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补注杜诗中的诗史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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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研治杜诗蔚然成风的宋代,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一书以其敏达的识见,在千家注杜的基础上作了详尽补注,成为宋人治杜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其诗史互证的方法,更是直接导源后人。

关键词:杜诗;黄氏补注;诗史互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79-02

受时代原因影响,宋人盛赞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故研治杜诗者蜂起,形成千家注杜的浩大声势。惜宋人治杜处于草创时期,其中成就较大的不多,南宋黄希、黄鹤父子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以下简称《黄氏补注》)乃其中的佼佼者,溉沾广远,尤其是其中的诗史互证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

书题黄氏者,乃黄希、黄鹤父子。清《宜黄县志》卷二十二云:“黄希字仲得,一字梦得。少明敏,胸次洒落,博学嗜古,有诗学,号师心先生。居家无杂宾,惟文士至,居谈累日。绍兴二十三年乡贡于京,乾道二年中进士。官永新令,尝作春风堂于县治。杨诚斋为之记,有曰‘梦得之学,淹有古今,至未擢第,开门授徒,江西闽中之士从之者数千百人’。晚年诗宗少陵,有《补注杜诗》,搜剔隐微,皆前人所未到。书未成而卒,子鹤复增益之,重定《年谱》,名曰《黄氏补注》,今行于世。鹤字叔似,自号牧隐。有集名《北窗寓言》。”

书题中所谓千家,实乃夸诞之词,近于魏仲举韩昌黎集注的虚称五百家,实乃那时书坊间的一种习气。《黄氏补注》在当时就受到青睐。宝历二年(1226)吴文为其作跋曰:“黄氏之于此诗,盖如班马父子,两世用功矣,积两世之学,以精研覃思,是宜援据该淹,非诸家之所敢望也。”虽或有夸大之辞,然而足以窥探黄氏父子两代对于杜诗的爱好之深,用力之勤。

《黄氏补注》共载杜诗1431首。与宋本《杜工部集》相比,多出21首;与《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比较,则多出《江涨》、《塞芦子》、《又上后园山脚》等5首,缺少《赠花卿》、《少年行》、《愁坐》等20首。再与《分门集注杜诗》相较,则缺23首,仅溢出《秦州杂诗》中第13首。

二

宋人贵杜集,争言杜诗。爱之深者耽如嗜饮,至剽掠句语而模画之。又有收其亡逸,悉付编次,以冀其全。宋室南渡后,久遭兵燹,创痍。杜甫忧国忧民的咏叹更易于在饱罹战乱之苦的人们之中引起反响,故对杜甫诗的整理、注释和刊行反而得到加强,形成后人所羡称的“千家注杜” 的浩大声势。李纲说:“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为古今绝唱也。”所述正是此理。

一部杜诗,号曰“诗史”,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性和连贯性。杜诗中的绝大部分与当时社会所经历的重大事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正如明胡震亨所说唐诗“有两种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须发明……并须作注,细与笺释。”又如清浦起龙云:“古人遗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无变故可稽,一也;居有定处,无征途显迹,二也;语在当身,与庶务罕涉,三也。杜皆反是。变故、征途、庶务交关而互勘,而年月昭昭矣。”可见,杜诗以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而具有补史阙误的功用。这客观上为以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杜诗提供了基础。

《黄氏补注》一书采取“补注”的方式,在书中先列旧注,胪列众说,再续以自己的“补注”,阐述己见。补注的最大特色乃是诗史互证,即以史证诗,以诗考史。

黄氏父子以其文史兼擅之手笔,对杜诗索隐烛幽,常常在借史实来证明杜诗中叙事真实性的同时,也用杜诗来考订唐史。“补注”的内容除编年之外,还包括考订职官和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等。大致说来,黄希侧重于名物训诂,而黄鹤则重于编年征史。

黄氏父子非常注意引史证诗。此前许多注杜者也运用这个方法,可惜他们或失于过简或失于穿凿,至于杜撰史实,更是等而下之。黄氏用此法却繁简得当,往往新见别出。因此,黄氏的补注能正确把握杜甫大量政治诗的现实针对性,发掘诗史的内涵,使读者领悟到诗外甚至史外的东西。这正如浦起龙所云:“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若拈了死句,苦求证佐,再无不错。”

