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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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研究能力结构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分析和东亚其他国家能力结构的评价，说明中国能与东亚不同能力结构的国家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并通过实证予以证实。中国能够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的参与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

关键词：能力结构；东亚；匹配性；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186－04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努力推动全球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更加注重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区域经济合作是在经济竞争条件下各国或地区为实现共同的利益目标、减少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选择的一种扩大开放程度的方式。地区经济合作的实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生产要素得到更优化的配置，专业化的分工与生产进一步完善，从而促进地区经济更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趋势下，由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组成的东亚①“10+3”经济合作逐步向地区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置决定了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具有不可缺失的作用，而中国十分明显地东中西内部地区发展差异与“东盟+日韩”国家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为研究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另一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能力结构对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

能力结构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在增长要素累积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配置能力、发展能力、技术能力、开放能力等结构性能力（Pelikan，1996）。一个地区在经济合作中表现出的是这一个地区多层次、多要素合成的经济能力，这种具有结构性的能力是地区长期稳定地具有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而基于引力模型、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支配―依附”理论，这种结构性能力在地区之间的匹配性和均衡性是地区经济合作持久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引力模型和相互依赖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决定了贸易投资引力的大小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影响着合作范围、合作效应和合作程度，而根据相互依赖理论和“支配―依附”理论，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强弱影响着合作利益的分配比例和合作的稳定性。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能力结构强于发展中国家，并且无论从贸易还是从投资的角度，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实践经验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都表明，两个地区在开展经济合作时能力结构较强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好和投资收益比重较大，相反，能力结构较弱一方的贸易条件较差和投资收益比重较小，并且这种状况会随着合作双方能力结构差异存在而持续存在。若能力结构较弱一方不能迅速提升其能力结构，那么这种地区经济合作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藕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是长期稳定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决定因素。

根据能力结构的定义，可通过一套较为完整的多层的指标体系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得到地区能力结构指数，反映总能力结构，用CSI表示，而地区能力结构之间的藕合性可用（1）式表示：

根据崔卫国等（2004）关于地区差距与地区合作的研究和杨先明等（2005、2007）关于能力结构与地区合作的研究，本文给出了较为具体的能力结构与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在图1中，首先可以认为扇形AOB、扇形AOC和扇形BOC分别代表了两个开展地区经济合作的总收益、A地区在地区合作的收益和B地区在地区合作的收益；其次可以认为OA线和OB线的斜率度分别是A和B地区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最后可以认为合作边界ab即OA线和OB线的长度也是取决于A和B地区的能力结构。

二、基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及东亚其他国家能力结构的东亚经济合作层次

通过分别评价配置能力、发展能力、开放能力和技术能力对能力结构进行评价，其中，评价配置能力的指标包括了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量、投资总额、FDI吸收量和产业结构等七项；评价发展能力包括了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产业结构等三项；评价开放能力包括了进出口总量、FDI吸收量、外贸依存度和单位生产总值FDI吸收量等四项；评价技术能力包括了产业结构、全员劳动生率和R&D占GDP比重等三项。通过所选择指标对反映和揭示能力结构状态的情况分析，着重考虑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全面性和相关性的要求，采用算术平均的方法对各国或地区的能力结构指数进行估计。于是，根据上述简单的能力结构评价体系，对2004年中国东中西地区、东盟10国和日韩的能力结构进行评价，结果见下页表1。

从表1中，首先可看出东亚内部各国的能力结构差异较大，日本的总能力结构指数达0.7229，是老挝的22倍多；其次可看出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能力结构也存差异，东部的能力结构指数是西部的2倍多，是中部的近1.5倍；最后可看出中国东中西的能力结构较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中国西部的能力结构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层次较低的阶段，中国中部的能力结构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中间层次的阶段，中国东部的能力结构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层次较高的阶段。根据能力结构的差异及其匹配性，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存在明显的三个不同合作层次：一是以日本、新加坡、中国东部和韩国为主的具有较大合作范围和较高合作效率的合作；二是以文莱、马来西亚、中国中部、泰国和印尼为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效率有一定局限的合作；三是以越南、中国西部、菲律宾、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为主的合作范围较小和合作效率较低的合作，如图2所示。

