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天记录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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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年刊、二十春秋、几度波折、多少凄凉。它很年轻，但代表权威，虽为纸质，可内含知良；它仍幼嫩，却饱尝辛酸，虽述往事，然心思后来。短短二十几年，在没有国家经费支持的困境下，它顽强生长，秉承“为了中国音乐事业的明天而记录今天”的办刊理念，遂成为一本音乐研究者、学习者、爱好者都不可回避的史典、工具书、资料库、思想源，它的名字叫作《中国音乐年鉴》（以下简称“年鉴”）。

2010年4月10日，一个温馨得让人流泪的日子，《年鉴》的诞生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为庆祝20、21卷出版召开了一个情意融融的座谈会。受邀参会人员有音乐界学者、专家及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读研究生。他们与《年鉴》的情缘各不相同，有的曾是主编，有的曾是作者，有的是热心的读者，但，欢聚一堂的目的是唯一的――给《年鉴》过个生日，为今后提个建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田青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伊始，曾任《年鉴》主编多年，见证《年鉴》艰难成长历程的田青对与会人员表示了欢迎和感激。他说，二十几年来，《年鉴》和我们的同仁一样，和我们的国家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是不管怎么样，走到今天，我们回眸以往，真是像看到一个年轻的孩子，多少年不见，一见面忽然看到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高兴，很多一贯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来，更高兴见到曾经为《年鉴》作出贡献的历任主编、副主编。今天应该说是一个欢庆聚会，是我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为共同走过的这二十几年在一起欢聚。

现任主编李玫研究员用独有的方式介绍历任主编，并对《年鉴》的艰难历程作了简要回顾。她形象地把《年鉴》形容成一艘无动力帆船，在一片颠簸跌宕之中坚持到今天。她回溯了这艘孤独小舟的坎坷旅程，动情地对历任“掌舵人”（主编）的办刊精神、历史贡献作了回顾和总结。他们有黄翔鹏、田青、乔建中、韩钟恩、萧梅、李岩，并对在《年鉴》最无助的时候给予鼎力相扶的天津音乐学院及其前院长姚盛昌表达了感激之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王能宪代表院领导致辞并热情地参与座谈。他说，祝贺《中国音乐年鉴》20、21卷的出版，20年走过来，确实很不容易。20岁是进行冠礼、成人礼的时候，我相信今后它的步子会更加坚实、更加稳健，会走得更好、更顺利。我还要代表院里、代表班子，对我们音乐研究所各位所长、各位主编、各位为《年鉴》作出辛勤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同时，我们也深切地缅怀老一辈学者的开创之功和学术风范，我们不会忘了他们，就像《年鉴》的创始人黄翔鹏先生，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座谈会也是对已故的老一代学者进行缅怀和纪念。

在欢庆、温暖的氛围氤氲下，与会人员饶有兴味地回忆《年鉴》的往日故事，在严肃、认真之态度引领下，毫无保留地对《年鉴》的今后提出建议和构想。

乔建中说道，创办《年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年鉴热”的时代。而今，中国究竟还有多少种年鉴？我想不会超过一百种！所以，《年鉴》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是有一种精神支撑，这种精神也是音乐研究所的精神！也就是黄翔鹏先生当年办“三刊”（《中国音乐年鉴》、《中国音乐学》、《音乐学术信息》）的时候所说的“音乐研究所在北京，但它的整个队伍在全国?选”此外，乔建中认为往期年鉴中的特色专栏，如记录各省各地音乐面貌的“地方卷”，也不妨考虑恢复。

姚盛昌认为，《年鉴》蕴含贯穿着三种极为可贵的精神：“文化自觉”、“历史意识”和“探索精神”。并对《年鉴》编撰人身上所凸显出的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表示敬意。

现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韩钟恩表示，虽已离开《年鉴》，但对它情意依旧。曾为《年鉴》作者的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居其宏深情地表达了他的敬意，他说：“那几年的年鉴虽然‘装潢’比较简陋，但是灵魂非常坚强！耐看！有史料价值！有精神价值！所以我对历届主编、编辑、作者充满敬意，我认为《年鉴》是当代中国音乐研究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库和思想源。”原副主编、现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张振涛及编辑部元老孙建英女士对《年鉴》的未来表示关切并对现编撰班子寄予厚望。

