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长安出土文物所见唐代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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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传统体育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兴盛，出现了我国体育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及至唐代，体育运动更是蓬勃发展，形成了第二次高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灿烂辉煌的组成部分之一，唐代的体育，气势磅礴，绚丽多彩，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它不但为唐文明增添了光彩，在中国古代体育史和世界中世纪体育史上也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本文撷取近年来西安唐墓出土的部分体育文物，结合文献记载对有关的唐代体育运动略加考释，以飨读者。

相扑

相扑，古称角抵、角力，即今摔跤运动的一种，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体育项目。在我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这一一活动形式既是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又是社会上的一种娱乐和竞技项目。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这类极具竞技特色的中华古代传统运动形式还流传国外，成为深具影响的具有民族风格的体育运动项目。

角抵起源于五千年前黄帝与蚩尤两个氏族部落之间的一场战争。秦统一后，禁藏兵器，作为徒手搏斗的角抵因此兴盛。晋代伊始，角抵又出现了另一名称――“相扑”。到了唐代，相扑、角抵二名称并用，其特点还是赛力性的竞技，且多在军中进行。出土的唐代文物中也有角抵、相扑的图画和雕塑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刻的形象大多上身，着三角裤，腰系护腹带。1990年，西安西郊热电厂唐墓中出土了1件二人搂抱的小三彩俑，塑于一圆形小台座上。正面一人右手勾住对方的脖子，左手抱对方的腰部；背面一人右手搂住对方的腰，左手扳住对方的右大腿。着衣不甚清楚，上身似裸，从正面一位看，腰系带，似穿三角短裤，应为相扑俑(图1)。1991年，西安东郊的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1件头戴黑色幞头、裸上身、下身穿三角短裤的小陶俑。此俑左腿抬起，右腿半蹲以脚尖着地，右手后摆(左臂已残)，脚步腾挪，摇头晃脑，正是相扑交手时低头猫腰、双腿晃动、两臂前伸、寻找进攻时机的摔跤动作。看其着装与外貌，赤身裸背，光腿跣足，仅穿_二角短裤，身躯硕壮，当为唐代流行的角抵相扑的形象。相扑为对抗项目，参赛者应有两人以上，因墓被盗只存了这1件俑(图2)。

唐代，角抵与击球被并列为两项最受欢迎的运动娱乐项目，角抵往往作为压轴戏放在盛大的喜庆节目的最后。宋代著作《文献通考》载：“角力戏，壮士裸袒相搏而角胜负。每群戏毕，左右军摆大鼓而引之。”可见其声势。唐代宫廷中还设有专门的摔跤队，取名“相扑朋”，集中了全国的相扑高手。当时军中也有一批专门从事相扑的力上。这一活动在民间也很流行，往往还有女子参加。民间的摔跤比赛分春秋两季举行，每年元月十五和七月十‘五中元节为角力之期。据唐人著《吴兴杂录》载，“唐七月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可见这项运动在当时已成风俗。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相扑运动还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相扑的装束仍有唐代遗风，唐代相扑运动的兴盛和普及可见一斑。

狩猎

狩猎，古代也称作田猎、畋猎、校猎、游猎等，最初是原始社会人类的一种生产活动，自夏以来，历代统治者多把狩猎活动看作是顺四时的大礼，狩猎既是一项国之大典，也是体现尚武精神的一种军事体育活动。秦汉以后，狩猎成为帝王贵族悠闲享乐的一种娱乐体育活动。唐代统治者犹好狩猎，而且四季皆宜，狩猎时大多骑马，随身携带弓矢、刀剑、绳索、网罟及鹰犬猎豹等，往往兴师动众，场面壮观。《新唐书》载：齐王元吉“喜鹰狗，出常载置(ju，捕野兽的网)罔三十车，日：‘我宁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猎。”’又载，滕王元婴亦好狩猎，所到之处，不事公务，借猎狗、求捕兽之网，沉迷游猎往往深夜不归。

较高等级的唐墓中往往有狩猎内容的壁画和陶俑。唐淮安王李寿墓、章怀太子墓等都有狩猎图壁画，皆场面浩大，气势雄伟，鞍马人物生动逼真，刻画出了唐代贵族田猎活动的场面。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8件骑马狩猎俑，有的拉缰勒马，观察动静；有的怀抱猎犬，准备出击；有的手托苍鹰，寻找猎物；有的马后捎鹿，得意而归，还有带着猎豹和猞猁以助狩猎的(图3)。

