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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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就业；金融危机；职业中介机构

论文摘要：文章简要评析了在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民工就业形势所受到的影响。肯定了目前政府所取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从农民工技能水平、职业中介机构服务水平等诸多就业影响因素角度，提出了农民工就业难题解决的创新性建议。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部分出现了农民工的就业难题，按农业部统计，约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岗位，提前返乡。

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已采取了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返乡农民工培训力度、强化就业中介服务等系列措施稳定就业局势。

从劳动经济学观点看，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好的，但应该看到，由于牵涉到的农民工群体人数众多，地域广大，又由于户籍政策的灵活性欠缺，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一等问题，在实际运转中一些措施可能存在执行的偏差。

本文意图在这些措施基础上，提出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政策设想。

一、农民工就业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已超过1.3亿人。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部分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对农民工就业造成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年底进行的“就业情况快速调查”监测分析称，考虑到部分返乡农民工暂时失去工作，加上农村部分新成长劳动力，节后需要新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2000万人以上。

但根据走访调研，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仍然有招工计划，不同的是岗位数量、招聘需求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

1.相当多的企业由于生产计划缩减，空港数量有所减少，招聘时间略有延后。但一些企业由于技术改造和创新所需，追加了一些新岗位的招聘需求。

2.企业对新录员工的文化和技能水平要求提升。按照人保部的调研结果看，企业对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和中级工以上技能的比重，在历年持续提高的基础上，又分别上升了2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企业对农民工的用工数量整体有所下降，招工时间推后，技能要求提高。

因此，农民工就业供求矛盾在一段时期内将比较突出，引导有序流动就业和就地就近安排就业的任务繁重。

二、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因素

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能不系统梳理农民工的就业影响因素。影响农民工就业的相关因素大致如下：

（一）行业及企业外贸关联度及应对危机的能力

一般来说，一个行业或企业与出口外贸关联度越大，受到的冲击就越大。又因为这些企业多属于来料加工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位于整个产业链的末端，故而在这些企业中工作大量农民工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危机冲击。而在这些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受冲击程度最大。

但即便在这些企业中，对就业的吸纳能力也有区别。一些企业在危机中及时调整对策，推出了产业升级战略，努力往产业链的上端靠拢，这就为其下一步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另有一些企业以退为进，暂时捂紧荷包，缩减薪酬等开支，和员工一起过苦日子。等到外商有新的订单调整，立即“反扑”，重新开工，这也是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希望所在。

（二）区域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

整体看，越是区域经济活力比较强，发展潜力比较大的地方，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就越强。众所周知，在此次危机中，由于对外开放程度高，沿海比内地受冲击程度严重，在订单减少、推迟或接不到订单的情况，企业开工不足或部分企业倒闭，带来了企业减员或岗位消失问题，使得在这些地区从业的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

而农民工返回的家乡多是重庆、成都、河南等内地城市。根据笔者观察，在成都重庆这两个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活力释放，这些地区对于返乡农民工的安置和扶持力度更好，也有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岗位给予返乡农民工就近安置。下一步，需要对这些地方解决就业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政策扶持。

（三）农民工自身文化技能水平

根据前述有关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状况的分析看，目前对高中以上学历，中级以上技工的农民工需求比重在增加。这与目前正在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人才技能要求提升有关，也与劳动力市场更激烈的竞争有直接关联。

（四）政府及社会中介服务机构的就业服务水平

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及社会中介人才机构中介服务，诸如就业培训、职业介绍、供需见面会等，多聚焦于本地本市居民，或者有大学以上学历者，所以，大量高中以下学历的外籍农民工群体，其就业指导问题一直被忽略。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在户籍制度上给予更灵活的处理，并出台对社会中介机构或人事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激励措施。

三、现有就业对策分析

基于上述就业影响因素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推出的一系列就业解决对策，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存在以下几方面局限：

（一）产业升级通盘考虑不足

由上述分析可知，就业的影响因素与宏观产业经济环境、区域经济活力密切相关，也与企业规模有所关联。

但当前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还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生投资比重较少；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物流业规划中，这些投资多集中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考虑较少。相应地，支持他们进行科研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自然就少。

