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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是国家大一统之下政治与经济都开始高度集权的历史阶段。其间,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矿产资源和盐业的国家经营,必然要使国家掌控矿盐支配的主动权,使这部分财政收入全面收归中央管辖与分配以保证财政权的全面控制,如此,经济自向中央的回归,使国家刑法的适用范围在西南更细化地体现出来。矿产资源的国家垄断,必然禁止个人私自采取。元代对此类物资的国家保护主要体现在金银铜铁的国家开采与盐业国家专卖上。元朝规定:凡产金之地有司或岁征金课,并派官吏监督采金人户。对出铜之地,则申前朝禁令禁止私人采铜,亦严禁私人炼铁,伪造铁引者,同伪造省部印信论罪 。伪造省部印信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同样,私自炼铁的行为是被严厉禁止的。正德十年,“奏准云南银场积年矿头作弊,搅乱矿场者,照打搅仓场事例,杖罪以下,于本场枷号一个月发落,徒罪以上与再犯杖罪以下,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永远充军,职官有犯,奏请处治” 则是对银业等矿场秩序的保护。“张聚奎,学瑞星,赵州庠生,素有勇力,负气节,万历十四年遣中官分行开矿,云南则遣杨荣,荣又遣其下张文华,至赵州开凤仪山石青硐,土民惶惶,聚奎奋不顾身,率州人直前,缚文华拳殴之,馀众惊溃,文华遁诉杨荣,荣上闻,遗缇骑械州官,聚土曰:打文华者独聚奎也。于是一并逮,及至京,人争快之,台恒屡疏论救,群阉必欲置之死狱,系三年会赦乃出,出三日,又狱,已复赦,始得归,州人至今感之” 此案例就充分说明对扰乱矿场秩序所遭受的严重惩罚。在盐业上,国家“令四川、云南盐井,遇有商人支盐,过期不与支者,提该管官吏人等问罪,若灶户勒肯该商,将余盐货卖事发,即同私盐尽数入官,犯人依律究治总催枷号一个月发落。”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国家已相继掌握了对矿产行业的垄断与专属权。在经济流通领域,国家也加强管控。元代云南行省地区是交钞、金银和海贝通用,元廷还多次颁令禁止外地海贝流入云南流通,有效地制止了伪币的泛滥。赛典赤的长子纳速剌丁接任云南行省平章后,于至元二十三年奏请元廷更张数事,其中有“禁负贩之徒,毋令从征”和“听民伐木贸易”,世祖“诏议行之” 。元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商业,因历史记载缺乏相关内容,虽详细情形目前尚知不多,但从零星记功仍可推知国家对商人的法律保护。如至元二十八年,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时湖广地区多盗,“剽取商旅”,哈剌哈孙发兵擒诛之,于是“水陆之途皆无梗” 。绎道方面,行省还在重要地区和险要去处派驻军队或土吏以为保护,如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平章政事赛典赤在驿道经过之处相地置镇,每镇设土酋吏、百夫长各1名负责维持治安,往来者或值劫掠,“则罪及之”。
明代,除了以上关于国家对矿场行业所作的刑法规范外,其经济领域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汉夷之间的买卖与违禁物品的私自交易方面。《明会典》“把持行市”条规定,凡是夷人到京朝贡,允许相互之间开市五日,“各铺行人等将不系应禁之物入馆”,应进行公平交易。如果赊买或故意拖延骗勒夷人久侯,使之不能起程者,“问罪,仍于馆门首枷呈号一个月”。若不依期日,及诱到夷人潜入人家私自交易者,“私货各入官,铺行人等照前枷号,通行守边官员,不许将曾经违犯夷人起送赴京。” 这是对进京进贡的少数民族所作的保护性规定,当然也适用于在京朝贡的西南少数民族。而具体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有“川、广、云、贵、陕西等处,但有汉人交结夷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及潜住苗寨教诱为乱,贻害地方者,除真犯死罪外,俱问发边卫永远充军。”国家通过对西南地区的汉人在买卖行为的规范,一方面保护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因汉夷之间的经济行为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混乱问题。明代,茶叶对于西番是一种重要的生活用品,国家为了牵制西番的政治归属,常以茶叶为这种政治交易的手段,因此,“与贩私茶,潜与番夷交易,及在腹里卖与进贡回还夷人,并知情歇家,牙保俱烟阐俱烟瘴。”明代后期,海备松弛,海盗猖獗,致使沿边地区私自交易军备及其他违禁物资的现象盛行。《明会典》“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条规定:“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官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私自贩卖硫黄五千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外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若合成火药,卖与盐徒者,亦问发边卫充军。两邻知而不举,各治以罪”;“凡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进贡夷人图利者,比依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斩、为从者,问发边卫充军”;“私卖硝黄与外夷,及边海贼寇为从者”条规定:“各边夜不收,出境探听贼情,若与夷人私擅交易货物者,除真犯死罪外,其余问调广西烟瘴地面卫所,食粮差操。” 硫磺、硝黄与军器都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储备,而西南地处与外国相邻的边陲,最容易发生私自交易的犯罪行为,国家处于对国家力量的维系,也势必关涉到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此违法经济行为的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