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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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沦陷》，是以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首都沦陷、30万手无寸铁的同胞惨遭杀戮的真实事件为背景，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而展开故事的。在这个家庭里，哥哥史孝诞是个传教士，弟弟史孝堂是个军官，最后当了汉奸，弟媳则沦为日军的慰安妇……最后大家终于觉醒，要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只有“起来，与侵略者抗争!”观剧之后，兴许你觉得对一个家庭来说，那将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回忆!不，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回忆，它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所永远不能忘记的血腥的回忆!
剧作者姚远先生没有局限于“重现”苦难之大场面，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挣扎于苦难中的“人”上，写出了人性在灾难面前的毁灭与升华!面对“南京大屠杀”这样富有挑战性的重大历史题材，那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沦陷》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莫过于国军上校史孝堂了。他曾是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官，破城后面对日军缴械投降，幸免于难，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尔后躲进安全区，担任伪职当了汉奸，直到最后家破人亡。史孝堂的悲剧性并不止“苦难”二字，他比苦难更深刻的悲剧性，当是他人性在“分裂”中的毁灭。
其中最能体现“分裂”的悲剧性是：史孝堂到安全区为日军挑选“慰安妇”。他委婉地要求“从前担任此项职业”的女人主动出列，结果第一个站出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曾委身青楼的妻子卢瑞芬!史孝堂做汉奸本来就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任伪职后的第一件事，居然是要把自己的妻子推进火坑!史孝堂怎样想?当妻子被日军后，他痛骂妻子“不守妇道，败坏门风”。此时他又要亲手把妻子再送给日军蹂躏!左右为难之际，进退维谷之时，史孝堂的灵魂“分裂”了……
眼看自己的妻子就要向日本兵走去，单从表面看，史孝堂没有任何的激烈举动，但观史孝堂的表情，透过其内心世界，你会发现，羞辱与无奈，无措与彷徨，顿时涌上史孝堂的脸庞。一、二、三……随着日本兵的声声报数，面无表情的中国女人鱼贯而过，此时此刻，报数声无时不在史孝堂的心上敲打着，同时更拷问着每位观众的灵魂!
戏剧人物的概念化和符号化曾是我国主旋律作品的一大缺憾，然而，《沦陷》却率先有了新的突破!它没像“样板戏时代”的主旋律戏剧那样，把史孝堂这个反面人物写成彻头彻尾、丧心病狂的恶棍，而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选择最佳手段去写他灵魂的分裂与挣扎。史孝堂并非生下来就是汉奸，他也曾是个坚定的军人，只是当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之后，他的一切信念和人格才被摧毁了。笔者在想，也许这就是史孝堂沦为汉奸最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可是，史孝堂做了汉奸之后，作者并没有让其完全泯灭人性。这便是《沦陷》之高明所在。正因为史孝堂并非单纯的舞台符号，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他必须像平常“人”那样去舔尝自己的罪恶!唯有这样才能“分裂”出强烈的悲剧性!
但也不难看出，史孝堂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直到他担任伪职之前才揭示出来，似乎觉得有些突兀?若要仔细琢磨，这里正是戏剧情节急速发展的当口，观众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注意力便被新的故事给吸引走了。如果再有更多的笔墨铺垫，再给观众以足够的时间去仔细咀嚼，或许史孝堂甘做汉奸的心理动机就会更加明晰，兴许这场戏会更加出彩。
《沦陷》中另一个极具有悲剧性的人物，当属史孝堂的妻子卢瑞芬了。为挽救侄女的贞洁，她甘愿拿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换。然而，她这个舍己为人的举动不仅没有得到丈夫的痛心同情，反而被骂“不守妇道，辱没门风”，甚至史孝堂还粗暴而荒唐地把一切都归咎于卢瑞芬是个上：“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替你赎身!”卢瑞芬默默地承受了，但这种承受本身却极具浓重的悲剧性。当卢瑞芬为保全女儿及其他良家妇女，再次挺身而出甘愿去做“慰安妇”时，她那充满悲剧性的人物形象的确让人心碎!笔者想说，此处应再多费些笔墨，因为它是《沦陷》最最动人的片段之一!当舞台上所有人都默默伫立时，卢瑞芬向前静静地跨了一小步，肢体动作看似很平常，但人物内心的“动作”，却给人以核爆炸一般的汹涌激荡!对于卢瑞芬来说，这一小步既是对女儿和姐妹们的拯救，更是对史孝堂先前一切侮辱的有力报偿!而对于史孝堂来说，则不啻为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一直企盼戏剧舞台上的“出戏”，我们曾满怀焦虑或用撕心裂肺的呼号呐喊以及手舞足蹈的优美身段等盼望舞台尽力“造戏”，这一点，话剧《沦陷》做到了!
如果说史孝堂的悲剧性在于他在“分裂”中的“毁灭”，那么走向反面的是，卢瑞芬的悲剧性就在于人物性格和人物遭际的巨大落差，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好人从顺境走向逆境”以及鲁迅所言“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在这样极不相称的比照之下，一个博大、冷静、高尚的灵魂树起来了，一个充满爱的人物树起来了!
同样的灾难面前，史孝堂的灵魂泯灭了，而卢瑞芬的灵魂却升华了!还有另一个主要人物，那就是传教士玛利亚小姐，她的思想和行动却没有任何的动荡变化。作为国际安全区的主事，她本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保护战乱中的南京市民，同日军进行了周旋斗争……单看玛利亚的信仰和行为固然显得有些高尚，殊不知太缺乏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现实情况，她都严格按照“基督教的道理”行事，从未产生过丝毫的质疑动摇，甚至连一点儿的震颤犹豫都没有，这样是否缺乏人物的可信性?
《沦》剧还有这么一段情节：南京破城之后，玛利亚劝说一群散兵，让其缴械投降。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缴械之后，日军却残忍地屠杀了他们!虽说玛利亚的本意是想保全这些士兵的性命，然而，劝降却使她几乎成了刽子手的帮凶。试想，任何一个有健全理智的“人”，怎不对此感到困惑?怎会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呢?那样岂不是不折不扣地戕害生命吗?
尽管玛利亚这个人物有着明显的缺憾，但在史孝堂的哥哥史牧师(史孝诞)身上却得到了弥补。同为神职人员，同样有着坚定而虔诚的信仰，但在国破家亡的现实面前，史牧师不再寄希望于用宗教去感化侵略者，而是毅然走上了武力反抗之路。我们很难评判这究竟是“觉醒”还是“背叛”，但是，当一个曾经的牧师去引爆侵略者的弹药库，却又葬身火海的时候，我们着实从中读出了人性在现实重压之下的痛苦转折，同时也读出了那段悲痛历史对人们的戕害折磨。“觉醒”的史牧师在与侵略者的斗争中牺牲了，而“忠诚”的玛利亚则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或许说，这就是作者想通过这种有力的对比给观众以启示吧。
当我们看惯了以奢华的布景去“重现历史”之类的“大片”后，回头看看话剧《沦陷》，你就会发现后者才是极富震撼力的艺术。它不仅写出了那个痛苦而屈辱的悲剧年代，而且写出了在那艰难时事中的隳突沉浮，或毁灭、或升华的悲剧灵魂。作为普通观众，我为《沦陷》震撼心灵的戏剧性赞叹!作为基层的戏剧人，我为《沦陷》在历史题材戏剧创作中的新突破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