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医药打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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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盛况空前”的会议，咋就开成了“诉苦大会”

与普通商品相比，医药产品的假冒伪劣问题无疑更加令人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公众的健康乃至生命。国内医药领域的造假情况有多严重？医药打假面临哪些问题？对此，不久前在京召开的一个医药打假会，透露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

家家都有“打假办”

最近，“全国联合打假与品牌维权高层论坛暨全国企业打假维权协作网第三届年会”在京召开，主办者是鲜为人知的中国技术监督情报协会。该协会品牌保护部的赵部长告诉记者，对于本届年会，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除了医药企业，保健品、烟酒等行业的厂家，“甚至连酱菜厂都来人了”。而且，与会者中，不仅有国内160余家企业的代表，还有工商、药监、公安、法院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可谓“盛况空前”。

会议名称有点拗口，但记者全程参与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由医药企业参加的“打假会”。据与会的湖南千金药业公司打假办主任老吴介绍，该会的前身，是2000年举行的“全国医药企业打假联合会”，其后又演变成了“全国医药企业打假维权协作网”（下称“打假网”），并有了一个常设机构，作为以后每次年会的发起者。该机构还负责统筹成员企业日常的打假工作。

尽管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跟其他领域一样，医药领域的假冒伪劣问题也相当严重。据介绍，“打假网”去年就在国内发起过7次“打假战役”，而仅在昆明的一次行动中，就查获了98车假药，整整运了一天一夜。

据了解，国内稍有名气的医药企业，都有一位像老吴这样的“打假办”主任。当然，这些主任的名片上，并不直接写着“打假办”，而是使用如“品牌保护部”“法律事务部”等比较规范的名称。

另据了解，几乎每家与会的药厂，都有一支数人甚至数十人的专职打假队伍。他们多以退伍军人为骨干，有专车，有充足的经费，甚至还配有望远镜、“偷拍机”等各种专业打假设备。与有关职能部门在人员和资金方面的窘况相比，他们显然更有实力，也更为“职业”。

据老吴介绍，长期以来，企业一直都是打假的“主力军”。在他参加的每次打假行动中，从“踩点”到取证等，这些“前期工作”都是由企业完成的，此后执法部门才会介入。对于这种现象，丽珠集团打假办的王主任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打假就像是杀猪，我们企业把猪抓住捆好了，就等有关部门捅那一刀。”

当然，打假是把双刃剑，所以企业对自身开展的这项特殊工作，一般都不敢声张。“我们只能偷偷摸摸地打。除非迫不得已，否则很少让媒体曝光。”一位与会药厂代表告诉记者，“如果让消费者知道有那么多人在造我们的假，我们的正牌货也没人敢买了。”

对此，到会的某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表示，这其实反映了国内医药打假的尴尬。“药监系统经过不懈努力，已使假药问题比过去大大减轻。”他说，“但虽然我们工作得相当辛苦，却从来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

“贵宾”们的高调支持

与打假相关的多个部门的领导悉数应邀出席，是本次会议的一大特点。赵部长告诉记者，“与这么多领导面对面交流，还是第一次”，所以，此次“年会”被升格为“论坛”。

不过，“升格”后的会议依然保持着低调，就连会议名称也还特意在“打假”之后加上“维权”二字。赵部长还特意提醒与会企业：发言的时候要注意，打假的主体还是政府相关部门，企业主要起配合作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维权”。

工商、药监、公安、法院等部门的领导作为“贵宾”首次与会，他们的发言和表态，尤其令人关注。

代表工商部门的李处长首先发言。他在分析了当前的打假形势后指出，鉴于假冒伪劣现象严重，单靠工商管理机构对其处以罚款已无济于事，因此应当“乱世用重典”，对各行各业的造假现象，必须杀一儆百，“甚至要杀几个人、杀一批人”。

此言一出，赢得台下一片掌声。

代表公安部门的张处长随后发言。他表示，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公安机关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他特别强调了公安部门目前在打假问题上面临的困难，比如与其他部门的衔接等等。不过，张处长最后还是表态：“公安部门愿意与企业及有关部门配合，把更多的制假分子送上法庭。”

台下再次响起掌声。

接下来发言的法院代表则给与会者泼了一点“凉水”。他认为，加大对制假售假分子的行政处罚才是现实选择，“枪毙一批是不可能的，罚个倾家荡产才是现实的”。

最后发言的主管部门领导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邢处长。这位药品主管部门的代表认为，尽管近年来国内的医药产销秩序有所好转，但形势仍很严峻。针对这种状况，必须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形成打假的合力。他说，药监部门将继续与有关部门合作，支持企业的打假工作。

“打假会”开成了“诉苦会”

第二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企业代表介绍各自的打假情况。上述“贵宾”都没有出席这一天的会议。

