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消隐”的开启者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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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些词汇，镌刻了一代甚至是几代服装人的集体记忆，承载了一段中国服装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更记录了一场社会生活的变迁与发展。当我们还原了历史的语境，打捞起这些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大鸣大放、大开大合过的词汇时，我们被它们曾经拥有的荣耀震撼了。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光环下，在中国服装行业再次面临拐点时，我们应该如何解读新时期以来中国服装业这些消隐现象的存在价值？如何在继往开来中反思这些现象的现实意义？本刊特别专访了中国服装协会产业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国强，期望以史鉴今，同时向服装业发展的每一个结点致敬。

绳结上的年轮

拂去那些历史词汇上的岁月尘埃，我们仿佛依稀看到了蒙妮莎、太和的女装神话，看到了汉正街、妙果寺攒动的人头，看到了如今的大师在兄弟杯、金剪奖上的青涩面容……“当这些产业现象被概念化时，它就超出了现象本身，成为了对于其同类现象的概括总结，成为了中国服装业发展过程中的结点。”陈国强认为这些现象虽然已经“消隐”，但是其历史代表性并没有消失，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服装业发展中起到了作为标杆的结构性动力作用，对产业起到了示范作用，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意义，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比如布票的消隐，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缩影，在社会生活层面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名工程则是中国服装业由产品走向品牌的历程折射，同时也是中国百姓由需求消费走向时尚消费的一个映射。”

就像绳结上的年轮一样，这些词汇是中国服装业发展史上的坐标，“它们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反映了不同时期我们对产业的动态思考。比如从纺织工业部到纺织工业协会的调整，从之前经贸委的取消到现在工信部的成立，这些都并不只是名称的变化或者机构的调整，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于包括纺织在内的工业产业属性的深入思考。”陈国强认为，应该在历史动态中、从制造的工业属性和流通的商业属性去理解所谓“消逝”的现象。

“消隐”背后的反思

在陈国强看来，这些现象或词汇虽然都在“消隐”，但是性质却并不相同。像布票这样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自然消退的是为一类，“这是社会进程中自然的沉寂过程”。像汉正街、妙果寺这类由经济发展裹挟而来的经济现象是第二类，“它们的辉煌记录了经济发展的高峰，它们的未来还需要随着经济发展提升之后再证明。还有一些概念是被人们太简单地抛弃了。”陈国强认为这些都有可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恢复。

最值得思考的，还当属那些探索中的“先驱先烈”和那些为中国服装打开一扇扇时尚之窗的“开山之作”。“先驱先烈”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成仁成义。比如，杉杉最早尝试的设计师品牌法涵诗，它为行业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并在数年后成为了行业的一种发展趋势。虽然最后迫于上市公司的盈利压力不得不转手他人，但是郑永刚的前瞻眼光并没有问题。“法涵诗的消逝更多的还是由于外部环境尚不成熟，高品质高价位，设计师所带来的品牌个性，在当时的市场竞争中很难不举步维艰。即便是现在的设计师品牌，依然还在思考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保持独特个性的问题。”陈国强认为这是一类由于外部环境不成熟而出现的“夭折”现象。而另一类则是由于内涵不强大而引起的沉寂，可以以武汉太和为案例。“太和女装可以用风靡一时来形容，但是家族企业的架构发展显然没能跟上其品牌的风靡速度。服装品牌的经营，既是一种技术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当企业从事的时尚产品在迅速铺陈时，企业也应该随之理顺、调整自身的经济关系。”陈国强说。

当然，有些现象虽然不可再现，但却可以结晶成为中国服装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概念，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成功的探索。因为其原貌虽难再现，却为后来者开启了新的视野。比如王新元长城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在于这场秀本身，而在于其传递出来的意义。长城是一个象征意义，王新元带来的震撼在稍早一点宁波天一阁举行的那场‘天一夜宴’就已经开始了，古老的藏书阁与时尚的现代秀撞击出强烈的中国声音。中国设计师开始走过单纯追逐西方时尚的阶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进入设计师的思绪，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此之后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陈国强认为这样的开启者是尤为值得记住的。

同样，在集体记忆里留下烙印的那些可以称之为概念的现象，也是值得思考的。“产业的提升不等于否认它的基础。商业立足于制造业，制造业脱胎于手工作坊。只有在已有基础上的前行才能稳妥、坚毅。”陈国强认为打捞中国服装集体记忆的意义，不在于沉湎，而在于前行。“PPG很能说明这个道理，虚拟经济确实是产业发展的方向，但是如果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就很难持久发展。虚拟经济依然是实体经济的表现形式。”反思这些“消隐”现象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