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青铜器设计艺术的地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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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兼并，文化艺术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设计也体现出地域性特点，形成了南北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所表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圈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风格。这正是当时社会审美观念的体现。
[关键词]东周青铜器；地域风格；审美观念
[中图分类号] J52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09）02-0003-04
（一）
东周时期诸侯割据，各地区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加之政治不统一及生活条件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各地的青铜器制造在技术水平、器物造型、花纹装饰等方面均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格。
高明[1]按东周青铜器的特色将其分为4个产出区域，即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北方地区和山东地区。李学勤[2]则将东周列国分为7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秦文化圈、西南文化圈。这些文化区域的划分对我们研究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同样适用，但就青铜器的整体艺术面貌来看，基本表现为两个大的区域，即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和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圈。虽然各个区域由于传统习俗不同而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一些微小差别，但在审美观念上依然呈现某些统一性。
（二）
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包括黄河上游的秦文化、中下游的中原文化、北方文化和齐鲁文化。就这些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看，其文化性质及内容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有学者将其归为中原文化系统[3]；就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看，其基本面貌也是一致的。
中原文化指中原地区内的文化，包括处于黄河中下游的东周王室和卫、晋、郑、虢、虞等姬姓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由于地处中原，同周围各国往来比较密切，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先进，政治思想也很活跃，艺术文化发展较为迅速，其青铜艺术的发展在继承西周青铜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典型东周特色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一些器物，如带盖附耳鼎、蟠螭圆壶、莲鹤方壶等器物造型，成为以后各地常见器类所模仿的对象，而莲鹤方壶更被学者视为新旧交替时期代表新时代精神的标志性作品。
在西北的秦文化圈中，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造型主要继承了西周的艺术风格，形成了一些富有特征的地域风格，如方圈足的秦式簋、大盖方壶等。其中鼎、簋、盘、方壶、匝等大部分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风格基本一致，如极富特征的秦式勾连蟠虺纹，实际上也是春秋中期之初中原的蟠虺纹传入关中秦地并与关中秦器上正在不断繁化的双头窃曲纹、勾连夔龙、凤纹等相融合而产生的[4]。到战国时期，器物形制逐渐变小，壁薄质轻，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情况类似。
在黄河下游的齐鲁文化圈中，春秋时期的器物，如半球形的立耳鼎、圆壶、方壶、簋、圈足盘等造型和窃曲纹、环带纹、蛟龙纹、垂鳞纹等装饰题材，均呈现出西周后期青铜艺术的典型特征；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基本器类没有大的变化，但形制逐渐趋于轻巧，以实用为主。这些特征表明齐、鲁及其邻近的一些中小诸侯国家的青铜器艺术，从整体文化面貌上属于中原一系。[5]
以燕、赵、中山国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圈，其青铜文化中的小件铜器如短剑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特色和地域风格，被誉为“鄂尔多斯式”风格，但其青铜容礼器的面貌特色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如中山国出土的带盖鼎、方壶等，均属中原文化圈常见的典型器物造型；河北新乐县中同村战国墓出土的鼎、豆等均具有中原三晋式风格。所以有学者提出：“战国时的中山国由于民族融合与中原各国在文化面貌上基本一致。”[6]