新的时代，《年鉴》无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的挑战。与会人员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未来，并就当下《年鉴》所存在的问题展开热烈地探讨和对话。

王能宪首先谈到了网络时代纸质媒体遭遇到的挑战，认为网络信息更新淘汰很快，仍需纸质媒体将信息沉淀，对《年鉴》的存在作出肯定，并建议编撰人员要拓宽思路。针对网络信息“良莠互见、繁杂之极”之弊病，田青认为，身为“史工”，有一个原则，就是应该沉淀、应该挑选，通过道德判断、价值判断、学术判断，把精华装在纸介媒体之上。韩钟恩说，真正的“年鉴”应记录下当今中国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正是当年我提出“年鉴学派”的用意所在。如何才能将“网络时代”中繁杂、甚至是虚假的信息沉淀、甄别，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光；是重复信息还是提炼信息，这个话题还可以继续探讨。萧梅认为，网络时代，《年鉴》的存在仍旧非常必要。网络中的很多信息势必要经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除了“史工”的说法以外，“史鉴”的概念也很重要，如何要做到真正的“鉴”，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针对编创人员当年所提出的“为明天记录今天”、“史工”、“年鉴学派”编撰精神，座谈会通过意见交流实现了深层解读。田青表示提出“为明天记录今天”口号实为珍惜过去、珍惜以往，把历史记录下来，给后代留份厚礼，《年鉴》编撰工作一直是在一种“文化自觉”下展开工作的。针对“史工”精神，韩钟恩说，在年鉴体例的写作，或多或少地担任着一种“记史”的责任，这里面包括“文化自觉”。《年鉴》目前的编撰应该更多观照整个音乐学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要建立一种“学科自觉”。姚盛昌认为“年鉴学派”的做法具体实现很困难，但读《年鉴》能够感觉到该学派的理念。音乐研究所秦序研究员对“年鉴学派”的提法表示赞同，认为任何一个学科、科学的发展必然有它特定的对象、特定的方法，构成一定的范式，进而形成学派。没有范式和学派的成立，反而证明这个学科还不成熟，还不够辉煌。《年鉴》实际上可以上升为一门新的学科，它是一种当代史的研究，是“鉴”与“学”的一种结合。居其宏则对此种提法持保守态度，认为要形成学派的话，不但要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而且还要有历史的正确判断，这就要求一群有思想的作者形成一个编撰梯队，这点目前尚难实现。

部分与会人员更为关注当前《年鉴》需要改进的微观问题。音乐研究所项阳研究员认为《年鉴》的作者队伍需要改进，选择作者的时候应有更多的考量。崔宪研究员认为，当务之急应该为《年鉴》制定撰写体例、明确学术规格，如此便能更好地符合“史工”精神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作者的考量问题。《黄钟》主编田可文指出《年鉴》资料收集不全，对新兴研究领域关注不够等存在的问题。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姚艺君从教学角度出发，也建议《年鉴》要多关注一些新出现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以便帮助教学。《音乐研究》副主编陈荃有建议《年鉴》应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同时要注重多媒体形式的反映，并且要多关心当下的音乐创作。此外，座谈会还就《年鉴》的作者队伍建设、出版时间滞后等问题进行了意见交流。

座谈尾声，田青所长和李玫主编表示《年鉴》编辑部会认真消化与会人员提出的建议和构想，并承诺将一如既往地怀抱激情和理想为《年鉴》开凿更为坦荡的通途，编织更为美好的未来。

孤舟飘零终有岸，昨日流莺得归巢。令人欣慰的是，《年鉴》伶仃二十冬，终于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中国艺术研究院决定将自第22卷起，给予《年鉴》以稳固的经费支持，这将为《年鉴》以后的发展扫平障碍，一去以往“无米之炊”的尴尬困境。廿载词赋穷边不老，万里冰霜众马奔还！二十年的水火历炼，二十年的夹缝求生铸就了《年鉴》人越挫越勇之坚韧品格，在砸碎了“经费”这块心头石之后，坚信《年鉴》人将会继续肩负“史工”之重责，继续为“明天”记录“今天”，继续为“明年”记录“今年”，“今年”、“明年”、“后年”……只要时间不止……

汪静渊 中国艺术研究院2009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