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及科学主义在国外高校中的矛盾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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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并非源自人类文明之初。在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之前,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包容的。19世纪以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冲突开始波及到高等教育领域,并涉及到了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各个方面。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看,这两种哲学观一直主导着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大致经历了混沌期、冲突期和整合期。

一、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历史渊源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样,教育中的这两种哲学观作为教育实践在人们认知上的反映,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在远古时期,由于受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还处于原始意义上的一体化时期,尚未将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从普罗泰戈拉开始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关心人事为主的“人的哲学”被推向极致,并一度取代以自然为对象的哲学,科学与人文显现出分野的端倪,人文教育比较突出。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和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性”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知状况。可以说,正是“由他们开创了哲学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上的分野”①。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一直深受亚里士多德充满人文主义色彩的自由教育观的影响,以文科为基础,学习传统的“七艺”。亚氏把教育分为文雅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类,他本人重视心灵的培育,轻视与肉体训练有关的活动。这一态度极大影响了后来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分化和对立。这一时期,自然科学尚处于发展初期,学科界限未明,作为中世纪教育“基础知识”的“七艺”隐含着人文与自然知识的早期分类。可以说,具有高度整合特征的“人文主义”高等教育哲学从中世纪到19世纪初一直在大学里占据着主导地位。

文艺复兴的“抑神扬人”运动不仅矫正和恢复了被中世纪歪曲、了的古典文化,也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界的浓厚兴趣。乐观、积极的现实主义精神鼓舞着人们去重新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自然科学知识急剧增加,学科不断分化,近代自然科学从此有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出发点。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对理性的弘扬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在大学系统之外),整体哲学观面临被解构的命运,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应运而生,并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康德在休谟和卢梭的影响下开始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作为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从二元论立场出发,他认为,作为自然界和理性世界的成员,人受两种法则———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支配。康德认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道德和自由留下地盘,并再三强调,追求道德和自由的理想是区别人与物的关键。可以说,康德的主客二分法正是以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长期对立的理论根源。由于近代科学巨大的经济功能,它在大学系统之外得到了蓬勃发展,与工业发展和经济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大学教育(特别是传统大学教育)却由于其巨大历史惯性对科学采取的漠视和抵制导致了科学教育发展迟缓,引发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高等教育哲学观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英国引发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直至科学真正列入大学教育课程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主义教育逐渐取代人文主义教育,并成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教育哲学。

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二重性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单靠科学和理性不仅不足以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有可能使人类迷失自我,带来灾难;科学主义教育并不能为科学技术提供价值范导,也无助于缓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加剧这些矛盾和冲突,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在近现代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职业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同时出现了回归古典人文主义的思潮。如现代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的兴起,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教育思潮的出现等。1959年,英国学者查•帕•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和高等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他看来,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峙都是由于狂热推崇专业化教育(即科学教育)引起的。他还指出了实现文化整合的方向:“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即通过两种教育的整合来消解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此同时,科技史家乔治•萨顿提出了以科学主义统合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观和教育整合观,而爱因斯坦和阿什比则是持以人文主义统合科学主义观点的主要代表。20世纪末,这样一股谋求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协调发展的文化整合思潮最终汇聚而成,使得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由冲突期开始进入了整合期。

二、人文主义、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的实践

如上所述,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哲学都曾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起过主导作用。早在12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就催生出了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和萨莱诺大学,并很快衍生出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后这种近代大学模式还传播到了德国和美国。从这一时期到19世纪初,可以看作是西方大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混沌期。这一时期,大学是培养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精英和通才型的社会职业人员的机构。“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训练人的心智、塑造人高尚的精神品格。“七艺”作为大学最基本的学科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知识体系,尚不具有专门化的特征。可见,高度整合的“人文主义”教育哲学在当时西方大学的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从19世纪初德国大学改革运动到20世纪末,是西方大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学术自由精神,即研究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精神成为了大学人才培养的基本理念。大学教育,按鲍尔生的话说,“目的不再是百科全书式的信息,而是真正的科学文化,学生不是被看作仅仅作为国家官员为将来服务做准备,而是被看作年轻人,通过不受限制地学习科学,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理智和道德的自由。”②从此,大学真正冲破了神学的樊篱,成为高深学问之场所,通过知识创新,加快了知识分化发展的进程,也加速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离。洪堡把理性作为人精神统一性基础的“完人”理想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最终走向了知识的分裂和人精神的残缺。由此可见,这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在西方大学的教育实践中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冲突期。到了20世纪末,西方高等教育在知识整体趋于分化、局部呈现融合的氛围下进入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哲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整合期。如果说19世纪以来由于自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近代科学持续地向传统人文学科领域扩展,激起了人文主义的反抗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近现代观的深刻转变则使人文主义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领域,这种趋势大致表现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国大学的普通教育或综合素质教育改革潮流;大学内部各种横断、交叉、边缘和综合学科的纷纷涌现;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今天,现代大学内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传统三大知识领域划界的情况依然存在,但其界限却已日益模糊。如何在相对开放的学术氛围中,淡化学科、专业间的界限,使不同学科在彼此敞开的状态下不断扩展、自主生长,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重大变革主题。