可见，这些地区的青铜器造型和装饰艺术有着统一的风格特征，它们均是在继承西周时期青铜器风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西周的青铜器艺术表现出的趋于理性的审美风尚在东周时期的黄河流域文化中有了进一步发展。从造型上看，春秋时期，带盖的器物普遍增多，器形趋于灵便轻薄、工整细腻；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而且更加小巧、简洁、实用。从装饰艺术看，春秋前期，纹样题材基本继承了西周后期的几何纹样题材；春秋后期，器物的主体纹样出现了较大的改变，具有清丽新颖、细密工整的蟠螭纹、蟠虺纹和一些几何纹、植物花卉纹成为装饰题材的主流，并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像故事类纹样；而到战国晚期，随着青铜器的衰落，其装饰艺术也走向了尾声，常见粗糙不加装饰的器物。青铜器艺术的这些变化，反映了理性的现实主义风格对东周时代黄河流域人们审美观念的影响。
（三）
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区，包括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的百越文化等，它们同受长江哺育，彼此交往密切，形成了具有共同传统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诸多文化因素中，楚文化因素占有的比重都较大，以致于引起学者们对一些文化遗迹的属性争论不休。如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的国别，有学者认为是蜀，而有学者认为是楚。[7]从中可以看出楚文化对周边文化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周边文化大多表现出一些楚文化风格。童恩正[8]在谈起楚文化与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指出：“楚文化中最富有特征的部分，往往都与这些（南方少数）民族有关。”蒋廷瑜等[9]对广西先秦青铜文化作了详细分析后指出：“广西青铜文化受楚文化影响最深，有浓厚的楚文化色彩。”高崇文[10]也曾经指出：“这种文化（楚文化）体系逐步统一了整个长江中游和淮河上中游的文化面貌，最后影响到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以及岭南地区的百越文化。”由此，我们将这几个区域的艺术风格归为楚系风格。
楚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今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南部等地区，其中心在鄂西北地区。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国势力的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其文化艺术也随之传播到周围地区，先是汉淮诸国的文化系统被楚文化所取代，后又影响到吴、越、巴、蜀等地，当然其文化艺术也吸收了各地的文化因素，最终形成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气质。对于这种浪漫主义气质，我们在楚文化出土的织绣和漆绘装饰艺术中体会最为深刻，而这种风格在楚系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艺术上有着同样强烈的表现。楚系青铜器目前发现比较多，尤以河南淅川下寺一、二号墓及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等地出土的青铜器最为典型，其中的许多器物设计奇巧，装饰更是繁复精巧、清新秀逸，体现出了一种富丽繁缛、婉转流变的审美特征，充溢着一种浪漫主义气息，代表着东周时期长江区域文化的主体风格。[11]如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其外撇耳、束腰、鼓腹、平底、粗壮蹄足的造型特征显得庄重稳实，腹壁又以6只衔沿爬兽作点缀，丰富了造型，同时也改变了器物的呆板滞重感。在装饰上，器身或饰浅底纹，或高浮雕纹上饰浅底纹，或口沿、腰、腹分别凸起三道窃曲纹、蟠螭纹、重环纹等。这些瑰丽的纹样与玲珑剔透的雕塑性爬兽组成的装饰意趣在同墓出土的其他器物如鬲、禁上也有所表现，在其他楚文化中也极为流行，反映了楚人追新猎奇的审美心理。这种风格的鼎，“气势不凡，活脱脱一幅楚人踌躇满志的心态的写照”[12]，所以在江淮地区非常普遍――有学者统计在江淮地区的17个地点发现不下61件[13]，成为楚式铜器的典型器物。再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造型奇异，装饰精巧，运用了失蜡熔模工艺、采用了透雕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既丰繁复杂又错落有致、既玲珑剔透又形象分明的审美效果。尊盘口沿上用如锦缎般的云状虺龙纹为饰，周身又用如祥云缭绕的各类龙纹或龙形附件装饰，构成了一种虚幻缥缈的景象。这种铜器附件和纹样中以龙为母体的装饰风格，更是传统楚文化的典型特征，体现出了楚人独特的审美意蕴。总的来看，与北方理性的写实艺术相比，楚文化呈现出的是对形象意蕴的追求和对繁复富丽、婉转流动的装饰意趣的着力表现，它是楚人对情感的宣泄和对理想的表露，所以它的艺术风格是狂放、奇诡、浪漫。这种风格在同时期的诗歌文化、漆器纹饰和帛画中有着类似的表现。正如有学者所言：“这样的艺术表现方式与楚人在漆器纹饰和缣帛绘画中无不着力于圆润流畅的线条来表现富有生命力的运动变化之美的方式，是相通相联、互相辉映的。”[14]到了战国后期，楚文化区域内的青铜艺术和北方地区一样走向了简约、衰退，但楚文化中浪漫主义的风格对我国以后的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绘艺术，体现的仍是这种气息。
