”，进而成为零频道所策划的第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的开幕影片。

如今，这两部曾经见证了零频道的转型和开拓的片子，却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缅怀和告别。

小半天时间的观影结束后，个子小小的郑琼现身。一些零频道的老熟人，拉住她问零频道到底怎么了;一些第一次赶来参加零频道观影沙龙的年轻人，跟她表达，担心未来再也没途径看到这么优秀的纪录片。

郑琼不愿意让这个告别会变得压抑和沉重。她露出惯有的笑意，甚至用轻松的口吻跟人们交流零频道面临的种种纷扰：持续一年多的劳务官司、工商注册问题以及名字上的被拷贝。

一位参加沙龙的纪录片工作者深以为然，补充谈起国内纪录片市场的狭窄和体制外工作者生存的艰辛。

郑琼比谁都知道，零频道走过十年历程的不易，她说：“人们说这‘追悼会’是黑色幽默，其实是白色恐怖。”

她把这种“恐怖”写进了《告别“零频道”》中：“透过零频道简短的生平和病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被当成第104个小妾所生的第1001个私生子身份的民营公司经历着怎样恶劣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美的安慰

“美如何让我们永得安慰。”这是导演海蒂-霍尼曼对《永远》的阐述，郑琼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其实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郑琼的心声：纪录片之美如何让她获得安慰。这大概是她能将零频道一做十年的原因，纪录片于她，是一个管道，“我和纪录片被拣选，透过这些管道被传播的是爱，然后是被大家所看见的由爱而生的光和温暖。”

郑琼，这个从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走出来的女人，为了寻找一个理想的工作环境，2000年底一手创办了零频道广告有限公司，做了一阵谈话节目后，一个台湾导演将她带入纪录片的领域，让她成为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全记录》的片源提供者与广告商。

后来台湾导演跑了，因为根本赚不了几个钱，郑琼倒是一脚坠入纪录片的世界拔不出来。

事实上，《东方全记录》时期的郑琼对纪录片并不投入，那个栏目她基本上都不看，“第一它不吸引你进去，第二因为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绝望，这种绝望是一种对封闭系统自圆白话的绝望。”

让她对纪录片的态度发生转变的，就是她在2005年看的《山有多高》。她至今记得那种看纪录片看到泪流满面的滋味：“我第一次感觉到工作除了能让我养活自己，给我一个生存的尊严外，还可以经常被感动，心灵可以得到清洗，很愉快。”

此后又邂逅《永远》，登机回国前，她毫不顾忌地跟同事说：“特别棒，这辈子看了这部片子，一会儿我上飞机，飞机掉下来都值。”

让她接触到这些片子的海外纪录片节的看片室，被她称为“文化资源丰盈的空间”，她在那里独自享受文明世界的精神财富，觉得幸福又有点不甘，因为这些片子在国内几乎看不到。

“我觉得好片子看完以后就像把手张开在阳光下奔跑，在精神上有一个极大的满足，跟人分享会让这种满足感和愉悦感放大。”于是，她做起了引进这些隽永纪录片样片的工作。

国内没有艺术院线，电视台也鲜少播出这些纯粹的艺术纪录片，没有公共通道，郑琼和她的零频道从免费展映开始做起。

从2005年开始，她们拿着这些好片子到处给人做免费展映，大学，俱乐部，还有一些媒体单位，有时候还自带翻译，后来人手不够，就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每次都有20多人左右。5年下来，这个活动做了有近千场。

光传播好片子还不够。零频道从2006年做起了纪录片专业制作人制片人工作坊，请来好片子背后的国际制作人或者在国际上获得认可的中国制作人，来分享好片子背后的东西。基本上每年3-4期，尽量低成本运作。

郑琼的雄心不止于此。2009年底，她率领五六个人的零频道团队，在北京电影学院成功举力、了第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将那些与权力物欲无关、与生命和爱有关的纪录片从小圈子推广到大众，连续一周的全天候观影以及大师班纪录片工作坊，让上千观众知道，纪录片原来可以如此好看。

2010年底，这个团队又举办了第二届DOGS国际纪录片节，捧出了又一道精美的纪录片大餐，就连审批IDOCS的广电总局官员都专门给她们发短信赞叹：IDOCS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就在零频道越来越向非盈利机构靠近，以及这个传播“爱与美”的纪录片管道益发风风火火、影响力与日俱增时，突然在2011年的春天以一封《告别“零频道”》的声明，与外界挥手说再见，不得不让人惊讶：零频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被堵的通道