唐墓出土的狩猎图壁画和狩猎俑正是唐代贵族好尚狩猎的真实写照。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唐代帝王贵族的狩猎活动有着一整套周密的计划和组织。皇帝狩猎时，排场很大，前10天即由宫廷有关部门开始准备，先选择和丈量猎场，奏准后征发民工修猎场及道路。前3天，在猎场四处树立旗帜。前l天，侍奉田猎的军队集结到预定地，宣读《田猎令》(大致包括不杀胎、不覆巢等规定，注意捕杀与养护并举)，随后军队便从东、西、北三面围住猎场，只在南部留一缺口。到了田猎这一天，皇帝一行人马在鼓乐声中浩浩荡荡开进猎场。各路骑兵驱赶野兽，使之向缺口逃窜，以供皇帝和王公大臣依次射猎。结束时，鼓乐齐鸣，万众欢呼。最后，集中猎物，分配赏赐。为了帝王贵族的狩猎，朝廷还特意建立了一只由骁勇武士组成的“射生马队”，还有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日鹘坊，三日鹞坊，四日鹰坊，五日狗坊。此外，几天子外出校猎，随时征发百姓修路补桥，一人狩猎，万人出动，形成了唐代帝王田猎的宏大场面。不仅帝王贵族好猎，军士亦然，《新唐书》载裴行俭以狩猎为烟幕，顺利地掩护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这也表明唐朝军队的大规模狩猎活动，在时人眼里已属司空见惯之事。王维《观猎》诗中对将士狩猎亦有生动描述：“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唐代捕猎禽兽的方法主要有骑马射杀、围猎、网捕、索套、火攻等，或单独采用，或配合进行。从出土狩猎俑的着装看，皆穿紧身的戎衣或胡服以便行动，唐诗亦可印证，张祜《颜郎中猎》云：“忽闻射猎出军城，人着戎衣马带缨。”

值得注意的是，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狩猎俑中有1件为带猞猁的女俑(图4)，可见唐代女子不仅骑马出行，而且还参与了激烈的骑马狩猎活动。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哀江头》就曾描述了宫女随皇帝“胡服骑射”的情景，诗云：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技巧

技巧运动在中国出现很早，源于史前人类自身的活动和生产实践，在秦汉之际就已经成为乐舞百戏的主要内容。其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柔术、戏车、戴竿、绳技等。这种技巧运动形式实际上包括了今天体操运动和技巧运动的许多内容，因无统一的称呼，姑且以“技巧”名之。唐代的技巧运动大体上以翻腾、平衡等动作为主，有个人或团体的造型，不仅沿袭了汉代形成的较为完备的运动形式，而且技巧有了长足的进步，花样翻新，主要项目有：筋斗、倒立、叠置伎、戴竿等。

1、倒立。唐代不仅有单人倒立，还出现了柳肩倒立和柳格倒立。柳肩倒立为双人动作，下面一人张双臂，分腿站立，上面一人在其肩下作倒立动作，应是在快速翻腾跌扑中完成的。现代杂技中“柳肩”这一术语，就是由唐代的“柳肩倒立”保留下来的。柳格 倒立是3人团体动作。关于唐代乐舞、杂技的古籍《信西古乐图》中即绘有这两种倒立形式的图像。

西安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1件单手倒立俑，此俑额上勒短巾，身穿紧身衣裤，右臂直伸以手掌撑地，独臂倒立而起，双腿在空中交叉前伸，弓腰抬头，姿态矫健。值得注意的是，从该俑的白衣痕迹看，此俑原无左臂，属独臂残疾人，这件俑应是唐代残疾人运动的一个例证(图5)。

2、叠置伎。即今之“叠罗汉”，是唐代新崛起的技巧项目之一。它是由3人以上叠成的多种多样的人体动作造型。在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石刻造像上，就有一幅唐代9人叠置图，共分5层：底层3人，第2层2人，第3层3人，第4、5层各1人，其中3、4、5层均有劈叉、柔术等的表演。保存于日本的唐代漆绘弹弓上有一部分图案就描绘了5人叠置的技巧。叠置不但是一项独立的运动，也可以与别的技艺相结合。唐人刘言史《观绳伎》诗中云：“高处绮罗香更切，重肩接立三四层。”说明叠置与走绳结合了起来，能在绳上“重肩接立三四层”，即使在今天也属罕见技巧。