浪漫主义风格在南方其他文化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表现得更为细腻，具有人间情趣。如江苏镇江谏壁王家山东周吴墓出土的青铜器，其的装饰艺术以透雕的螭状、圆雕的龙形提梁和龙首流、全身饰细密的蟠螭纹和云纹为特色，同王子午鼎有着极为相似的装饰风格，体现着同样的审美趋向，而其盖上浮雕的小鸟，则为这种浪漫主义风格增添了一些生活的雅趣。同墓出土的鉴，内部的刻纹题材都有水蛇纹、神人怪兽纹，以及充满人间生活意趣的鱼、鹤、人物活动等形象，是对自然中天界的想象，或是对思维中理想天堂的描绘，其神话巫术色彩极为浓厚，而这正是南方地区的画像纹的主要特征。这种将现实与理想融为一体的浪漫主义创造风格，是炽热的想象超越理性的产物，表现出了充满人间情趣的浪漫主义风格。
（四）
南、北方艺术形成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风格差异，是由当时南、北方的思想文化底蕴决定的。在北方，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理性主义精神成为贯穿社会的总思潮、总倾向，所以在艺术上表现出了理性的现实主义风格；而在南方，“由于原始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15]，所以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就是一种浪漫主义风格。这两种艺术风格在我国南、北大地犹如两支并蒂花，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我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总的来看，东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时期，政治动荡，思想活跃，影响到了时人的审美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到艺术的风格，包括青铜器艺术的风格；而青铜器的艺术风格又体现出了当时的审美观念。北方受理性精神的影响形成了现实主义的审美意识，而南方则更多地继承了古代的巫术宗教文化传统，结合时代精神，产生了富有人间情趣的浪漫主义审美风尚。但也必须看到，在礼崩乐坏、夸富耀荣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南北方的艺术风格也有共性的一面，即对奇巧华丽的审美追求。
[参 考 文 献]
[1]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J].考古与文物，1981（2）：68.
[2]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11.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5.
[4] 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器的分期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4（3）：58.
[5] 李松，贺西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115.
[6] 李学勤.平山墓葬与中山国文化[J].文物，1979（1）：37.
[7] 宋治民.关于蜀文化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化，1983（2）：71.
[8] 童恩正.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A].湖南考古集刊（第3集）[C].长沙：岳麓书社，1986：113.
[9] 蒋延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A].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52.
[10]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J].江汉考古，1983（1）：1.
[11] 刘彬徽.楚系铜器略论[A].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C].武汉：荆楚书社，1987:147.
[12] 邵学海.王子午鼎的繁缛与铸客鼎的简约[J].江汉考古，1995（3）：59.
[13] 刘彬徽.楚略考[A].楚文化研究论集（第2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81.
[14] 王庆生.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
[15] 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1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
GH-124）
［作者简介］杨远（1975―），男，河南省南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美术考古。
［作者已有相关成果］
[1] 杨远，张应桥.论我国古代青铜器与早期国家政治[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3.
[2] 杨远，张家强.河南北宋壁画墓的题材及艺术特色[J].中原文物，2007（1）：80.
[3] 杨远，张莉莉.夏代的工艺美术及审美观探析[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47.
［相关主题文献］
[1] 宋玲平.东周青铜器叙事画像纹地域风格浅析[J].中原文物，2002（2）：46.
[2] 杨文胜.郑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之比较研究[J].中原文物，2002（3）：41.
［本文创新点］将东周青铜器的设计艺术分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黄河文化圈和以楚文化为中心的长江文化圈，并概括出两大文化圈的不同艺术风格：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