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税收政策反应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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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提供更多的捐赠，这在国外经济学界是富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国外学者基于企业慈善捐赠的不同动机，建立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种理论模型，前者认为，税收只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不影响企业捐赠量；而后者则认为税收对企业捐赠产生正或负的激励效应。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少有研究。本文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梳理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文献，对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并就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我国企业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一、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理论研究

企业捐赠的动机是国外学者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逻辑起点，这种动机可分为两种：一是通过企业捐赠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二是经理人通过企业慈善捐赠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根据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国外学者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种理论模型，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解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理论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利润和企业捐赠价格来实现（Schwartz，1968）［1］。为了方便研究，学者们通常假定企业慈善捐赠在税前全额扣除，即企业慈善捐赠价格为1-t（t为企业所得税率），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税率变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进而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其中，Clotfelter（1985）［2］和Navarro（1988）［3］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一）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利润最大化是公司最根本的目标之一，因此，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学者们主要从捐赠对企业收入和成本的影响入手，来考察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的效应。1.利润最大化模型的理论渊源对于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进行捐赠可能的理由是增进收入和降低成本（Clotfelter，1985）［2］。关于增进收入，Andrews［4］于1952年在总结前人的观点时提到“企业捐赠的好处是可以树立良好形象，扩大产品的宣传和影响，增强产品的公众认可度”；关于降低成本，Schwartz（1968）［1］论证到，企业慈善捐赠可以改善社区环境、降低人员成本或研发成本。而Johnson（1966）［5］则认为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企业从捐赠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他实际上在暗指垄断竞争企业为增加企业利润应捐赠更多。上述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企业慈善捐赠的作用。然而，考虑到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学者们需要建立完整的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来解释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效应。2.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发展Clotfelter（1985）［2］较早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模型。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理论，他通过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一期模型研究后发现，企业所得税率对企业的最优捐赠额没有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效应，Clotfelter［2］还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两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率变动只影响了捐赠在各期的分布，而对企业捐赠总量没有影响；利润最大化的捐赠决策取决于各期企业税率的大小，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只具有短期效应。Navarro（1988）［3］将“其他企业的捐赠支出”和“政府支出”等更多因素纳入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的一期模型中，得出了与Clotfelter（1985）［2］相同的结论，即企业所得税率对企业捐赠量没有影响。相比Clotfelter（1985）［2］的利润最大化模型，Navarro（1988）［3］更侧重通过税收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来说明企业捐赠的动机，而Clotfelter（1985）［2］则重点考察税收政策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就模型本身而言，Navarro（1988）［3］的模型考虑的因素更全面，对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具解释力。后来，支持企业慈善捐赠利润最大化理论的学者均延续了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思路，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量没有影响。

（二）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效用最大化理论是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另一种解释。企业慈善捐赠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经理人或股东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而发生的捐赠行为。在效用最大化模型中，企业慈善捐赠被看成一种正常商品，学者们通过研究税收对企业捐赠价格和利润的影响来分析企业慈善捐赠的变动情况。由于股东捐赠是个人捐赠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进行综述。1.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的理论渊源企业慈善捐赠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由Williamson（1964）［6］的经理人自模型发展而来。根据Williamson的研究，在两权分立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经理人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可能将可自由支配利润用于购买豪华办公用品、雇用过量员工、企业捐赠等方面，从而逃避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责任。企业经理人通过企业慈善捐赠可以提高自身社会名望，或满足自己的利他心理，因此，他指出企业捐赠是实现经理人效用的途径之一，可以进入经理人的效用函数。虽然Williamson的主要贡献是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并未专门就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但他的企业经理人行为理论为学者们分析和构建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捐赠模型提供了思路。基于他的理论，Nelson（1970）［7］认为，经理人可以凭借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诱导股东做出符合自身偏好的捐赠决策来满足自身效用需求。Goldberg（1970）［8］则论证了企业捐赠是实现企业经理人效用的途径之一。2.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发展Clotfelter（1985）［2］根据前人的研究，假定企业捐赠与税后利润是经理人效用函数中的两种商品，将捐赠支出引入到企业经理人效用函数中，第一次正式构建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专门分析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经理人有捐赠偏好时，税收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显著，税率与企业捐赠同向变动，企业所得税率上升会导致企业捐赠增加；当经理人没有从慈善捐赠中得到任何效用时（这种情况是利润最大化的简化形式），税收对企业捐赠行为不产生影响。据此，Clotfelter［2］推断，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具有持久效应。有别于之前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Navarro（1988）［3］第一次将利润最大化动机问题和经理人自问题作为互补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经理人通过企业捐赠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将会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润的约束，在一定的捐赠水平上，企业捐赠水平与利润最大化目标一致，超过了这一水平的捐赠则是经理人增进自身效用的一种方式，但经理人并不能无限量偏移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最优捐赠支出，捐赠总量的大小要受到可自由支配利润的限制，即经理人超过利润最大化水平的捐赠量要受到企业总利润与股东要求的最小利润之差额的约束。与传统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Williamson，1964［6］；Clotfelter，1985［2］）不同，Navarro（1988）［3］认为可自由支配利润只是实现经理人效用的预算约束，不会直接影响经理人的效用。有鉴于此，Navarro（1988）［3］对Clotfelter（1985）［2］的模型进行了两方面的扩展：（1）在经理人效用函数中增加“其他消费品”，得到与传统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相同的结论，即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同向变动；（2）在经理人效用函数中仅考虑“慈善捐赠”和“其他消费品”两个变量，得出了与传统模型相反的结论——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反向变动，企业捐赠随着税率减少而增加。Navarro（1988）［3］的论证结果表明，目标效用函数不同，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呈正、反两个不同的方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Navarro（1988）［3］的企业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描述更具一般性。他将企业利润排除在效用函数之外只是对模型表达形式的微小改动，但却使得这一模型与传统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模型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可自由支配利润只是企业经理人用于偏好支出的预算约束，而非实现效用的商品本身，理性的经理人会花光所有可自由支配利润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他的研究充实了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的理论解释。

