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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勇 我对宏大有一种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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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勇对于“路”有着特殊的情结。舒勇的家乡湖南溆浦县卢峰镇被大山包围着,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到这里,写下了《涉江》和《九歌》。那里人杰地灵,却因山地巍峨而闭塞,当时只有一条铁路沟通人们与外面的世界。舒勇的家就在铁路旁,每次火车经过,他都会望着它,渐远的汽笛声把舒勇的心也带到了远方。舒勇最喜欢沿着铁路边走,一走就是一、二十公里,一边看风景一边捡拾从火车上丢下的烟盒,“从上面能看到一些画和设计,比如牡丹花、黄果树等,我收集烟盒,就比其他小孩获得了更多外面的信息。”

舒勇的父亲爱好书法,妈妈喜欢绣花,在他们的熏陶下,他和哥哥常一起画画写字。舒勇的外公是道士,十五六岁时,舒勇便给道场画神像,自己的作品能够派上用场让他特e快乐。舒勇从小就想当个画家,从没犹豫过。18岁那年,家门口的那条铁路终于把他带出了大山。辗转十几个小时后,他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学生。

大学时代的舒勇叛逆前卫,他与一帮同学建立了一个“绿火艺术流”。他们夜里到漆黑的公园里或桥底下写生,因为“不愿意被眼睛看到的东西束缚住。借助看不见,让自己走得更远。”他们到学校旁的乱坟岗上挖出骨头,照着画画,“当时画头骨都是照着石膏像,觉得不好玩,想画真头骨。”美院的大部分学生都按部就班地学习,接业务挣钱,而用舒勇的话说,他们就像搅屎棍一样。“好多人见到我们都害怕,那会留长发,还瘦,几个人穿得又很古怪,我们会穿女装,大热天Y一个大棉袍不穿内衣,再挂一条彩色围巾,把牛仔裤剪出很多条挂上可乐罐,走起来叮铃响。我们还搞摇滚,在操场上办篝火晚会,把人家的窗户框都拆下来烧火……我画画的颜料是很厚的,一堆一堆堆上去的。非常富有激情。”现在回想,舒勇说,“有了那一段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才有了步入社会的前提。”

“以前我只想做个画画很好的人。但到了广州美院后,我就想当一个艺术家。”大一时,舒勇就开始了《大地环保》系列的创作,起因是他从山清水秀的湘西来到大城市后,出门就看见臭水沟,觉得太糟糕了。创作持续了七年之久,其间,他又创作了环保作品《两块变味的土地》、《地球在流血》等,《地球在流血》因用裸模身体现场作画的前卫行为而轰动一时。在这一系列创作中舒勇愈发觉得,艺术应该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不仅仅是件装饰品。“现在很多艺术家都在工作室里工作,而我的创作基本都是在社会上完成的。”

同时,广州给予了舒勇务实精神。初到美院时,见很多学生画一张效果图就能挣几千块钱,他们手拿大哥大,开着自己的车,舒勇受到很大冲击,“这让我意识到艺术可以这么商业,艺术可以这么得融入到现实生活里去,我对艺术产生了另外一个想象空间。”舒勇愿意借助商业的力量,让艺术走进社会。他曾在亚太经济时报购买广告版面用媒体直接创作《财源人物》观念作品,2000到2006年,他在珠三角著名企业家的办公室创作了行为摄影《办公室里的泡泡》。

舒勇对“泡泡”情有独钟,除了在数百个身价过亿的企业家办公室里吹泡泡,数年来舒勇曾聚集上万人在体育场上吹泡泡,创造了独特的泡泡绘画,还用泡泡来表达对身体的欲望。“小时候家里穷,没什么玩具,就用洗衣水吹泡泡,很快乐。”小时候的舒勇喜欢泡泡的五彩斑斓,长大了他则更爱泡泡的本质。泡泡的本质是什么呢?“开水没有泡泡喝不了,啤酒没有泡泡不好喝,血液循环由体内的泡泡推动,骨质疏松也是由泡泡开始……人在社会里只是一瞬间,但是非常美丽,历史就是由这一个个的瞬间组成的,就是一个泡泡破裂一个泡泡出现再破裂再出现,生生不息。”泡沫就像舒勇手里的一把钥匙,开启了他对世界的理解。2006年创作的《泡女郎》里,他把泡泡变成两枚硕大的,其神经的视觉冲击引起了非议,在展出第二天就被砸,还被泼粪,被搬走……舒勇解释自己的初衷:“作为生理器官多年来已演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器官。为什么丰胸这么热?其实也是男权社会塑造出来的,这里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很多丰胸广告就像泡泡一样被越吹越大,我觉得很好笑,怎么和泡泡这么像,就想用这样一个夸张到极致的作品去反讽。”

