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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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素以严谨著称的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在目睹了令不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的债务危机之后，大胆地预言在二年的千禧之日全球将爆发一场更为酷烈的金融危机。不幸的是，由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斯特兰奇预言的这幅画面在一九九七年提前出现了。“二战”后，乃至冷战后流行起来的各种笃信资本“被驯服”的观点在亚洲危机面前似乎成了痴人说梦，而日益痴迷数量化的经济学以及不断受到经济学帝国主义蚕食和毒化的社会科学给出的回答也显得苍白，有意无意地掩盖了金钱背后隐藏的各种不平等以及冲突矛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在这里非常合适：“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是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都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创始人之一，斯特兰奇教授在四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东亚危机之后她完成了《疯狂的金钱》这本著作。遗憾的是，在本书出版不久，她就永远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桃李园地，终年七十六岁。她说，国际关系领域由于长期受行为主义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只要掌握足够多的数据，建立起预测模型就可以把握国际关系的前景。这种误导使许多学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烦琐而且呆板的数据之中，忽视了历史以及真实多彩的世界，因此，“包括经济史在内的所有历史是知识分子傲慢自大的必要解药”，对于经济学家尤其如此。在她看来，不断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将是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金融已经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未来不是信息时代而是金融时代。
无论哪种经济学教材都不否认金钱逐利的本性：只要有可能，资本就会突破所有约束和障碍占领利润最大的空间和领域。简单地说，“二战”之后的资本扩张是以两种方式实现的：一种是空间的延展，另一种是领域的深化。金融创新使资本真正实现了全球共时流动，并且可以脱离实物经济毫无顾忌地加快自己的流动速度，瞬间实现价值的成倍增长。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资本全球化的冲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深切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揭示这些数据背后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以及资本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比简单地描述现象实际上更有价值。
虽然一直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依然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占据主导性比重，但是这并不说明资本向非西方国家的流动模型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资本流动的空间变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九九七年的危机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个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
“二战”后资本流动的恢复实际上是在美国霸权支撑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实现的。为了遏制苏联集团的力量，美国在西欧实行了“马歇尔计划”，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其他大陆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了军事援助。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资金流动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资本也加入进来。但是由于两大集团的对峙，这些资本流动的范围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国的“后院”之称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随着世界政治中战争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长成为各国主导战略。对于渴望经济繁荣、政治合法性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现在面临的最激烈竞争来自昔日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战友们。由于这些国家在资源禀赋、产品结构等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间缺乏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须为了争取外国资本、技术以及市场而不断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做出让步并且相互竞低条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选择。倡导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以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这样一个总体性趋势：各国采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正统理论，并且遵循着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对政治主张以及职业观点的牢牢控制肯定是从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均质的，在自由化时序、制度结构和取向、国内经济状况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在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几个可以集中吸引资金的“漏斗”地带——所谓的新兴市场，例如东亚、东南亚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国家。这些“漏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是资本空间扩张的最后边界，在这些地区投资获利最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创新，八十年代以来资本的结构出现了重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对于实物经济的直接投资外，在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越来越大的是各种以投机为目的的投资基金。直接投资受空间的限制很大，并且没有投资基金行动灵活、赢利迅速。因此，这些“漏斗”地区也逐渐成为势力越发强大的投资基金最青睐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东亚和东南亚就是这样的投资“漏斗”。在这两个地区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危机爆发之前，两个地区的经济增长迅速并且积极推行自由化措施。前国家经济转轨的重要理论家杰弗里·萨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项研究中就指出，新兴市场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现两种假象：一是认为经济自由化之后货币坚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报的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启动了房地产价格以及非贸易商品与服务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货币也开始贬值；另一个假象是认为国内银行从解除管制中获得的自由是无风险的，而实际上从国外借款并在国内泡沫经济中投资非常容易受到本国货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各国政府或者忽视了这种现象的潜在危险，或者不愿意正视被长期繁荣掩盖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盲目，这实际上损害了市场的信心，直接导致了恐惧心理的多米诺效应，整个经济的信用维持和创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这些短时间流入的资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规模向国外转移的时候，政府面临着洪水溃堤的巨大危险。
在金融领域，犯类似错误的不只是政治家，还有“商学院、经济理论家以及政治学家”。商学院向学生传授的只是融资的专门技术，没有让他们理解为什么在融资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给金融体系和单个企业带来了什么风险。而且到处泛滥的哈佛个案研究方法把重点放在了制造业，而不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经济学家痴迷于交易成本问题，忽视了作为市场经济决定因素的技术发展，即便有人关注技术创新，但集中在制造业，特别是工业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创新上，很少注意银行使用的技术创新、金融交易创新以及银行本身的创新。至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他们对于金融事务的细节问题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兴趣不大。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众无论在认识上还是行动上都远远落后于金融创新的速度。
金融创新包括三种形式：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以及程序创新。这三种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二战”后大部分金融创新是从美国开始的，然后扩展到伦敦、东京等地。而且许多创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当时越南战争导致了通货膨胀，尼克松实行了美元贬值，实行浮动汇率。这些变动导致了价格和汇率的频繁变化，经营者为了避免风险、赚取利润不断创新。银行开始涉足新的服务领域，而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侵入银行的服务领域。但是“没有美国政治当局的同谋（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它们的创新和技术就无法为自己带来丰厚利润，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变化”。