在郑琼看来，零频道支撑了十年，这已经是个奇迹。她把零频道所作的工作形容为―几乎就是在一个嘈杂的类似王府井步行街人挤人的环境下逆流而上。这个看上去运转良好的零频道，其实背负着各种积重难返。

其中一条，似乎是郑琼和她的团队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无法改变的现实――优秀纪录片在国内发行渠道的狭窄。

发行渠道，作为零频道这样一家纪录片发行公司，几乎是它依靠自身力量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对零频道而言这个源泉几乎是堵塞的。

纪录片通道之窄有目共睹。国内鲜有艺术院线专门放映纪录片，再加上电视台制播一体的体制，尽管全国纪录片栏目约有60多个，但真正有购买能力的不超过20个。

她们曾经试图打通这个通道。比如带着好片子到电视台做免费放映几百场，但那些片子被卖出去的寥寥无几;或者’她们带着纪录片策划案到电视台，策划案被留下来，然后她们发现电视台绕过了她们，直接跟海外接洽购片，因为零频道买的毕竟不是独家版权;即便片子成功销售给了电视台，跟海外纪录片市场相比的低廉价格，对纪录片工作者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大环境里，权力当道，所有不拥有权力的独立的个人或者组织几乎没有空间，生存缝隙窄小，和出版领域不一样，出版业还可以寻租，影像领域几乎不存在任何寻租的空间，当然，讴歌和捧权力臭脚的内容除外，那些内容是不计成本的。”

几年的尝试让郑琼几乎对大环境失望。她索性更坚持自己、更随性，从2009年开始，她干脆就只去推广自己喜欢的片子，不再对国内电视台的口味做任何迎合。这让零频道的纪录片发行的工作益发萎缩。

今年新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的CCTV-9纪录片频道难道不会拓宽纪录片的公共渠遭么？

郑琼不以为然。在她看来，那些真正的纪录片在国内是没有播放出口的。“一个朋友在网上留言，说九频道的节目就是宫廷八卦。它不是纯粹的纪录片频道，它只是披着纪录片频道的外衣而已。”

纪录片频道的人曾经给她打过电话，跟她聊买片子的事情，“我在这个行业做了这么久，我很清楚他买不了我的东西，他要做的是宏大叙事的、大话语权的东西。”

郑琼用“封闭”两个字来总结零频道在发行上的某种失败：“心态的封闭，通道的封闭。这么多优秀纪录片，它的内容其实是符合人类未来美好的方向的，传递一种极其正向的东西，而且它既不也不，超越侄何意识形态，彰显人性美好和光明的部分，但是传播非常困难，没有公共渠道，也许渠道都被垃圾作品占领了。”郑琼的激愤里有偏激，也有无奈。

乏力的输血

封闭的通道直接导致了零频道在经济上的“贫血”。

事实上，零频道近几年的过活，依赖于郑琼一个朋友出于道义的一年十来万的捐赠，以及她拿出自己房子作为办公室从而省去了房租的消费。

靠纪录片无法赚钱。郑琼提到海外纪录片工作者的生存环境：“美国纪录片可以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加拿大有的纪录片尚未开拍，就已拿到两成到五成的退税。纪录片行业的中西差距就像小地摊与摩天大厦。”

在台湾，纪录片导演可以先做调研，再递交企划案，向公共电视台、政府’社会或其他个人基金会申请资金。

这些各种来自政府和社会机构的输血环境都让郑琼眼红，她也试着给零频道的项目在国内找到输血机构，可找来找去的结果，只能让她心凉。

2009年底第一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的筹备一波三折，其中资金的落实足够这个团队伤透脑筋。

为了保证论坛的合法身份，在内行人的指点下，他们给论坛戴上了一个“环保”的绿帽子，同时也向阿拉善SEE基金会申请项目资金。

负责IDOCS项目的邹娟在三个月内准备了很多的paper和presentation，尽管她努力填写那些需要写入“数据化的影响力”，相做了精细的PPT进行现场宣讲，最终还是被阿拉善SEE基金会告知：无法合作，也无法资助。

