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洁技术产业的“突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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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中，清洁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势头遭遇了严峻挑战。行业萎缩、昔日明星企业出现破产风潮、融资金额和投融资活跃程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环境污染和碳排放形势日趋严重，在全球范围内，环境意识、减排治污、节能和发展替代能源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不禁要问，自2005年以来迅猛发展的清洁技术行业，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我们需要如何应对？

清洁技术产业日薄西山？

看看身边的例子，人们有充分理由质疑清洁技术产业的可持续性。放眼望去，国内外几乎哀鸿遍野，从Solyndra， A123，Miasole，Coda，Fisker，Better Place，再到中国的无锡尚德、江西赛维LDK，这些清洁技术产业曾经声名显赫的宠儿和巨头，一度大牌投资人云集，募集金额动辄数几亿甚至数十亿美元，而如今几乎无一例外不是破产保护，就是以地板价出售。

统计数字也显现出同样趋势。根据清科集团创业投资年度统计报告，2012年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共发生86起投资，披露金额的76起投资总额共3.44亿美元，投资案例数和投资金额较2011年分别减少33.3%和63.5%。 就全球来看，据Cleantech Group 2012年末的统计数据，当年该行业风险投资65.6亿美元，投资案例732个，较之2011年分别下降32%和12%。

清洁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大幅下调，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以及近几年全球整体经济增长乏力，景气程度低迷，本行业也不可避免受到不利影响；第二，2009年以来，随着美国成为天然气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其天然气价格快速下调，至2012年中期一度跌至近10年的新低。这就从经济层面打击了市场对新能源的热情；第三，欧洲削减太阳能发电补贴（FIT）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补贴额度的不断下调，也严重影响了太阳能制造业的盈利能力及其预期。

风险投资的成交项目数量和投资金额，可以衡量该行业的活跃程度。对于清洁技术行业，2012年的这些指标有点喜忧各半，在2012年第4季度，成交项目的数量开始反转增长，与投资金额指标出现明显的分化。无论Cleantech Group的全球数据还是清科的中国统计数据，都表明2012年清洁技术投资项目数量的下降幅度，远比投资总额下降幅度要小。而Cleantech Group的统计报告进一步显示，2012年的四个季度，风险投资的投资金额呈连续下降之势，但投资项目数量在四季度环比开始增长，达到了180个，超过三季度的161个，2013年一季度的投资项目数量也超过了2012年四季度的数量。

从投资结构来看，目前的投资行业重心也有所改变。曾几何时，在很多情况下清洁能源（有时也称新能源）几乎成为清洁技术行业的代名词。如今，清洁技术投资内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根据清科集团的投资报告，2012年清洁技术行业中获得最多风险投资的子行业是环保领域，共有投资案例38起，占总量45%。新能源不再独领，环保节能开始成为清洁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大资金多轮密集投资于太阳能、电动汽车等重资产领域的模式逐步式微。企业家和投资人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关注资本效率，着力开发环保节能方案，解决当前迫在眉捷的环境污染问题。

清洁技术产业迈入第二个发展阶段

清洁技术产业的内涵广泛，并且仍在不断演变和丰富之中。业内普遍认为，清洁技术可分为七大子领域：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智能交通和清洁生产。回顾过去，在2002～2003年中国环保产业萌芽之初，“清洁技术”这个词尚未出现，环保产业就是当时“清洁技术产业”的全部，具体表现为管理落后、技术单一，规模较小，尚未形成合适的商业模式。2005～2006年，随着太阳能光电市场在欧洲的爆发，一大批太阳能制造企业在中国应运而生，并闪亮登场，于是在“传统”的环保节能领域之外，形象时尚、技术先进的舶来品“新能源”为清洁技术带来了强劲的活力，由此清洁技术产业迎来了第一个阶段的大发展，一直持续到2011年。

2012年以来，中国清洁技术行业开始迈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提供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和安全的食品等生态产品，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意志。其前因是随着前30多年的经济粗放式增长，所产生的严重环境资源压力已累积到极限，生态环保问题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公共视野。