三、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对东亚经济合作的影响分析

根据能力结构对地区合作效益的影响，由于中国东中西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好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进行了排序的“东盟+日韩”能力结构指数中，因此，处于“东盟+日韩”能力结构各层次阶段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将能够与这一层次的各国开展持续稳定的经济合作，并且虽然中国东中西部在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但由于都处于同一国家内，人财物的流动存在较小的限制（理论上），使得东中西部的配置能力差异会有较大的缩小，在宏观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下东中西部的发展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协调，在相同开放政策下发展能力得到协调伴随着开放能力也会得到改善，一国内的技术外部效应会比国际间的更明显，使得东中西部的技术能力会更快缩小缺口，这样，中国东中西部的能力结构实际具有更好的匹配性。这将有利于“东盟+日韩”各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扩展。如图2所示，中国东中西部的一体化直接可以把东亚经济合作中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

根据（2）式、（3）式、（4）式和表1数据可计算得到各国或地区愿意长期稳定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见表2。从表2可看出，处于表左下角的各国或地区之间开展长期稳定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较低，处于对角线及其附近的各国或地区之间开展长期稳定经济合作可能性较高。处于表左下角的双方由于开展长期稳定经济合作可能性较低，使得这种合作不可能通过自由合作实现持续稳定，要使这种合作持续稳定地开展下去，必须通过其他因素加以控制，如政治、军事、安全等。而处于对角线附近的双方开展长期稳定经济合可能性较高，通过自由合作能实现地区经济合作持续稳定开展。于是，能力结构较强的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就难于与能力结构较弱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中国由于地区内部存在明显的能力结构差异，中国可能通过内部各地区分别与“东盟+日韩”处于各能力结构层次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中国西部能较为持续稳定地与柬埔寨、菲律宾、越南和印尼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中部能持续稳定地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文莱开展经济合作，中国东部能持续稳定地与文莱、韩国、新加坡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

于是，中国能与不同层次能力结构的国家开展自由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并且中国有利于促进“东盟+日韩”内能力结构差异较大两国之间较为持续稳定地开展地区经济合作，有利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或地区能力结构提升。根据表2，尽管在“东盟+日韩”内部已存在处于各层次能力结构之间的国家，可以通过这些国家之间的地区经济合作联系起来，但由于“东盟+日韩”各国都是国家，很难把合作中的效益通过第三国在两个能力结构差异较大进行国家间分配或交换。如越南既能与能力结构相对较弱的缅甸、柬埔寨开展较为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又能与马来西亚、文莱和韩国开展较为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但不会较容易地通过越南实现韩国与缅甸之间较为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而中国东中西部又同处于一个国家内，可以通过各经济增长要素能够较为自由地流动和一系列内部促平衡发展政策的实施，加强“东盟+日韩”内能力结构差异较大两国之间的联系，实现较为持续稳定的地区经济合作，促进能力结构较弱国家或地区能力结构提升，从而最终有利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

四、结论

地区经济一体化理论除了建立在空间经济理论、贸易创造及转移理论、大市场及规模效应理论的基础上，还必须建立在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合作的双方只有形成相互的依赖，而不是单方面的依存，才可能实现地区经济较为完全的一体化。而能力结构相近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等经济合作，有利于避免“普雷维什―辛格”假说的出现，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利益的合理分配，就能形成较好的相互依赖。针对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特点，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弱国家的“南南”合作能够避免影响“南南”合作中市场狭小、贸易创造及转移少、分工联系差、规模效应不明显等不利条件；开展与能力结构较强的“南北”合作能够突出利用发达国家的投资、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管理制度等有利条件。中国地区能力结构的差异特点使中国既能够承接来自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济合作，又能够连接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合作。基于中国能够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不同层次，中国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中应采取多样化的合作机制。这样，通过中国的参与能够提高东亚地区内能力结构差异较大国家间的地区经济合作可能性，中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稳定器”。

参考文献：

[1]崔卫国，刘学虎.区际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杨先明，李娅.基于能力结构的泛珠江区域合作[J].广东社会科学，2005（3）.

[3]刘宏松.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约束条件与当前模式选择[J].亚太经济，2006（3）.

[4]伍贻康.东亚一体化发展态势和内外条件的点评[J].亚太经济，2006（1）.

[5]傅骊元.新世纪的东亚:合作与发展[J].经济科学，2002（4）.

[6]邱丹阳.东亚合作进程的制约因素探析[J].学术研究，2003（8）.

Impact o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n from

the Difference of Regional Competence Structures in China

HUANG Ning

（Development Academ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influence of competence structur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effects of China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East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ocal competence structures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empiric study shows that China can carry out stable and persistent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of different competence structures. So China has the important role to the endurance and the stability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n and vitally imp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Key words： competence structure； East Asia； economic coop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