（三）近期的理论研究Boatsman和Gupta（1996）［9］指出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有三种情况：（1）在利润最大化点上，税率变动不影响企业捐赠总量，只影响利润水平；（2）超过了利润最大化水平的捐赠，如果股东对企业最小利润水平没有约束，税率与企业捐赠同向变动；（3）如果股东对企业最小利润具有强制约束，税率与企业捐赠反向变动。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研究了捐赠给股东带来效用和不带来效用时税率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理论推导的结果是利润最大化动机下，税率不影响捐赠，捐赠和广告支出的效果类似；当捐赠给股东带来效用的情况下，理论模型推导不能确定税率变动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方向。Husted和Salazar（2006）［11］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具体案例的研究发现，既考虑利润目标又兼顾社会目标的企业战略捐赠模式优于企业自利型捐赠或利他型捐赠模式。该结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特定税法条件下实现企业多元捐赠目标的最优化选择提供了参考。

二、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对线性或对数模型和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应用；近期的研究主要是以微观企业主体为观测对象的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分析。

（一）早期的实证研究Schwartz（1968）［1］采用1936年到1961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线性回归模型，将平均捐赠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平均税率为基础计算的企业慈善捐赠价格、税后收入和其他相关变量最为解释变量。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捐赠的价格弹性区间为（-1.06，-2.0），收入弹性区间为（0.53，1.34）。这一实证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慈善捐赠与捐赠价格负相关，与税率正向变动，与收入正相关，该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企业利润最大化”假设，他认为企业捐赠还存在其他目的。Schwartz（1968）［1］的研究范式一直延续了近20年。Nelson（1970）［7］、Levy和Shatto（1978）［12］、Bennett和Johnson（1980）［13］、McElroy和Siegfried（1985）［14］、Clotfel?ter（1985）［2］等学者均采用了与Schwartz（1968）［1］类似的研究方法，利用加总数据分析税收与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均表明税率与企业慈善捐赠同向变动。但是，由于数据区间的选择、计量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以及税率形式的不同，学者们测算出的企业捐赠价格弹性区间和收入弹性区间并不相同。例如，Nelson（1970）［7］采用边际税率计算企业捐赠的价格，对1936年到1963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企业的捐赠价格弹性区间为（-1.03，-1.18），收入弹性区间为（1.05，1.43）；而Clotfelter（1985）［2］同样采用边际税率，对1936年到1980年的企业加总时间序列数据对数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企业捐赠的价格弹性区间为（-0.16，-0.4），收入弹性区间为（0.11，0.57）。另外，Clotfelter（1985）［2］对按行业分组的混合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的价格弹性区间为（-0.2，-1.81），收入弹性区间为（0.59，1.14）。

