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视角与悲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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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乡分治”这一“国策”有一形成的过程：建国后1950－1952年，是城市与乡村的蜜月，工矿企业在农村大规模的招收青年，调动了农村知识青年进城的热情。可是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城乡间的危机第一次出现，政府为了动员农村中小学学生回乡务农而调整教育发展规模，各省不能升学的农村初中生约达70％，他们绝大多数当了农民。1956年经济冒进，大批农村青年丢下锄头重新涌入城市。国家为制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城乡间的界限从此被严格固定下来。“城乡分治”虽然扭转了乡村劳动力向城市汇集的趋势，但是国民被划分为两类人，这一划分产生了数量最大的两个等级群体。

《太阳落在城里头》这一小说的标题就直接点破了这一人为的城乡等级差距，更加难得的是小说是从农村男孩“龙翔”的经历和思维，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比如作者是这样描写“龙翔”作为一乡村男孩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他正坐在小山顶上盯着夕阳看，看它是怎样一点点掉到城里头的。表姐多幸福呀，晚上都可以见到太阳。他心旷神怡地想着，忽地对着天边嗷嗷乱叫。”这种儿童的视角使小说有一种近乎童真的纯粹。在儿童式的视野后面，却是莫大的悲哀，而且这种悲哀是整体的悲剧意识，因为过于庞大，所以必须掩藏起来，并且以孩童的视角将它淡化。

如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所以酉蕾宁把目光定格在底层人民身上，对底层人民的书写，是她悲剧意识的根本。悲剧意识是对人类生命在世生存的悲壮性的意识。人从出生后，便在理想与现实中搏斗。理想的不可实现性决定了悲剧意识的必然存在性。因此，悲剧意识是人类的根本意识之一，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都以各种形式存在。

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悲剧人物当然是向往城市文明而不得的男孩龙翔，“老师，是不是太阳落到哪里，广播和报纸就在哪里呀？城头究竟有好远？我，我想进城……”。龙翔对于城市的饥渴终于由一条城里表姐寄来的背带裤而得到补偿，但是最后连这一微弱的补偿品都要被同样向往城市文明的大队干部的女儿李家英夺走。童稚的心灵在人为的城乡鸿沟的肆意凌虐后，又被乡村里的权力造成的等级秩序任意践踏。

龙翔的母亲自然也是城乡差距与权力秩序的牺牲品，甚至在权力的压制下不惜牺牲儿子：“儿子对裤子的挂念，太阳晒晒也就忘了，可记工员圆珠笔一划，他爸的工分便能滋溜上升呢，龙翔撞人的过错也将勾销――大人的考虑，总是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成人的世界是现实的，就会更加自觉地意识到权力秩序。母亲“生怕让记工员听见――从来没有哪一个女人叫她这样害怕。其实人家没有暴跳没有谩骂，还笑了几笑呢，但她……深入骨髓地怕！”只有权力才会让人深入骨髓地怕啊！

大队干部的女儿李家英其实也是悲剧人物之一。虽然“作为地位仅次于丈夫的记工员，李家英的妈妈看人基本上是斜视的。”但是大队干部及其子女享受的权力也有其地域的限制，他们同样的笼罩在“城乡分治”的巨大阴影之下：“从前，女孩儿李家英以为太阳单对着自己笑呢，乍一听龙翔提起城里的表姐，以及那些好看一千倍的衣服，她心里就长出了串串疙瘩，山都压不平。”

小说的精彩是不把悲剧限制在以上乡村人物，小说的笔触延伸到城市底层人物，其代表就是新来的上海知青童锦：“乘火车离家的傍晚，不管红标语绿军装，都灰蒙成了一团。太阳其实没有落到城里头，那儿很混沌，对此龙翔竟一无所知！”换言之，太阳不是像龙翔想象的那样落在城里头，城里虽然拥有乡村无法企及的物质文明，但是城市与乡村一样盛行权力等级秩序：“眼看记工员渐渐远去，跟另一个人奇奇怪怪地叠合了，那应该是老家弄堂里的革委会主任。”在童锦此时回忆的蒙太奇中，闪现了小小的弄堂里的革委会主任在权力膨胀时的得意嘴脸：“主任忽地搭拉下眼皮道，我听上头的，你听我的，除了你，谁还配戴这么红的花？”在城市遭遇权力的童锦在乡村又遭遇权力的再一次践踏：大队干部说：“这个童锦死不认错，绝不能再站革命的讲台了。”等级与权力秩序是天罗地网，让中国人不管在乡村还是在城市都无处可逃。

城市底层人物的悲剧描写还涉及龙翔的亲人：母亲“只在心里默叨：儿子，舅舅正在城里遭罪呢。”

作为悲剧穿针引线人物的龙翔是怎样应对这一切呢：“哭累了……真真切切，是童锦在回答他：去城头看看，那里有没有太阳……”

小说如此戛然而止，虽然笔触婉转，意在言外，却让人觉得避重就轻，有些消融悲剧意识的感觉，儿童视角固然使小说颇有新意，但同时也将大人们的悲剧淡化，没有使其小说获得一种质地丰厚的悲剧意蕴。我们也希望酉蕾宁的语言更加灵动有诗意，有一个“诗魂”的童稚内核。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