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更多地重视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为了补救对金融创新所做的让步。而正是这些政府行为赋予了一系列创新合法性，并且为它们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不仅是众多创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创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创新，美国大量的资本找到了新的投资目标和领域，并且在绕过政府管制上更加灵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实际上在金融管制上为后来者设置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九十年代出现的几次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样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私人资本合谋发动了危机，在几乎一夜间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几十年辛勤劳动积累的财富以“体面”的形式掠夺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机之后，东南亚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经济的停滞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股市红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资本投资的获利者把问题的原因完全归结给受伤害者，这颇有些强盗逻辑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和精密的统计，任何有常识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资本流动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必然是以另一个国家的损失为代价的。
批判资本投机并不是完全否定资本流动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归封闭经济的状态，而是提醒各国政府以及公众不要被“资本神话”所迷惑，只注意金钱的炫目和虚幻的繁荣，忽视其背后的危险与凶残。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尤其是业已形成的世界市场经济来说，资本的重要性无异于血液之于身体。但是如果不随时警惕血液发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变，那再强壮的身体也会受到威胁，甚至危及生命。对于世界市场经济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个不断复杂庞大的综合体至今还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医生，相互独立的各国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国际组织在诊治病症和监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过是乱施虎狼药的“蒙古大夫”。
现在全球经济遇到的一个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统一的经济与建立在领土分立基础上的政治管理。这种经济上的统一与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协调和不对称，资本投机有了更大的机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表明，只有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实现了协调，才能保证经济的繁荣和有序发展。在过去数百年中，市场经济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国内市场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实现了和谐和统一。以领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保证了国内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但是随着市场的不断扩大，跨国、跨地区，乃至全球性贸易、资本、劳动力流动在数量和广度上的发展，这种长期维持的和谐关系难以维持。而资本借助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金融创新，不仅克服了空间扩张的障碍，而且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形成了虚拟经济超越实物经济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领土范围的国家以及局部性的国际组织的管理能力。
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需要两个基本的主体：最后贷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维护公众、企业等对金融体系的最终信心，后者惩罚和防止干扰金融秩序，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内金融体系中，这两个主体实际上就是国家，并且实现了较为合理的统一。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可以把这两种基本功能承担起来的主体。既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也没有类似的国际组织。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各国协调相互的行动，在防范金融风险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种是加强现有的国际金融管制措施，特别是强化并完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能力，把它们发展成类似于全球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组织。
从理论上，这两种选择都有可行之处。但是必须考虑到它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就第一种选择来说，如何协调各国的行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各国协调行动至少面临下列困难：第一，在谁充当领导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这些基金等诸多问题上各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之间。被认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常常在危机爆发时并不积极，因为相互讨价还价而延误了解决的时机。三十年代的危机是从奥地利的信贷银行破产开始的，而英、法、美等国出于各自的考虑并没有提供及时而充足的资金，从而诱发了一场席卷世界的大萧条。在一九九七年的亚洲危机中，日本这个大国邻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仅没有积极提供帮助，反而推动日元贬值，颇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对于它们来说，只有等到危机殃及自己的时候，才会采取措施，而这时候往往危机已经病入膏盲了。
第二，各国合作遇到的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制度之间的差别。与此相关的是各国历史、文化、国内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异求同变得非常重要。在斯特兰奇看来，虽然研究这种差别是比较政治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内容，但似乎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这样可能因为美国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在学术界处于统治地位，它经常假设世界的其他国家可以模仿美国的体制，或者它们早晚会这样做。各国的情况表明，首先在管制体制以及机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其次国内政治以及对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认为是理想模式的美国体制，虽然能够消除许多缺陷以及冲突，但不一定说明它是一种好体制，因为美国能够比其他国家避免一些危险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已经形成的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实力。
第三，在现有体制下，各国的合作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经济实力以及管制体制优势决定的。但是“二战”以后的危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危机中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应该得到优先的考虑。实际并不是这样，西方国家或者无视这些国家的利益，或者武断地把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这些国家内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体制强加给这些国家。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被许多人视为惟一可以承担起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美国。实际上对于这个夹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大国来说，其国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兰奇的话说，“美国所有领域的政策（不仅仅是金融政策）在本质上都是国内政策。决策一直是针对国民情绪、国内问题以及国内各种利益做出的。美国历届政府至今还不善于考虑它们自己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人的”。另外，美国现在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起这种稳定的作用依然是一个疑问。
在第二种选择中，国际清算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实表明它们还缺乏承担起最后贷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质和能力。长期以来，国际清算银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国中央银行都遵守的共同规则，并没有重视明确它们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尔协定”制定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在制定共同规则方面竭尽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资本充足率规定的失败，也放弃了建立银行监督共同标准的整个思想，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权威以及威慑工具来强制这些规定的实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亚洲危机中最有争议的对象，不仅受到了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的批评，而且也令一些西方国家不满意。虽然有一些人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发展成为全球的最后贷款人，但这并不现实。许多学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过于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色彩，其解决危机的措施常常不顾社会政治后果。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必要的技能以及强制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依然是一个疑问。
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进行的选择实际上是追求更公平、更稳定的经济发展还是财富创造的最大化？是推崇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发展的质量？这些选择并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政治选择又是由人们的经验形成的。然而，选择上的困难不能成为犹豫不决和无所行动的借口。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一个关乎到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巨大问题，其紧迫性在一定意义上远远超过了环境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各界人士达成共识，而且更需要更多的声音参与对话和讨论，不能用生僻的术语把这个全球性问题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同时学者更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工作，因为“在思考可行性选择时，学者与新闻记者相比有更多的时间，与官员相比有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