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忍受是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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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的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痛不欲生的写作

大众电影：当初为什么会创作小说《风语》？里面的什么最触动您？

麦家：我是最早、可能也是惟一一位关注破译家命运的中国作家。从《解密》到《暗算》，十几年中我写了好几部破译题材的小说，社会反响很大。写完《风声》后我决心写一个“大东西”来给这类题材的作品画个句号，最后选择《暗算》中的一个人物来写，就是701的前破译处处长陈二湖。

在《暗算》里，陈二湖的故事大致叙述了这个传奇人物悲惨的晚年，既然是要写完整的故事，光有晚年显然不够，我必须把时间的指针调回到战火纷飞的六、七十年前――那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一位青年才俊怀着满腔报国热忱不远万里从美国归来，欲与家国民族共存亡……故事就这么一点一点地展开了。

令我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才开始写完两章，这位青年才俊除了名字，已经离陈二湖越来越远，到后来几乎毫无关联。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物，一个以一己之力挽救战局的天才人物，一个对日本爱妻至死不渝的痴情人物，一个身处各方焦点漩涡却仍书生意气的天真人物……我再一次体会到，当人物性格及大环境确定之后，他的命运会如何发展，作者有时真的无能为力。

《风语》中另一位主角陆从骏，开始设计他只是个讲述者，由他来讲述陈家鹄的故事，是个旁观者。可写着写着，发现他的重要性竟丝毫不逊于陈家鹄，两人的对手戏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深。这也就成了这部作品让我不能平静的机关――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人，而是一个单位（黑室）里的同事，上下级；他们之间没有嫉妒或仇恨，有的是因为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为同一目标却因不同立场而产生的矛盾。这样的矛盾非常微妙，它源自于“公”，却又无法堂皇正大，只能充斥到“卑劣”但又“干净”的权谋中去。生活的意外和生命的意义在二人之间划开了无法逾越的鸿沟，“角力”的背后是人性的强和人力的弱，让人叹息，让人无奈。

大众电影：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就如同一个母亲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充满了快乐、痛苦、酸甜苦辣。请介绍一下整个创作过程。

麦家：《风语》我是从2008年初夏开始动笔写的，想当初，我怀着无限热情在电脑上敲下《风语》小说的第一个字时，绝没有想到这会是一段在峥嵘中平淡而时时生出绝望的日子的开始。这几年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风语》的写作上，小说，剧本，一稿，二稿，马不停蹄，朝思暮想，夜以继日。自虐性的写作，写到吐。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电脑就打寒颤，想到明天还要写，就想念砒霜的味道。期间，还经历过一次电脑崩盘，写好的几万字稿子“壮士一去不复返”，那简直是天崩地裂，痛不欲生。如果当时有把手枪在我身边，我说不定真会举起来对准太阳穴开枪。

将近上千个日子，除了吃饭睡觉和散步，我几乎每天都要写10个小时以上，时间长了身体就向我发出警告，失眠，腰病复发，后来几乎天天都要靠安眠药来解决睡觉的问题，靠推拿和暴走来解决腰肌无力。我不知自己为什么要这么疯狂，现在想来只能归结于我内心对创作的诉求已经到了一个我自己都无法控制的地步。在写作中我身体承受了疲惫、痛苦、疾病，但我的心却能收获快乐、安稳、自由，甚至还有一些虚幻的幸福感。这感觉就像吸毒。

大众电影：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是不是如何写好破译？

麦家：不是破译行业的难度，这点对其他作者而言可能很难，但对我来说恰恰是简单的，因为我比较熟悉。要说难，还是人物塑造的难度。比如陈家鹄，他是数学家，是很专业的天才，我要写好他，常常要让自己读大量的专业书，准备大量资料，作数学家状去揣摩天才陈家鹄的心思，个中滋味真是苦不堪言。陈家鹄偶尔的灵光一现，我也许需要想上十天半月，甚至更久，结果也未必是最贴近其本来面目的。好在时间还算充裕，我可以慢慢来，“以时间换空间”。再比如杜先生，他的出场虽然不多，但却是整本书的一个“眼”，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身上，高级官员的霸道、狠辣、铁血、厚黑、虚伪、高傲等等复杂甚至矛盾的性格都必须恰如其分地去呈现，重不得，轻不得，急不得，缓不得，这个分寸把握起来很难。但总的说来，也不存在什么过不去的坎，再难的路总有办法“迈步从头越”，只要坚持。

大众电影：您觉得改编后的电视剧和小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麦家：电视剧和小说的区别太多了，可以说无处不在。本来，我在写小说和剧本时就有个想法，要拉开它们的距离。我一直认为小说和影视作品完全是两回事，小说是麦田里的麦子，影视剧是用麦子制造出来的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不可能有乡村、田野、麦浪滚滚、天高云淡的景色。文字是接地气的，通灵的，她着重的是生活的模糊性，人心的复杂度，而影视作品尤其是电视剧，它更关乎戏剧情节，视觉效果。一部小说过于像剧本肯定不是部好小说，同样，一个剧本像小说肯定也不是好剧本。

