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化基地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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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泉港区政府发通告称，将加强污水处理厂周边村基础设施建设，并会将周边村给水、排污、道路、路灯等农村基础设施纳入全区明年新农村建设重点村。

一场冲突换来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件似乎在完满落幕。不过，安宁会否从此降临？

虽然经济危机到来，首季度泉港区GDP、各级财政总收入、工业用电量却分别同比增长14.8%、120.69%和25 67%，增幅居泉州市首位。这正是沿海不少类似的石化基地城市的发展样本。只是，这个样本的另一面是：环境污染问题如影随行。当地早有报道称，泉州湾海岸带污染造成的“黑水”已经成了泉州的心头之痛，不少“鱼米之乡”成“癌症村落”。 2008年6月19日，前来参加“第二届海峡两岸石化产业发展论坛”的台湾石化业界人士，参观占地24.5平方公里的泉港石

化工业区的规划模型。

更令政府头痛的是，当地村民也渐渐失去耐性，一步步走向暴力抗污之路，近年多次冲击当地的污染厂区，以打砸方式反映问题，发泄不满。

被化工企业日益紧密包围的渔港小镇早已失去往日的宁静，而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方案尚未出现。

被掩盖的事实？

此次冲突事件中，当地凑巧于同一时期出现了两处污染：福建湄洲湾氯碱公司（二化）的深海排水管道出现破裂，排出的污水渗入海中，影响近海渔业；峰尾城市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水造成恶臭。

对于前者，事实清楚，官民双方较容易达成共识，“二化”厂假以时日修好管道即可。但对于后者，官方的解释始终得不到企业和群众的认同，双方相持不下，最终酿成暴力冲突。

虽然官方调查结果还未出来，但在过去半个月内，泉州市和泉港区官方一直坚称，城市污水处理厂因为“污水处理系统在调试运行期间出现故障”，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出，因此会有恶臭。但村民和企业认为，如果仅仅是生活污水，就算完全不经处理，也不可能有如此恶臭。

位于峰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城污厂”），是这次矛盾的集中爆发点。臭气到底来自生活污水还是工业污水，本应是厂里最清楚。

城污厂一期工程采用BOT（民营资本承建以换取若干年限的使用权）的方式由福建盈源集团营建，2007年3月动工，当年12月建成。截污管网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但工程进度缓慢，直到2009年7月城市南部截污管网才建成。

“7月27日，管网工程全线贯通。城市污水厂也开始运营，市政方面通知厂方8月1号要进水，当时他们只说是处理生活污水。”福建盈源集团副总经理吴建忠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

吴建忠称：“此后，普安皮革区污水却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擅自把管网接通，造成了大量皮革污水涌入市政管道。我们才刚开始运营，城市污水处理要经过一个生化过程，也就是采用生化嫁接的方法，逐步把生活污水引进来，逐步驯化成适应本地污水的一种活性污泥。”但是皮革污水的到来，破坏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计划。“8月4日到6日，他们就把工业污水排进来。当时还是少量，只有两至三干吨。虽然已经经过普安自己的污水处理，但是排到我们厂区时已经发现有微臭。”

普安工业园区内的企业以皮革等石化下游产业为主，包括普安皮革工业集控区等次级区域。其中，皮革集控区是2004年由泉州市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共有11家外资企业在此设厂投资额逾10亿元。

调查中，记者得到一份2009年7月30日“二化”发给泉港区政府的函件。“二化”公司向泉港区政府告状，指责普安开发区借用其排海管道，并测验出普安开发区排放的粘稠污水严重超标，处理技术不规范，形成管内结垢，造成外观阶段性管阻。而且普安公司欠“二化”60万元的借管排污费，因此“二化”要求普安停止使用该公司管道。

从时间上看，恰好在“二化”停止出借管道后一周内，普安把污水排向了城污厂。

在未知会城污厂的情况下，普安怎么能向城污厂排污？城污厂认为这来自区政府的默许。事实上，8月中旬群众提出抗议后，区政府的公开解释正是如此：普安皮革工业集控区经过自建的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尾水并入截污管网，流入城市污水厂进行处理，而处理后的尾水是无言的。这似乎给了“普安”一把尚方宝剑，之后，普安的污水排放开始“肆无忌惮”。

8月18日，普安当日即排放9600吨污水。而普安皮革区自己的污水厂日处理能力只有5000吨，也就是说有4600吨未经皮革区污水厂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到城污厂。最终，这些污水冲击了城污厂的整个管网，造成管网全部瘫痪――现在这些水还在厂区内，这也是恶臭的根本原因。

吴建忠至今还十分气愤：“如果水合铬指标超高，那就是皮革水。因为整个管网只有两路污水进来，一是皮革工业区的废水，二是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不可能含有铬，不可能产生任伺恶臭。”

“政府对老百姓的说法是，生活污水处理厂调试阶段出现故障。我们请相关部门鉴定了，有一个数字能证明我们厂整个生化系统是完好的，我们进来的水COD（化学需氧量）是1310，出去的水是620，处理率是52%，行内都认可。”吴建忠对政府的说法至今耿耿于怀，他认为，“调试阶段出现故障”根本是混淆是非的说法。