（二）近期的实证研究加总数据带来问题是宏观估计与微观估计的不一致，Navarro（1988）［3］对此问题进行了改进。他首次采用了具体的公司数据，根据美国文科理事会对1976年到1982年间24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对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企业捐赠有很强的利润最大化动机，而经理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不明显；企业捐赠和企业所得税率之间的相关性很小。Navarro首次采用具体的企业数据分析企业捐赠行为，克服了宏观加总数据的缺陷，开创了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分析捐赠问题的研究模式。Boatsman和Gupta（1996）［9］采用1984年到1988年间21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克服了时间序列与横截面数据的局限性，且由于选取数据的年度跨越了美国两次税制改革，因而可以考察同一公司的捐赠对税率变动的反应情况。他们分别对简单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和捐赠负相关，这意味着税率降低，企业慈善捐赠增加，这与Schwartz（1968）［1］等人的结论完全相反。Carroll和Joulfaian（2005）［10］首次将样本企业扩充到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小公司，通过对26634家企业的数据分析，从股东层面对企业慈善捐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捐赠与捐赠价格反向变动、与收入和广告同向变动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慈善捐赠对捐赠价格敏感，利润最大化模型不能完全解释企业的捐赠行为。

三、简要评述

由于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的多元性，单一的理论很难诠释现实中所有的企业捐赠现象。因此，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进行解释，在此基础上考察税收对企业捐赠的激励效应。目前，学界并未形成成熟、一致的观点。企业慈善捐赠课税的研究依然需要进一步扩展，从而解释现实中复杂的企业捐赠现象。

（一）现有理论研究的成果及局限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重点考察了捐赠对企业核心目标的影响，目前已形成的较为一致的结论是：在企业慈善捐赠可以全额抵扣的前提下，税收并不能影响企业捐赠行为，这能合理解释企业捐赠的大多数行为。原因在于，无论政府和社会对慈善捐赠评价有多高，企业首先只有盈利了，才有慈善捐赠的经济基础，也才能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是，企业慈善捐赠的利润最大化理论忽视了企业捐赠动机的多元化，推导出税收不影响企业捐赠的结论与大多数实证检验的结果不相符。另外，企业捐赠只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不能解释现实中有的企业亏损还要捐赠的现象，由此得出的政策建议可能是片面的。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利润最大化理论的不足，解释了现实中税收促进企业捐赠的现象。而且，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考虑了企业经理人捐赠时所受到的企业利润约束，能更好地解释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但是，现有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理论研究，均是建立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难于解释税收对企业捐赠的长期影响。尽管Clotfelter（1985）［2］认为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具有持久效应，但企业慈善捐赠的经理人效用最大化模型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经理人受企业利润约束的个人捐赠，按照个人捐赠的相关理论，大量的研究表明税收对个人捐赠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影响是不一致的（Randolph，1995［15］；Auten等，2002［16］）。那么，企业慈善捐赠对税收政策的短期反应和长期反应是否一致？现有理论无法完全解释这个问题。另外，建立在企业慈善捐赠全额扣除假设下的研究，并不能解释限额扣除条件下企业经理人或股东对企业税收政策变动的反应。尽管两种理论有待完善，但它们为判断企业捐赠的动机、估计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实证研究企业捐赠行为对税收政策和商业周期的敏感度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二）现有实证研究的成果及局限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考察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使得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逐渐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相关研究也不断丰富和深化。总的来说，企业捐赠所得税政策效应的研究进展主要以数据类型和所采用的估计方法为主线，其中，数据类型实现了由加总的时间序列数据到公司具体调查数据的应用，估计方法也不断发展，实现了由简单的线性模型或对数模型发展为基于混合横截面数据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研究；由于前提假设、变量选择、数据构成、数据处理方法的不同，实证检验的结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从侧面反映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复杂性。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较为一致的结论是税收会影响企业慈善捐赠。尽管如此，学者们对于企业慈善捐赠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区间的测算结果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实证检验中的数据挖掘、模型设定和参数估计方法等方面有待深化。总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检验，对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激励效应的研究结论尚不明确。为此，我们需要各种理论模型的整合发展。

四、研究展望

国外学者对企业慈善捐赠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提供了参考依据。然而，考虑到企业捐赠动机的多元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税制和企业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单纯借鉴国外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难于解释中国企业的捐赠问题。因此，结合国外现有的研究情况，本文认为未来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

（1）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长期效应的理论研究。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行为研究，对于政府更好地评估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现有国外的理论研究缺乏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动态分析，对企业慈善捐赠均衡的实现和稳定性缺乏必要的证明，从而不能定性地分析税收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长期影响。因此，未来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2）企业慈善捐赠限额扣除政策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现有研究假定企业慈善捐赠可以在税前全额扣除。而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大多数国家对企业慈善捐赠均实行限额扣除制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放松企业慈善捐赠全额扣除的假设，考察企业慈善捐赠限额扣除约束条件下税收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从而增强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3）我国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目前，囿于数据可得性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对企业慈善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因此，结合我国企业捐赠的特点，选择相关变量，设计计量分析模型，检验我国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程度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