因为，“有史以来，还没有人做过类似的活动，他们并不知道效果如何，毕竟展映环境类的纪录片无法像‘垃圾分类’这样的项目可以立竿见影。”邹娟说。

白白辛苦一场的邹娟，向基金会提出质疑：一个公益的基金会做项目，你难道是要回避风险的么？难道是要马上看到数字的么？如此恐惧一个新项目，你跟政府机关有什么区别？你到底是在做公益还是在取悦你的上级单位？

零频道还找到过某政府基金会，但“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总的意思是说他们缺项目，但我们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做，并把成绩扣到政府的头上。”邹娟说。

也找到过海淀文创基金，一式九份的文档交给基金会后，邹娟被告知，申请这项基金的前提是：公司的注册资金需超过100万元。而零频道只有50万元。

随着第一届IDO CS日期的临近，种种被拒后，资金缺口依旧巨大，邹娟崩溃过，甚至一度觉得干脆放弃算了。每到这时，让她鼓起劲来的往往是个人资助者：“深圳的一位朋友一听说我要放弃，马上打了1000元到我们账上，并告诉我‘你们先去买点酒喝吧，但是不能放弃’。”

最终的结果是，第一届的IDOCS，除了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部分资金支持，以及一些使馆机构的小额资助外，其他大部分的资金都来自个人的赞助。

历经了种种基金会的“磨难”后，郑琼总结，对零频道最友好的是IDFA，“跟他们沟通很直接，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指导意见，跟IDFA的谈话是往上走，而其他很多谈话是往下走，还不知道走到哪儿。”

被暗示的“罚金”

在第一届IDOCS的赞助者徐小平眼里，郑琼近乎一个理想主义者“欣赏她做事的热情”是徐小平赞助IDOCS的重要原因。

郑琼觉得理想主义者的帽子太大，如果非得扣，她愿意接受的称呼是，从现实出发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零频道不以盈利为目的，郑琼两年前就在说：“我的最终目标就是把公司做死，在公司死之前任何一天都是赚的。”

她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样做，但她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老板。她觉得老板这个背心自己―直没有贴肉穿。她有兴趣按照她的理念，把国外的优秀纪录片引入国内，传播给国人看，让纪录片成为传递爱的管道，但她自称实在没兴趣做公司，在企业经营方面不具兴趣。

但她又不得不去面对作为一个小民营企业者所遇到的问题：“小环境里，因为整个社会没有向上仰望的向度，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破坏，有权力的捞权力，没权力的捞资源，或捞一切看起来貌似资源的东西，很少有人参与建设。”

截至到今年的3月12日，“零频道广告公司”注册已十年，按照规定，企业法人需要到工商部门做企业年检，郑琼同时想把名字变更为“零频道纪录片文化公司”，这样也好“名至实归”。

邹娟跑去工商部门办理这些事宜，却发现了更大的麻烦。

零频道搬过一次家，也因为在“零频道广告公司”之前两个月，郑琼最先注册的是“零频道影视公司”（实际上已不存在），并且零频道网站上注明的成立时间是“零频道影视公司”时间，工商部门抓住这些“毛病”，直指零频道地址有问题、网站涉嫌欺诈，需要罚款几十万元。

一下子冒出来这么一大笔罚款，邹娟有点吃不消。然而让她更吃不消的事情是，工商所的人把她和同事拉进一个小办公室，暗示她们：“别担心，这个事情是有办法解决的，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说，有什么方式都可以直接讲。”

郑琼明白工商部门的意思，但她做不来，更没钱那么做。

零频道负责财务的姜莉如此评价郑琼：“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公司的老板不跟工商局、税务局打交道。”

就在“零频道”这个名字需要拿钱砸才能保住时，郑琼发现，北京已经有人在2008年用“零频道”的名字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国内其他省市也有了好几家“零频道”公司。

续签经营许可受阻，拷贝版却招摇过市，这让郑琼无奈：“有时候想起来做公司的过程，它最后是给你逼到一个角落，让你把所有的衣服，去看自己、看社会。我知道，在中国做独立的个人、独立的机构特别不容易。”