2004年后,舒勇的艺术转向了更多社会议题,他创作了很多公共行为艺术,特点是气势宏大。如万人行为艺术《汽车小康之梦》,与超女周笔畅及其上万名粉丝共同打造的《百问超女》,在上百个地方做过的“万人红装唱国歌”,以及近几年的《China功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型装置艺术、用陈光标身体创作的《雷锋陈》……这样的主题往往会令人们揣测他的意图,不择手段、肤浅、恶俗、功利、炒作成为艺术圈中对他最多的评价。面对这些声音,舒勇有他的解释,他想成为一名公共艺术家,“这种公共是能被大家感知到的,无论是争论、赞同,还是批判,首先要引起骚动。如果整个社会是一个身体,那我就要像点穴一样去和这个身体发生互动,不然就是无意义的。我觉得现在社会缺乏的不是个性而是共性。这种共性需要艺术家去探寻。”

舒勇承认他对宏大有一种迷恋。“在宏大的场景里,我可以不只处于一个个体层面。我觉得一个人只处于个体层面很可悲,集体无意识里的那种幸福感很棒。这跟摇滚乐有些类似,大家都在台下大声呼喊一些东西。”

《丝路金桥》又是一个宏大的作品。它长28米、高6米、宽4米,由2万多块嵌有“一带一路”范围内53个国家94个城市的国花或市花的“丝路金砖”和10万个嵌有150多个参展米兰世博会国家国花的“丝路金球”构成,历时4个月完成。这次,舒勇希望借由艺术创作再现中国走向世界的丝绸之路。

有人说,舒勇是一个永远进不了艺术史的人。“艺术史是传统的,我想我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现象。它不在艺术范围里生效,但是又不断挑战着大众对艺术的认知。如果把我这二十年的作品连起来看,就能发现中国发展的一个脉络。我相信我的作品虽然现在有争议,但是几十年之后大家再来看,会觉得它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舒勇如是回应。

Q&A

Q:你年轻时很反叛前卫,近年来的作品题材更主流,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

A:在反叛的年代我常出国,发现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都是大同小异的,尊重自己或不尊重自己都是因为自己的国家。国家强大了我们在国外才能受到尊重。我一直希望我的作品和国家命运相关、和国家一起成长。尽管有争议,但我关注的依然是大的格局,依然迷恋这种宏大的叙述方式。

Q:你年轻时有个性,而现在喜欢宏大的集体行为艺术,怎么看这种矛盾?

A:可能也因反叛比较多所以更倾向于这种宏大吧。因为发现反叛之后没有力量,是个人很单薄的行为,对社会于事无补,像一种很轻佻的行为,像小丑表演,所以还不如回归到这种宏大之中去。

Q:创作经费有国家支持吗?

A:没有,都是我自己去筹措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通过企业和社会力量来支持的,主要是想和国家保持独立的关系。

Q“万人红装唱国歌”做了多长时间?

A:2004年开始,做了七八年,在上百个地方做过。去泰国时,有很多老兵一起唱了很久的国歌,热泪盈眶。有时会在特定的场合,比如在美术馆里,把灯都关了唱国歌,有种很奇特的感觉。比如在废弃的工厂里废弃的机器上,一千多个人一起唱国歌,这些都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自己与祖国之间的关系。我获得了非常神圣的感觉,很有力量。

Q:有声音就说你作秀,比如为什么以爱作秀的陈光标做《雷锋陈》呢?

A:我很认同陈光标是作秀,但我认为这个作秀也是有力量的,毕竟他捐了那么多钱,那些说他作秀的人能去捐吗?我们对雷锋的理解方式不一样,在中国大家都认为雷锋就是奉献精神。其实不同的时代应该有不同的雷锋,而且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雷锋,所以我觉得陈光标也可以是这个时代的新雷锋。没必要把雷锋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有点缺点的雷锋是真实的。我希望通过《雷锋陈》这样一件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很滑稽的作品呼吁大家思考这样的现实。

Q:你的作品还会有批判吗?

A:我们要呈现出现实与历史。谁来批判,那都是后面的事情。现在的批判是无能的,是伪批判,没有力量,信仰价值观都被这个物欲M流的社会摧毁了。就像是一个孩子,你每天骂他,他就没兴趣了,但表扬会让他有信心。批判是一种方式,建设也是一种方式。这个时代,确实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东西。

Q:创作中遇到过什么阳力?

A:每件作品的阻力都很大。首先别人会质疑你的动机,在这样一个畸形的社会去做一件正能量的事,别人会怀疑你伪、假大空。政府也觉得一个艺术家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在功利主义社会里,投这么多钱进去说没有利益谁信啊?所以花几千万去做一件没有收益的事要有勇气。(面对争议时你会难受吗?)这个是肯定的。但争议会在客观上促进自己思考和进步。

Q:你怎么样获得创作灵感?

A:我最大的特点是跟人交流,积极地投入到生活里,艺术的源泉是看你能不能在现场。尽可能地让自己在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事件的现场,它给你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变化和成长,自然而然就会有很多灵感,所以我现在从不缺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