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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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9%，降至25年来的最低点，在创造了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增速整体放缓的新特征。在2014年APEC峰会上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将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出现更多新的特点、新的规律，出现持续性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较之前发生了哪些变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究竟在哪里？弄清这些问题，是更好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重要前提。人民智库成立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研究课题组，并围绕此开展了相关的实证分析，现将主要研究过程及研究发现呈现如下。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现状与挑战
2011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均值为8.23%，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持续走弱；煤炭、钢铁等传统高能耗产业和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相继出现产能过剩；世界经济萎靡带来进出口总额不断下降，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增速的换挡调速期、经济结构的调整阵痛期和对前期刺激政策的吸收消化期，“三期叠加”推动着传统经济动能的转型调整，也迫切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剔除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之后，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等因素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通常，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此前很多研究的测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0年到2012年期间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人力资本结构改善缓慢、就业增长显著降低、投资率过高且投资结构失衡以及产能过剩带来资源配置率降低等因素，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益于劳动力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那么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将必须依靠结构优化和效率改善。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一个实证探索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内在逻辑体现在通过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新常态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动情况，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人民智库课题组选取2000―2012年中国省级（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指数分解法（数据包络分析-马奎斯特指数），从技术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两个角度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随后，课题组在构建经济增长模型，经过F检验、Hausman检验（豪斯曼检验）等对模型具体形式与回归方法进行确定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实证探索了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政府规模、政府干预程度、投资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并分别测度了2000―2007年以及2008―2012年两个阶段上述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情况。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变量数值测算等存在一定差异性，课题组更着重于分析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的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找出“新动能”，并探讨如何更好发挥“新动能”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以回归模型为遵循，课题组选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产出变量，将资本存量（K）、劳动力投入（L）作为投入变量，以2000年作为基期调整相应指标数据，对2000―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情况进行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与分解，其中，资本存量的测算采用了永续盘存法。同时，选取适龄劳动力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投入（HUM）；以公路、铁路、水路建设密度测量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体现政府规模（GOV）；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比体现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SOE）；以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投资占比情况考察投资结构（CON）；以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TER），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相关经济指标均调整为按可比价格计算。样本数据统计性描述见表1，主要回归结果见表2、表3。
以创新为驱动，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善两个路径同时发力，通过对2000―201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DEA-Malmquist指数分解，可以看出，在考察期间之初，技术进步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损失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技术效率的提升并没有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提高。同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也有所差异。测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对于技术进步的吸收要优于其他地区，而技术效率改善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技术效率偏低和技术进步不足也是东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优化投资结构，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途径。投资驱动带来了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而投资结构的优化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一直以来，“三驾马车”带动着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尤其是2008年之后，4万亿投资为危机后中国经济软着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但是测算结果表明，投资率过高和投资结构不合理恰恰是造成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增速缓慢甚至下降的重要原因。尤其是2008―2012年期间，建筑安装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其实，这一结果并不难理解，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府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规模带动GDP增长的激励机制下，盲目招商引资，盲目上项目，缺乏深入的市场预测和评估监管，进而造成当前投资率偏高而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在当前仍旧大量存在。投资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带来投资效率的降低，而投资效率的降低又势必影响经济增长质量。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根据测算，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发展不足，是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任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部分行业尤其是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呈现典型的结构性过剩，这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来调整结构继而实现增长；另一方面，当前经济增长中出现很多新的业态模式和新的市场需求，比如根据《人民论坛》关于“当前中国发展动力及其构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互联网+”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14年，我国排名前48位的大城市创造了56%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贡献了74%的新增就业岗位。虽然我们在实证研究中选择了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来代表城镇化水平，但测算结果仍然验证了城镇化建设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从内在机制来看，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不仅体现在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还体现在产业分工深化以及在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通过再配置而提高了经济增长绩效。此外，能够推定，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还将吸引更为大量的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城市公共事业以及现代服务业，从而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更好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经济增长新动能。
以全要素生产率引领新常态的对策建议
事实上，从经济增长速度和周期上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逐步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而通过对2008―2012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及分解，我们可以对当前经济新常态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进一步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
鼓励自主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落实创新驱动战略，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促进企业、科研机构及产业园区之间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实现高效率、高层次的协同合作，构建更为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从而提高创新驱动向现实生产力的高效转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落实创新驱动并不是空泛的口号，也不是蜻蜓点水的小打小闹，而是要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通过技术创新为市场提供更高端、更环保、更具价值的创新成果，为经济增长培育核心动力。
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投资主体和投资渠道多元化。经济增长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并非要否定投资的重要性，投资并不是“洪水猛兽”。事实上，从当前的改革需要来看，创新能力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都需要投资支持，需要更加合理的投资结构。新常态下，进一步调整投资结构，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疏通产能过剩行业的退出渠道；完善投资监管相关政策法规，降低新兴行业准入门槛，提高投资灵活性；通过多元化发展实现投资主体、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等的优化。
化解产能过剩，推动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要重视核心技术的应用，创新能力和实力的提高，从而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要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城市经济逐渐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型服务业的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关注经济发展中新业态、新模式的变动，提高相关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改善人力资本结构，释放更多的人才红利。人力资本结构不合理，不能满足当前经济多元化发展需求，是限制人力资本发挥更大作用的制约因素，这为此前的很多实证研究所证实。当前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行业和新领域，都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提供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要成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之一。因此，通过改善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度，将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重要途径。从当前来看，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性人才，是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城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人口流动是“用脚投票”的过程，城镇化建设既不能走传统土地城镇化道路，也不能简单地走人口城镇化的道路，而是应该走尊重人们意愿、响应人们诉求的城镇化道路。对于城镇化的理解，也不能简单局限于城镇地区，而是应该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域来加以审视。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相关政策在基层办事机构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才能为人口在城乡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提供现实条件，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充分发挥城镇经济尤其是小城镇经济（包括美丽乡村经济）在新常态下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执笔：人民智库研究员 于晓萍（见习）；统稿：人民智库高级研究员 栾大鹏）
（本文为人民智库独家研究成果，未经授权，谢绝转载）
责编/杨鹏峰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