事已至此，“零频道”这个名字她无法再继续使用。

最后一根稻草

通道问题、资金问题、经营许可的问题，种种大事小事堆在一起，压得零频道喘不过气来。

零频道从来是坚强的，却也从来是脆弱的。恰此，一桩劳务官司成为压倒零频道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0年，零频道的离职员工刘小姐将零频道先后告上海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法院，以零频道未和其签订劳务合同为由，索赔加班费、双倍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

今年初，法院判刘小姐胜诉，要求零频道支付刘小姐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金1万7千元左右。

零频道的律师罗铭君，如此分析这场官司：“因为劳动纠纷状告小民营企业，几乎一告一个准。一方面从立法精神上来说，《新劳动法》更注重对员工弱势群体的保护;刘小姐的上诉无可厚非，零频道和她之间不过是理念上的差别。”

进入零频道这样一家公司，注定要付出清贫的代价。这家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小民营公司，和员工一直保持着“道友”般的松散劳务关系，没有劳动合同，曾经公司也打算给员工将保险都上了，希望大家将挂靠在别处或者个人自己上的保险转到公司，但大家都更愿意维持原来的保险，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其实很多新员工认为零频道的未来并不明朗并不稳定，所以没有选择将保险转到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就决定将每月每人的保险开支直接纳入工资，发给大家。而郑琼自己的薪水一直是每月3000元，没有任何保险。

她觉得只有在这样的关系下，想留下的人自然会留下，想离开的人可以随意离开。一纸劳动合同在她看来是束缚和不自在。

但一个现实就摆在眼前：不管郑琼和她的“道友们”怎么想，《劳动法》就在那里：作为一家在工商局注册了的公司，零频道就是应该跟员工签合同，负担员工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

官司输了以后，郑琼彻底下了决心：关掉零频道，结束这个赔钱的买卖，从此当个“守法良民”，不办企业了。

第1001个私生子

郑琼戏谑地把零频道说成“在中国这样一块土地上被当成第104个小妾所生的第1001个私生子身份的民营公司”。

说起她的零频道之死时，郑琼喜欢提及她的一个朋友罗红，一名从事电视节目承制的女民营企业家，在海外待了近十年，又回国创业十年，用郑琼的话说，罗红“已经启动了100个项目，亏损了101个”。她们两个人经常互诉衷肠，2006年、2007年时，电视台几乎清场了承制节目的文化公司，彼时罗红驾车找郑琼诉苦说，“怎么活啊，我们养一堆张钰得了。”

对郑琼而言，她的非盈利公司处境似乎比罗红更难――作为民营企业，每年按规定纳税，却从未获得国家的优惠政策。

国内有人专门做过《运用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的课题研究，研究指出，各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税收优惠内容丰富繁杂，其中一条是“直接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主要通过降低税率、提高起征点、实行税收减免、增加税前抵扣等实现”。

比如加拿大税法规定，对由加拿大人控制的资产少于1500万加元的企业第一个20万加元收入，联邦政府公司所得税税率由29.12%降为13.2%，省级政府公司所得税税率平均从14%降为8%;巴西从1997年起就建立了微小企业单一税制，将微小企业原来要缴纳五种联邦税费、两种地方税统一合并为一个税目，使税收负担平均减轻50%;1978年法国财政法规定，中小企业在创办当年及随后4年，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占其1/3的费用（1982年提高到50%），或者在创办当年及随后2年，对再用于经营的利润全部或部分免税。

按照郑琼的话说，她每年的税一分钱都没少交，近5年，所交的税款将近100万元人民币。

从专业从事纪录片等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海外这类的文化机构也有来自政府和社会方面的扶持：政府补贴方面，譬如BBC是公营的广播电视机构，不能引入广告和节目赞助费，所以电视执照费和政府补贴就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基金支持方面，如法国专门建立了管理风险基金的影视专项投资公司（SofiCa），仅2003年这个公司就吸引风险基金参与了61部影片的投入;销售网络方面，加拿大HOTDOC电影节作为北美最大纪录片节展，为纪录片的市场交易专门提供一个多伦多纪录片论坛，欧洲和北美各大电视台都会参加这个论坛。

这样的土壤只能让零频道艳羡。对零频道而言，在国内要生存，除了像个无人理睬的私生子般单打独斗，无它。

零频道不得不终止生命。郑琼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

在零频道的追悼会上，一位观众说：“零频道关门是件特好的事，如果总是零，那就没有1，没有2，从零开始，一点点做起来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