由此，一些原本就困难的中小企业在外需缩减，产能减少，内部用工成本依然不减的压力下，很难尽快走出困境。

尽管目前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关部门已经及时安排了200亿技改专项资金，拟通过中央财政贴息方式，并带动地方政府资金投入，一年撬动4000多亿的技术改造项目。但整体效果还有待观察，力度有待加强。

（二）培训的瞄准性差

由于文化技能水平对农民工“再就业”的影响因素明显，目前的多项中央和地方政策，都将加大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水平，把其放在突出位置。

但由于现行就业失业率统计口径，只统计城镇户籍人员，对于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外来农民工并未涵盖其中。尽管当前各地也紧急部署了对这些农民工的就业监测，但由于这些农民工多地往返流动的特点，统计难度很大，对部分人群的掌握并不全面，因而培训目标人群的确定就比较难。这也是当前众多劳动力输入大省普遍存在的难题。

而在中西部等劳动力输出大省，虽然比较容易统计出返乡农民工数量，但囿于财政经费不足等原因，就地对农民工的培训也不现实，并且在培训后，与企业需求对接方面，也会存在一定问题。

（三）发动社会力量不够

目前，有关部门密集推出了关爱农民工就业的多项行动，其中作为值得嘉许，但在广泛发动各种民间力量，包括企业、媒体等一起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难题上，还有待加强。

由于涉及的就业人群庞大，单靠政府下属的各地人才中介机构，提供所有的人才中介服务，并不现实，下一步需要在激励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就业问题上下工夫，这当中就包括各种民间培训机构、各行业中小企业，及时提供信息的各种媒体。

但发动社会力量的同时，需要注意严格对社会职介机构的监管，严惩非法职介公司“黑中介”等非法行为。四、进一步就业政策探讨

（一）就业与产业升级、企业创新相结合

笔者建议集合各区域经济特色及企业需求，由当地宏观管理部门——如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牵头，联合工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知识产权局等，对各地现有产业及企业进行梳理，尽快明确政府鼓励发展的新兴行业领域，并对这些行业所需岗位信息细化梳理，及时推出对应的员工技能提高课程，从宏观上改善农民工技能素质结构。

在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上，救活企业特别重要。只有政府或社会资金及时给企业输血，企业复活了，才有新岗位可用，人才供需市场才会繁荣。

笔者建议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协调，给予企业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专项补贴，补贴额度建议与其解决就业的人数、工资水平等直接挂钩，对于不裁员者给予奖励。

对于在困难时期进行技术创新和岗位改造的企业，给予一定额度的财政资金支持。

（二）创新培训费用机制

由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在劳动力输出大省与劳动力输入大省之间建立合作机制，及时共享农民工供需信息，并将岗前培训和企业需求结合起来，及时调整培训内容，以适应企业需要。

由于培训必然涉及经费，靠沿海地区几个劳动力输入大省，来解决众多非本地农民工的培训问题，显然不现实；同时，劳动力输出大省在培训方面也很乏力，这些省份多是财政困难大省，单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或单靠地方财政都不现实。因而，笔者建议将大量结余沉淀在劳动力输入大省的养老保险金等利用起来。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区分割，农民工在离开一个就业城市转出社会保险关系时，对于自己的养老保险部分只能推出个人缴费那部分，企业缴费部分作为养老统筹基金，则沉淀在当地政府社保部门。

笔者建议将将这部分养老统筹基金，按照一定比例统一转入劳动力输出省份的社保机构，由这些社保机构统一组织，对于大量返乡农民工进行集体就业培训。一旦劳动力输入大省经济回暖，企业重新招工，就及时将农民工输送过去，由此既避开了培训方面户籍的樊篱，又减轻了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资源负担，避免农民工盲目找工作的低效。

（三）健全人才中介服务平台

建议各地进一步健全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信息披露机制，形成企业与当地就业服务机构信息的强制报送，将岗位需求信息统一梳理至各区县就业服务机构，并及时，供择业农民工参考。

对于资金缺乏的中小企业或私营个体企业，要统一由政府出资搭建临时性的招聘平台，供供需双方双向选择。

此外，还可以通过媒体爱心热线，为提供岗位信息的信息人，给予物质奖励。

（四）打破户籍樊篱

在就业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上，应当把政策对象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对象，形成一体化的城乡就业政策，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

笔者建议将农村劳动者纳入了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政策范围，改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建立了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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