第二，立足国情，着重发展环保节能等领域。如果说，清洁技术第一阶段以新能源开发为核心，主要依托欧洲的现实，那么第二阶段以环保和节能为导向，则更加贴近和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资源匮乏，能源效率低下。以水资源为例，一方面，中国淡水资源占全球水资源的6%，居全球第四位，但人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全球排名121位，是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水污染严重。即使按照中央政府的《“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到2015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县城污水处理率平均达到70%，而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只能达到30%， 更不用说广大农村地区。而从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中国能源研究会201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GDP分别为5.8万亿美元和5.5万亿美元，基本持平，但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32.5亿吨标准煤，日本仅为6.6亿吨，即中国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5倍。

实际上，中国当前发展清洁技术产业的策略，必然是以环保与节能为重点，着重治理各种环境污染、提高能源效率。这是打破中国经济靠投资和资源投入驱动、粗放式增长的模式，实现社会、自然与经济长期和谐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寻找化石替代能源，实现碳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固然是锦上添花，但如果环保节能没做好，新能源和碳减排对中国而言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提高资本效率，谨慎对待资本密集型的重资产项目。从具体行业领域来看，太阳能光电、风能，以及LED产业链的大部分环节，都是资本密集型投资。如前文上提的美国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商Solyndra曾获得美国能源部5.3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另一家来自硅谷的薄膜太阳能电池企业Miasole成立以来，股权融资超过5亿美元；电动汽车企业Better Place在烧掉8.5亿美元的股东投资后，宣布破产。 自2012年以来，从清洁技术领域风险投资已经明显看出，单笔投资金额大幅下降，投资项目数量开始上升，投资者偏好轻资产类项目，强调资本效率。

公共政策任重道远

与其他行业不同，清洁技术产业受到公共政策的重大影响。

首先，经济活动中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现象，此时市场机制自身对资源的配置失灵，政府需要适时干预，约束企业的外部不经济行为。一方面，制定完备健全的污染控制与排放和节能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清晰的指标考核体系和惩罚机制，使企业的违约成本具体化、明确化。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排污权交易体系，污染防治和排放控制做得好的企业，可以变现其多余的排放权，实现经济利益，从而鼓励企业不断地改进环保节能技术。

政府通过建立上述法律和政策体系，使环保节能脱离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就能直接创造出市场需求。不过，法律以及公共政策体系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直接决定了环保节能，尤其是环保市场能否健康稳定发展。

其次，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经济支持手段，鼓励有关清洁技术产业的发展。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欧洲的太阳能补贴政策，就不会有太阳能行业的大发展。在中国，金太阳工程和太阳能发电的核定上网电价，就是一种补贴形式；在汽车领域，“十城千辆”示范工程计划在3年内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政府对电动大巴采购进行财政补贴，以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在LED领域，2009科技部推出“十城万盏”半导体照明应用示范城市方案，该计划涵盖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21个国内发达城市，以推进LED的发展。在清洁技术产业发展之初，政府的经济支持措施可以推进市场走向进一步成熟。

政府经济激励方式不同，对行业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对于有些财政补贴手段及其效果，行业内激辩不止。例如：在LED领域，为了吸引LED企业投资落地，国内部分省市曾纷纷出台政策，对于采购MOCVD（LED芯片的核心生产设备，需从国外进口）每台补贴1000万元人民币。这种政府直接补贴造成各地LED项目纷纷上马，大量设备闲置，人为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对行业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是负激励。另外，各地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对太阳光电制造企业，提供大量信贷和担保支持，也对该领域的产能过剩和竞争白热化负有一定责任。

第三，中国政府部门身份特殊，不可混淆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在公有制体制下，政府还是国有企业的股东。我们不断看到，各地在追求GDP的同时，忘记了国有企业出资人的职责所在。同时，中国国有企业影响力巨大，在石油化工、钢铁、煤炭、冶炼、矿山等环保、节能重点领域，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它们对环保和节能的执行落实情况，事关中国经济增长转型成败大计，因此，政府作为国资出资人代表，有义务首先在国企内部大力推动节能环保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