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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才子佳人模式构筑的爱情剧,《西厢记》与《牡丹亭》为我们建构了现实与梦幻的两个爱情王国。《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来表示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喜剧;而《牡丹亭》则以“因情而生,榍槎死”的浪漫笔法,于满园春色中虚构了一个终将破灭却又撼人心魄的爱情寓言。
《西厢记》与《牡丹亭》在文化主题上亦有很大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西厢记》在爱情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婚恋的唯一基础是男女双方的‘有情’(即相互爱慕),此外没有任何外在条件。”《西厢记》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真诚呼唤,对当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观念进行了反叛,而《西厢记》的时代文化价值也正在于其终篇都是在现实的生活情境之中展开的,以现实的方式(“白马解围”“张生中状元”)去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获得现实的幸福,所以“《西厢记》的终成眷属,现实与理想是穿插在一起,水融”的,而《西厢记》之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以现实圆理想”的方式反叛传统婚姻观念。《西厢记》一剧的焦点就在于爱情与礼教的冲突,而最终张生的“金榜题名”成为调和这一现实矛盾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厢记》是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对男女自由爱情的呼唤在礼教森严的现实生活中演绎了一出世俗爱情的喜剧。而《牡丹亭》则是一出富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悲剧寓言。《牡丹亭》的情节设计,如杜丽娘死而复生、柳梦梅侥幸高中、杜宝尴尬退兵,等等,太多的偶然性使得此剧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当受众被其中对“情”追求的超越现实的力量所震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体会到一种深深的悲剧之感。杜丽娘表面上看是“因情而死”,但实质上她是身处一种“无物之阵”之中,心灵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根本无法解脱的矛盾构成了她的人生悲剧。在《牡丹亭》中并没有像《西厢记》中如老夫人之类的现实阻挠力量,无论杜宝及其夫人还是陈最良之流都没有构成对杜丽娘之死的现实威胁,但杜丽娘却一梦而死,她死在了一种“无物之阵”中。她的“慕色生情”,所慕之色始终是自己的容颜,怀着强烈的对青春流逝的畏惧,杜丽娘以一梦而死来成就她的永恒存在。因此,《牡丹亭》中的“爱情”是错位了的爱情,在梦中的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并非指向对方,而是内指于自我(杜丽娘慕自我之色,柳梦梅诩自我之才),于是才有了他俩梦中相见时双方对爱情的双重误解:杜丽娘揣想对方是因为怜念着自己青春的寂寞与美的流逝而来的:“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柳梦梅在梦中却是将对方看作自己金榜题名的验证物:“遇俺方有姻缘之分,发迹之期。”汤显祖一方面肯定了杜丽娘“因情而生,为情而死”的对真性情、真生命的追求,另一方面却又徘徊于柳梦梅之对优则仕的才德追求,所以《牡丹亭》中是交织着各种复杂矛盾的,而这些矛盾在当时的现实之中是无法得以解决的。当杜丽娘还魂,重归于封建伦理秩序之中时,她与柳梦梅的故事也就落入了夫贵妻荣的婚姻模式之中了,而真正的杜丽娘则是一梦而死却再也不得复活了,《牡丹亭》演绎的也只是一个貌似大团圆的残梦而已了。
(选自《文学教育》2015年第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