我的爱好是写小说，写了二十多年了，但同时我的职业是编剧，自然也写了不少剧本。多年积累的经验让我有了一个小小的野心，一个故事写出两个不同属性的版本，《风语》就是我想实现这个愿望的试验田。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但我确实这么做了，有意识地把《风语》的故事按照不同的要求写了两个版本。这个作品体量很大，现在小说和剧本加起来有近两百万字，但当中相同的部分至多只有百分之二十。像一个人的正面和背面，只有轮廓是相同的，具体的情节、细节，包括故事的走向、情节的推进方式、人物命运发展的轨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譬如电视剧里面，陈家鹄最后去了延安，小说是进了寺院；电视剧里惠子死在了重庆，小说里回了日本；电视剧里面海塞斯被姜姐出卖后是真的就被遣送回国了，但小说里没有，陆从骏赌出性命将他留了下来，让他得以继续为“黑室”工作。小说中还有大量的电视剧里面没有的人物会登场，比如一位峨眉山的老和尚，得道高僧，既治好了陈家鹄的病，更医好了他的心病，让他得以从“惠子之叛”中站起来，全情投入“黑室”，为“黑室”立下了汗马功劳，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悬念和信仰

大众电影：这几年悬疑小说正在流行，比如东野圭吾。您最喜欢的悬疑小说家有谁？为什么？

麦家：东野圭吾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是为写悬疑而写悬疑小说，倘若悬疑小说是一条河流，他是站在岸边看潮起潮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看《名侦探的守则》，已经将这类题材的小说消解到了何等剖皮见骨的地步，一般的悬疑小说家不要自以为高明，你的高明在东野那里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

我比较认真地读过《白夜行》，我相信东野圭吾本人也绝对不可能承认这是一本单纯的悬疑小说。他用一个极端的恨的故事在丈量人心的爱有多深，桐原亮司是伏在人类内心的阴影，他的灵魂对阳光的爱和渴望有多大，他的肉体就陷入黑暗的恨和残忍有多深。

这一类型的小说，我早年读爱伦坡和钱德勒的比较多，后来读了不少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但总的说来都不是特别痴迷。要说与我内心最为贴近的作家还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马尔克斯、卡夫卡、加缪等。但我必须强调一下，这只关乎个人喜好，没有高下之分，文学到了这些国际级大师的份上，原本也就是春兰秋菊，各有千秋。

大众电影：您怎么理解“悬念”？

麦家：希区柯克有一个著名理论――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另一方面，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并牵动观众的心。这个理论我是信服的，并毫不客气地“拿来主义”。这种讲故事的方法，你会在《风语》中随处见到。

大众电影：“信仰”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涉及，您怎么看待“信仰”？

麦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们的文学、影视一味沉迷于庸俗人生，反对宏大叙事，满足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写作进入了“否定”时代，作家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热衷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和信仰的迷失。旧的东西已经打破，新的东西却没有确立。但是老百姓对英雄人格和崇高人生是有渴望的，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生的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不会再写破译题材

大众电影：这几年您的作品火了，您也火了。您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变化吗？不变的是什么？变了的是什么？

麦家：改不改变关键是看自己。当然，在所谓的“火”起来后，我就要接受某些试图“改变我”的考验和干扰。对此，我的原则是试图不被改变，或者说尽可能保持常态。说到底，我就是个写作者，每天靠读书和写作过日子。我现在依然过着这种日子，不免孤独，但我享受这份孤独。文字也需要我孤独。

我的生活很简单，一般来说每天早晨九、十点钟起床，吃完早饭散步三十分钟，然后写作。写到下午两点吃午饭，不能吃太饱，饱了头昏，然后写到五点钟，等儿子放学回来，休息。晚饭吃的特别多，三碗米饭，完了我会一个人长途跋涉，散步两个小时，我的很多故事都是在散步中想出来的。当然免不了有些应酬，有些事你虽不擅长但碍于面子还是要去应酬的，不同的是有些人喜欢跟人打交道，泡吧、聊天、交际，其乐无穷，对我来说这种生活可能是忍受。但忍受又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我，忍受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众电影：《风语》小说一共几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方面的计划？

麦家：就写三部，不会再多了，太累了。以后要写什么真的没有完全确定，只有一点无庸置疑的，就是――不会再写破译家的作品了。虽然从商业的目的看，接着写这类东西是最讨巧的，我是这方面的权威，有几十万忠实的读者。但我认为一个职业作家，一个视创作为生命的作家，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那样只会消耗自己的创作动力与灵气。至于我为何不再写这类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这题材我写得够多了，再写很难自我超越，甚至难免重复；另一方面，破译家我实在写得心力交瘁了。破译家都是天才，要写他就要把自己“调”成一个天才，要看大量资料，每句话都要深思熟虑，实在太累。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作家不能将自己类型化，我写的就是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心灵。接下来，我可能会写一些更自我的作品，但具体是什么，在作品没有写出来之前，甚至还在构思阶段就不停地“剧透”其实挺无趣的。

本组文章相关图片由郭晓冬、麦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