云南白药公司的黄主任谈到了这样一次经历：他们曾在某地发现一个制假窝点，并与警方一起将制假者当场抓获。尽管是人赃并获，但因为当地检察机关最后决定“不予”，被抓的人又给放了。后来，在上级部门的干预下，检察机关终于撤销了“不予”的决定，但此时造假者早已逃之夭夭。

另一家医药企业则称，他们曾跟法院的人一起到某银行封存一个制假企业的账户，可这家银行竟然当着法官的面将该企业的资金转走了。

而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打假办主任，株洲千金药业公司的老吴至今仍对某些现象感到“很有几分迷惘”。

他在会上说起了一件“趣事”：几年前，他们在某县发现一个制假窝点后，就派人在该窝点的对面租了间房子，每天爬窗户录证据，整整侦查了18天。结果发现，这个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非同一般，“连他们办公室用的信签都是县人大常委会的”。

老吴他们顶着压力继续查案，终于掌握了各方面的证据。然而，就在他们准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老吴哭笑不得的事：当地一位主管副县长代表假药企业前来谈判，说该厂生产已成规模，销售也形成了网络，因此不妨就由千金药业公司将其“收编”为一个子公司。

老吴说，在他十来年的打假经历中，类似的事他见得多了。有一次，他们在某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捣毁了一个制假窝点。他们发现，该窝点里除了有假药仓库，还有假烟假酒仓库。可执法部门却称，“这次行动只针对假药，不关假烟假酒的事。”所以他们最后只是把假药运走，而把假酒假烟仓库的门又锁上了。

还有一次，老吴与湖南警方去沿海某省打假，当场抓获了6个制假分子。按常规，造假者由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他们用当地话审，我们一句也听不懂。”老吴后来还发现，审讯笔录上6个造假者的名字全变了，“当地警方让我们把人带走，我们哪敢带？”

这类事情，海王药厂打假办的崔主任也遇到过。据他介绍，他们曾在华中某市的一个著名批发市场发现了15个制假仓库。没想到，面对制假分子的嚣张气焰，前去查办的当地执法部门竟不敢开锁。最后虽经努力，也只打开了其中的7个。崔主任因此感慨，对于各地执法部门，企业是“离不开、惹不起、交不透”。

深圳健康元药业公司打假办的刘主任则给崔主任的话补充了一个例证：该公司在某地发现假药后，请求当地警方处理，结果对方第一次说“没有时间”，第二次就提出要企业出“打假经费”。

在作“典型发言”时，“黄金搭档”打假办的李主任谈到了一件令人扼腕叹息的事：该公司曾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派到某地一个制假窝点“卧底”，“他在那里当了半年多搬运工，调查了20多个仓库。”结果，这个大学生活活给累死了。“我们不明白，难道打假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据了解，由于所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和危险性，企业打假办在公司内部常被称作“敢死队”。

“干了这么多年打假工作，真有些寒心了。”老吴有感而发。

办法总比困难多

尽管困难很大，也“有些寒心”，可工作毕竟还得做，有句话不是叫“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所以，在诉苦之余，与会企业代表也没忘了交流各自的打假经验。

“黄金搭档”派人到制假窝点“卧底”的做法，在金六福酒厂打假办主任老杨看来“并不足取”。他认为，与其派自己的员工“深入敌后”调查，不如就在当地培养“线人”。该酒厂通常是按件给线人10％的提成，“对方积极性高得很”，打假的效果也很显著。

对于其他企业所反映的职能部门不作为的问题，经验老到的老杨表示，关键要看有没有过硬的关系。“平时就得注意建立关系，要经常联络，培养感情。否则，等到要用人家的时候再临时抱佛脚，那就晚了。”

老杨会后告诉记者，他们打假还有一条重要经验，那就是，在行动之前不向当地有关部门透露制假售假的具体线索，“否则我们辛辛苦苦掌握的信息就有可能泄露出去。”老杨说：“有一次，我们掌握情况后向当地工商局报案，他们非问我们造假地点在哪儿。我们后来才发现，工商局局长的老婆就在这个造假单位上班。”

与老杨的“感情联络”相比，汇仁公司的经验更让与会者心动。据这家药厂的负责人介绍，为了提高立案率，有效震慑制假分子，他们干脆从公安局请了一个人当打假办主任，效果自然立竿见影，一年就立案40余起。该公司去年还把一个造假的大校送上了军事法庭―此人竟明目张胆地打着他们旗号开医院。不少与会的打假办主任闻此“高招”，迅速掏笔记下。

有感于企业打假的无奈与艰难，赵部长的情绪也显得有些低落。但他同时也表示，正因为如此，企业更有必要团结起来共同打假。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会议召开前，赵部长曾针对当前严峻的打假形势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联合打假好，企业维权难》，会后经人“点拨”，他把原题前后调了个，成了《企业维权难，联合打假好》。这样一改，文章中原来低沉的调子顿时变了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