三、当代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整合所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当前,高等教育哲学的冲突仍在持续,科学主义哲学无疑在大学的发展中居于独断地位,人文主义哲学则处于被边缘化的危险之中。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学中,人文主义哲学为恢复知识与人的精神整体性的努力从来未曾停歇,这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可以说,现今在高等教育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这两种哲学观的矛盾冲突有着直接的关联。而缓解此类问题则必须深化二者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整合与协调。

(一)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的彰显特征

1•现代大学过分关注社会不断膨胀的物质需要。在外部技术功利主义的强势推动之下,大学内部科学与技术的联姻空前紧密,专业化的狭隘倾向愈发明显,传统科学的精神旁落。与此同时,在内部消费主义和职业至上论的双重挤压之下,大学人才培养的传统理念逐步被消解。在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看来,科学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和情感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对高等教育同样都是危险的。他在界定了“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之后,对美国本科教育中的选修制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很多本科生都在利用选修制度,他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特殊兴趣去努力学习,而是以最小的阻力为标准懒散地完成大学的学业。”③他指出,“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之间保持着一种正当的平衡。”④正如这位大师一百年前所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针对服务与力量的训练,而是就智慧与性格所进行的训练”。⑤

2•现代大学严格的专业规训制度偏离了大学教育的本义。与其他教育机构不同,作为学者的社团,大学是一个各种思想和文化自由交流、碰撞的场所。正是在这种频繁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大学培养人的活动才得以展开。而自从近代科学被纳入专业化发展轨道之后,大学教育逐渐开始遵循专业化规训的逻辑———实施专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大学的专业化规训无疑促进了知识的创新和知识总量的增长,但它却与大学教育的本义相悖逆。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学科范围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科学和人文的教学内容日渐疏离。在专业规训制度下,学生们被动接受相对狭隘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视野狭窄、思想苍白、精神单薄。在一个知识领域无限扩展、学科间联系日益频繁的新世纪,这种传统的专业化规训制度使得人们不禁对高等教育的有效性乃至存在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如世界各国都在谈论的“大学的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大师危机等。

(二)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的整合之路

如果说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在历史实践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二者的整合同样也是必然的。

1•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是现代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它们互动互补,不可分割。贝尔纳曾指出:“没有任何文化能够永久脱离当代主要的实用思想而不退化为学究式的空谈。不过,也别设想不对科学本身结构进行重大改革就可以使科学和文化融合起来。”⑥的确,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自由探索和技术科学的创新为人文学科奠定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对科学技术的文化思考为其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引导着方向。就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言,无论是出于对谋生技能的关注,还是出于健全人格的养成,科学与人文的共同滋养可谓前提。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而是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现代大学不仅要培养工程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更要注重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并能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尽一份力的个体的培育。

2•吸收自由教育理念中的合理成分,关注受教育者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自由教育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虽然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教育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高等教育的专门化与功利化的现象也愈发明显,但历史积淀深厚的自由教育理念却依然影响深远而广泛,并在现代大学的理念重塑和制度建设层面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如作为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的耶鲁大学就认为,“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教育目的具有多重性,并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及“自由教育”的原则。可以说,正是由于自由教育对诸如人文学科教育、受教育者理智、德行和审美的修养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极易忽视的内容的关注,它对当前大学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理念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现代大学必须吸收自由教育理念中的合理成分,以受教育者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作为最高目的,克服科学自然主义和情感自然主义的倾向,遏制科学主义教育哲学的过度彰显,在高等教育实践中实现两种教育哲学观的整合与协调。

3•现代大学必须打破学科知识间各自为政的封闭状态,为不同学科在彼此敞开的状态下不断扩展、自主生长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在一个无穷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主宰的21世纪,一个“世界的复魅”时代⑦,通过不再刻意追求知识的整体性而实现的不同领域知识的重组,是我们解决重大社会实际问题的唯一抉择。只有不以某一特定的规范或逻辑统摄所有知识领域,让不同学科间形成自然松散而非牵强的联结,建立开放性的专业规训制度,现代大学才能在新的知识格局中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知识生态系统,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整合,真正发挥与实现大学的三种基本职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