吴建忠透露，在上月中旬，政府、“二化”、普安、盈源四方都参加的一次协调会上，他们提出峰尾城市污水处理厂不接纳工业污水，超标的工业废水进入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不负责排放，而政府官员在会上同意了由普安自己负责处理这些污水。

石化基地之殇

整个事件中，泉港区官方力挺普安开发区，始终避免将矛盾引向该工业区。然而，普安开发区曾多次被环保部门点名。2008年8月，环保部环监第15号文件要求泉港加强普安制革集控区整治力度，确保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和企业稳定达标排放。

与“二化”等强势公司相比，普安称得上是区政府听话的“亲儿子”。

在泉港区，比隶属福建省石化集团公司的“二化”大牌得多的石化企业就不少。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份，泉港石化工业区已入驻石化相关企业39家，总投资530亿元。此前，福建炼化一体化项目在泉港试投产。这个总投资56 2亿美元的炼油乙烯一体化项目，是中石化集团、福建省和美国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三国四方”合作的结晶，也是中国首个集化工、千万吨炼油和成品油营销一体化的合资项目。

该项目建成后，泉港区每年的GDP突破600亿元。不过，在泉港人均GDP位居泉州前列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居民人均收入却远落后晋江、惠安等隔壁县级城市――因为石化大国企的税收多半上交中央和省市等上级政府，虽然有份加入地方GDP的计算，却不会令地方分享太多利润。以至于地方财政甚至难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石化企业的污水排放管道早已建好，而城市污水管道直到今年7月底才修建成功。

更糟糕的是，大规模的石化产业也带来了高污染风险。

在这里，除了采油以外，石化产业的链条十分完整，甚至可以见到自厦门PX事件后已很少在大陆媒体报道中出现的PX项目。前述一体化项目中，就有建设40万吨/年聚丙烯、70万吨/年对二甲苯芳烃联合装置的目标――对二甲苯的英文简称即PX。这个数量比在厦门流产的PX项目仅少10万吨。

而今年5月份，由台湾石化同业公会牵头投资兴建的福建泉州市泉港区台湾石化专区筹建处揭牌，项目规划总投资60亿美元。泉港石化基地又将承担“承接台湾产业转移”的义务，多扮演一份对台角色。

台湾民众过去也曾抵制过这些产业，著名的鹿港小镇曾抵制过美国杜邦的巨额投资。而在宜兰，县长陈定南之所以被称为“陈青天”，主要功劳归结于其成功抵制了石化巨头台塑的“六轻”计划。当年，陈定南和王永庆曾在电视上展开大辩论，轰动全台。王永庆等石化巨贾最终在台湾获得成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几乎每个项目的投建都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财富，包括巨额拆迁赔偿、环境污染补贴等。

而在泉港区，福建炼化集团的新职工生活区并未建在这里，而是在附近的洛江区，职工的孩子也不就读泉港本地高中，而是前往泉州市区就读。长期以来，这里生活两种泉港人：福炼人和本地人。此外，重工业也很难带动当地民众就业，新的生活区不设立在本地，无法拉动第三产业发展。

于是，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当地政府决定养自己的“亲儿子”一一作为石化产业下游的普安开发区的企业，大部分属于民营企业，这才给泉港区带来实在的“收获”。泉港区在普安开发区设立管委会，还成立了泉港石化产业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一套班子，两块牌。今年上半年，该区域内的企业实现工业产值16.7489亿元，带来工商税收3051万元。

但过分保护这些“亲儿子”，必须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在此事件发生前，这里的民众曾有过数次暴力抗污的历史。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抗污发生在2007年4月20日，地点也是在“普安开发区”。当天，泉港区干名村民冲击当地包括港资化工厂、皮革厂在内的逾10间工厂，抗议工厂对当地村民的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大公报》报道称，群众6个小时之久，造成了该区12名职工和管理人员受伤，其中重伤住院两人；工厂财产直接损失初步统计达1亿多元。

大量化工企业除了给当地带来污染外，也带来严重的疾病。当地人介绍，福州市肿瘤医院等大医院都设置了专门为泉港癌症患者服务的专车。

这些不只是泉港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漳州古雷半岛、四川彭州等中国大陆“石化基地”所在城市，以及上万个正在开发中的城镇将会面对的问题。

有观察人士认为，此次事件表明，上级政府将石化基地下放到地方后，令地方政府承担了污染风险却获利不多；于是地方政府再主导兴办自己的石化下游产业，结果将又一重污染风险下压到基层（类似寓言一般，此次的两处污染恰是由“空降”的石化国企和本地政府招商来的石化下游企业分别造成）。最终，基层民众承担了所有污染风险，并失去了原有的赖以谋生的环境――而当地的基层领导也同时感受到来自污染和社会稳定两方面的压力。

峰尾镇党委书记邱彬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不方便讲话。你们可以问下群众，他们的感受比较客观。”

群众最直接的感受之一是，这次污染事件发生后，以前12元一斤的黄花鱼，现在10元3斤也没人买，牡蛎也是一样。最后，他们将这些鱼卖给外地来的鱼贩，鱼贩们将会把它们运往遥远的北方到北方，它们还是“海鲜”

（本刊实习记者肖遥、邱靖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刘祖国等村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