2002年西安南郊的一座唐墓中出土了1件三彩叠置伎俑，是由7人组成的，分5层：最底层为一大力士，双腿叉开，双臂举起；第2层为二童子各用一足站立于底层力士的头顶，另两足高高跷起；第3层为一童子双足站立于其下二童子的肩膀上；第4层又有二童子各用一足立于其下一童子的双肩上；最顶层为一小童，站立于其下二童子的肩上，双手扒开裤裆作撒尿状。这件叠置伎俑所表现的形象，不但技巧高超，而且诙谐可爱(图6)。

3、戴竿。也叫顶竿、竿木、寻H、透H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高空技巧项目。爬竿的杂技春秋已见，汉代爬竿、顶竿、车上竿戏、掌中竿戏均已出现。唐代的竿技超越前代，据百戏之首，成为很受欢迎的广场演出节目。教坊中，将竿技列为重点项目，名家辈出。据唐代崔令钦著《教坊记》载，唐开元时之侯氏、赵解愁、范大娘、王大娘等都是著名的艺人，这些艺人常在节庆时演出。唐代诗词歌赋对此盛况屡有咏及，顾况的《险竿歌》：

宛陵女儿擘飞手，长竿横空上下走……

翻身挂影恣腾蹋，反绾头髻盘旋风……

头上打鼓不闻时，手蹉脚跌蜘蛛丝。张祜《千秋乐》有云：

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是千秋。

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赵解愁。可见其场面之大。唐代戴竿的载重承力亦超越前代。如唐代著作《独异志》所载的戴竿三原王大娘，长竿上能载18人而行。戴竿技巧之高超，还特别表现在唐代独多女大力士，尤以开元间王大娘的技艺最扣人心弦，据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载，王大娘于勤政楼大张乐舞、罗列百伎时，头上顶着百尺的长竿，竿上一座模仿瀛洲方丈之状的木山，让小演员持节鞭“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是时，10岁神童刘晏奉玄宗之命，在杨贵妃膝上口占一绝：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番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赞颂了竿技的巧妙神奇。唐代女力士的风采，在王建《寻植歌》中描写得亦甚生动：

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帽青中各一边；

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回面争先缘。诗中所指竿上演员皆为女性，矫健轻盈。下面的顶竿者，杂技内行谓之“底坐”，亦千娇百媚又不乏胆气豪情：

大竿百尺擎不起，袅袅半在青云里；

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

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了7件戴竿俑，皆穿紧身衣裤，我们据其形态暂将其复原为3组：中间的一组，下面一人双臂展开，头顶竿，竿上端一人双臂伸开也用头抵竿，倒悬于空中，与下面的顶竿者相呼应；左边一组，下面一人头扎短巾，脑后梳一小髻，双手于腹部托竿，竿上一人以臀部骑坐于竿顶端，双臂上举，头顶上左右各有一孔，原当插有支架，支架上通常悬物或有童子表演t右边一组，下面一人脑后垂髻，手置腹前托竿，竿上有两人皆倒悬空中作表演状(图7)。这3组戴竿俑中有两组的“底坐”承力者，头扎短巾，脑后露出短髻，为妇人形象，与诗中描写正相吻合，也正是唐代戴竿女艺人的写照。

日本正仓院珍藏的唐代漆绘弹弓，背上描绘了比较复杂的中国乐舞杂技形象。画面分为7段，第2段绘戴竿技，一女子戴竿4小童攀缘架上；第4段为一男子戴竿，3人攀缘，一女童坐于竿之上端盘中，其下为奏乐者，有吹笛、吹排箫、弹琵琶诸乐工，及挥袖舞者多人。唐代寺院壁画和墓葬壁画中也有戴竿形象。这些戴竿俑和戴竿图像的发现，正说明了唐代戴竿技巧的盛行和技艺的高超。

通过唐代盛行的这几项体育运动，我们可看到，唐代的各类体育活动形式已进一步深入到了社会各阶层，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妇女参与体育活动逐渐多了起来，体现了社会稳定时期民众对体育运动这一文化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从马球、相扑、围棋等运动看，唐代体育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同时在兼容并蓄、自由向上的时代精神影响下，唐代的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具有鲜明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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