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世界性的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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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个没有问题，只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深一些，超越以前的只看GDP的方法论。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珠三角9座城市（深圳、东莞、惠州、广州、佛山、肇庆、珠海、中山、江门）和港澳2个特别行政区。按照有关工作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牵头研究编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在“两会”结束后不久即公开向社会征求建言献策。交通部新闻发言人3月23日也表示，粤港澳交通领域互联互通十分重要，交通运输部正在研究制定新的发展规划。

“粤港澳大湾区”也是近几年理论界和智库机构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其中，2016年6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正式提出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和莫道明教授共同执笔的政策报告，建议创设“环珠江口湾区”。

在郑永年教授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个世界级城市群的概念，而且是推动南部中国乃至整个中国更加开放的一个世界性平台。因此，他建议，看待“粤港澳大湾区”需要有世界眼光，在谋划“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的时候，不仅要着眼于经济发展，而且要着眼于中国在引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书写规则。

本刊记者近日专访了郑永年教授，请他就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自己的看法。 Q&A

N-南L窗

Z-郑永年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整合

N：今年，“粤港澳大湾区”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可以说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意志”。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现在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而外部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义？

Z：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首先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显然，珠三角的发展不仅是广东省的事情，是要带动南部中国的发展，对整个国家的统一市场建设和下一步可持续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如果说过去我们是“数量经济”的发展，那么现在就是要追求“质量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人均GDP8500美元左右，要继续提升，迈入高收入国家，以前的低附加值的发展方式肯定要改变，要探索“质量经济”怎么发展。包括自贸区试验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都是要探索这个问题。

第二是，我们要意识到国际的大环境，表面上看是出现了全球化的逆转。这主要是西方国家引起的，但背后表明的是新一轮国家对国际资本的竞争。美国以前是资本净流出的国家，现在特朗普搞的那些动作，也是营造国内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美国资本回去，也吸引国际资本过去。

中国现在看似不缺资本，但缺优质资本，即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资本。那么我们要考虑，未来几年，当美国营造一个更好的吸引外资环境的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国际竞争压力很大。我们怎么做？当面临着资本流出的压力的时候，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当然必要，但只是防卫性的。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对资本的管制越严，对优质资本的吸引越少。中国怎么样和美国、日本等等竞争国际优质资本，需要深入思考。中国正处于最需要全球化的时候，一方面吸引优质资本，另一方面我们的资本也要走出去。对付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只能是更开放。

大湾区首先就是针对港澳地区的开放。

N：第三个层面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特殊的地方吧，就是与港澳深化合作的问题。以前也出台了不少贸易安排等等，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与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合作上如何“创新”？

Z：我认为，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个层面就是，不仅通过经济上的制度安排，而且通过社会层面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国家的整合。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思路，与港澳不仅是经济整合，而且考虑要不要建立共同的社会政策市场、共同的住房市场、共同的劳动力市场等等。所谓深度融合，就是要互动起来。仅仅是生意人之间的互动，没有社会层面的互动，那就还谈不上深度融合。过去融合的瓶颈在哪里？是仅仅限于或者主要限于经济和贸易层面，而社会层面的整合做得不够，行政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整合也不够；少数人的整合注意到了，大部分人的整合我们没有做好。大部分人的整合，就要考虑社会性的福利、就业、住房等等的利益问题。

所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从上述三个层面出发：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竞争国际优质资本、国家整合。从这三个层面来说的话，“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就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群的规划，也不仅仅是互联互通和经济整合，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这个没有问题，只是我们可以看得更深一些，超越以前的只看GDP的方法论。

N：超越经济范畴，进入到社会政策的“共同市场”，协调就很重要，所以可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为什么成为“国家项目”。

Z：区域整合，如果只是地方去做，那往往就变成只做经济项目，这也可以理解。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有总体的规划，顶层设计的方案和协调只能中央政府来做。我们也要思考，像欧盟国家都能做整合，为什么大湾区就做不了呢？欧盟以前是煤钢联合体，后来慢慢做劳务市场等等整合。欧盟规则很好，问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者，“粤港澳大湾区”不存在这个弱点，我们应该比欧盟做得更有效。

在发展中书写规则

N：如果从开放平台来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那么建立什么样的规则就很重要，如何构建比较有利？

Z：这也是我为什么主张不要仅仅从经济层面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原因。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很自然的东西，可以说是大湾区建设最起码要实现的目标，但大湾区的作用远大于这个。比如你发展什么样的产业，那就要回答要有什么样的规则。大湾区可以探索我们在未来国际贸易体系里面怎么书写规则。

中国下一步如何引领经济全球化，如何书写规则？比较好的办法还是从自己做起。当然不可能是关门起来书写规则。像AIIB（亚投行），AIIB当然是个机构，那么多国家认可，就是因为把国际金融公认的好的实践经验结合进来了，大家能够接受。大湾区建设也可以这样，比如汲取欧盟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最佳的实践都看一看，甚至也可以看看TPP是怎么做的。吸收好的做法，以我为主就行了。大湾区建设需要要有这样的开放格局。

这其实就是一个书写规则的过程。

N：不过，和西方国家不同，我们现在强调是发展导向，和纯粹的规则导向不一样。

Z：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考虑怎么建立规则的问题。的确，中国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主要还是要通过发展来书写规则。中国现在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哪怕我们书写了最好的规则，可能也很难发挥作用。发展导向不仅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福利，更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福利。我们很长时间内会是一边发展，一边书写规则，发展的过程也是书写规则的过程。美国早年也是这样，像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通过发展建立起规则。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美国的规则为什么有时候别人不得不接受？因为它国内市场大，你和我做生意，当然我来写规则，慢慢磨合和接受。中国的消费市场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消费市场来书写规则。大湾区作为世界性平台，能够书写规则，背后也是有庞大的消费市场。

N：如果从制定规则角度来说，实际上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场改革。“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改革方面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Z： “粤港澳大湾区”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有异质性，有不同的制度安排。一说制度，不需要“政治化”，政治性的内容，比如法治、商业这些也都是一套制度。上世纪80年代，改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开放，实现了异质性之间的整合。自然禀赋是一方面，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从国际层面来看，对优质资本的吸引也是对异质性因素的优化配置。大湾区建设，可以实现不同制度的优势的优化配置。异质性的东西不整合，就容易变成消极东西，而真正搞起来就是优势。自贸区可以和国际实现异质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大湾区可以从港澳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做制度配置。

早期的改革有很多异质性，向美国学习、向新加坡学习等等。现在有个瓶颈，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了，也不可能单纯的向哪个国家学习，就可以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所以，改革更多的可能是通过异质制度的碰撞产生新的制度，不是单纯的接受，也不是单纯的拒绝。现在很多改革，同质性远远多于异质性，同质性东西的碰撞很难产生理想的效果。而通过异质制度的碰撞产生新的制度，这不就是改革吗？我们现在一些所谓的经济开放行为，实际上是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同质性太强。

不要怕不一样的东西，因为大家不一样，找到合作的地方，新的东西就出来了。同质的东西只能是物理的整合，异质的东西才有化学反应。

N：在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湾区是否可以承担其某种使命？

Z：全球化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但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社会越来越分化，需要新的解Q方案。我们可以从大湾区做起，不仅仅是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建立有利于社会公平的模型，先从这个地方试验。如果做好了，有效地实现了内部的整合，其他地方也可以复制，不仅是周边，世界范围内也可复制。“一国两制”，准确地理解，其实也是要通过一国里面的不同制度的碰撞，把“一国”的东西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