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哲学观与《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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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面对诸如“哲学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如果你能确切地给出答案，那么，我恐怕会不无遗憾地说：你眼中的哲学已经出现了式微的表征。这表征正是由于思考的匮乏、关注度的降低造成的确定性。但当我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有了欣慰的理由。它不像其他哲学史著作那样艰深晦涩，罗素的这本哲学史让哲学回到了它本真的状态，使哲学根源于人的心灵，紧扣生活，关注现实，激发思想，增加智慧，读起来鲜活生动，富有人情味，让人感觉可亲可爱。
伯特兰・罗素不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显著的贡献，而且他还在数学、逻辑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甚而积极投入到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他认为，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在政治上，罗素的思想注重经验性，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1945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应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所做的讲稿，这本书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方哲学史》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20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作者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全书在讨论哲学派别和哲学家时，往往并不看其学术地位，而是按照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来决定详略取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80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罗素在书中对哲学所注入的史的观念是一大特色，所以本书的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不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国外有学者把此书视为历史著作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与其他西方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序言里宣称，由于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因此他要求自己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要比一般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而因为罗素本人有极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做到这一点毫不费力。他重视历史运动中的统一性，在很多章节的前面，他插入了不少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例如在叙述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时，加入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知识;为更清晰介绍经院哲学，他以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中世纪史及基督教发展的知识。罗素在评价任何一位哲学家时，都尽可能将其置入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与作为他的哲学的原因的社会价值观念。借用他本人的说法：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哲学家所应有的同情的理解。
客观地说，《西方哲学史》只是罗素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其丰富的哲学主张并未在这本著作中留下太深的烙印，他坚持的一贯的客观、解释的立场甚至在书中以反方向呈现。但是，他在书中注入的崭新的哲学观仍令人印象深刻。罗素在序言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尽管与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哲学，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失误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他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避免过于相信科学而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因过于依赖神学而变得狂妄傲慢。这恐怕就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哲学家的标准，例如对康德和杜威的批评。罗素的哲学目标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求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科学可靠无误的证据。这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用“矛盾分析法”（寻找哲学家理论或思想的内在不统一）作为评价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的优劣的标准，比如对洛克的分析，如他所说，对后世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尽管他在洛克身上花了不少篇幅，还是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优异的。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罗素在取材和评价上采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标准：取材主要取材于该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罗素认为，在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的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要多，但正因其影响之巨大，纵观全书，他们所占篇幅无人可比。另一方面，在评价该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本身所具有的优异性时则采用了另外的参照标准，罗素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家，他不自觉地将这一标准分解成两方面：体系的内在无矛盾性和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可靠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符合常识性。
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一文中指出，“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哲学史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提供哲学知识，一是启发哲学创作。”（《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第14页）而罗素，恰恰是一个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两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哲学家。在哲学创作方面，他在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且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哲学方法――逻辑分析，这被认为是他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同时做到了提供哲学知识以及启发哲学创作，他的这部《西方哲学史》被誉为“写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且仅有罗素才能写出来的哲学”。
（作者单位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