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再过小说a 我写的天津讲一个“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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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作家冯骥才，新千年后因“深陷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中不得自拔”，其小说创作几乎陷入停顿，但最为追捧的仅数万字的短篇小说集《俗世奇人》前后竟有百万级别印数！近年冯骥才还是挤出时间为《俗世奇人》补充了18个新故事，更亲自为每篇故事配画插图。《俗世奇人》展现了北洋时代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主人公或富贵或穷顿，或有一技之长或身无长物，却无不活得分外洒脱，他们行事彪悍又讲求规矩方A，透着一股“悍、烈”的精气神。联想到追忆逝去武林规矩的《师父》和票房一路走高的《老炮儿》，崛起的中国与富裕起来的国人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似乎都有些隐隐的呼唤需要应答，淡淡的乡愁想要找寻。或许足本《俗世奇人》的再版，正逢其时。
自从当年首度亮相纯文学期刊《收货》之后，津门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已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回溯过往的评论，说起这部奇书，大抵可称道其三：全书由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各篇文字极精短，半文半白，很带有冯梦龙《三言两拍》的笔意；各篇作品的风格也接近古典传奇色彩，取话本文学旨趣，每篇专讲一个传奇人物生平事迹，素材均收集于长期流传津门的民间传说，表达亦是津味儿十足的市井俚语；绘图绣像本。这三者互相映衬、融合，不能不使人眼前一亮，脱口称绝。十余年来，六万余字的《俗世奇人》单行本风行海内，《泥人张》、《好嘴杨巴》、《刷子李》等作品更是入选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学生们开蒙作文的范本。
今年年初，《俗世奇人》（足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独家出版。所谓“足本”，首先在于文本的扩充，除了修订先前的“十八篇”，更增补丁冯骥才最新创作的《神医王十二》、《燕子李三》、《黄金指》、《冷脸》等18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如此前后合计共36篇；另一亮点则是足本继承了先前“文配画”的形式――之前作家出版社版本中曾选用清末民初天津卫《醒俗画报》中若干图片作为书中插画，作者也曾就此解说“图中内容与小说故事并不相干，但文耶图耶都属于同一个时代，有助于读者进入、感受、认知那个时代是也。”而此番足本的插画，冯骥才却不再“假手于人”，亲自绘制39幅精美漫画插图，并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俗世奇人》（足本）独家使用。在书末《自画小说插图》中，他夫子自道，“这些人物是从我脑袋里生出来的，我知道他们的脾气秉性，挤眉弄眼是什么样子；再有，我在天津生活了一辈子，深谙天津人骨子里那股子劲，那种逞胜，热心肠子，要面子，还有嘎劲儿。我画，更是画这些东西。”
自上世纪70年代闻名文坛，世人熟知的是作为作家的冯骥才。进入新千年后，借重大众传媒的鼓呼，人们重新认识的是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倡导者和领导者的冯骥才。与这两者嘟希上世纪六十年代冯骥才高中毕业后便进入天津书画社工作的经历则显得有些不为人知。“其实大冯的画在业界也是鼎鼎有名，水墨丹青还是西洋油画样样来得，这次给自己的书画插画，真正是举重若轻。”人文社《俗世奇人》的责编脚印老师告诉记者。一则未经证实的坊间传闻是这样：2004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舍兴建，临了资金上差了一个大缺口，冯骥才不等不靠不要，自己关起门来“画了半年画”，事情完满解决。
“他能写这样的书，原本他也是这么一奇人。”年末岁初，记者和人文社的责编老师们一起驱车去津门探望冯骥才，轿厢内聊天也听了不少关于他的奇事：1977年至1979年，冯骥才住在人文社，写作、改稿，迎来处女作《义和拳》的出版。人文社四楼西北脚的一个房间当年曾是大冯初来乍到的落脚处，“他（身高）有一米九多，喜欢在院子里打篮球，可是到了晚上睡觉是件麻烦事――找不到合适的床，只能先把办公室的椅子全都拢到一起铺上被单凑合一宿。”这一睡还真睡出毛病了，这些年冯骥才习惯晚上办公，上了点岁数后更只认自己寓所的睡榻，“换个地方睡，他睡不着。即便是来开‘两会’，北京饭店的大床也睡不踏实。但奇了怪了，来人文社谈事，大冯常打趣说怀念当年睡板凳的日子，还想再睡一回，就在那睡得香。”脚印说。
Q&A
“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所有的人物都画好了”
Q：当年写《俗世奇人》这部小说的缘起是什么？
A：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使命不一样，长篇小说要通过一个非常大的体量展现一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短篇小说会用一个非常精短故事写活一个人物的个性。我的目的也是想写这样一群人天津人，他们每人各有各的任务。比如有的人物要表现出天津人有自己的自尊心，不服外国人和上海人。上海人虽然吸收外来的东西很快，但他们对外国人很崇拜，天津人有时虽看上去保守，但心里其实有点不服气，所以义和团才会在天津发生。天津人是北方人，有燕赵之气，很刚烈，同时天津又是码头，他们认为人没有绝活不行，这就形成了天津人的个性，这个性有好也有坏。
Q：在你眼中，什么样的人算“奇人”？