如《秋雨叹》一诗,王洙注只泛泛说:“此诗刺时之暴虐,故取诗‘北风其凉’意”。黄鹤却将当时的具体情况和盘托出:“天宝十三载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忧。杨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害稼也。’”再将此注与诗句“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n,相许宁论两相值”对读,当对于统治者之腐朽有深刻的感觉。

再如《杜鹃行》诗,中有二句:“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鹤注云:“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浸成疾,诗曰:‘虽同群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杜甫多在诗中对开元之治拳拳致情,一向对明皇怀有深情。所以,杜甫对肃宗这种有悖人伦的行为表示出极大伤感。通过黄鹤注,我们当有更深的体悟。对于黄注,钱谦益虽不肯深与之,可是对于此类详细周密的援史证诗,亦多称道。

黄氏父子还注意以诗考史。他们把杜甫诗文作为历史的重要材料,援杜诗以补史之阙误。如新旧《唐书》皆以高适系由太子少詹事出迁蜀州刺史,后迁彭州。黄鹤考杜诗,认为高适先刺彭、后刺蜀,史书误其先后次序。杜甫在潭州《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诗序》云:“往居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可知高适刺蜀州在后矣。

又如《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又作《入奏行》,鹤注云“考新旧史、《会要》诸书无检使,唯有巡检使之名而已。然《欧阳詹集》乃有《送韦检察》诗,又似史失书。”这样的以杜诗详考唐代史实的范例还很多。再如《王兵马使二角鹰》一首最后两句曰:“恶鸟飞飞啄金屋,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黄氏此注曰:“恶鸟乃可憎之鸟,啄富贵之屋,当得角鹰以逐之,假恶鸟以喻史思明残党,犹犯长安,陷天子之金阙,故甫欲得王兵马如角鹰驱其群以啃六合,使君子小人多得其所而不相杂揉,故曰:枭鸾分。”

此外,黄氏父子不仅是给杜诗系年,且是给作为诗圣的杜甫立传。杜甫颠沛流漓,不忘君父的忠君思想、民胞物与的人伦情怀以及挺节不污的政治操守反复受到宋人的激赞。这些在《黄氏补注》中都得到完美体现。如杜诗《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伤吴侍御以直谏而见贬黜。吴侍御被贬时,杜甫尚任左拾遗。是时杜甫因营救房g故,惴惴不安,故力不能救之。然有感于身为谏臣,却只能坐视其贬,故在诗中痛自刻责道:“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狠狈,至死难塞责。”在此诗的补注中,黄鹤借称吴侍御之盛德,以抒发宋代士人刚正不阿的伟岸道德,“吴公以谏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诗以自责。异乎范文正公以谠直去国,而余襄公上疏论救亦贬。尹师鲁、欧阳公相继论说,又皆贬降。此亦见本朝养成士气,可使沉默偷安者为之愧死也。”黄氏父子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其书始告罄。其晷穷晷继挥汗握冰,盖当有所寄予。或是借注杜以弘扬本朝士气,抒郁愤之感,并以此作为生命的寄托吧。

从以上笺注来看,《黄氏补注》既有典故的注释,又将唐代史实与杜诗联系起来进行通解,注重诗旨的挖掘。其补注最大的特色便是诗史互证。黄氏所用的诗史互证方法,属于传统的诗歌笺释方法。这种方法从开始到确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以黄氏父子为代表的南宋人在研治杜诗时已经逐步向成熟的诗史互证方法过渡,这直接沾溉后学,为明清杜诗学方法的正式确立奠定基础。

三

总之,《黄氏补注》虽然存在着许多疏漏处,然而在宋代那个研治杜诗的草创时代,它却是宋代杜诗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后来的杜诗研究者无不参详矜式之,并在黄氏的基础上补苴罅漏。然而后来一些学者却有意无意地贬低黄氏父子的功绩,如钱谦益说:“黄鹤以考订史鉴为功,支离割剥,罔识指要,其失也愚。”对于此等指责,浦起龙却起而为黄氏开脱:“自钱、朱以后,诸家依傍黄鹤旧本,互相违反,其谬又与宋人等”。后出转精,此乃古今通理,参酌前人之见却轻视前人之功,实为不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故无不攻驳其书,而终不能废其书焉”,这种见解方是公正可取的。

参考文献:

[1]胡震亨.唐音癸签[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2]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3]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