A：文化学里有个年鉴学派，认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历史的某个阶段表现得最充分，比如北京在清末民初时表现得最充分，老舍先生的《茶馆》北京味最重。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味道在上海人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天津、上海、北京这三个是完全不同的城市，北京是个比较政治化的精英城市，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天津是个市井城市。天津人和上海人、北京人有个不同，比如北京出梅兰芳、茅盾、徐悲鸿这样的人物，上海出周璇这样的艺术家，天津出骆玉笙、马三立，天津绝对不会出徐悲鸿、老舍这样的人物，而北京也绝不会出马三立。
Q：这次“足本”的一大亮色是你亲自手绘插图，这个创意是如何来的？
A：我喜欢画画，但很少给自己的书画插图。偶尔为我个e的小说画过，如《三寸金莲》。因为我一般画水墨画，而且喜欢画生活性的漫画，画我熟悉的人，但这些画的目的主要是自娱自乐，从不发表。因为我对《俗世奇人》里的这些人物特e熟悉，他们的形象都深深烙印在了我心里，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所有人物都画好了。
“已经听到了民间文化向我求救的声音”
Q：新千年后你主要做民间文化抢救，很多读者会觉得惋惜，毕竟这些年你写小说太少了。
A：我从1994年开始做城市文化保护，2000年开始做民间文化保护，2012年开始又做全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这些事使我好像掉进一个巨大的旋涡，越陷越深。这些文化遗产不是摆在那里然后我去做它，是它在向我求救。我刚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时出了一本书《紧急抢救》，副标题叫“民间文化在拨打120”，我已听到了民间文化向我求救的声音，所以必须伸出援手。在做民间文化抢救的过程中我并没立刻断掉写小说，因为我心里还有很多故事和大量小说人物，只是没有落到纸上。所以最初我有一种文学的痛苦，就是有时我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汽车要开好几个小时，在路上我就常和司机说：不要说话了我要打个盹儿。他们就安静下来了，但那时我没真正打盹儿，而是在想我的小说，整个人都沉浸到里面。到了地方，我就下车去做事，等再回过头来想这部小说时之前想过的东西就全忘了。后来我零零碎碎写过一些短篇，因为太想过小说瘾了。一般一年里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三周，五一、十一和春节，在这些时间里我画画或写东西。平常我也会写东西，但都写跟文化遗产抢救有关的。近期我将会出一本书《冯骥才文化保护》，约150万字，包括我写的大量文化保护的文章和在各种媒体上的文化批评的文章。
Q：但其实你还是更想写小说？
A：写小说的思维和写散文的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能写特别好的散文不见得能写特e好的小说，写小说是另外一种能耐。比如我国古代的唐宋家，他们的文章都非常好，但没写过小说。可是如果一个人小说写得好他的散文也不会差。写小说需要你去无中生有，散文需要你去表达生活里最真实的事和感受。古今中外都是先有故事后有小说，比如中国四大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天仙配还有孟姜女，民间先有的口头传说，后来文人才把它写成小说。西方也如此，先有薄伽丘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集》，之后才逐渐开始有文学作品。中国人一开始把小说叫传奇，所谓传奇就是无奇而不传，无奇也不能传，必须有个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你讲给别人特e过瘾，别人听了也过瘾。《俗世奇人》就有这个特点。
Q：新写的这18篇小说在排列上有什么讲究？
A：这次小说在排列上还有讲究。第一篇小说写的是一条狗叫黑头，这条狗做了对不起主人的事没脸见主人最后一头扎到泥里死了，所以第一篇小说写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狗。天津卫的狗和别的地方的狗也不一样，非常讲义气和讲面子。这条狗一开始是流浪狗，被主人领养，因为长得太丑，且太凶，主人就不让它出院，狗一直在家里看家护院。后来主人修房子每天门开着，它也非常乖在墙角趴着哪儿也不去。一天，主人家要上房梁点鞭炮，邻居家孩子们跑进来看，这条狗就本能地叫，孩子吓了一跳，就磕到了墙角，然后邻居就开始骂。这家的主人一直和邻居的关系非常好，觉得有点伤了面子，就拿棍子打狗，狗叫两声转身就跑，很多天都没回来。主人开始非常生气，但到后来每晚就都不关门，结果这条狗一直没回来。房子修好了，主人就上班去了，上班那天门没关，狗就回来了，看到院子里没人，地上有一堆泥，狗就跑过去一头扎到泥里边了。晚上主人下班后，突然看见了泥里的狗――大伙儿后来就念叨这条狗，主人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这狗是什么意思，狗还是跟他讲义气的，死在了他家里，但已经没脸见他了。这条狗不是“义犬”，是“烈狗”，我写的天津就是讲这个“烈”字。
Q：你未来还会创作类似的小说吗？自从上世纪80年代《神鞭》改编成电影后，你有没有想过将《俗世奇人》中的好故事连缀成一部热门IP？
A：像《俗世奇人》里写到的人物在我心里其实还有很多，再写一本也一点问题没有，我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现在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写这样的小说，但我还会尝试去给小说画插图，因为这次画完后自我感觉很好。曾经有次跟李雪健说：“你每演一个人这世界上就多一个人。”他听后非常高兴。实际上小说家也是这样，不管怎样，小说家自己的心里首先要多一个人，而且这个人物活得多长，这作家就活得多长。因为作家在写每个人时都会从那个人的角度去看世界，是一种全知的思维。我的作品如《神鞭》，未来会重拍，改成一部喜剧，陈建斌做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